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葡萄酒产区被分成两种：旧世界和新世界。
　　旧世界指欧洲具有悠久葡萄酒酿造史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新世界则指崛起于大航海之后，也具有优质葡萄产区的美国、澳大利亚、智利、南非等。旧世界以其悠久的历史传统闻名，而新世界以其极优性价比的酒而广受欢迎。
　　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划分，倒远非红酒产地这么简单，也反映在以大航海为坐标原点，划分出的原欧洲封建国家和那些被探索、被开发、被殖民的亚非拉国家。
　　大航海已经过去500多年，当代人还能看到不少带“新”字儿的地名：纽约（New York）、新泽西（New Jersey）、新奥尔良（New Orleans）、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等。
　　谁都知道，这些“新”城所对应的那些“旧”城，都位于以前的殖民国家，如英国、法国。但是新英格兰（New England）是谁？作为“日不落帝国”，英国到底给哪个殖民地取了这么寄予厚望的名字？
　　新英格兰，其实是英国移民在北美建立的第二块殖民地，位于今天美国的东北角，与加拿大和纽约州接壤。从今天的州行政区划来看，包括了6个州的范围，核心是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也叫麻省）。
　　虽是第二块殖民地，新英格兰对于美国建国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为《“五月花”号公约》、莱克星顿枪声、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发源地，这个被赋予了“新英格兰”称谓的地方，却悄悄孕育着美国的独立精神。

一次航海，一个股份公司

　　旧世界来到新世界一共分几步？一般来说分两步。
　　第一步，皇室赞助的航海家完全冒着未知的风险，向大海扬帆。等到发现一块新大陆之后，就用航海地图标记下来，兴奋地回到国内宣扬自己的英雄事迹，将航海图献上，讨取封赏。
　　第二步，会由皇室授权，建立一个股份公司，由公司主导进行新大陆的开发与殖民。东印度公司、弗吉尼亚公司皆是如此。

　　虽是第二块殖民地，新英格兰对于美国建国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美洲大陆作为“新世界”，也难逃这一宿命。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航海时代风头最盛的西班牙率先开始了在美洲大陆的“拓荒”，一度建立了包括今美国西南部和拉丁美洲北部的“新西班牙”。而随着西班牙霸权的衰落和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17世纪开始，英国逐渐入主北美大陆。
　　1606年，在英王的直接授意下，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建立，下辖伦敦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分别负责开发北美洲东海岸不同区域的土地。
　　以公司之名占领土地，与本国开展贸易，输送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在这样的“开发”思路下，殖民地充其量只是宗主国的金库，如何会生出叛逆之心，想要从故土“独立”呢？这就要说到新英格兰的特别之处了。

与上帝的契约

　　与其他殖民地起源于商业掘金行为不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建立更带有一丝宗教色彩，源于一群清教徒谋求建立“山巅之城”的宗教自治行为。
　　很多历史读本将清教徒从英国移居到美洲的行为描述为：逃离政治迫害，寻求宗教自由。其实，这中间缺了点东西。
　　1607年，一些被称为“分离派”的极端清教徒，从英国本土逃亡到了欧洲的尼德兰（今荷兰一带），但十几年的生活让他们深感，尼德兰是一块不适宜生存的贫瘠之地。
　　随着美洲殖民地的开发如火如荼，他们在1620年决定远渡重洋，到美洲追求更好的生活，并且要在美洲实现他们在英格兰和欧洲尚未完成的伟大计划。因此，从英国到尼德兰可以说是奔向自由，从欧洲到美洲则想要更多，更像是真正的朝圣。
　　这也就难怪，“五月花”号的乘客如今被称为朝圣者（Pilgrims）。

　　清教主义对“新美国”最潜移默化的奠基，可能是宗教信仰中的个人主义。

　　在大量的新英格蘭历史文献中，清教徒移民始祖的故事，被神化为了一个“出埃及记”般的史诗故事。这些移民被认为是“精心挑选的上帝选民，承担着特殊使命，要在新土地上建立起典范，并最终拯救世界”;他们要实现一个属于清教徒的乌托邦，一个比英格兰更好的“新英格兰”。
　　这种带有强烈宗教感的目的性，使得登陆新英格兰的移民从一开始就与营利的英国商人不同。搭乘着“朝圣者”的“五月花”号船上，诞生了在美国建国史上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齐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个不到300字的公约，定下了自治、协商、契约精神的基调。
　　继“五月花”号的首批“朝圣者”之后，另外一个新英格兰史上的重要人物出现了，即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第12任总督，约翰·温斯罗普。
　　1630年，时任马萨诸塞湾公司首领的温斯罗普，率领移民船队前往美洲。在航行途中，他发表了著名的“山巅之城”的布道词。
　　所谓“山巅之城”，是温斯罗普用来提醒即将登陆殖民地的清教徒们，他们将建设的这个新社区代表着上帝与人的契约，会被整个世界注视：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成为一座山上的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我们所做的这件事上，对我们的上帝虚妄……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传说和笑柄。”
　　美国“山巅之城”的别称就此滥觞，成为“美国例外论”的起源。虽然在往后几百年的发展中，宗教的色彩逐渐褪去，但美国从根子上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模板、自由捍卫者的“童年记忆”，即源于此。

却是“旧美国”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殖民者，无疑给北美大陆带来了“独立”与“自治”的种子，但孕育出的却是一个“旧美国”，与今天以“自由民主”为傲的美利坚合众国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在马萨诸塞殖民地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看似“民主”的政治制度，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温斯罗普的设想中，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纯粹清教社会，是一个清教徒的乌托邦和异教徒的地狱。
　　首先，民主并非是开放给所有人的。
　　跨过教堂的门槛，成为“上帝的选民”，是参与世俗政治的入场券。一个居民如果想拥有选举、被选举等政治权利，他必须也是一个教会成员。但民主意味着，把这种权利从教会拓展到更广泛的非信众。而事实上，温斯罗普在任期间，全力捍卫民政和宗教不可分离，反对赋予所有居民投票权。
　　其次，宗教自由在这里也并不存在。
　　成为主流信仰的清教摇身一变，成了宗教专制的旗手。英国当局曾经用来迫害清教徒的残酷刑罚，被原封不动地照搬到新英格兰。为了不让其他教派的成员进入本殖民地，马萨诸塞制定了极其严苛的法律。对于传播非正统宗教观念的本教教徒，也无情地打压、驱逐。
　　而作为如今美国政治思想支柱的“自由”“民主”“联邦”，其实是经由独立战争、联邦党人论战、南北内战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黑人运动、妇女运动等一系列战争与社会运动，才逐渐丰富起来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那么，新英格兰的清教主义就没有给“新美国”添砖加瓦？也不能这么说。清教主义对“新美国”最潜移默化的奠基，可能是宗教信仰中的个人主义。
　　清教主义对传统基督教的最大反叛，就是将信仰的解读权，从教会解放到了信徒个人手上。信徒从个人精神上的禁欲和劳动上的勤奋中，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召唤，从而以自我的完善和努力获得救赎。这种质疑权威、坚信个人努力的态度，在之后美国的独立战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思想锚点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试图论证，新教的信徒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新教为获得现世的财富正名，富人不再是难以上天堂的。此外，遵循天职，兢兢业业地工作，反而能帮助信徒获得救赎。

　　不仅是经济，还有教育。今天的新英格兰地区，聚集了全美甚至世界排名最靠前的高等教育院校，最著名的常春藤联盟8校中的4所大学，都位于这一地区。而这些名校其实都带有新教渊源。
　　为了培养牧师和能够理解布道的信众，1636年，马萨诸塞殖民地法庭筹措资金兴建了哈佛学院。耶鲁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新泽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国王学院等，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难能可贵的是，身为清教牧师的教授们，在教学中超越了神学教育的桎梏，将神学学院建成了带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色彩的公民教化基地。
　　“考查一个民族的成长，应当追溯它的过去，应当考察它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托克维尔曾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下这段话，如今用来形容新英格兰之于美国，是再恰当不过了。
　　今天，除了在学术的故纸堆中，新英格兰和清教主义这样的语汇已经很少被提及。但是初代清教徒殖民者登陆新英格兰，对这块土地的设想，在这块土地上所进行的试验，無不一一呈现在“新美国”精神风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