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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仲夷“唇亡齿寒”
父亲早年多次出国，又爱动脑筋，因此常有超前之想，（在福建主政时）曾经跟邓小平建议发行特区货币。
在招商引资方面，当年他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三个要干”的观点。这三条后来被别人攻击，为什么对我们无利也要干？说这是卖国求荣。父亲不这么看问题，事实证明，他的许多超前的看法和做法都是对的。
他比任仲夷小一些，任仲夷又曾经和我爷爷（项与年）共过事。一个在福建，一个在广东，都处在改革开放的浪尖上，有多少人等着抓他们的失误，可以说如履薄冰。记得有段时间，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会通个电话，两个人是唇亡齿寒、荣辱与共，受到压力的时候他们两个特区一定要意见一致才行，谁顶不住都完蛋。
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当年“清污”（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批白桦的《苦恋》，当时全国28个省报都转载了，对于各省大员来说，登不登报是表明你的政治态度，一个不谨慎就摘乌纱帽了。父亲和任仲夷通电话，问：“你那里登不登啊？我是不准备登的。”任仲夷说：“我也不登。”父亲从来认为，不应禁锢人的思想。
“晋江假药案”真相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一些人认为现在计划经济不搞了，搞商品经济，中国非乱不可。他的许多（改革）想法，被当时的人所不理解，甚至家里人也不能完全理解他。妈妈有时候就埋怨他，说他老是得罪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其实是很孤独的。
关于“晋江假药案”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晋江陈埭镇的乡镇企业做了一个银耳冲剂，农民想把银耳冲剂卖得更好一点，就仿冒成药品，伪造药政批文。它确实不应该贴一个药的标签，福建省也先发现并严肃查处了。
但后来《人民日报》突然刊登了报道《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之后又连续几次在报上发难，关于此案的报道和质问就逐步升级。父亲先后作了5次检讨，但是他一直坚持说：“我不是支持假药，应该把假药案和乡镇企业区分开来，继续发展乡镇企业。”有人称他支持“造假”，这种指责根本就是偷梁换柱。
后来中纪委要给他处分，让他签字。父亲说：“我不能签这个字。”
他说：“1958年说我是‘右倾分子’，我就违心地在决定上签了字，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多少人都在等着看项南会不会受处分。我要签一个字很容易，但可能就会撤一批、抓一批、关一批，这样福建整个乡镇企业形势就全变了。我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
今天看起来，抓假药案是名，后面有大文章，对于改革开放，有人始终不买账，福建和广东在改革开放中一直冲在最前面，总要有人付出代价。
后来父亲再回福建，重新回到当初“晋江假药案”发生的地方。知道他来了之后，一条街上挂满了鞭炮不停地放……
退休后仍是改革派
他从福建（去职）回北京，什么都没有带，除了带书。
他当时都70岁了，已经退休了，但还是想做一些事情。后来成立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他去做会长，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虑，就是因为他在华侨里的声望很高。
他认为当时的扶贫方式有问题，是一种洒水式的扶贫。他认为好的扶贫方式，应该是滚雪球式的扶贫，也就是投资一个项目，可以回收资金，再投资。后来他搞过很多项目。
他还搞过一个当时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让东部和西部的干部互相挂职交流。他认为西部有资源，但干部观念落后没有去开发；东部有钱，但没有发现西部的投资价值，这样一交流就互补了。
一次，因为一个扶贫项目，需要从山西到陕西，结果没有买到卧铺票，他就和另一个同事一起，两人一个正部级一个副部级，两位老人坐了一路的硬座，非常辛苦，但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他就是这么个人，总是想着怎么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怎么能让贫困地区老百姓赚钱，但是他对自己可以说是非常节俭甚至吝啬。常常有人来看他，要给家里装修，要给他钱、礼物，他一概拒绝。有一个记者到我们家采访，后来说真没想到一个曾经职务这么高的人，厕所里的手纸居然是马粪纸。
他心脏病病重，住在北京医院时，曾经很沉痛地跟我们说过：“我们这个国家，总是在搞这个运动那个斗争，真正能静下来好好搞一下建设的时间，太少了。实在是可惜啊！”
我们知道，他既是为国家，也是为自己遗憾。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我们国家已经整整搞了30多年的建设，想到这点，我们为父亲感到欣慰。
骨子里是农民的儿子
父亲的成长，似乎受奶奶的影响更大。
奶奶虽然不识多少字，却是特别坚强的一个人。早年的时候，爷爷在外，留奶奶一个人在老家带几个孩子，还要照顾老人和弟弟妹妹，又因为爷爷是共产党，受到牵连而坐牢，生活特别苦。我们嫡亲的3个姑姑，早年都因病饿而死。
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所以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文革”中父亲被抓走，我们当时还小，哭成一团，奶奶就说：“有什么好哭的，日子该过还是一样地过。”她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父亲每次和我们说起奶奶，都说：“你奶奶真了不起。”奶奶活着的时候，一家人都是她照顾，所以我们孙子一辈对她也特别有感情，很佩服她。
我们看其他干部子女谈起自己父母，往往说他们如何埋头苦干顾不上家里之类的。父亲好像不是这样的。
感觉他好像从来都不怎么睡觉似的。记忆里，无论春夏秋冬，每日凌晨四五点钟他即起身早读了。我们有谁一大早爬起来上厕所，总能看到写字台上那盏绿玻璃灯罩的台灯亮着，父亲不是看书便是在写文章。
他读书“胃口很好”，政治、经济、文学、历史什么都读，而且记忆力极强，过目不忘，随时可以调动脑中的储蓄。父亲自己爱读书，也要求我们读书，他最厌恶的是不学无术还要不懂装懂、信口胡诌。
他从来不要秘书帮忙写发言稿什么的，许多具体工作都是自己干，秘书只要跟着他跑就行了。
因为精力充沛，我们家里的事情大部分也是他在管，我们的学习啊，家里的钱在哪，户口本在哪，什么小东西在哪，他自己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经常开母亲的玩笑，说她是“甩手掌柜”。 父亲去世后，家里乱过很长一段时间。比如需要用钱了，母亲不知道存折在哪，问她存的是哪个银行也不知道。说要用身份证，可她也不知道身份证在哪里，说这些都归父亲管。我们都傻了，说：“那你管什么啊？”
父亲之所以对家里这么上心，也是有因由的。当年他认识母亲的时候是在抗大分校，母亲说她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因为那样会“有很多麻烦耽误我进步”，于是父亲就许诺说“家里所有事情都我管”。母亲老了还说：“他说他管，他确实做到了。”
虽然爷爷其实也算干部，但父亲骨子里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从来不讲排场。一般就是一辆车就下去了，到县里就坐县里的车下去，走到一块地边上就停下来问一问。有一次，他了解到当地山林被砍伐的状况，回到省里就宣布封山育林，山林承包权20年不变。
他当年的一个警卫员讲的一件事很有意思，说父亲和章蕴大姐一起下去调查，结果章蕴大姐临时要回北京，于是他就让章蕴大姐坐他的车先回福州，他自己却和警卫员以及秘书一起坐大巴从泉州颠回福州。结果车况很差，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聊天，这时候又上来几个“烂崽”，把父亲从车前赶到车后去，父亲没说什么就到后面去了，警卫员一下子火了要摸枪，被秘书拦住。回到福州，他把交通局长叫去，也没批评他，就和他商量如何整改，结果以后那条线路的情况就好了很多。
父亲好像很习惯简朴的生活。我们刚到福建，省委院子有一个特供的小食堂，有肉、蛋、烟、酒什么的，很多东西外面很难买到，这里还比外面便宜。父亲就觉得这个是搞特殊化，要给停了。当时省委书记有好几个，父亲是第一书记，有人劝劝父亲，说你来之前这个就有了，别的几个同事可能都习惯了，你这不是得罪人么？可父亲最后就是给停了。
我们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有父亲给某个求上门来的同事或职工几十、几百块钱的记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十、几百块钱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我们家有9口人，还有远在洛阳的外公需要赡养，平时生活并不富裕，但父亲总是告诉我们：遇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去帮。
过去我们曾对父亲有过不解，觉得父亲一生为人太过善良，他永远那样坦诚无私待人，却很少计较别人的态度。在我们踏上社会后，更怀疑这社会是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在父亲去世后，在如潮的鲜花和雪片般的唁电挽联中，在人群发自内心的泪雨中，我们懂得了父亲。
（本刊综合整理）
父亲早年多次出国，又爱动脑筋，因此常有超前之想，（在福建主政时）曾经跟邓小平建议发行特区货币。
在招商引资方面，当年他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三个要干”的观点。这三条后来被别人攻击，为什么对我们无利也要干？说这是卖国求荣。父亲不这么看问题，事实证明，他的许多超前的看法和做法都是对的。
他比任仲夷小一些，任仲夷又曾经和我爷爷（项与年）共过事。一个在福建，一个在广东，都处在改革开放的浪尖上，有多少人等着抓他们的失误，可以说如履薄冰。记得有段时间，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会通个电话，两个人是唇亡齿寒、荣辱与共，受到压力的时候他们两个特区一定要意见一致才行，谁顶不住都完蛋。
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当年“清污”（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批白桦的《苦恋》，当时全国28个省报都转载了，对于各省大员来说，登不登报是表明你的政治态度，一个不谨慎就摘乌纱帽了。父亲和任仲夷通电话，问：“你那里登不登啊？我是不准备登的。”任仲夷说：“我也不登。”父亲从来认为，不应禁锢人的思想。
“晋江假药案”真相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一些人认为现在计划经济不搞了，搞商品经济，中国非乱不可。他的许多（改革）想法，被当时的人所不理解，甚至家里人也不能完全理解他。妈妈有时候就埋怨他，说他老是得罪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其实是很孤独的。
关于“晋江假药案”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晋江陈埭镇的乡镇企业做了一个银耳冲剂，农民想把银耳冲剂卖得更好一点，就仿冒成药品，伪造药政批文。它确实不应该贴一个药的标签，福建省也先发现并严肃查处了。
但后来《人民日报》突然刊登了报道《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之后又连续几次在报上发难，关于此案的报道和质问就逐步升级。父亲先后作了5次检讨，但是他一直坚持说：“我不是支持假药，应该把假药案和乡镇企业区分开来，继续发展乡镇企业。”有人称他支持“造假”，这种指责根本就是偷梁换柱。
后来中纪委要给他处分，让他签字。父亲说：“我不能签这个字。”
他说：“1958年说我是‘右倾分子’，我就违心地在决定上签了字，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多少人都在等着看项南会不会受处分。我要签一个字很容易，但可能就会撤一批、抓一批、关一批，这样福建整个乡镇企业形势就全变了。我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
今天看起来，抓假药案是名，后面有大文章，对于改革开放，有人始终不买账，福建和广东在改革开放中一直冲在最前面，总要有人付出代价。
后来父亲再回福建，重新回到当初“晋江假药案”发生的地方。知道他来了之后，一条街上挂满了鞭炮不停地放……
退休后仍是改革派
他从福建（去职）回北京，什么都没有带，除了带书。
他当时都70岁了，已经退休了，但还是想做一些事情。后来成立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他去做会长，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虑，就是因为他在华侨里的声望很高。
他认为当时的扶贫方式有问题，是一种洒水式的扶贫。他认为好的扶贫方式，应该是滚雪球式的扶贫，也就是投资一个项目，可以回收资金，再投资。后来他搞过很多项目。
他还搞过一个当时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让东部和西部的干部互相挂职交流。他认为西部有资源，但干部观念落后没有去开发；东部有钱，但没有发现西部的投资价值，这样一交流就互补了。
一次，因为一个扶贫项目，需要从山西到陕西，结果没有买到卧铺票，他就和另一个同事一起，两人一个正部级一个副部级，两位老人坐了一路的硬座，非常辛苦，但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他就是这么个人，总是想着怎么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怎么能让贫困地区老百姓赚钱，但是他对自己可以说是非常节俭甚至吝啬。常常有人来看他，要给家里装修，要给他钱、礼物，他一概拒绝。有一个记者到我们家采访，后来说真没想到一个曾经职务这么高的人，厕所里的手纸居然是马粪纸。
他心脏病病重，住在北京医院时，曾经很沉痛地跟我们说过：“我们这个国家，总是在搞这个运动那个斗争，真正能静下来好好搞一下建设的时间，太少了。实在是可惜啊！”
我们知道，他既是为国家，也是为自己遗憾。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我们国家已经整整搞了30多年的建设，想到这点，我们为父亲感到欣慰。
骨子里是农民的儿子
父亲的成长，似乎受奶奶的影响更大。
奶奶虽然不识多少字，却是特别坚强的一个人。早年的时候，爷爷在外，留奶奶一个人在老家带几个孩子，还要照顾老人和弟弟妹妹，又因为爷爷是共产党，受到牵连而坐牢，生活特别苦。我们嫡亲的3个姑姑，早年都因病饿而死。
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所以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文革”中父亲被抓走，我们当时还小，哭成一团，奶奶就说：“有什么好哭的，日子该过还是一样地过。”她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父亲每次和我们说起奶奶，都说：“你奶奶真了不起。”奶奶活着的时候，一家人都是她照顾，所以我们孙子一辈对她也特别有感情，很佩服她。
我们看其他干部子女谈起自己父母，往往说他们如何埋头苦干顾不上家里之类的。父亲好像不是这样的。
感觉他好像从来都不怎么睡觉似的。记忆里，无论春夏秋冬，每日凌晨四五点钟他即起身早读了。我们有谁一大早爬起来上厕所，总能看到写字台上那盏绿玻璃灯罩的台灯亮着，父亲不是看书便是在写文章。
他读书“胃口很好”，政治、经济、文学、历史什么都读，而且记忆力极强，过目不忘，随时可以调动脑中的储蓄。父亲自己爱读书，也要求我们读书，他最厌恶的是不学无术还要不懂装懂、信口胡诌。
他从来不要秘书帮忙写发言稿什么的，许多具体工作都是自己干，秘书只要跟着他跑就行了。
因为精力充沛，我们家里的事情大部分也是他在管，我们的学习啊，家里的钱在哪，户口本在哪，什么小东西在哪，他自己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经常开母亲的玩笑，说她是“甩手掌柜”。 父亲去世后，家里乱过很长一段时间。比如需要用钱了，母亲不知道存折在哪，问她存的是哪个银行也不知道。说要用身份证，可她也不知道身份证在哪里，说这些都归父亲管。我们都傻了，说：“那你管什么啊？”
父亲之所以对家里这么上心，也是有因由的。当年他认识母亲的时候是在抗大分校，母亲说她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因为那样会“有很多麻烦耽误我进步”，于是父亲就许诺说“家里所有事情都我管”。母亲老了还说：“他说他管，他确实做到了。”
虽然爷爷其实也算干部，但父亲骨子里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从来不讲排场。一般就是一辆车就下去了，到县里就坐县里的车下去，走到一块地边上就停下来问一问。有一次，他了解到当地山林被砍伐的状况，回到省里就宣布封山育林，山林承包权20年不变。
他当年的一个警卫员讲的一件事很有意思，说父亲和章蕴大姐一起下去调查，结果章蕴大姐临时要回北京，于是他就让章蕴大姐坐他的车先回福州，他自己却和警卫员以及秘书一起坐大巴从泉州颠回福州。结果车况很差，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聊天，这时候又上来几个“烂崽”，把父亲从车前赶到车后去，父亲没说什么就到后面去了，警卫员一下子火了要摸枪，被秘书拦住。回到福州，他把交通局长叫去，也没批评他，就和他商量如何整改，结果以后那条线路的情况就好了很多。
父亲好像很习惯简朴的生活。我们刚到福建，省委院子有一个特供的小食堂，有肉、蛋、烟、酒什么的，很多东西外面很难买到，这里还比外面便宜。父亲就觉得这个是搞特殊化，要给停了。当时省委书记有好几个，父亲是第一书记，有人劝劝父亲，说你来之前这个就有了，别的几个同事可能都习惯了，你这不是得罪人么？可父亲最后就是给停了。
我们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有父亲给某个求上门来的同事或职工几十、几百块钱的记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十、几百块钱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我们家有9口人，还有远在洛阳的外公需要赡养，平时生活并不富裕，但父亲总是告诉我们：遇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去帮。
过去我们曾对父亲有过不解，觉得父亲一生为人太过善良，他永远那样坦诚无私待人，却很少计较别人的态度。在我们踏上社会后，更怀疑这社会是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在父亲去世后，在如潮的鲜花和雪片般的唁电挽联中，在人群发自内心的泪雨中，我们懂得了父亲。
（本刊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