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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很贴切、敏锐地反映中国社会语境之下的当代议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议题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在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地位的地方启动一个民间美术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赖香伶对本刊记者说。
赖香伶，有着20多年美术馆、博物馆的从业经验，曾在台湾先后任职于台北市立美术馆、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等机构，2006年曾担任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
在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任上，她使该馆成为—个基金会支持下的“公办民营”美术馆的范例。
她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外滩美术馆馆长。
2010年5月初，位于上海外滩源虎丘路20号的外滩美术馆正式揭牌，该馆是外滩地区的首家民办公益性美术馆。首展是蔡国强策划的展览——《农民达芬奇》的全球“处女秀”，这也是蔡国强在国内首次以个人身份与民间机构合作。
“外滩是中国最早向西方开放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展现现代化的地方。现在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关于农民创造性和梦想的展览，藉由和过去时代的对比，体现了我们对于新的时代的期待。”蔡国强对本刊记者谈他在外滩美术馆办展的初衷。
在馆长赖香伶眼里，《农民达芬奇》这样极具社会议题性的展览代表了外滩美术馆未来的办展方向。
日前，就民办公益性美术馆的社会定位、艺术取向和运营模式等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赖香伶。
反映中国社会语境之下的当代议题
《瞭望东方周刊》：外滩美术馆和外滩上原有的一些艺术空间有什么不同?
赖香伶：外滩有很多的艺术空间，他们大多是营利性的，会有一些商业化的操作。而我们是非营利的空间，体现公益性的原则。
另外，未来我们在规划上有几个比较主要的方向：一是希望呈现当初外滩在历史上很重要的特征——多元化、多样性。当初在这里曾有新闻的、宗教的、建筑的、艺术的等各类活动。我们希望外滩美术馆也可以做到这样。所以我们鼓励跨界，和不同的艺术文化领域合作。比如我们未来可能会和设计创意、建筑、表演艺术等领域合作。事实上这种跨界合作本来就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特质之一。
我们美术馆的展示空间比较有限，只有2000平方米，恐怕没有办法像那些大型美术馆一样做一些具有史观铺陈的展览，因为可能如果谈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某—个脉络，可能我们整个馆都放不下，所以这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但我们会针对能够积极反映中国当下社会或文化的一些具有重要议题性的探讨，做一些策划式的展览，这是我们今后的重点。
如何很贴切、敏锐地反映中国社会语境之下的当代议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议题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们这次邀请了蔡国强来做《农民达芬奇》的展览?
赖香伶：没错。蔡国强这次的展览关注的是农民个体的自主意识之下的创造性活动，而不是国家的、集体的意志所成就的大规模的事件。他是要回到一个基本的原点——农民个人的创造，借此反映中国现代化中凸显的一些重要问题。
不能只是期盼高端白领阶层走进美术馆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当代艺术现在还是比较小众的，怎样让普通民众愿意走入美术馆?
赖香伶：这的确是我们未来会关注的。
未来我们在展览期间会办一些相关的讲座，有些展览会把重点放在普及教育上，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当代艺术，这些展览会比较容易、亲切。美术馆后面会有一个广场，我们会在那里办些公开性的活动，比如放一些露天电影，室外音樂会或者表演，我们也会在公共空间配置一些艺术品，公众可以在走动时就能看到这些艺术品，而不用进入美术馆。
我常和我的同事们强调，美术馆要做的是向外推广，而不仅仅是向内规划。这是一种“无墙美术馆”的概念，就是怎么把美术馆的活动带出所谓美学空间的“墙”，要超越这个“墙”的限制。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担任台北当代艺术馆的馆长，能否分享下你在台北当代艺术馆的经验?
赖香伶：台北当代艺术馆在台湾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美术馆。它和现在的外滩美术馆很相似，也是由一个古迹改建成的——这就有空间上的局限，我们必须小心地保护古迹，同时要很好地发挥美术馆的功能。
我现在对于外滩美术馆的规划在概念上和当时的台北当代艺术馆也有某些相似，就是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积极地反映时代，同时提供给年轻人一个展示的舞台。未来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小的空间，定期让一些年轻的创作者参与美术馆的活动。
《瞭望东方周刊》：你观察到的大陆的一些美术馆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建议?
赖香伶：我感觉大陆这几年很多民企都愿意投入文化的建设，所以很多民间美术馆也相继建立，这是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文化的建设不能只靠政府，要政府和民间共同投入，互为补充。
但是一个美术馆的兴建和启动其实只是第一步。启动只代表开始走上这条路，后面的路还很长，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走这条路?有什么样的准备来走这条路?这是需要运营者更多思考的。
在我看来，(要做好美术馆)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条件：定位、人才和资金。其中资金扩大了说就是营运模式。
在大陆我还没有看到很多真正非营利性质的基金会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讲到美术馆生存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或是你所称的“运营模式”。你在台北当代艺术馆时的运营模式是怎样的?
赖香伶：它的运营模式是比较特别的。台北当代艺术馆开馆已经差不多10年了，在我离开以前一直是按照公办民营的方式运营的，就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经营的模式。由政府拿出一小部分资金，剩余资金由企业——不是单家企业，是一群对文化有使命感的企业——共同筹措成立一个基金会来解决。
由于是政府和民间资金合在一起经营这个馆，所以它既把握了公立美术馆的非营利、公益性、教育性的使命，又具备了民间美术馆的企业化管理，回避了官方美术馆的官僚体制。这是比较活泼的，比较有效率的营运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好像艺术基金会的模式在欧美国家非常普遍，包括在现在的台湾地区。
赖香伶：对。这个概念(艺术基金会)其实也是来自欧美的。台湾民间基金会的发展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最繁荣的时候。那时候有大量的民间企业愿意投入社会公益，主要以文化为方向，所以很多的艺术文化基金会相继成立。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的亲身经历来看，这种基金会的模式对于美术馆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赖香伶：它赞助了很多美术馆的活动。每个基金会有自己特定的赞助方向。我就曾经在一个艺术教育基金会任职，那个基金会主要鼓励艺术评论。台湾的很多基金会除了做赞助，自己也举办很多与艺术有关的活动，有些基金会还成立了一些民间的小型美术馆。
在大陆比较可惜的是，我还没有看到很多真正非营利性质的基金会。基金会和美术馆的功能还不太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哪里不一样?
赖香伶：基金会扮演的是一个推手的角色。它可以赞助很多活动，不仅是展览，还可以推动艺术评论、发掘年轻艺术家等。
在大陆，我很期待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美术馆和基金会共同努力，互相补充，让大陆的艺术生态更健全。
“在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地位的地方启动一个民间美术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赖香伶对本刊记者说。
赖香伶，有着20多年美术馆、博物馆的从业经验，曾在台湾先后任职于台北市立美术馆、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等机构，2006年曾担任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
在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任上，她使该馆成为—个基金会支持下的“公办民营”美术馆的范例。
她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外滩美术馆馆长。
2010年5月初，位于上海外滩源虎丘路20号的外滩美术馆正式揭牌，该馆是外滩地区的首家民办公益性美术馆。首展是蔡国强策划的展览——《农民达芬奇》的全球“处女秀”，这也是蔡国强在国内首次以个人身份与民间机构合作。
“外滩是中国最早向西方开放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展现现代化的地方。现在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关于农民创造性和梦想的展览，藉由和过去时代的对比，体现了我们对于新的时代的期待。”蔡国强对本刊记者谈他在外滩美术馆办展的初衷。
在馆长赖香伶眼里，《农民达芬奇》这样极具社会议题性的展览代表了外滩美术馆未来的办展方向。
日前，就民办公益性美术馆的社会定位、艺术取向和运营模式等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赖香伶。
反映中国社会语境之下的当代议题
《瞭望东方周刊》：外滩美术馆和外滩上原有的一些艺术空间有什么不同?
赖香伶：外滩有很多的艺术空间，他们大多是营利性的，会有一些商业化的操作。而我们是非营利的空间，体现公益性的原则。
另外，未来我们在规划上有几个比较主要的方向：一是希望呈现当初外滩在历史上很重要的特征——多元化、多样性。当初在这里曾有新闻的、宗教的、建筑的、艺术的等各类活动。我们希望外滩美术馆也可以做到这样。所以我们鼓励跨界，和不同的艺术文化领域合作。比如我们未来可能会和设计创意、建筑、表演艺术等领域合作。事实上这种跨界合作本来就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特质之一。
我们美术馆的展示空间比较有限，只有2000平方米，恐怕没有办法像那些大型美术馆一样做一些具有史观铺陈的展览，因为可能如果谈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某—个脉络，可能我们整个馆都放不下，所以这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但我们会针对能够积极反映中国当下社会或文化的一些具有重要议题性的探讨，做一些策划式的展览，这是我们今后的重点。
如何很贴切、敏锐地反映中国社会语境之下的当代议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议题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们这次邀请了蔡国强来做《农民达芬奇》的展览?
赖香伶：没错。蔡国强这次的展览关注的是农民个体的自主意识之下的创造性活动，而不是国家的、集体的意志所成就的大规模的事件。他是要回到一个基本的原点——农民个人的创造，借此反映中国现代化中凸显的一些重要问题。
不能只是期盼高端白领阶层走进美术馆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当代艺术现在还是比较小众的，怎样让普通民众愿意走入美术馆?
赖香伶：这的确是我们未来会关注的。
未来我们在展览期间会办一些相关的讲座，有些展览会把重点放在普及教育上，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当代艺术，这些展览会比较容易、亲切。美术馆后面会有一个广场，我们会在那里办些公开性的活动，比如放一些露天电影，室外音樂会或者表演，我们也会在公共空间配置一些艺术品，公众可以在走动时就能看到这些艺术品，而不用进入美术馆。
我常和我的同事们强调，美术馆要做的是向外推广，而不仅仅是向内规划。这是一种“无墙美术馆”的概念，就是怎么把美术馆的活动带出所谓美学空间的“墙”，要超越这个“墙”的限制。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担任台北当代艺术馆的馆长，能否分享下你在台北当代艺术馆的经验?
赖香伶：台北当代艺术馆在台湾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美术馆。它和现在的外滩美术馆很相似，也是由一个古迹改建成的——这就有空间上的局限，我们必须小心地保护古迹，同时要很好地发挥美术馆的功能。
我现在对于外滩美术馆的规划在概念上和当时的台北当代艺术馆也有某些相似，就是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积极地反映时代，同时提供给年轻人一个展示的舞台。未来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小的空间，定期让一些年轻的创作者参与美术馆的活动。
《瞭望东方周刊》：你观察到的大陆的一些美术馆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建议?
赖香伶：我感觉大陆这几年很多民企都愿意投入文化的建设，所以很多民间美术馆也相继建立，这是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文化的建设不能只靠政府，要政府和民间共同投入，互为补充。
但是一个美术馆的兴建和启动其实只是第一步。启动只代表开始走上这条路，后面的路还很长，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走这条路?有什么样的准备来走这条路?这是需要运营者更多思考的。
在我看来，(要做好美术馆)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条件：定位、人才和资金。其中资金扩大了说就是营运模式。
在大陆我还没有看到很多真正非营利性质的基金会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讲到美术馆生存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或是你所称的“运营模式”。你在台北当代艺术馆时的运营模式是怎样的?
赖香伶：它的运营模式是比较特别的。台北当代艺术馆开馆已经差不多10年了，在我离开以前一直是按照公办民营的方式运营的，就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经营的模式。由政府拿出一小部分资金，剩余资金由企业——不是单家企业，是一群对文化有使命感的企业——共同筹措成立一个基金会来解决。
由于是政府和民间资金合在一起经营这个馆，所以它既把握了公立美术馆的非营利、公益性、教育性的使命，又具备了民间美术馆的企业化管理，回避了官方美术馆的官僚体制。这是比较活泼的，比较有效率的营运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好像艺术基金会的模式在欧美国家非常普遍，包括在现在的台湾地区。
赖香伶：对。这个概念(艺术基金会)其实也是来自欧美的。台湾民间基金会的发展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最繁荣的时候。那时候有大量的民间企业愿意投入社会公益，主要以文化为方向，所以很多的艺术文化基金会相继成立。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的亲身经历来看，这种基金会的模式对于美术馆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赖香伶：它赞助了很多美术馆的活动。每个基金会有自己特定的赞助方向。我就曾经在一个艺术教育基金会任职，那个基金会主要鼓励艺术评论。台湾的很多基金会除了做赞助，自己也举办很多与艺术有关的活动，有些基金会还成立了一些民间的小型美术馆。
在大陆比较可惜的是，我还没有看到很多真正非营利性质的基金会。基金会和美术馆的功能还不太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哪里不一样?
赖香伶：基金会扮演的是一个推手的角色。它可以赞助很多活动，不仅是展览，还可以推动艺术评论、发掘年轻艺术家等。
在大陆，我很期待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美术馆和基金会共同努力，互相补充，让大陆的艺术生态更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