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彩萍意识到，这一次，是真的要拆了。
　　2018年10月10日，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发布了正式的征收方案，货币补偿每平方米2万元。从5月8日发通知到现在，古城腾退这只“靴子”，终于也落到了真正的皇城根脚下。
　　拆迁涉及南北长街上共计400户民居，给定的搬迁期限是45天。白纸黑字，就写在遍布胡同墙壁上的通知中。

　　政府称，根据新总规的要求，皇城内也是完善政务区功能的重要承载空间。本项目意义重大，相对于二环内其他项目，进程预计会比较快。
　　事实上，早在2008年，南北长街就曾经历过一次拆迁。在张彩萍经营的老北京卤煮餐厅后厨，杂物凌乱地摆着，窗棂破败，空气中被雕刻进的，不仅有历史的痕迹，更有不太久远的忙乱与无措。
　　由于和政府在补偿款上没有达成一致，张彩萍留了下來。一过十年，终于还是要离开。
　　30年前，她嫁到北长街99号，向北走几百米就到了文津街，故宫的护城河筒子河在这里转弯。向南走十几米，是分隔了北长街和南长街的西华门大街，东边的尽头是西华门。1900年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年近古稀的慈禧太后剪掉了自己多年养的两寸长指甲，换上半新不旧的褂子，携光绪皇帝从这里出逃，史称“庚子西狩”。历史在这里也拐了个不大不小的弯，直到12年后，开始激流猛进。
　　和南北长街见证的历史相比，30年太短了。而现在，它终于也成为了历史。

“真龙过脉处”

　　南北长街全长1556米，东临故宫，西靠中南海，前者是封建王朝核心，后者是当代政权要地，因其离至高权力之近，被民间称为“最尊贵的夹道”。
　　明代，南北长街为皇城禁地，设有专为紫禁城服务的内宫衙门，如银作局、宝钞司、御用监和兵仗局等。
　　清时，为革除明代内宫之弊，防止过于庞杂的内宫机构造成资源浪费和内宫专权，废除了明朝建制的“四司、八局、十二监”，改为在西华门内设立内务府，下设三院七司，包括营造司、掌仪司、会计司等，同样分布在南北长街上。除此以外，还有众多的王府、寺庙和豪门显贵的私人官邸，并首次开始允许居民迁入。
　　更明显的转变发生在民国。
　　此前在明清时期，南北长街原本和东华门外的街道同名，都被称为南池子和北池子。因为从北边的神武门进来，就像走进一个池子，池底就是皇城的南墙。当时东、西华门外的两条街均为死胡同。据《京师坊巷志稿》载，“以东西二口之南端皆至天安门之垣，无门可出。”皇城森严，可见一斑。
　　但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北京市政当局决定将南池子一带的甬路改建成马路，同时在南池子南口、南长街南口、灰池、石板房等处开辟皇墙豁口，改善因皇城南墙无出入口而造成的城中部南北交通不畅的状况。
　　《燕都丛考》记：“皇城宅中，宫墙障塞，开通南北长街、南池子为东西两长街，禁御既除，熙攘弥往。于东侧辟南池子门，于西侧辟南长街门，又西侧辟灰厂墙门。于是，南、北长街，南池子以及灰池、石板房诸处，昔为行人所不易至者，今俱成为通衢。”
　　于是，在南长街新开辟的豁口处，修建了一座高大的拱门，上题“南长街”三个字，便是今天的南长街和西长安街交界处。至民国十六年，则“城垣尽拆”。
　　明礼部尚书朱国祯云：“余过西华门，马足恰恰有声，俯视见石骨黑，南北可数十丈，此真龙过脉处。”
　　而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城垣尽拆”，这一“真龙过脉处”所聚集的不再仅仅是龙脉，还有更多的人间烟火气。

晨钟暮鼓

　　在紫禁城外有八座寺庙，被称为外八庙，分别是普度寺、宣仁庙、凝和庙、万寿兴隆寺、昭显庙、静默寺、福佑寺和真武庙。前三座在南北池子大街，其他五座则在南北长街。
　　北长街37号，石门额上刻着“万寿兴隆寺”，原为明代的兵仗局佛堂，康熙三十九年（1700）敕改为万寿兴隆寺。寺坐西朝东，规模较大，有房舍200余间，后来变为接纳老年太监们的寺庙，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就曾居住于此。
　　1923年，溥仪下旨“将宫内太监全部裁撤，立即出宫”。至1926年，兴隆寺内仍住着40多位太监。这些封建王朝的遗民生活在民国，痛苦孤独。
　　据孙耀庭回忆：“出宫之后，我们这批太监痛苦极了。一方面是生活无着，找不到工作，还被人看不起;另一方面也不习惯紫禁城外面的社会生活。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个厕所都成为问题，进男厕所呢，还是进女厕所？”

　　他住在兴隆寺里，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冬天上街去捡煤核来烧。
　　北长街上的老居民，都曾见过兴隆寺门口停放的寿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信誓旦旦地声称见过孙耀庭的棺材从寺中抬出，缓慢地，仿佛一个朝代痛苦的转身。 　　但事实上，孙耀庭于1996年于广化寺逝世，享年94岁。
　　新中国成立后，兴隆寺是北京市内唯一住有养老太监的寺庙，由人民政府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出资供养。随着寺门口的寿材日渐减少，这里也成为了北京胡同里典型的大杂院，旧殿被隔成多户，来回奔跑的小孩替代了站不起身的老太监。
　　兴隆寺的对面是福佑寺，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康熙帝玄烨年幼时曾避痘在此，陪伴他的乳母是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的妻子，曹雪芹的曾祖母。
　　从兴隆寺走，不过数米，就是外八庙之一的昭显庙。始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内祀雷神，亦称雷神庙。民国时北京教育会在此办公，因此雷神庙北边的小胡同，也由雷神庙夹道改为教育会夹道，现名为教育夹道。
　　目前，福佑寺仍为班禅驻北京办事处，不对公众开放。垫脚远远望进去，只能看到红墙高大，殿宇巍峨，依稀可见其皇家规制。山门三间，前后有雕龙御路，左右有八字屏墙，大雄宝殿五间。
　　兴隆寺仅存山门，此前为民居，目前大门紧闭。

　　昭显庙原址上于1937年成立了北京市教育会附属小学，后改名为北长街小学，原庙的后殿及影壁今仍在。
　　昭显庙往南是静默寺，也是外八庙之一，始建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系关帝庙，据说大殿内曾供有关公的青龙偃月刀。明清时因为离皇宫近，常有觐见皇帝的大臣在此留宿。后来损毁严重，原有的形制还在，但看外墙似乎是后来重建，现为北京中海万悦销售中心，红色的朱漆大门背后是一桶桶水。
　　而位于南长街中部东侧的真武庙，据记载曾将忽必烈用来盛御酒的玉钵误用为“咸菜瓮”，后于乾隆年间被重新发现。今庙已不存，旧址上为一片民居。

　　西城区文化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南北长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腾退工程，先行修缮的是兴隆寺，由区文化委负责，与主管总体拆迁进度的区房地中心配合工作。而南北长街上的诸多古建，除兴隆寺外，其他大多属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直管。“未来，是否对外开放，还要看整体部署。”
　　福佑寺殿内建有一座重檐八角亭，檐顶上挂有十世班禅敬献的哈达，风起时随风飘扬，空气震动，钟鼓楼内的晨钟暮鼓已无处可寻。

半个月内，人已走了大半

　　姜万京已经在南长街的盡头住了45年。他生在这，长在这，现在即将要离开这。
　　搬迁是从北向南进行的。秋日的北京，和往常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正像郁达夫所写的那样，“来得清，来得静”，搬家车悄悄地来，却也悄悄地去，无声无息间，大杂院里就剩下一两个人，原来共用的厨房拆了，锅碗瓢盆瘫在地上。
　　姜万京三代都住在这里，门口是曾经的织女桥，和南池子的牛郎桥遥遥相对，现已被水泥路覆盖，只剩“织女桥东河沿胡同”的指引牌挂着，一进南长街的拱门就能看到。
　　半个月内，人已经走了大半。
　　要搬迁的400户中，有些是在其他地方有房产，平时很少来南北长街，房子低价出租给了外地人，这样的人走得最快。还有“家庭成分”简单的人，不拖家带口，没有家庭纠纷，看到45天之内完成签约且10日内搬家交房的，可以获得每平方米2万元的提前搬迁奖，虽然不舍，也搬得比较迅速，尤其是考虑到可以按照“先签先选”的原则，购买位于朝阳区奥运村5号地或朝阳区百子湾的定向安置房。剩下的人中，或者是由于没有房本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是因为家有残疾，人口较多，在现有的补偿条件无法生活。

　　按照补偿方案，虽然每平方米规定是2万元，但政府会综合考虑各户的实际情况，适当在此基础上乘以一定倍数。
　　卤煮店老板张彩萍觉得补偿低，给商铺的补偿是每平方米十五六万，按照她总共15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共约230万。拿这笔钱去购买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两居室定向安置房，按3万每平方米的价格，还需要自己贴几十万。
　　家住北长街的金奶奶，是典型的旗人老太太，虽然下半身瘫痪，但坐在椅子上，腰杆依然挺得笔直，说话时字正腔圆，咬字清晰，自有一股矜贵气。
　　24平方米的平房里住了她一家六口，除了自己和老伴，还有闺女、女婿和她们的双胞胎女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政府提供的补偿款是600多万，他们准备买两套房，那就得在五环以外了。
　　她的两个外孙女，都在街对面的北长街小学上学。作为南北长街上唯二的两所学校之一，北长街小学也即将整体搬迁。也因此，学校和学生越离越远，接送成为家长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姜万京回忆，这条街上长大的小孩都是一起长大，几乎都是北长街小学毕业，然后进入一六一中学，晚上互相串门吃饭。 　　南北长街上现在共有两所学校。在北长街小学以南，是一六一中学的三个校区。北校区位于北长街44号，原是会计司南花园，1926年，李大钊从北洋军阀手中争取而来，作为“女一中”的校址，也就是北平市市立第一女子中学，一六一中学的前身。
　　始建于1913年的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之后，教育部创建的近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女一中”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

　　至1929年，初中、高中两级都完成“三三”新学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改革后，“女一中”已经为女子开设了公民、国文、英语、数学、自然、历史、地理、劳作、卫生、体育、图画、音乐和童子军等必修课。李大钊也在学校开了两门课：“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
　　二十八中的前身是北京艺文学校，由著名教育家、革命先驱高仁山先生于1925年创办，学校学生早年也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闻名，和刘和珍一起遇难的陈时棻就是艺文中学学生。
　　北长街小学的前身是北平市教育会附属小学，原是北平市教育会办公地。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秘书处工作过的杨庆兰，是该校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1923年春，作家老舍由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教育会当了两年文书，就住在昭显庙的后罩房中，在这里，他写下了《骆驼祥子》。

左邻右舍

　　刘少奇、朱德、陈云、胡乔木和十世班禅等国家领导人的子女，都曾在北长街小学就读。
　　姜万京说，同学中有很多领导的孩子，大家知道他们的身份，但从来不在意，没有阶层分别，一样打闹。
　　住在南北长街，即使是普通百姓，也会偶尔和权力中心产生交集。曾在南北长街社区工作的郗俊杰写道：“他们（南北长街人）住过的地方离中南海太近了，有的房子从窗户就能摸到中南海的墙。他们会讲这条胡同生活如何的安全，出去都不用锁门，因为海墙周边有解放军站岗。他们会说到上学时和某某国家领导人子女是同学，关系如何好，如何到首长家里打枣吃。”
　　据姜万京回忆，长街人晚上吃完饭出门遛弯，经常碰到中央领导人也在散步，身后只跟着一个警卫员，悠闲自在。居民们也养成一种默契，虽然认得，但绝不上前主动攀谈。用姜万京的话说，这是每个南北长街人都有的“政治自觉”。
　　张彩萍的卤煮店对面，四合院里住着一位中央领导。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偶尔会过来问：“生意怎么样？”她就点点头，说挺好。而他的厨子经常来打包卤煮。
　　向北走几米，有一个蓝色铁门，推进去有几户人家，朱红色大门是会计司胡同25号，胡耀邦在此居住了29年，直至1989年4月15日逝去。张彩萍和她的丈夫都出席了追悼会。胡耀邦去世后，他的妻儿继续生活在这个四合院里。
　　郗俊杰还记得，一次，正赶上南北长街拆迁，傍晚，胡耀邦的儿子从铁门后走出来，对正在搬迁的人说，母亲李昭（胡耀邦的夫人）因身体不好不便出门，让他代她向街坊四邻问候、道别，并一再表示舍不得大家走，还拿来茶叶让众人品尝。
　　从会计司胡同25号继续向南，是北長街38号院，历史学家、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于1969年在此院逝世。
　　诗人柳亚子也曾在北长街居住，他将书斋取名为“上天下地之庐”，取自柳亚子的《〈沁园春〉——次韵和毛主席咏雪之作》。诗中写道：“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1951年2月，毛泽东亲笔为柳亚子题了这六个字，柳亚子后来把题字制成匾额，悬挂在北长街89号的客厅正中。
　　位于南长街20号的泽园酒家，与毛泽东的关系更密切。1994年，毛泽东前警卫员王明福和另一位战友，以及中南海的两位主厨韩阿富、程汝明共同成立了泽园酒家，名字取自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居所丰泽园。泽园酒家里，经典菜常年不变，是毛主席最爱吃的红烧肉。
　　如今，与权力中心最近的南北长街上的居民们，即将离去。
　　张彩萍最喜欢夏天的南北长街，街道两侧的槐树密密地遮住燥热，“一走进这条街，整个人都清凉了”。
　　这的确是北国的槐，郁达夫曾从槐树叶底，细数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那是一个普通的秋日，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训鸽的飞声。后来，训鸽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