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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猫头鹰与寒鸦原本只是自然界普通的鸟类，然而，当文人创造性地将它们带入文学世界后，它们不仅成为独特的文学意象，甚至可能代表一种文学精神。本篇旨在解读鲁迅和卡夫卡的文学形象中所存在的精神共鸣。
关键词： 文学形象 鲁迅 卡夫卡 文学精神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动的漩涡中清醒地麻木时，西方的小资产者也在逐渐异化的世界里悲惨的挣扎。面对着日益陌生残酷的生存环境，鲁迅在暗夜里睁开清醒黑亮的双眼，以笔代刀，大声疾呼民族之不安，习惯了世人惧怕怀疑的目光，他从容地展示着未卜先知的睿智；卡夫卡在混乱不堪的世界里，合上自己萎缩的翅膀，强大的父权折损了他的自信，他躲藏于人群外，用敏感小巧的双眼去警惕着周遭的一切，试图在自己的内心为这个世界找寻一个出路。尽管鲁迅和卡夫卡在性格和文本上都有很大差异，然而他们在文学精神上却存在不容忽视的共鸣。
一、猫头鹰与寒鸦的文学意象
猫头鹰与寒鸦同属鸟类，本来它们只是自然界普通的一员，然而，当文人创造性地将它们带入文学世界后，它们的文学形象便得到了表现与延展，甚至成为独特的文学意象。
1.猫头鹰在中西文化中的形象
在中国民族传统心理上，猫头鹰是不祥之物，被称为逐魂鸟、报丧鸟，古书谓之鸱枭、鸱鸮、枭等，《诗经·鸱鸮》中有“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取我室”的诗句，控诉了猫头鹰杀子毁室的恶行。在《太平御览》中，它被列为“恶鸟”，一为“恶声”，如“枭逢鸠，鸠曰：‘子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一乡皆恶我鸣，故徙也。鸠曰：‘更鸣则可，不更鸣，东徙亦恶子之声。’”二为预示凶兆，如“鸱鸺，昼目无所见，夜则至明。人截爪甲弃露地，此鸟夜至人家拾取爪，分别视之，则知有吉凶。凶者辄便鸣，其家有殃。”这些记载生动地表现了猫头鹰叫声的恐惧，令人们厌恶，甚至不得不迁徙他处。值得注意的是，猫头鹰在中国并非历来恶名昭著，不少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上都刻有猫头鹰的图案，“从史前时代到夏商时代，崇拜神鸟和神圣鸱鸮的传统早在华夏成文历史之前就已经延续了约5000年。”[1]“鸱不但是商先民的图腾神，而且是他们的生殖神和祖先神，集三义于一身。”[2]
猫头鹰在中国文化中褒贬交织的复杂形象同样令人惊讶地呈现在西方文化中。作为文学意象，猫头鹰的身份在奥维德、维吉尔、但丁、乔叟等人的著作里往往预示着死亡和不详。奥维德的《变形记》里，猫头鹰是专门带给人不祥预兆的丑鸟；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史诗《埃涅阿斯纪》里，写到腓尼基公主狄多自杀，就描写一只猫头鹰事先落在她的屋顶哀鸣，唱起挽歌。莎士比亚的剧作《裘力斯·恺撒》中，恺撒被杀前，也有“夜枭栖在市场上发出凄厉的鸣声”的描写。而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象征；黑格尔的词典里，猫头鹰是哲思的别名；《伊索寓言》里的猫头鹰具有超群的智慧和远见。
2.寒鸦在中西文化中的形象
《辞海》中，“寒鸦，亦称‘慈乌’、‘小山老鸹’。鸟纲，鸦科。体长可达35厘米，上体除颈后羽毛呈灰白色外，其余部分为黑色，胸腹部灰白色。”早在《诗经·小雅·小弁》，寒鸦就出现了：“弁彼鸒斯，回飞提提。”鸒，鸟名，形似乌鸦，小如鸽，腹下白，喜群飞，鸣声“呀呀”，又名雅乌。这便是寒鸦。古人认为“寒鸦”是孝鸟，是富贵祥瑞的征兆，如《诗经·小雅·正月》有“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毛传》有“富家之屋，乌所集也”。白居易也曾感叹“慈乌复慈乌，鸟中之曾参”。“寒鸦”同时也是中国古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仅《全唐诗》收录的诗句中提到“寒鸦”的次数就有23次，著名的有“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新雁参差云碧处，寒鸦寥落叶红时”（温庭筠），“荒山野水照斜晖，啄雪寒鸦趁始飞”（韩愈）等。
相对于在中国文化中的孝鸟形象，“寒鸦”在西方文化中的形象则黯淡的多。《伊索寓言》中的寒鸦自以为是，喜欢模仿，虚荣愚蠢，既不比乌鸦狡猾，不及鸽子善良，又没有松鸦聪慧，是种不讨喜的鸟类。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中，寒鸦喻指邪恶强壮的游牧民族，被正义的老鹰（伊戈尔军队）所击败而四处逃窜。在法国电影《父亲的荣耀》中，寒鸦是一种弱小的易被猎杀的野味，听闻动静就会四处躲藏。
二、与作家的渊源
1.猫头鹰与鲁迅先生的渊源
早在一九零八年，同为章太炎门生的钱玄同便给鲁迅起了一个颇为传神的绰号：猫头鹰。据沈尹默回忆，鲁迅“在大庭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有人替他起了个绰号，叫猫头鹰。”一九二四年，鲁迅作过一首名为《我的失恋》的小诗：“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在一般人的心中，猫头鹰叫声阴森可怖，行迹诡异，实不讨喜，人常以为此处的猫头鹰只是鲁迅先生的戏谑文字，殊不知，猫头鹰却是鲁迅所爱。除了写诗外，鲁迅还不止一次地画过猫头鹰。一九二七年出版的杂文集《坟》上也作了一幅猫头鹰的装饰图案，画中的猫头鹰站立着，歪着头，一眼圆睁，一眼紧闭，两眼之上耸立着两撮毛，似乎正在凝神思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一套猫头鹰学术丛书里，认为猫头鹰“渴慕智慧”，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
猫头鹰习性古怪，夜行昼藏，这独异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令人惊惧。而类似的，鲁迅先生也是一位独醒于昏聩众人的先锋战士，他敏锐的察觉人们所不能察，呼人们之所不见，与猫头鹰的行性脾气有不少默契的地方。鲁迅先生在《谈蝙蝠》中说：“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它，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错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吧。”这不仅替猫头鹰、蝙蝠之类的夜行动物作了开脱，也为自己屡受笔诛墨伐作了自辩；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中曾经说过：“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不大吉利的事”，这是一种清醒而惨痛的自嘲，作为一名旧社会的叛逆者，他“哀其之不幸，怒其之不争”，誓要用自己“不吉利”的声音去唤醒愚昧的民众，他不稀罕鸟雀悦耳的鸣唱，却热烈地期待着“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正的恶声！”由是，“猫头鹰”已经深深地嵌入鲁迅先生的生命和创作中，无法分割。 2.寒鸦与卡夫卡的渊源
寒鸦是卡夫卡的一个隐喻，附着在他一生的创作和生命里。在布罗德《卡夫卡传》中，清晰地交代了“寒鸦”与卡夫卡的渊源。“‘卡夫卡（kafka）’这个名字源于捷克文，字面意思（正确的写法是‘kavka’）是‘寒鸦’。在弗兰茨早先给我来信时使用的赫尔曼·卡夫卡商号的公函信封上，就印着这头漂亮尾巴大头鸟作为标志。”卡夫卡父亲的铺子即以寒鸦来作店徽。
另外，在与雅诺施的对话中，卡夫卡自述：“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3]寒鸦是种喜爱群居的鸟类，有着黑亮的羽毛，而卡夫卡这只“寒鸦”却是灰色的并且渴望躲藏，这是为什么呢？联系他的生平和经历，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解释。
卡夫卡生活在一个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身为犹太人的他从小就在反犹太主义浪潮里感受着无可排遣的漂泊感，而当时的布拉格是一个犹太、德意志、捷克三方文化冲击下的错综复杂的交叉点，卡夫卡家族作为会讲德语又居住在布拉格的犹太人来说，其处境极为尴尬，这些使得卡夫卡无法对任何一种文化产生认同感。同时，卡夫卡在童年时期便深刻地感受到了父亲的严厉与强大，父亲主宰的世界就像一道屏障，把他同其他人隔开，弱小、卑微的他只能孤独地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据《致父亲的信》的描述，父亲的言行一般是“喋喋不休的指责”、“脾气急躁”、“百般责骂”、“诽谤”等，而卡夫卡的心理则是“畏惧”、“胆怯”、“自卑”、“耻辱”……“现在我在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这造就了卡夫卡无处不在的孤独感，他成了一只渴望躲在石头里的“灰色的寒鸦”。
三、两者在文学精神上的共同追求
当中国猫头鹰敏锐的发觉周遭环境的变化，在黑夜里清晰地发出几声恐怖的怪叫，试图去提醒浑浑噩噩，不知魏晋的众人；这时候，奥地利的寒鸦也敏感地知晓了世界的异动，因为懂得一己之力的卑微弱小，它安静而怯懦地接受了冥冥中的安排，远离众人却又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同类的命运。
1.对异化世界的着力表现
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基本生存于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西方社会里，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则生存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东方封建社会里，虽然他们的生存环境迥然不同，但同样存在着异化现象。“在社会中，人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有生命的主体。他在社会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活力，也就等于失去了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力。人在更多的情况下对自然还是可以消极适应的，但对社会和人的消极适应便成了一个社会的奴才，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有生命力的人了。”[4]这里所说的“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类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一类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
在鲁迅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显得平淡却极为撼动人心，随着现代经济对传统自然经济的入侵，人的自然性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被破坏，为了顺应和保全自己的生活，人们抛却朴拙之心，对他人的处境冷眼旁观，甚或添油加醋、落井下石。闰土、祥林嫂、孔乙己、阿Q等便是这类异化下可悲的牺牲品。纯真活泼的少年闰土经由社会经济关系的浸染后便不复存在，再次见面的称呼由“迅哥儿”变成了“老爷”。贤惠能干的祥林嫂被小镇人们看成是伤风败俗的不祥之物，最终在乞讨中悲惨死去。迂腐穷困的孔乙己受生活所迫去偷窃而被残忍地打折了腿，在人们的揶揄取笑中走向末路。依仗“精神胜利法”的阿Q在未庄同样命运不佳，人们都把他当成笑料，革命未遂却担了“革命党”的罪，最终被游街枪决。在这些小说里，看不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的传统道义，只有赤裸裸的冷漠和麻木。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必然会导致人与社会的异化。狂人、夏瑜等先觉者超前的历史意识与滞后的社会环境之间冰火不容，导致了一种悲剧性的异化命运。吕纬甫、魏连殳等知识分子在顽固强大的异己力量面前，以精神残废或肉体死亡的命运而告终。华老栓、祥林嫂等出自本能的求生意志与贫穷的物质环境以及“杀人”的精神环境的对立，导致他们不可避免的异化命运。
西方现代主义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一种异化倾向，人与社会、他人、自我等的关系都被严重扭曲。相比鲁迅，卡夫卡则更加侧重于表现个体存在在异化世界里的精神困境和自省，他笔下的异化世界显然比鲁迅着力描写的现实世界要抽象和诡异得多，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已经达到了恐怖的顶端：《变形记》里的小职员格里高利在一天清晨没有任何征兆的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失去了工作能力的他最终在家人的厌恶下孤独死去，这是家庭环境的异化；《饥饿艺术家》中饥饿艺术家被关在笼子里供众人观赏，最后因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而被饿死，这是社会精神的异化；《地洞》里的小动物终日地深藏在地洞里，觉得四周都是伤害它的敌人，这是心理状态的极端异化。另外，卡夫卡还展现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和异化。《城堡》里的K穷其一生只为了进入永远敞开的城堡大门，却始终无法进入，只好无奈地在城堡等到死。从某种意义而言，城堡其实是与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相对立力量的象征。《诉讼》里的约瑟夫·K在一天早晨于家中宣布被捕，他百般努力去法庭申辩，逐渐意识到法的虚妄和罪的不可挣脱，最后在不明不白的罪行下被处决，像条狗一样屈辱的死去。
2.化惨痛于幽默的艺术表达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把小说家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来“解释不为人知的方面”。鲁迅和卡夫卡“善于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提升为一个整体性的象征在文学中加以表现……这种整体性的象征超越了具体的环境、情境而具有哲学意味。”[5]《阿Q正传》中阿Q的“Q”实际上就象征着中国人头上的小辫子，鲁迅正是以阿Q来表现“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阿Q是个没有地位的弱者，他常常用精神上的胜利去掩盖现实中的失败。他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却常常向别人夸耀过去；他连老婆都还没有却又常常比附将来。《阿Q正传》中的文字看似幽默可笑，但鲁迅先生“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而是目睹国民愚昧之本性，于幽默处发疾痛。
关键词： 文学形象 鲁迅 卡夫卡 文学精神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动的漩涡中清醒地麻木时，西方的小资产者也在逐渐异化的世界里悲惨的挣扎。面对着日益陌生残酷的生存环境，鲁迅在暗夜里睁开清醒黑亮的双眼，以笔代刀，大声疾呼民族之不安，习惯了世人惧怕怀疑的目光，他从容地展示着未卜先知的睿智；卡夫卡在混乱不堪的世界里，合上自己萎缩的翅膀，强大的父权折损了他的自信，他躲藏于人群外，用敏感小巧的双眼去警惕着周遭的一切，试图在自己的内心为这个世界找寻一个出路。尽管鲁迅和卡夫卡在性格和文本上都有很大差异，然而他们在文学精神上却存在不容忽视的共鸣。
一、猫头鹰与寒鸦的文学意象
猫头鹰与寒鸦同属鸟类，本来它们只是自然界普通的一员，然而，当文人创造性地将它们带入文学世界后，它们的文学形象便得到了表现与延展，甚至成为独特的文学意象。
1.猫头鹰在中西文化中的形象
在中国民族传统心理上，猫头鹰是不祥之物，被称为逐魂鸟、报丧鸟，古书谓之鸱枭、鸱鸮、枭等，《诗经·鸱鸮》中有“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取我室”的诗句，控诉了猫头鹰杀子毁室的恶行。在《太平御览》中，它被列为“恶鸟”，一为“恶声”，如“枭逢鸠，鸠曰：‘子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一乡皆恶我鸣，故徙也。鸠曰：‘更鸣则可，不更鸣，东徙亦恶子之声。’”二为预示凶兆，如“鸱鸺，昼目无所见，夜则至明。人截爪甲弃露地，此鸟夜至人家拾取爪，分别视之，则知有吉凶。凶者辄便鸣，其家有殃。”这些记载生动地表现了猫头鹰叫声的恐惧，令人们厌恶，甚至不得不迁徙他处。值得注意的是，猫头鹰在中国并非历来恶名昭著，不少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上都刻有猫头鹰的图案，“从史前时代到夏商时代，崇拜神鸟和神圣鸱鸮的传统早在华夏成文历史之前就已经延续了约5000年。”[1]“鸱不但是商先民的图腾神，而且是他们的生殖神和祖先神，集三义于一身。”[2]
猫头鹰在中国文化中褒贬交织的复杂形象同样令人惊讶地呈现在西方文化中。作为文学意象，猫头鹰的身份在奥维德、维吉尔、但丁、乔叟等人的著作里往往预示着死亡和不详。奥维德的《变形记》里，猫头鹰是专门带给人不祥预兆的丑鸟；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史诗《埃涅阿斯纪》里，写到腓尼基公主狄多自杀，就描写一只猫头鹰事先落在她的屋顶哀鸣，唱起挽歌。莎士比亚的剧作《裘力斯·恺撒》中，恺撒被杀前，也有“夜枭栖在市场上发出凄厉的鸣声”的描写。而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象征；黑格尔的词典里，猫头鹰是哲思的别名；《伊索寓言》里的猫头鹰具有超群的智慧和远见。
2.寒鸦在中西文化中的形象
《辞海》中，“寒鸦，亦称‘慈乌’、‘小山老鸹’。鸟纲，鸦科。体长可达35厘米，上体除颈后羽毛呈灰白色外，其余部分为黑色，胸腹部灰白色。”早在《诗经·小雅·小弁》，寒鸦就出现了：“弁彼鸒斯，回飞提提。”鸒，鸟名，形似乌鸦，小如鸽，腹下白，喜群飞，鸣声“呀呀”，又名雅乌。这便是寒鸦。古人认为“寒鸦”是孝鸟，是富贵祥瑞的征兆，如《诗经·小雅·正月》有“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毛传》有“富家之屋，乌所集也”。白居易也曾感叹“慈乌复慈乌，鸟中之曾参”。“寒鸦”同时也是中国古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仅《全唐诗》收录的诗句中提到“寒鸦”的次数就有23次，著名的有“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新雁参差云碧处，寒鸦寥落叶红时”（温庭筠），“荒山野水照斜晖，啄雪寒鸦趁始飞”（韩愈）等。
相对于在中国文化中的孝鸟形象，“寒鸦”在西方文化中的形象则黯淡的多。《伊索寓言》中的寒鸦自以为是，喜欢模仿，虚荣愚蠢，既不比乌鸦狡猾，不及鸽子善良，又没有松鸦聪慧，是种不讨喜的鸟类。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中，寒鸦喻指邪恶强壮的游牧民族，被正义的老鹰（伊戈尔军队）所击败而四处逃窜。在法国电影《父亲的荣耀》中，寒鸦是一种弱小的易被猎杀的野味，听闻动静就会四处躲藏。
二、与作家的渊源
1.猫头鹰与鲁迅先生的渊源
早在一九零八年，同为章太炎门生的钱玄同便给鲁迅起了一个颇为传神的绰号：猫头鹰。据沈尹默回忆，鲁迅“在大庭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有人替他起了个绰号，叫猫头鹰。”一九二四年，鲁迅作过一首名为《我的失恋》的小诗：“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在一般人的心中，猫头鹰叫声阴森可怖，行迹诡异，实不讨喜，人常以为此处的猫头鹰只是鲁迅先生的戏谑文字，殊不知，猫头鹰却是鲁迅所爱。除了写诗外，鲁迅还不止一次地画过猫头鹰。一九二七年出版的杂文集《坟》上也作了一幅猫头鹰的装饰图案，画中的猫头鹰站立着，歪着头，一眼圆睁，一眼紧闭，两眼之上耸立着两撮毛，似乎正在凝神思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一套猫头鹰学术丛书里，认为猫头鹰“渴慕智慧”，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
猫头鹰习性古怪，夜行昼藏，这独异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令人惊惧。而类似的，鲁迅先生也是一位独醒于昏聩众人的先锋战士，他敏锐的察觉人们所不能察，呼人们之所不见，与猫头鹰的行性脾气有不少默契的地方。鲁迅先生在《谈蝙蝠》中说：“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它，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错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吧。”这不仅替猫头鹰、蝙蝠之类的夜行动物作了开脱，也为自己屡受笔诛墨伐作了自辩；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中曾经说过：“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不大吉利的事”，这是一种清醒而惨痛的自嘲，作为一名旧社会的叛逆者，他“哀其之不幸，怒其之不争”，誓要用自己“不吉利”的声音去唤醒愚昧的民众，他不稀罕鸟雀悦耳的鸣唱，却热烈地期待着“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正的恶声！”由是，“猫头鹰”已经深深地嵌入鲁迅先生的生命和创作中，无法分割。 2.寒鸦与卡夫卡的渊源
寒鸦是卡夫卡的一个隐喻，附着在他一生的创作和生命里。在布罗德《卡夫卡传》中，清晰地交代了“寒鸦”与卡夫卡的渊源。“‘卡夫卡（kafka）’这个名字源于捷克文，字面意思（正确的写法是‘kavka’）是‘寒鸦’。在弗兰茨早先给我来信时使用的赫尔曼·卡夫卡商号的公函信封上，就印着这头漂亮尾巴大头鸟作为标志。”卡夫卡父亲的铺子即以寒鸦来作店徽。
另外，在与雅诺施的对话中，卡夫卡自述：“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3]寒鸦是种喜爱群居的鸟类，有着黑亮的羽毛，而卡夫卡这只“寒鸦”却是灰色的并且渴望躲藏，这是为什么呢？联系他的生平和经历，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解释。
卡夫卡生活在一个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身为犹太人的他从小就在反犹太主义浪潮里感受着无可排遣的漂泊感，而当时的布拉格是一个犹太、德意志、捷克三方文化冲击下的错综复杂的交叉点，卡夫卡家族作为会讲德语又居住在布拉格的犹太人来说，其处境极为尴尬，这些使得卡夫卡无法对任何一种文化产生认同感。同时，卡夫卡在童年时期便深刻地感受到了父亲的严厉与强大，父亲主宰的世界就像一道屏障，把他同其他人隔开，弱小、卑微的他只能孤独地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据《致父亲的信》的描述，父亲的言行一般是“喋喋不休的指责”、“脾气急躁”、“百般责骂”、“诽谤”等，而卡夫卡的心理则是“畏惧”、“胆怯”、“自卑”、“耻辱”……“现在我在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这造就了卡夫卡无处不在的孤独感，他成了一只渴望躲在石头里的“灰色的寒鸦”。
三、两者在文学精神上的共同追求
当中国猫头鹰敏锐的发觉周遭环境的变化，在黑夜里清晰地发出几声恐怖的怪叫，试图去提醒浑浑噩噩，不知魏晋的众人；这时候，奥地利的寒鸦也敏感地知晓了世界的异动，因为懂得一己之力的卑微弱小，它安静而怯懦地接受了冥冥中的安排，远离众人却又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同类的命运。
1.对异化世界的着力表现
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基本生存于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西方社会里，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则生存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东方封建社会里，虽然他们的生存环境迥然不同，但同样存在着异化现象。“在社会中，人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有生命的主体。他在社会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活力，也就等于失去了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力。人在更多的情况下对自然还是可以消极适应的，但对社会和人的消极适应便成了一个社会的奴才，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有生命力的人了。”[4]这里所说的“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类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一类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
在鲁迅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显得平淡却极为撼动人心，随着现代经济对传统自然经济的入侵，人的自然性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被破坏，为了顺应和保全自己的生活，人们抛却朴拙之心，对他人的处境冷眼旁观，甚或添油加醋、落井下石。闰土、祥林嫂、孔乙己、阿Q等便是这类异化下可悲的牺牲品。纯真活泼的少年闰土经由社会经济关系的浸染后便不复存在，再次见面的称呼由“迅哥儿”变成了“老爷”。贤惠能干的祥林嫂被小镇人们看成是伤风败俗的不祥之物，最终在乞讨中悲惨死去。迂腐穷困的孔乙己受生活所迫去偷窃而被残忍地打折了腿，在人们的揶揄取笑中走向末路。依仗“精神胜利法”的阿Q在未庄同样命运不佳，人们都把他当成笑料，革命未遂却担了“革命党”的罪，最终被游街枪决。在这些小说里，看不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的传统道义，只有赤裸裸的冷漠和麻木。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必然会导致人与社会的异化。狂人、夏瑜等先觉者超前的历史意识与滞后的社会环境之间冰火不容，导致了一种悲剧性的异化命运。吕纬甫、魏连殳等知识分子在顽固强大的异己力量面前，以精神残废或肉体死亡的命运而告终。华老栓、祥林嫂等出自本能的求生意志与贫穷的物质环境以及“杀人”的精神环境的对立，导致他们不可避免的异化命运。
西方现代主义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一种异化倾向，人与社会、他人、自我等的关系都被严重扭曲。相比鲁迅，卡夫卡则更加侧重于表现个体存在在异化世界里的精神困境和自省，他笔下的异化世界显然比鲁迅着力描写的现实世界要抽象和诡异得多，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已经达到了恐怖的顶端：《变形记》里的小职员格里高利在一天清晨没有任何征兆的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失去了工作能力的他最终在家人的厌恶下孤独死去，这是家庭环境的异化；《饥饿艺术家》中饥饿艺术家被关在笼子里供众人观赏，最后因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而被饿死，这是社会精神的异化；《地洞》里的小动物终日地深藏在地洞里，觉得四周都是伤害它的敌人，这是心理状态的极端异化。另外，卡夫卡还展现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和异化。《城堡》里的K穷其一生只为了进入永远敞开的城堡大门，却始终无法进入，只好无奈地在城堡等到死。从某种意义而言，城堡其实是与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相对立力量的象征。《诉讼》里的约瑟夫·K在一天早晨于家中宣布被捕，他百般努力去法庭申辩，逐渐意识到法的虚妄和罪的不可挣脱，最后在不明不白的罪行下被处决，像条狗一样屈辱的死去。
2.化惨痛于幽默的艺术表达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把小说家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来“解释不为人知的方面”。鲁迅和卡夫卡“善于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提升为一个整体性的象征在文学中加以表现……这种整体性的象征超越了具体的环境、情境而具有哲学意味。”[5]《阿Q正传》中阿Q的“Q”实际上就象征着中国人头上的小辫子，鲁迅正是以阿Q来表现“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阿Q是个没有地位的弱者，他常常用精神上的胜利去掩盖现实中的失败。他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却常常向别人夸耀过去；他连老婆都还没有却又常常比附将来。《阿Q正传》中的文字看似幽默可笑，但鲁迅先生“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而是目睹国民愚昧之本性，于幽默处发疾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