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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反思的双重使命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兴起了一股持续的“学术史反思热”。这股反思热从“现代中国学术史研究”起，中经“中国学术话语的自主性求索”，再经“新时期三十年学术”或“共和国六十年学术”的“回顾與反思”，一直延续至今。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现象，“学术史研究”为什么会持久地引发学界的关注呢？此中原因，或许就在于：当代中国学界已经感觉到，当代中国学术语境的变迁已经蕴涵了某种新的“契机”，但对于此“契机”，却又普遍地缺乏某种历史的和理论的穿透力，来对之做出恰当的分析。
通常来讲，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症候”，大面积的“学术史反思热”，大都兴起于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已经解体、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尚未建立的临界时刻。在这样的“临界时刻”，任何真正的学术史研究，都必然会担负起如下一种双重使命，并体现出某种新旧学术范式相交织、交替的特质：一方面，它必须通过学术史现象的梳理来重构出某种已然形成而又尚未被清晰揭示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日用而不知”）的学术“传统”——这使学术史研究必然会体现出某种旧的学术范式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在重构这一“传统”的同时，审视并质疑这一“传统”的合法性，为这一“传统”的必然断裂提供理论的论证，为未来的学术“传统”开掘出某种新的可能——这使任何真正的学术史研究，都必然会体现出某种新的范式特征。
学术史研究如何以一种最佳的姿态或策略介入這一双重使命并体现出这种双重特征呢？通常来讲，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的解体，必然意味着这种学术研究范式有关“究竟何谓学术、学术史、学术传统？”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不言自明的假定或普遍预设的解体。由是，学术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最佳切入点之一，就是通过批判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有关“究竟何谓学术、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预设前提的局限性来为新的自明性预设敞开可能。
然而，学术史研究如何才能在具体的学术史现象的梳理过程中，自觉地超越出来，准确地把握住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有关“究竟何谓学术、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不言自明的预设前提呢？这些预设前提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合法性的？这些合法性为何又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内在解体？
显然，要回答上述问题，仅仅满足于经验总结或个体感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到这些自明性预设的背后，从理论上全面揭示这些普遍预设之所以获得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以及这种内在依据在历史语境变迁之后又必然解体的“内在依据”，我们才能为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找到地基。
从理论上来讲，使一种“学术观”“学术史观”和“学术传统观”的自明性预设获得合法性的内在依据究竟是什么呢？那无疑就是與这种“学术观”“学术史观”和“学术传统观”相对应的“世界观”（世界视野）、“历史观”（总体历史叙事）和“学术思想史的生成机制”预设。当一种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遭遇危机时，其“背后”的真相，就必然是與之相对应的那种传统的世界观（世界视野）、历史观（总体历史叙事）和学术思想的生成机制的合法性的解体。相应地，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建构，其“隐蔽”的任务，就必然是重构某种新的世界观（世界视野）、历史观（总体历史叙事）和学术思想的生成机制预设。
反思到这一点，学术史研究也就恍然地触及了学术史研究與思想史研究的复杂纠缠。反思到这一点，学术史研究也就真正地领会到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项前沿性研究的精义之所在：
学术研究的范式转型并非一个书斋里的事件。它往往與“时代风气”的变迁、文化精神的变动和文明的转型紧密相关。而学术史研究，一方面既是对这一“转型”的介入，另一方面又是对这一“转型”的批判。
学术史研究的范式危机
以上述分析为参照，重新反思这20多年持续的学术史反思热，我们便不难看出其中的不足和缺失。以较早从事学术史研究的陈平原为例，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史丛书”的《总序》这一篇短文中，如是指出：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與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與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我们无法就作者的言说方式或叙述策略的“优长”评头论足——这纯属学者个体的选择或学术自由；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段论述的“话语特征”做出分析。这段论述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话语特征”呢？除了“刻意”地强调了一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功用、核心意旨和现实语境之外，显然，这段话所透露的，更多的是向传统的个体感悟式和经验总结式的学术研究范式的认同和“回归”。这种个体感悟式和经验总结式的学术研究方式固然不妨碍研究者个人获得某种独到的研究心得，但却无助于研究者将学术史研究热以及自己的学术史研究本身推举为一个知识学的反思对象，从各种“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超越出来，去领会“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本身。其结果，就是研究者很容易未经反思就从某种素朴（或虽经反思却纯属自家“主张”）的“学术”或“学术史”观出发，去研究学术史、重构学术史，从而错失对学术史研究所应具备的思想史层面的问题意识的追问和反省。
陈平原的研究不是孤立的个案。以近两年颇为流行的“新时期三十年”和“共和国六十年”学术史的“回顾與反思”热为例，能更加清晰地看清当代中国学界的学术史反思的内在缺失。 本来，当学界开始着手反思“新时期三十年”的学术史的时候，其心目中已天然地假定或承认了“共和国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学术史的“断裂”。由是，当人们迅速把回顾與反思的时段从“新时期三十年”扩展到“共和国六十年”再扩展到“新文化运动九十年”的时候，人们是应该意识到：如果我们真的要揭示这三个三十年传统的“断裂與传承”“并置與重叠”，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种整体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和线性进化的“学术史观”，而发展出一种新“学术史观”的。可学界是否自觉地做到了这一点呢？
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19492009”这一套大型丛书为例，从绝大部分著作仍习惯简单地根据年代的线性递进而“全景”式地提供一种学术现象的扫描，并根据某些外在的标志性事件作历史的分期来看，显然，尽管学者们在理论上都主张要打破那种线性发展的眼光，但在实际的历史书写中，所遵循的依然是那种线性进化预设。
由于“学术史”观的陈旧，使得这些所谓的学术史研究，要么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重述一大堆本已存在的学术事实；要么便沦为话语权的争夺或自我合法性论证。而根本没有意识到，学术史反思的根本目的之一，乃是超越一己的褊狭，去揭示“学术之为学术的本性”以及“学术思想创生的隐秘机制（或学术传统的生成机制）”。
由于上述问题意识的匮乏，使得相当一部分学术史研究，尽管在主观意图上都在吁求学术研究的范式转型，实则根本就缺乏对“何谓新、旧学术范式”的自觉反省。如此浅陋的学术史反思，如何指望它承担起学术史反思的双重使命并触及“学术史”與“思想史”的复杂交织？于是，当我们看到大量的学术史著作都将“学术史”当成是一种现成的学术“观点”或“结论”的转述或概论史时，就显得不足为奇。这使这20年来的学术史反思热，基本上和某种“传统”的学术研究一样，除了开拓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和研究领域、为后来的学者免除了许多资料收集與整理的劳顿之外，基本上就沒有获得什么“学术”和“思想”的“实质”。
学术史反思的新出发点及问题域
学术史研究当如何努力，才能真正地成为一项具有新范式特质的前沿性研究呢？直面学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本身，重新确定自己的出发点——亦即重新描述一下究竟何谓“学术”“学术传统”和“学术史”，并使这种描述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明性，或许就是必要的。
究竟什么是“学术”？显然，人们不应该对如下说法感到陌生：首先，“学术”是某种知识者个体为探求知识與真理而必须掌握并付诸实践的“技艺”。其次，“学术”还是知识界的“共业”或曰“天下之公器”。第三，“学术”并非一自身封闭的静态领域。作为广义的制度化的文化创生的核心要素之一，“学术”不仅與学人所置身的地方性氛围與时代气候有着微妙的关联，还與特定的政治权力與意识形态、国家建构和世界体系、以及特定的学术生产机制和文化传统有着某种非此不可的关系。
“学术”的特征既如上述，按照某种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辨逻辑，我们是否马上就可以推论出许多有关“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基本特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倘若我们直接就推论出某种结论，很有可能我们就忽略了如下问题：即倘若“学术”意味着某种探求知识的“技艺”，那么，这种“技艺”为何对学人有着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学术”作为一种“技艺”，它與学者的生命遭际和才性差等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不仅如此，“学术界”也并非一个自身透明的“同质体”。它通常有着学派门户的壁垒、观点立场的歧异、沿海内地的落差、北方南方的地域性特征。在所有这些差别與歧异中，还充斥着正统與异端、官方與民间、中心與边缘的权力斗争。由此，倘若“学术”乃是知识界的共同志业，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共业”呢？究竟是一种什么机制使然，使得这一充满歧异、对立、隔绝的知识界，竟然形成了一种知识共同体？
尤为困难的是，倘若“学术”还與学人所置身的地方性氛围與时代气候、意识形态與政治权力等等要素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那么，学术变迁是如何與这些因素的变动與更迭构成互动关联的呢？在这一互动关联中，作为知识探求的主体的学人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使命？又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由于所有这些问题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肯定已无法简单地给出任何有关“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定义。那么，我们当如何入手，才能找到有关“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自明性认知呢？
通常而言，问题的导源之处必隐藏着某种问题的入思路径。事实上也确乎如此。因为，倘若我们牢牢地把握住了，所谓“学术史”的生成，不过就是某种“学术传统”的“传承”與“断裂”的历程，那么，我们似乎便可从中抽绎出某种隐秘的学术史與学术传统的“生成机制”：
首先，倘若一时代之新“学术”即一时代之学术思想资源的拓展（包括学科领域的规划）和问题意识的变更，以及在此拓展了的学术思想资源的“极限空间”内，用变更了的“技艺”解决此变更了的问题，那么，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就是禀承了大致相等的学术资源和大致相当的问题意识、并用大致相通的解决办法解决此共同问题的学者群体的出现或形成。而所谓学术的对立與分歧，不过是学者所禀承的学术资源、问题意识和解决办法的差异與不同所致。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所谓“学术史”，就不单单只是各种学术的操作“技艺”——即问题、观点、材料、方法的“承继與断裂史”。更主要的，它还是一种使各种问题、观点、材料和方法得以涌现的历史情势所编织成的“语境”的断裂與拓展史。而学人的精神與生命，则充当了沟通此“技艺”與“语境”的中介。在此“存在层面”上，所谓“学术史”，就是由历史中的学术主体对“学人與社会、学人與学术、学术與生命”之间的本源性关系之“自我领会”所生成的“精神演化史”。学术史“本然”地处身于这多层次多向度的复杂关系之中。学术史就是由这些不同层面、不同向度的关系之牵扯互动生发演变而成。在此意义上，所谓“学术传统”，就必然意味着从这些复杂的关系中，历史地呈现出了某种对当代的学术研究仍有启示性或有效性的“自明性预设”。这些预设包括：学术思想资源的拓展方式、问题的领会方式和解决方式、以及现实的关注方式和个体生命的安顿方式，等等。换言之，所谓学术传统，就是在学术资源、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之沿革变迁中，呈现出了在研究立场、学术分科、理论基点、价值诉求和学术精神等方面为某一学术共同体所认同的某种自明性预设。
倘若此梳理尚有某种自明性，那么，所谓学术传统的断裂與变迁，就必然意味着某一“学术共同体”在研究立场、学科体制、理论基点、价值诉求和学术精神等方面的自明性认同的丧失。與此同时，由于学术研究在本质上的书写性或言说性，学术传统的断裂與变迁，一方面就必然是通过其表述方式而呈现出来的断裂與变迁；而另一方面，则同时又是其表述方式本身的变迁與断裂。也就是说，学术断裂甚至意味着某种学术之表述策略的自明性认同的丧失。
任何学术史书写，其使命必然是：不仅要发现种种“旧有”的和“新出”的芜杂的学术资源之间的隐秘联系，挑战和修正某些传统的或习见的“偏见”與“伪知”，而且要投入到历史與现实的具体情境中，去重建那为一代又一代学人所曾经领会过并明确表述出来的、或事实上触及了但尚未被明确意识到的、或至今仍未被发现而本身是存在的学术研究在研究立场、学科体制、理论基点、价值诉求、学术精神和表述策略等方面的自明性认同，并透过此重建，去领会“学人與社会、学人與学术、学术與生命”之间的种种非此不可的本源性联系。
反思到这一点，当代中国学界的学术史反思，也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切入点和地基。反思到这一点，当代中国学界的学术史反思，才可能有前提去触及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复杂交织。因为，当代中国学界在“研究立场”“学科体制”等方面的自明性认同的丧失，本身就是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困境的表征之一。学术史反思如果抵达不了这一层次，如何来展现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危机”并化解这些“危机”？学术史反思如果不能在思想史的层面化解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危机”，反过来，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又如何可能获得自己的“自主性”呢？
（责任编辑 洪滔）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兴起了一股持续的“学术史反思热”。这股反思热从“现代中国学术史研究”起，中经“中国学术话语的自主性求索”，再经“新时期三十年学术”或“共和国六十年学术”的“回顾與反思”，一直延续至今。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现象，“学术史研究”为什么会持久地引发学界的关注呢？此中原因，或许就在于：当代中国学界已经感觉到，当代中国学术语境的变迁已经蕴涵了某种新的“契机”，但对于此“契机”，却又普遍地缺乏某种历史的和理论的穿透力，来对之做出恰当的分析。
通常来讲，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症候”，大面积的“学术史反思热”，大都兴起于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已经解体、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尚未建立的临界时刻。在这样的“临界时刻”，任何真正的学术史研究，都必然会担负起如下一种双重使命，并体现出某种新旧学术范式相交织、交替的特质：一方面，它必须通过学术史现象的梳理来重构出某种已然形成而又尚未被清晰揭示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日用而不知”）的学术“传统”——这使学术史研究必然会体现出某种旧的学术范式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在重构这一“传统”的同时，审视并质疑这一“传统”的合法性，为这一“传统”的必然断裂提供理论的论证，为未来的学术“传统”开掘出某种新的可能——这使任何真正的学术史研究，都必然会体现出某种新的范式特征。
学术史研究如何以一种最佳的姿态或策略介入這一双重使命并体现出这种双重特征呢？通常来讲，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的解体，必然意味着这种学术研究范式有关“究竟何谓学术、学术史、学术传统？”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不言自明的假定或普遍预设的解体。由是，学术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最佳切入点之一，就是通过批判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有关“究竟何谓学术、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预设前提的局限性来为新的自明性预设敞开可能。
然而，学术史研究如何才能在具体的学术史现象的梳理过程中，自觉地超越出来，准确地把握住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有关“究竟何谓学术、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不言自明的预设前提呢？这些预设前提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合法性的？这些合法性为何又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内在解体？
显然，要回答上述问题，仅仅满足于经验总结或个体感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到这些自明性预设的背后，从理论上全面揭示这些普遍预设之所以获得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以及这种内在依据在历史语境变迁之后又必然解体的“内在依据”，我们才能为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找到地基。
从理论上来讲，使一种“学术观”“学术史观”和“学术传统观”的自明性预设获得合法性的内在依据究竟是什么呢？那无疑就是與这种“学术观”“学术史观”和“学术传统观”相对应的“世界观”（世界视野）、“历史观”（总体历史叙事）和“学术思想史的生成机制”预设。当一种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遭遇危机时，其“背后”的真相，就必然是與之相对应的那种传统的世界观（世界视野）、历史观（总体历史叙事）和学术思想的生成机制的合法性的解体。相应地，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建构，其“隐蔽”的任务，就必然是重构某种新的世界观（世界视野）、历史观（总体历史叙事）和学术思想的生成机制预设。
反思到这一点，学术史研究也就恍然地触及了学术史研究與思想史研究的复杂纠缠。反思到这一点，学术史研究也就真正地领会到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项前沿性研究的精义之所在：
学术研究的范式转型并非一个书斋里的事件。它往往與“时代风气”的变迁、文化精神的变动和文明的转型紧密相关。而学术史研究，一方面既是对这一“转型”的介入，另一方面又是对这一“转型”的批判。
学术史研究的范式危机
以上述分析为参照，重新反思这20多年持续的学术史反思热，我们便不难看出其中的不足和缺失。以较早从事学术史研究的陈平原为例，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史丛书”的《总序》这一篇短文中，如是指出：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與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與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我们无法就作者的言说方式或叙述策略的“优长”评头论足——这纯属学者个体的选择或学术自由；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段论述的“话语特征”做出分析。这段论述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话语特征”呢？除了“刻意”地强调了一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功用、核心意旨和现实语境之外，显然，这段话所透露的，更多的是向传统的个体感悟式和经验总结式的学术研究范式的认同和“回归”。这种个体感悟式和经验总结式的学术研究方式固然不妨碍研究者个人获得某种独到的研究心得，但却无助于研究者将学术史研究热以及自己的学术史研究本身推举为一个知识学的反思对象，从各种“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超越出来，去领会“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本身。其结果，就是研究者很容易未经反思就从某种素朴（或虽经反思却纯属自家“主张”）的“学术”或“学术史”观出发，去研究学术史、重构学术史，从而错失对学术史研究所应具备的思想史层面的问题意识的追问和反省。
陈平原的研究不是孤立的个案。以近两年颇为流行的“新时期三十年”和“共和国六十年”学术史的“回顾與反思”热为例，能更加清晰地看清当代中国学界的学术史反思的内在缺失。 本来，当学界开始着手反思“新时期三十年”的学术史的时候，其心目中已天然地假定或承认了“共和国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学术史的“断裂”。由是，当人们迅速把回顾與反思的时段从“新时期三十年”扩展到“共和国六十年”再扩展到“新文化运动九十年”的时候，人们是应该意识到：如果我们真的要揭示这三个三十年传统的“断裂與传承”“并置與重叠”，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种整体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和线性进化的“学术史观”，而发展出一种新“学术史观”的。可学界是否自觉地做到了这一点呢？
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19492009”这一套大型丛书为例，从绝大部分著作仍习惯简单地根据年代的线性递进而“全景”式地提供一种学术现象的扫描，并根据某些外在的标志性事件作历史的分期来看，显然，尽管学者们在理论上都主张要打破那种线性发展的眼光，但在实际的历史书写中，所遵循的依然是那种线性进化预设。
由于“学术史”观的陈旧，使得这些所谓的学术史研究，要么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重述一大堆本已存在的学术事实；要么便沦为话语权的争夺或自我合法性论证。而根本没有意识到，学术史反思的根本目的之一，乃是超越一己的褊狭，去揭示“学术之为学术的本性”以及“学术思想创生的隐秘机制（或学术传统的生成机制）”。
由于上述问题意识的匮乏，使得相当一部分学术史研究，尽管在主观意图上都在吁求学术研究的范式转型，实则根本就缺乏对“何谓新、旧学术范式”的自觉反省。如此浅陋的学术史反思，如何指望它承担起学术史反思的双重使命并触及“学术史”與“思想史”的复杂交织？于是，当我们看到大量的学术史著作都将“学术史”当成是一种现成的学术“观点”或“结论”的转述或概论史时，就显得不足为奇。这使这20年来的学术史反思热，基本上和某种“传统”的学术研究一样，除了开拓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和研究领域、为后来的学者免除了许多资料收集與整理的劳顿之外，基本上就沒有获得什么“学术”和“思想”的“实质”。
学术史反思的新出发点及问题域
学术史研究当如何努力，才能真正地成为一项具有新范式特质的前沿性研究呢？直面学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本身，重新确定自己的出发点——亦即重新描述一下究竟何谓“学术”“学术传统”和“学术史”，并使这种描述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明性，或许就是必要的。
究竟什么是“学术”？显然，人们不应该对如下说法感到陌生：首先，“学术”是某种知识者个体为探求知识與真理而必须掌握并付诸实践的“技艺”。其次，“学术”还是知识界的“共业”或曰“天下之公器”。第三，“学术”并非一自身封闭的静态领域。作为广义的制度化的文化创生的核心要素之一，“学术”不仅與学人所置身的地方性氛围與时代气候有着微妙的关联，还與特定的政治权力與意识形态、国家建构和世界体系、以及特定的学术生产机制和文化传统有着某种非此不可的关系。
“学术”的特征既如上述，按照某种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辨逻辑，我们是否马上就可以推论出许多有关“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基本特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倘若我们直接就推论出某种结论，很有可能我们就忽略了如下问题：即倘若“学术”意味着某种探求知识的“技艺”，那么，这种“技艺”为何对学人有着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学术”作为一种“技艺”，它與学者的生命遭际和才性差等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不仅如此，“学术界”也并非一个自身透明的“同质体”。它通常有着学派门户的壁垒、观点立场的歧异、沿海内地的落差、北方南方的地域性特征。在所有这些差别與歧异中，还充斥着正统與异端、官方與民间、中心與边缘的权力斗争。由此，倘若“学术”乃是知识界的共同志业，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共业”呢？究竟是一种什么机制使然，使得这一充满歧异、对立、隔绝的知识界，竟然形成了一种知识共同体？
尤为困难的是，倘若“学术”还與学人所置身的地方性氛围與时代气候、意识形态與政治权力等等要素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那么，学术变迁是如何與这些因素的变动與更迭构成互动关联的呢？在这一互动关联中，作为知识探求的主体的学人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使命？又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由于所有这些问题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肯定已无法简单地给出任何有关“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定义。那么，我们当如何入手，才能找到有关“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自明性认知呢？
通常而言，问题的导源之处必隐藏着某种问题的入思路径。事实上也确乎如此。因为，倘若我们牢牢地把握住了，所谓“学术史”的生成，不过就是某种“学术传统”的“传承”與“断裂”的历程，那么，我们似乎便可从中抽绎出某种隐秘的学术史與学术传统的“生成机制”：
首先，倘若一时代之新“学术”即一时代之学术思想资源的拓展（包括学科领域的规划）和问题意识的变更，以及在此拓展了的学术思想资源的“极限空间”内，用变更了的“技艺”解决此变更了的问题，那么，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就是禀承了大致相等的学术资源和大致相当的问题意识、并用大致相通的解决办法解决此共同问题的学者群体的出现或形成。而所谓学术的对立與分歧，不过是学者所禀承的学术资源、问题意识和解决办法的差异與不同所致。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所谓“学术史”，就不单单只是各种学术的操作“技艺”——即问题、观点、材料、方法的“承继與断裂史”。更主要的，它还是一种使各种问题、观点、材料和方法得以涌现的历史情势所编织成的“语境”的断裂與拓展史。而学人的精神與生命，则充当了沟通此“技艺”與“语境”的中介。在此“存在层面”上，所谓“学术史”，就是由历史中的学术主体对“学人與社会、学人與学术、学术與生命”之间的本源性关系之“自我领会”所生成的“精神演化史”。学术史“本然”地处身于这多层次多向度的复杂关系之中。学术史就是由这些不同层面、不同向度的关系之牵扯互动生发演变而成。在此意义上，所谓“学术传统”，就必然意味着从这些复杂的关系中，历史地呈现出了某种对当代的学术研究仍有启示性或有效性的“自明性预设”。这些预设包括：学术思想资源的拓展方式、问题的领会方式和解决方式、以及现实的关注方式和个体生命的安顿方式，等等。换言之，所谓学术传统，就是在学术资源、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之沿革变迁中，呈现出了在研究立场、学术分科、理论基点、价值诉求和学术精神等方面为某一学术共同体所认同的某种自明性预设。
倘若此梳理尚有某种自明性，那么，所谓学术传统的断裂與变迁，就必然意味着某一“学术共同体”在研究立场、学科体制、理论基点、价值诉求和学术精神等方面的自明性认同的丧失。與此同时，由于学术研究在本质上的书写性或言说性，学术传统的断裂與变迁，一方面就必然是通过其表述方式而呈现出来的断裂與变迁；而另一方面，则同时又是其表述方式本身的变迁與断裂。也就是说，学术断裂甚至意味着某种学术之表述策略的自明性认同的丧失。
任何学术史书写，其使命必然是：不仅要发现种种“旧有”的和“新出”的芜杂的学术资源之间的隐秘联系，挑战和修正某些传统的或习见的“偏见”與“伪知”，而且要投入到历史與现实的具体情境中，去重建那为一代又一代学人所曾经领会过并明确表述出来的、或事实上触及了但尚未被明确意识到的、或至今仍未被发现而本身是存在的学术研究在研究立场、学科体制、理论基点、价值诉求、学术精神和表述策略等方面的自明性认同，并透过此重建，去领会“学人與社会、学人與学术、学术與生命”之间的种种非此不可的本源性联系。
反思到这一点，当代中国学界的学术史反思，也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切入点和地基。反思到这一点，当代中国学界的学术史反思，才可能有前提去触及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复杂交织。因为，当代中国学界在“研究立场”“学科体制”等方面的自明性认同的丧失，本身就是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困境的表征之一。学术史反思如果抵达不了这一层次，如何来展现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危机”并化解这些“危机”？学术史反思如果不能在思想史的层面化解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危机”，反过来，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又如何可能获得自己的“自主性”呢？
（责任编辑 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