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18年4月，为了筹建成立新民学会，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芝圃）等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著名的岳麓书院。他们一边用蚕豆煮着大米做饭吃，一边热烈讨论着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同时还苦读乡村社会这本“无字书”，在几个月时间里踏遍了岳麓山下的各个乡村。就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为改造中国乡村社会而草拟了一个“新村”建设规划，这是他为建设中国新农村而绘制的第一张美好蓝图。
“新村”一语出自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倡导的“新村主义”。“新文化运动”运动期间，“新村主义”在中国社会广为传播，岳麓山下激扬文字的青年毛泽东就参照“新村主义”，草拟了自己的“新村”建设规划，提出要在中国建设一个合“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三位于一体”的共产主义的中国新农村。在这种“新村”里，人们“可求平均分配，可求人格独立、财产共有、人人平等、互助友爱”。除此之外，还要在“新村”里建立起“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最终建成“融农、工、商、学、政为一体”的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新农村。这是青年毛泽东的一个伟大理想。
弹指一挥间，31年过去了。嚼着蚕豆米饭起草“新村”建设规划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四万万中国人站了起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农村的伟大航程，也随即启航。
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进军令，他在报告中指出：“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
从土地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广大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分地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已经有老解放区的近1亿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是在新解放区和暂时未解放的地区，还有近3亿农民处于无地或少地的赤贫状态下，而要解决这3亿农民的无地或少地问题，就必须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土改，彻底地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只能从土改起步；新中国农业和手工业要走向现代化，也只能从土改起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克服种种阻力，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变革土地所有制的历史风暴。
土改不是一帆风顺的。反对的声音首先来自一些民主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向共产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说：“江南无封建”，在一些地区，实际上是“地主养活农民”。毛泽东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想法，并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暂时不动富农”等一系列有益的措施，对党外民主人士的切身利益作了充分保护。
一些地主乡绅也开始采用各种手段抵制土改，他们或以金钱、美色拉拢干部，或唆使爪牙胁迫农民，或采取其他更为隐蔽的手段隐匿土地财产。
更有一些恶霸劣绅勾结国民党特工、封建会道门组织，以反征粮为号召，掀起反革命暴乱，袭击我党基层政权组织，残杀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妄图用血腥的暴力阻挡历史的前进。
但是，历史的进步是任何反动力量都无法阻挡的。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确立了土改的总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谆谆告诫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四面出击”，因为“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够大够多的”。而在会议闭幕时，毛泽东又针对一些民主人士的思想问题，作了《要作一个彻底的革命派》的重要讲话，表示“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号召民主人士“过好土改关”。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剿匪作战，共产党内发起了以整顿农村干部作风为主旨的新一轮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还成立了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央土改委员会，全面加强对新区土改的领导工作，各大区、各省、各县也相继成立专门的土改领导机关，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很快就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
土改运动期间出台的各项法规和政策，对中国农村各个阶层的利益都作了充分考虑，并因此而得到了新区农村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与普遍欢迎。连一些成为土改对象的中小地主们，也发自内心地赞叹说：毛主席想得周到！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进行，3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新中国的农业生产也自然而然地迅速提高，各类农产品的产量都有了显著增加：从1949年至1952年，我国粮食增长44.8%；棉花增长193%；油料增长64%。就这样，通过伟大的土改运动，农民获得了土地，新中国获得了粮食，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几亿农民的真心拥护与诚挚爱戴。
但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毕竟已经困扰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几千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31年前，勾画“融农、工、商、学、政为一体”的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新农村的青年毛泽东，在现实中看到的又是一个怎样的旧农村呢？
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基本上靠天吃饭；农村自然环境恶劣，缺医少药灾害频发；农民愚昧贫苦，上不起学，读不起书。形成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封建土地所有制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汪洋大海一般的个体小农经济，则让农民在面对种种困难时却只能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发挥不了集体的力量。
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后，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民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的局面，就成为了阻碍农业技术进步、妨碍农村环境改善的主要拦路虎了，不打掉这只拦路虎，建设新农村的一切美好构想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毛泽东决心要改变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他设想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从而在短时间内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
惠民，就要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金光大道，从而彻底消除个体小农经济一盘散沙的局面，把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再推上一个历史新台阶。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一旦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任何美好设想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甚至会造成严重的损失，走向历史的反面。领袖是人不是神，毛泽东也打过败仗，也犯过错误，但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能及时发现并修正自己的错误。
由于过于仓促地发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党的农村工作遇到了严重挫折，教训之惨重，人所共知。而毛泽东当年在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补救措施。
1960年下半年，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逐步认识到，造成近几年工作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于是，他在1961年1月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61年也随之成为“调查研究年”和“实事求是年”。这次全党性的、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在当时对纠正错误和战胜困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著名的“农业六十条”）。这是进行全党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所取得的一个伟大成果。“农业六十条”的出台与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此外，党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有力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如对平调错误进行坚决的纠正，对利益受侵害的农民采取彻底的退赔政策，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等等。这些措施的贯彻实施，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形势的迅速好转。
伴随农村形势的逐步好转，毛泽东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思考，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开展，当前的首要任务只能是发展生产、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指出：“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第一件大事”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重视农业，首先要重视科技，要倡导科学种田，下大力气实行技术改造，发展农业机械化；再是必须重视兴修水利，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还要重视兴办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还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构想自己的“新村”建设蓝图时，或多或少还带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的话，在经历“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的严重挫折后，晚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筹划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正确认识到吃饭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一件大事”后，他对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开始全面转向务实。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农村在生产领域实现了初步的现代化转型，农村的抗灾防灾能力和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这句名言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颇为有趣的小故事，而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曲折艰辛历程，也记载在故事里面。
安东机械厂是一个为抗美援朝而成立的军用地方小型机械修理厂。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工厂由军用转为民用，一些工人骨干提出要自己生产拖拉机，厂领导支持了他们的想法，并帮助他们成立了新产品试制小组。1957年1月，安东厂的工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鸭绿江一号”。 1958年春天，国家计委的领导来安东厂视察，他们看到这台拖拉机后，称赞工人们敢想敢干，并当场拍板，决定送“鸭绿江一号”到北京去参加农业机械展览会。到京后，一些农机制造专家在展览会上看到了“鸭绿江一号”，他们一致认为“鸭绿江一号”既适合耕田，又适合跑运输，代表了我国拖拉机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遴选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拖拉机游行车队的机车时，“鸭绿江一号”却因外形不太美观而落选了。可是，5月1日早晨，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原定参加游行的4台拖拉机中的一台因技术不过关开到半路就出了故障，于是“鸭绿江一号”就代替它与其他3台拖拉机一起驶进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5月3日，一同视察过安东厂的国家计委领导倪伟、王光中联名向国家计委党组书记李富春递交报告，叙述了安东厂工人克服重重困难试制“鸭绿江一号”拖拉机的经过。李富春将这个报告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用铅笔写了如下的批语：“卑贱者最聪明！”
对于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曾作过以下概括：“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情况下，机械化的根本出路则在于安东机械厂这样的中小型地方企业。
发展中小型农机制造企业一直是毛泽东用以指导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针，而这些中小企业的迅速崛起，也为新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在毛泽东的统筹部署下，继1959年建成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之后，农机制造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县以上农机制造厂1900多个，县农机修造厂2400多个，共有职工145万人”。同时形成了上海、北京、天津、洛阳、太原、德阳、沈阳、富拉尔基八大农业机械生产基地，中国的农机制造企业已经能够制造多种型号的拖拉机和农具，产品还销往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农机制造企业为在农村广泛推广机械作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与技术基础，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到1978年底，全国仅人民公社系统就有农业机械管理操作人员790多万，其中拖拉机手330万。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懂得现代生产技术的农民，对在农村的推广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有力促进了新农村的现代化转型进程。延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农业的技术装备条件大为改观，彻底改变了建国初期土改时“几个农户一条牛腿”的落后状况。正是在这样的雄厚物质基础上，邓小平推广和土改一样解放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业才取得了今天这样举世公认的高速发展，这是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也是毛泽东的历史贡献。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历代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而除水旱之害，第一要务为兴修水利。
我党在建国初期提出的水利建设方针和任务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大跃进”时期，又提出了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主”水利方针，并以这个方针为指导掀起了兴修水利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建设了大量水利工程。但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小型与大型、蓄水与排水、群众自办与国家指导的辩证关系，也给此后的水利建设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后来通过纠偏，又提出了新的水利建设方针：“大搞小型，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
在毛泽东正确的决策指导下，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指导方针，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对淮河进行了全面治理，还兴建了著名的官厅水库，同时还完成了荆江分洪、引黄济卫等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又修建了三门峡水库等大型水利枢纽设施，70年代又上马了葛洲坝工程。这些水利设施为抗御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为显著的贡献，是农业灌溉条件随水利事业的发展而得到了显著改善。
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绝对数量从4.1亿亩增加到6.7亿亩，净增2.6亿亩。此外，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农村的抗灾防灾能力，同解放前相比，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流域，洪灾的频度和强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抗旱能力也获得很大提高。当然，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农村水利建设事业也依然任重而道远。
提起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争议最多的莫过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事实也证明，当时搞合作化确实有些冒进，也确实给党的农业工作带来了很大损失。但是，毛泽东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非一无是处，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在某些领域也让农民获得了实惠。
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颁布了一本题为《中国：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的重要文献，书中提到了一场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的成功的“卫生革命”，并对这场“卫生革命”给予了高度赞誉。这场引起世界关注的卫生革命运动，就是毛泽东组织和领导的农村“合作医疗”运动。
“合作医疗”运动衍生于农业合作化，最早出现在山西，实质是建立在集体化基础上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合作医疗”运动起源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后取得较大发展。其主要举措是创办“医社结合”的保健站，采取由社员群众出“保健费”、生产合作社出公益金补助相结合的办法，以解决农民的就医问题。这一医疗保健体制主要的优点是“无病早防，有病早治，省工省钱，方便可靠”，为解决农民看病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布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发展。
1965年1月20日，卫生部党组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即于21日批示“同意照办”4字。6月26日，毛泽东又在与医务人员的谈话中作出重要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泽东发出“六二六”指示后，卫生部开始逐步把医疗事业投送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转向农村，在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合作医疗”运动也因此而取得了更大发展。大批医务工作者奔赴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到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为农民群众看病治疗。下乡医生中还有很多知名的专家，他们在给农民群众看病的同时，还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当地的医疗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这样既加强了农村医疗力量，又提高了乡村医生素质，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后来，因为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世界卫生组织将其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并以“中国模式”之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广为推广。
但是，由于“合作医疗”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建立在集体与个人相结合、互助互济的前提之下，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制的废除，长期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受到巨大冲击，曾经覆盖85%农村人口的“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大面积萎缩瓦解。进入90年代后，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广大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先后于1990至1992年、1996至1997年两次进行了“重建”合作医疗体系的尝试。显然，形势的变化要求今人在面对农村医改难题时拿出新的、更为有效的思路与措施来。
斯人已逝，业绩长存！虽然发生过许多付出了昂贵代价的错误，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农村工作还是取得了许多无人可以否认的辉煌业绩，几万万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实现了多少代农民梦寐以求却难以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发展农业机械化实现中国农村的初步现代化转型；兴修水利，改善医疗；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农民也真正地站立起来，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历史，将永远铭记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建立的伟大功勋！
（压题照片：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就“农业六十条”进行讨论）
“新村”一语出自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倡导的“新村主义”。“新文化运动”运动期间，“新村主义”在中国社会广为传播，岳麓山下激扬文字的青年毛泽东就参照“新村主义”，草拟了自己的“新村”建设规划，提出要在中国建设一个合“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三位于一体”的共产主义的中国新农村。在这种“新村”里，人们“可求平均分配，可求人格独立、财产共有、人人平等、互助友爱”。除此之外，还要在“新村”里建立起“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最终建成“融农、工、商、学、政为一体”的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新农村。这是青年毛泽东的一个伟大理想。
弹指一挥间，31年过去了。嚼着蚕豆米饭起草“新村”建设规划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四万万中国人站了起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农村的伟大航程，也随即启航。
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进军令，他在报告中指出：“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
从土地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广大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分地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已经有老解放区的近1亿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是在新解放区和暂时未解放的地区，还有近3亿农民处于无地或少地的赤贫状态下，而要解决这3亿农民的无地或少地问题，就必须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土改，彻底地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只能从土改起步；新中国农业和手工业要走向现代化，也只能从土改起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克服种种阻力，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变革土地所有制的历史风暴。
土改不是一帆风顺的。反对的声音首先来自一些民主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向共产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说：“江南无封建”，在一些地区，实际上是“地主养活农民”。毛泽东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想法，并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暂时不动富农”等一系列有益的措施，对党外民主人士的切身利益作了充分保护。
一些地主乡绅也开始采用各种手段抵制土改，他们或以金钱、美色拉拢干部，或唆使爪牙胁迫农民，或采取其他更为隐蔽的手段隐匿土地财产。
更有一些恶霸劣绅勾结国民党特工、封建会道门组织，以反征粮为号召，掀起反革命暴乱，袭击我党基层政权组织，残杀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妄图用血腥的暴力阻挡历史的前进。
但是，历史的进步是任何反动力量都无法阻挡的。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确立了土改的总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谆谆告诫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四面出击”，因为“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够大够多的”。而在会议闭幕时，毛泽东又针对一些民主人士的思想问题，作了《要作一个彻底的革命派》的重要讲话，表示“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号召民主人士“过好土改关”。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剿匪作战，共产党内发起了以整顿农村干部作风为主旨的新一轮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还成立了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央土改委员会，全面加强对新区土改的领导工作，各大区、各省、各县也相继成立专门的土改领导机关，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很快就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
土改运动期间出台的各项法规和政策，对中国农村各个阶层的利益都作了充分考虑，并因此而得到了新区农村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与普遍欢迎。连一些成为土改对象的中小地主们，也发自内心地赞叹说：毛主席想得周到！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进行，3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新中国的农业生产也自然而然地迅速提高，各类农产品的产量都有了显著增加：从1949年至1952年，我国粮食增长44.8%；棉花增长193%；油料增长64%。就这样，通过伟大的土改运动，农民获得了土地，新中国获得了粮食，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几亿农民的真心拥护与诚挚爱戴。
但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毕竟已经困扰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几千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31年前，勾画“融农、工、商、学、政为一体”的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新农村的青年毛泽东，在现实中看到的又是一个怎样的旧农村呢？
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基本上靠天吃饭；农村自然环境恶劣，缺医少药灾害频发；农民愚昧贫苦，上不起学，读不起书。形成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封建土地所有制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汪洋大海一般的个体小农经济，则让农民在面对种种困难时却只能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发挥不了集体的力量。
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后，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民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的局面，就成为了阻碍农业技术进步、妨碍农村环境改善的主要拦路虎了，不打掉这只拦路虎，建设新农村的一切美好构想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毛泽东决心要改变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他设想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从而在短时间内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
惠民，就要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金光大道，从而彻底消除个体小农经济一盘散沙的局面，把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再推上一个历史新台阶。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一旦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任何美好设想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甚至会造成严重的损失，走向历史的反面。领袖是人不是神，毛泽东也打过败仗，也犯过错误，但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能及时发现并修正自己的错误。
由于过于仓促地发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党的农村工作遇到了严重挫折，教训之惨重，人所共知。而毛泽东当年在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补救措施。
1960年下半年，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逐步认识到，造成近几年工作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于是，他在1961年1月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61年也随之成为“调查研究年”和“实事求是年”。这次全党性的、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在当时对纠正错误和战胜困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著名的“农业六十条”）。这是进行全党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所取得的一个伟大成果。“农业六十条”的出台与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此外，党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有力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如对平调错误进行坚决的纠正，对利益受侵害的农民采取彻底的退赔政策，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等等。这些措施的贯彻实施，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形势的迅速好转。
伴随农村形势的逐步好转，毛泽东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思考，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开展，当前的首要任务只能是发展生产、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指出：“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第一件大事”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重视农业，首先要重视科技，要倡导科学种田，下大力气实行技术改造，发展农业机械化；再是必须重视兴修水利，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还要重视兴办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还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构想自己的“新村”建设蓝图时，或多或少还带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的话，在经历“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的严重挫折后，晚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筹划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正确认识到吃饭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一件大事”后，他对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开始全面转向务实。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农村在生产领域实现了初步的现代化转型，农村的抗灾防灾能力和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这句名言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颇为有趣的小故事，而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曲折艰辛历程，也记载在故事里面。
安东机械厂是一个为抗美援朝而成立的军用地方小型机械修理厂。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工厂由军用转为民用，一些工人骨干提出要自己生产拖拉机，厂领导支持了他们的想法，并帮助他们成立了新产品试制小组。1957年1月，安东厂的工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鸭绿江一号”。 1958年春天，国家计委的领导来安东厂视察，他们看到这台拖拉机后，称赞工人们敢想敢干，并当场拍板，决定送“鸭绿江一号”到北京去参加农业机械展览会。到京后，一些农机制造专家在展览会上看到了“鸭绿江一号”，他们一致认为“鸭绿江一号”既适合耕田，又适合跑运输，代表了我国拖拉机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遴选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拖拉机游行车队的机车时，“鸭绿江一号”却因外形不太美观而落选了。可是，5月1日早晨，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原定参加游行的4台拖拉机中的一台因技术不过关开到半路就出了故障，于是“鸭绿江一号”就代替它与其他3台拖拉机一起驶进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5月3日，一同视察过安东厂的国家计委领导倪伟、王光中联名向国家计委党组书记李富春递交报告，叙述了安东厂工人克服重重困难试制“鸭绿江一号”拖拉机的经过。李富春将这个报告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用铅笔写了如下的批语：“卑贱者最聪明！”
对于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曾作过以下概括：“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情况下，机械化的根本出路则在于安东机械厂这样的中小型地方企业。
发展中小型农机制造企业一直是毛泽东用以指导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针，而这些中小企业的迅速崛起，也为新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在毛泽东的统筹部署下，继1959年建成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之后，农机制造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县以上农机制造厂1900多个，县农机修造厂2400多个，共有职工145万人”。同时形成了上海、北京、天津、洛阳、太原、德阳、沈阳、富拉尔基八大农业机械生产基地，中国的农机制造企业已经能够制造多种型号的拖拉机和农具，产品还销往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农机制造企业为在农村广泛推广机械作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与技术基础，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到1978年底，全国仅人民公社系统就有农业机械管理操作人员790多万，其中拖拉机手330万。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懂得现代生产技术的农民，对在农村的推广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有力促进了新农村的现代化转型进程。延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农业的技术装备条件大为改观，彻底改变了建国初期土改时“几个农户一条牛腿”的落后状况。正是在这样的雄厚物质基础上，邓小平推广和土改一样解放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业才取得了今天这样举世公认的高速发展，这是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也是毛泽东的历史贡献。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历代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而除水旱之害，第一要务为兴修水利。
我党在建国初期提出的水利建设方针和任务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大跃进”时期，又提出了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主”水利方针，并以这个方针为指导掀起了兴修水利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建设了大量水利工程。但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小型与大型、蓄水与排水、群众自办与国家指导的辩证关系，也给此后的水利建设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后来通过纠偏，又提出了新的水利建设方针：“大搞小型，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
在毛泽东正确的决策指导下，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指导方针，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对淮河进行了全面治理，还兴建了著名的官厅水库，同时还完成了荆江分洪、引黄济卫等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又修建了三门峡水库等大型水利枢纽设施，70年代又上马了葛洲坝工程。这些水利设施为抗御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为显著的贡献，是农业灌溉条件随水利事业的发展而得到了显著改善。
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绝对数量从4.1亿亩增加到6.7亿亩，净增2.6亿亩。此外，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农村的抗灾防灾能力，同解放前相比，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流域，洪灾的频度和强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抗旱能力也获得很大提高。当然，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农村水利建设事业也依然任重而道远。
提起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争议最多的莫过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事实也证明，当时搞合作化确实有些冒进，也确实给党的农业工作带来了很大损失。但是，毛泽东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非一无是处，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在某些领域也让农民获得了实惠。
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颁布了一本题为《中国：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的重要文献，书中提到了一场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的成功的“卫生革命”，并对这场“卫生革命”给予了高度赞誉。这场引起世界关注的卫生革命运动，就是毛泽东组织和领导的农村“合作医疗”运动。
“合作医疗”运动衍生于农业合作化，最早出现在山西，实质是建立在集体化基础上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合作医疗”运动起源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后取得较大发展。其主要举措是创办“医社结合”的保健站，采取由社员群众出“保健费”、生产合作社出公益金补助相结合的办法，以解决农民的就医问题。这一医疗保健体制主要的优点是“无病早防，有病早治，省工省钱，方便可靠”，为解决农民看病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布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发展。
1965年1月20日，卫生部党组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即于21日批示“同意照办”4字。6月26日，毛泽东又在与医务人员的谈话中作出重要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泽东发出“六二六”指示后，卫生部开始逐步把医疗事业投送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转向农村，在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合作医疗”运动也因此而取得了更大发展。大批医务工作者奔赴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到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为农民群众看病治疗。下乡医生中还有很多知名的专家，他们在给农民群众看病的同时，还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当地的医疗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这样既加强了农村医疗力量，又提高了乡村医生素质，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后来，因为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世界卫生组织将其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并以“中国模式”之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广为推广。
但是，由于“合作医疗”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建立在集体与个人相结合、互助互济的前提之下，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制的废除，长期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受到巨大冲击，曾经覆盖85%农村人口的“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大面积萎缩瓦解。进入90年代后，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广大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先后于1990至1992年、1996至1997年两次进行了“重建”合作医疗体系的尝试。显然，形势的变化要求今人在面对农村医改难题时拿出新的、更为有效的思路与措施来。
斯人已逝，业绩长存！虽然发生过许多付出了昂贵代价的错误，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农村工作还是取得了许多无人可以否认的辉煌业绩，几万万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实现了多少代农民梦寐以求却难以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发展农业机械化实现中国农村的初步现代化转型；兴修水利，改善医疗；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农民也真正地站立起来，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历史，将永远铭记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建立的伟大功勋！
（压题照片：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就“农业六十条”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