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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在唯物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是深刻认识和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内部构成要素、运行机制与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存在着多重耦合性，具体体现在两者的价值一致性与结构同质性。当前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的挑战有：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的“错位”“越位”导致党建资源与治理资源尚未实现有效整合;社区治理结构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尚未同步;社区个体原子化现象凸显与社区价值引领能力不足。因此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则是：以整体性视野和结构化思维构建平行合作网络体系与垂直权威体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体系;凝练社区价值，培塑社区公共精神，传播社区文化，加强思想引领;以标准化建设为手段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与引领力和推进标准化社区建设，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关键词：社会有机体;基层党建;社区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0）04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新时代下，城市社区工作比以往显得更加紧迫化和复杂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P49）
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的解体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的挑战和要求首先出现在城市社区领域，因此社会治理问题也突出的表现在社区治理层面。通过前期文献梳理，当前基层党建研究存在着经验性描述偏多，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等问题。很多研究借用的分析工具还是西方的理论如场域理论、嵌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基于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研究和党建理论研究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2]此外，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对于社会结构分化考察不足，多从静态性的社会治理角度进行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的各领域、各要素、各环节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共同形成了“社会有机体”。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来考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更能对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进行全面整体把握，从而以动态的视角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一、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耦合性
马克思本人虽未直接留下关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著作，但是却有着非常丰富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人类自身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等的社会全面总体结构，是各种社会关系如何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人类解放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作为唯物论与辩证法、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完美融合，被卢卡奇称为“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3]。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不仅仅在历史哲学上非常有解释力，对认识和构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也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即是以动态性、发展性、联系性视角在社区内部厘清各主体结构间的关系，满足人民群众日趋多样化的需求，实现社区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双重统一，从而达到治理有效。
（一）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具有价值一致性
1. 注重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发挥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P519），这强调了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动力，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的数量都对推动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而社区治理就是回到人本身，做人的工作。“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01）。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过程就是厘清各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融洽居民之间的关系，解决好居民生活中的矛盾，调动群众积极性，发挥人的主体性，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承担者，是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社会有机体作为人存在的现实的展开方式，最终目标还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要矛盾發生多次转化，社会结构发生急速变化，社区内各单位和群众的需求日趋多元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新时代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对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如何以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发挥为抓手，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满足人民不断升级的需求水平，构建和谐发展的“生生社区”是社区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立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获得了多大的幸福感与满足感、生存与发展空间得到了多大的扩张是衡量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工作的重要评价标准。
（二）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具有结构同质性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结构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5]（P172），马克思在对人类现实生活充分考察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三种交往形式决定了社会的三种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这三种结构并非机械地堆积在一起的，而是处在彼此联系、彼此依存的统一体中。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制度构建，自然也脱离不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三种范畴。
1. 经济结构：夯实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经济基础
社会有机体的经济结构内在包含了社会关系的总和，即：物质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的活动中，经济活动在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经济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因此，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野下，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时必须要有物质基础保障。这个物质基础不仅仅是经费投入，同时还包含人力资源的投入。在社区治理体系理顺可以运行时，“人财物”是否得到充足保障决定着社区治理质量的高低。 2. 政治结构：厘清多元主体、多元需求、多元平台的张力
從社区治理体系的结构来看，在治理主体方面，它由党组织、社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等多元治理主体构成，是内部各要素共时性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在治理需求方面，不仅仅需要考虑人民群众的需求，社区内单位和社会组织的需求也需考虑;在治理平台方面，不仅仅有党建平台，还有文化平台、行政事务平台等。治理主体、治理需求、治理平台不仅仅在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也就共同形成了社区治理体系这个有机整体——即社区社会有机体。因此必然要置于整个社会的框架中进行考量，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来考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理顺各行政主体之间权力结构的关系，处理好多元主体、多元需求、多元平台的张力。这不仅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当代价值体现，也有利于丰富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
3. 文化结构：注重发挥文化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从中共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向中共十九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人民已经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更高层次的需求逐渐派生出。长三角地区农民所谓“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富心灵”的口号表明了价值体系升级的客观要求已经反映到人们的观念中。这也说明了当前的发展还不够全面，对人民的精神需要满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此外，社区作为一定范围内群众的生活共同体，必然应有其地域特色和独特价值。因此，以马克思社会主义有机体理论考察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必然要注重社区治理体系中文化结构完善，发挥文化对社区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作用，做好社区民众的文化产品供给，加强社区民众的文化价值引领。
二、当前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建构的挑战
（一）社区治理主体与治理资源的之间的矛盾：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的“错位”、“越位”导致党建资源与治理资源尚未实现有效整合
社会各要素是社会有机体结构的组成部分，是分析社会有机体的起点。科学分析社会有机体各要素的联系和功能，才能实现社会结构的目标。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主体主要由基层党组织、政府行政组织、社会自治组织等构成。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党建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的转变中，这意味着社区治理过程中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多种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对近年来一些社区社会纠纷的案例分析表明，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时，由于权责关系的模糊化和利益诉求不统一，导致“多中心治理”变成“无中心负责”的困境，从而导致治理无效。
在城市社区内，社区行政机关、驻区单位、“两新组织”党组织等共存是普遍现象，这些党组织之间协同度还不够高，在职能发挥和组织设置上存在着部分重复交叉或者真空的问题，协同效应尚未显现，基层党建工作缺乏统筹推进。此外，部分社区党组织存在着组织力不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组织能力不强、党内生活虚化、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有限。
社区内社会组织日益蓬勃发展，专业化程度强，具备一些资源上的优势，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社会组织在医疗卫生、供给服务等专业化领域存在着专业化优势，这种优势如何融入党建工作中去尚未得到妥善解决。此外，部分社区在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工作能力不强而弱化社会组织作用的现象，或者另一方面存在着社会组织活动范围过广而影响到党组织的治理权威。
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居委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会“行政化”趋势明显，存在着发挥政府行政组织职能的情况。在对上海一些社区进行调研时发现：居委会日常工作繁忙，承担了街道的部分下放工作，工作主要是依靠专兼职工作人员和少部分社区志愿者展开，面临着“事多人少财少”的尴尬局面，如何有效融合社区治理格局的难题还未破解。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法治意识逐渐增强，社会生活领域出现思想多元化、需求多样化、表达方式随意化等趋势，给社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还不健全，存在着社区民众参与渠道不通、沟通不畅、效率不高等问题，民众的力量尚未完全发挥。
通过对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居委会、民众主体发挥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社区内各治理主体间融合度不高，权力结构关系尚未理顺，存在着“越位”、“错位”等现象，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合力机制。
（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区治理结构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尚未同步
马克思提到“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5]（P84）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由生产力变化引起生产关系变革中不断变化发展的。新中国7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传统的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转向如今的国家—社会—公民的三足鼎立，这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前还存在着社区党建内容和社区治理需求不匹配的现象，社区人口构成日趋多元化，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增多。传统的党建工作方式吸引力日趋减弱，年轻人群体参与党建工作和社区治理工作积极性不强。如何实现精准供给使党建工作内容和社区治理相匹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社区治理情况发生了多维变革。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依托单位制构建城市治理体系，单位既承担了传统的行政职能，还要承担社会管理职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转变，单位制作用发挥逐渐受限，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如何实现有效进场”的问题得到凸显。社会转型的加速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都对社区治理提出新的要求。目前基层党建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基层治理尚显不足，部分社区党建工作理念跟不上社会治理结构变化，党建工作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度还不够，形成了“强建设、弱治理”的格局。此外，从目前各地的一些做法来看，部分社区尚存在着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两张皮”的现象，不能够准确把握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质要求，把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往往在实践中演变为“党建包办社会治理”等，从而造成党和社会关系的变异。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日趋凸显，但是社会组织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如：法律上尚没有明文規定社会组织的地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够顺畅。且大量社会组织的背后也有潜在的失序风险。当前，城市治理体系日趋朝着精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社区党组织在构建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如何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搭建平台、畅通渠道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三）社会文化建设内涵不足：社区个体原子化现象凸显与社区价值引领能力不足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社区，人口的流动性增强，这其中也包括部分党员，这对社区的日常治理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在后单位制时代，个人行为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发性和私利性。而社区居民在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很少会自发形成社会组织，居民个体间很少发生有效社会联系，个体结构很难与社会结构做有效连接，属于原子化的个人。而社区是将人们组织起来而形成一定的人群共同体，需要克服单个人的片面性，实现人类力量的增强和生存空间的扩张。因此，在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过程中，需要打破原子式个人的现状，形成社区整体结构，打造社区命运共同体。
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公共精神塑造不够。社区文化是社区的灵魂，而社区公共精神则是社区文化的内核。公共精神是社区公共生活必需的品质，反映着社区中民众的价值立场、行为方式、品格特质等，是衡量社区是否能够形成良好社区共同体的重要标志。因此，社区文化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内容，而社区公共精神培塑则是社区整体治理的必不可缺的内容。而通过对上海、安徽、四川等社区调研时发现，部分社区党建工作只注重强调社区党建业务建设和群众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对社区公共精神培育、文化产品供给上稍显不足;或者是社区治理过程中，与地域乡土文化结合的不够紧凑，不能够形成社区特色。而公共精神塑造不足则反映在社区对区内民众和驻区单位的文化、思想、价值引领不足，社区民众间缺乏共同的精神认同，社区原子化现象凸显，不利于社会治理的推进。
三、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构建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7]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可以实现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完美结合，将党建的有效性体现在社会治理的问题解决中，提升社会治理效度，实现“治理有效”;同时，增强党建的实质内容，解决基层党建弱化与虚化的问题，增强党组织的组织力。
（一）视角：以整体性视野和结构化思维构建平行合作网络体系与垂直权威体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体系
以整体性视野构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马克思强调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4]（P604）。社区治理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又彼此制约的关系;并且由于不同社区的差异，使得各行政主体间的联系程度和制约程度又各不相同。因此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坚持整体性视野，从社区治理全局出发，厘清各行政主体的权责关系，做到“不错位”、“不越位”，形成“无缝”合力效应;同时强调“扁平化”，减少行政层级，加强协商与协调，形成合作交流机制，使服务更精准。
以结构化思维将平行合作网络体系与垂直权威体系相结合。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体系需要首先保障社会结构在动态中处于稳定，达到“善治”（good governance），即各治理体系中各行政主体充分发挥职能，彼此相关联系形成合力，维持社区的社会结构顺畅运行。因此，一方面推动平行合作网络体系建设。通过整合社区内各基层党组织进行网格化重置，将党组织工作触角向社会组织和群众延伸，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网格化体系，逐步把各单位、各楼宇纳入社区党建网格;通过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建立不同主体间的交流与联动机制，增强不同治理主体间的联系与合作，扶助弱势社区治理主体和要求强势治理主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将党建与社区治理资源共建共享，协同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问题，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结构有序化。另一方面推动垂直权威体系建设。通过党组织作用发挥协同不同治理主体发挥职能让渡公共治理空间，规范公共权力，引导社会组织和公民有序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促进各治理主体职能发挥，以党建引领的社会力量完成社区治理的任务，形成社区治理权威。
（二）引领：凝练社区价值，培塑社区公共精神，传播社区文化
凝练社区价值。社区价值是社区最突出的特色与标识。一是通过对社区历史、发展过程、文化等的梳理，发掘具有社区特色的品质作为社区价值代表，打造社区品牌，培育社区民众德性，形成社区民众的共同价值担当。二是推动各治理主体间形成共同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目标。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实际上是构建社区命运共同体。各治理主体间若没有共同的思想意识和利益目标，就不可能有一致的社区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因此，在构建社区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从维护社区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目标出发，最大限度的形成各行政主体间的的思想和价值共识。
培塑社区公共精神。社区文化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社区公共精神培塑是社区文化结构的核心要求，是社区整体治理的重要部分。首先要明确社区公共精神建构与社区治理体系的关系。社区公共精神作为一种公共意识并不总是与社区治理进程同步，大多情况下是落后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只有社区公共精神与社区治理体系价值目标一致，两者的建构方向和进程才是一致的。其次，明确社区公共精神的本质和内容。社区公共精神的培塑的本质即是基于社区主体的社会角色的公共性本质而产生的社区责任和价值诉求，由此而产生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内容，即在宏观层面，引领社区民众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承担社区建设的任务;在中观层面，引导社区民众合理使用社区公共资源，保护好社区环境;在微观层面，引导社区民众遵守社会公德，彼此间和睦相处，形成良好道德风尚。
传播社区文化。一是加强社区文化产品供给。围绕不同群体针对性地加强文化供给，推动社区文化发展，让民众能够积极主动地了解社区并乐于参与社区事务中;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发掘社区内生资源，形成社区特色，宣传社区内部的模范人物与事迹，利用社区民众的“熟悉感”提升模范人物与事迹榜样引领功能发挥效果，进而促进社区民众形成“我们感”和“共同感”，增强社区结构粘性。二是注重社区公共空间作用发挥，加强社区公共空间建设与利用，形成培塑社区公共精神、传播社区文化的新载体。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社区民众的生活需要，更需要承担公共性职能，从而促进民众的社区意识从原子化个人的自我主义转向更有邻里与社会关怀的社区主义。 （三）核心：以标准化建设为手段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与引领力和推进标准化社区建设，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海外学者对中国改善社会民生问题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8]当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目标即是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为抓手，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于人民群众更高级的需求。立足新时代，以标准化建设为手段加强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推进标准化社区建设是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质量迅速提升的重要手段。
加强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在党组织内部层面，强调标准化建设，转变工作理念，改进工作方式，强化党员管理，增强队伍建设，规范支部生活，加强指标考核，鼓励作用发挥，切实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在外部方面，堅持政治引领不放松，将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联系中心工作加强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力，把党的建设阵地从党内拓展到党外，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统筹结合起来发挥作用。
推进标准化社区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设想时提出：“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 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9]。立足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要搭建平台为群众参与到社区建设提供渠道，畅通公众利益诉求机制和参与机制。在厘清各行政主体权责基础上做好经费、人员保障，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引导民众参与社区事务，打造社区行政事务中心、社区医疗卫生中心、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发挥社区内部社会组织和专业人才的作用，从而以标准化建设利用社会大资源满足社会大需求，切实体现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体系的优势。此外，注重网络作用发挥，加强党建与网络的融合，构建社区内自媒体平台，增强社区内各治理主体的联系，打造“互联社区”、“智慧社区”。
鼓励社区特色项目建设。不同社区有不同的社情。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就要求党组织一定要保持工作敏感性，结合本社区主要人群特点、需求层次打造特色项目，做到服务精准供给，群众多样化需求精确满足。建立党建促群建促社建机制，以党建为抓手优化社区群团工作运行模式，形成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人才为一体的社区服务管理平台，加强社区工作人才培育，推进社区特色项目培育深化，形成党建促群建促社建的集成效应。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赵丽丽.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述评[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06）.
[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7.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7] 本报评论员.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N].光明日报，2018-12-13.
[8] 孙 健.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J].社会主义研究，2019（03）.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24.
责任编辑：任德靖
关键词：社会有机体;基层党建;社区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0）04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新时代下，城市社区工作比以往显得更加紧迫化和复杂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P49）
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的解体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的挑战和要求首先出现在城市社区领域，因此社会治理问题也突出的表现在社区治理层面。通过前期文献梳理，当前基层党建研究存在着经验性描述偏多，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等问题。很多研究借用的分析工具还是西方的理论如场域理论、嵌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基于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研究和党建理论研究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2]此外，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对于社会结构分化考察不足，多从静态性的社会治理角度进行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的各领域、各要素、各环节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共同形成了“社会有机体”。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来考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更能对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进行全面整体把握，从而以动态的视角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一、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耦合性
马克思本人虽未直接留下关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著作，但是却有着非常丰富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人类自身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等的社会全面总体结构，是各种社会关系如何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人类解放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作为唯物论与辩证法、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完美融合，被卢卡奇称为“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3]。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不仅仅在历史哲学上非常有解释力，对认识和构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也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即是以动态性、发展性、联系性视角在社区内部厘清各主体结构间的关系，满足人民群众日趋多样化的需求，实现社区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双重统一，从而达到治理有效。
（一）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具有价值一致性
1. 注重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发挥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P519），这强调了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动力，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的数量都对推动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而社区治理就是回到人本身，做人的工作。“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01）。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过程就是厘清各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融洽居民之间的关系，解决好居民生活中的矛盾，调动群众积极性，发挥人的主体性，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承担者，是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社会有机体作为人存在的现实的展开方式，最终目标还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要矛盾發生多次转化，社会结构发生急速变化，社区内各单位和群众的需求日趋多元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新时代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对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如何以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发挥为抓手，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满足人民不断升级的需求水平，构建和谐发展的“生生社区”是社区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立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获得了多大的幸福感与满足感、生存与发展空间得到了多大的扩张是衡量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工作的重要评价标准。
（二）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具有结构同质性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结构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5]（P172），马克思在对人类现实生活充分考察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三种交往形式决定了社会的三种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这三种结构并非机械地堆积在一起的，而是处在彼此联系、彼此依存的统一体中。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制度构建，自然也脱离不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三种范畴。
1. 经济结构：夯实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经济基础
社会有机体的经济结构内在包含了社会关系的总和，即：物质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的活动中，经济活动在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经济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因此，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野下，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时必须要有物质基础保障。这个物质基础不仅仅是经费投入，同时还包含人力资源的投入。在社区治理体系理顺可以运行时，“人财物”是否得到充足保障决定着社区治理质量的高低。 2. 政治结构：厘清多元主体、多元需求、多元平台的张力
從社区治理体系的结构来看，在治理主体方面，它由党组织、社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等多元治理主体构成，是内部各要素共时性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在治理需求方面，不仅仅需要考虑人民群众的需求，社区内单位和社会组织的需求也需考虑;在治理平台方面，不仅仅有党建平台，还有文化平台、行政事务平台等。治理主体、治理需求、治理平台不仅仅在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也就共同形成了社区治理体系这个有机整体——即社区社会有机体。因此必然要置于整个社会的框架中进行考量，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来考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理顺各行政主体之间权力结构的关系，处理好多元主体、多元需求、多元平台的张力。这不仅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当代价值体现，也有利于丰富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
3. 文化结构：注重发挥文化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从中共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向中共十九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人民已经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更高层次的需求逐渐派生出。长三角地区农民所谓“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富心灵”的口号表明了价值体系升级的客观要求已经反映到人们的观念中。这也说明了当前的发展还不够全面，对人民的精神需要满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此外，社区作为一定范围内群众的生活共同体，必然应有其地域特色和独特价值。因此，以马克思社会主义有机体理论考察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必然要注重社区治理体系中文化结构完善，发挥文化对社区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作用，做好社区民众的文化产品供给，加强社区民众的文化价值引领。
二、当前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建构的挑战
（一）社区治理主体与治理资源的之间的矛盾：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的“错位”、“越位”导致党建资源与治理资源尚未实现有效整合
社会各要素是社会有机体结构的组成部分，是分析社会有机体的起点。科学分析社会有机体各要素的联系和功能，才能实现社会结构的目标。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主体主要由基层党组织、政府行政组织、社会自治组织等构成。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党建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的转变中，这意味着社区治理过程中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多种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对近年来一些社区社会纠纷的案例分析表明，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时，由于权责关系的模糊化和利益诉求不统一，导致“多中心治理”变成“无中心负责”的困境，从而导致治理无效。
在城市社区内，社区行政机关、驻区单位、“两新组织”党组织等共存是普遍现象，这些党组织之间协同度还不够高，在职能发挥和组织设置上存在着部分重复交叉或者真空的问题，协同效应尚未显现，基层党建工作缺乏统筹推进。此外，部分社区党组织存在着组织力不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组织能力不强、党内生活虚化、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有限。
社区内社会组织日益蓬勃发展，专业化程度强，具备一些资源上的优势，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社会组织在医疗卫生、供给服务等专业化领域存在着专业化优势，这种优势如何融入党建工作中去尚未得到妥善解决。此外，部分社区在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工作能力不强而弱化社会组织作用的现象，或者另一方面存在着社会组织活动范围过广而影响到党组织的治理权威。
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居委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会“行政化”趋势明显，存在着发挥政府行政组织职能的情况。在对上海一些社区进行调研时发现：居委会日常工作繁忙，承担了街道的部分下放工作，工作主要是依靠专兼职工作人员和少部分社区志愿者展开，面临着“事多人少财少”的尴尬局面，如何有效融合社区治理格局的难题还未破解。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法治意识逐渐增强，社会生活领域出现思想多元化、需求多样化、表达方式随意化等趋势，给社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还不健全，存在着社区民众参与渠道不通、沟通不畅、效率不高等问题，民众的力量尚未完全发挥。
通过对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居委会、民众主体发挥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社区内各治理主体间融合度不高，权力结构关系尚未理顺，存在着“越位”、“错位”等现象，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合力机制。
（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区治理结构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尚未同步
马克思提到“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5]（P84）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由生产力变化引起生产关系变革中不断变化发展的。新中国7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传统的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转向如今的国家—社会—公民的三足鼎立，这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前还存在着社区党建内容和社区治理需求不匹配的现象，社区人口构成日趋多元化，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增多。传统的党建工作方式吸引力日趋减弱，年轻人群体参与党建工作和社区治理工作积极性不强。如何实现精准供给使党建工作内容和社区治理相匹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社区治理情况发生了多维变革。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依托单位制构建城市治理体系，单位既承担了传统的行政职能，还要承担社会管理职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转变，单位制作用发挥逐渐受限，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如何实现有效进场”的问题得到凸显。社会转型的加速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都对社区治理提出新的要求。目前基层党建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基层治理尚显不足，部分社区党建工作理念跟不上社会治理结构变化，党建工作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度还不够，形成了“强建设、弱治理”的格局。此外，从目前各地的一些做法来看，部分社区尚存在着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两张皮”的现象，不能够准确把握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质要求，把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往往在实践中演变为“党建包办社会治理”等，从而造成党和社会关系的变异。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日趋凸显，但是社会组织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如：法律上尚没有明文規定社会组织的地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够顺畅。且大量社会组织的背后也有潜在的失序风险。当前，城市治理体系日趋朝着精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社区党组织在构建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如何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搭建平台、畅通渠道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三）社会文化建设内涵不足：社区个体原子化现象凸显与社区价值引领能力不足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社区，人口的流动性增强，这其中也包括部分党员，这对社区的日常治理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在后单位制时代，个人行为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发性和私利性。而社区居民在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很少会自发形成社会组织，居民个体间很少发生有效社会联系，个体结构很难与社会结构做有效连接，属于原子化的个人。而社区是将人们组织起来而形成一定的人群共同体，需要克服单个人的片面性，实现人类力量的增强和生存空间的扩张。因此，在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过程中，需要打破原子式个人的现状，形成社区整体结构，打造社区命运共同体。
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公共精神塑造不够。社区文化是社区的灵魂，而社区公共精神则是社区文化的内核。公共精神是社区公共生活必需的品质，反映着社区中民众的价值立场、行为方式、品格特质等，是衡量社区是否能够形成良好社区共同体的重要标志。因此，社区文化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内容，而社区公共精神培塑则是社区整体治理的必不可缺的内容。而通过对上海、安徽、四川等社区调研时发现，部分社区党建工作只注重强调社区党建业务建设和群众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对社区公共精神培育、文化产品供给上稍显不足;或者是社区治理过程中，与地域乡土文化结合的不够紧凑，不能够形成社区特色。而公共精神塑造不足则反映在社区对区内民众和驻区单位的文化、思想、价值引领不足，社区民众间缺乏共同的精神认同，社区原子化现象凸显，不利于社会治理的推进。
三、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构建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7]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可以实现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完美结合，将党建的有效性体现在社会治理的问题解决中，提升社会治理效度，实现“治理有效”;同时，增强党建的实质内容，解决基层党建弱化与虚化的问题，增强党组织的组织力。
（一）视角：以整体性视野和结构化思维构建平行合作网络体系与垂直权威体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体系
以整体性视野构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马克思强调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4]（P604）。社区治理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又彼此制约的关系;并且由于不同社区的差异，使得各行政主体间的联系程度和制约程度又各不相同。因此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坚持整体性视野，从社区治理全局出发，厘清各行政主体的权责关系，做到“不错位”、“不越位”，形成“无缝”合力效应;同时强调“扁平化”，减少行政层级，加强协商与协调，形成合作交流机制，使服务更精准。
以结构化思维将平行合作网络体系与垂直权威体系相结合。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体系需要首先保障社会结构在动态中处于稳定，达到“善治”（good governance），即各治理体系中各行政主体充分发挥职能，彼此相关联系形成合力，维持社区的社会结构顺畅运行。因此，一方面推动平行合作网络体系建设。通过整合社区内各基层党组织进行网格化重置，将党组织工作触角向社会组织和群众延伸，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网格化体系，逐步把各单位、各楼宇纳入社区党建网格;通过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建立不同主体间的交流与联动机制，增强不同治理主体间的联系与合作，扶助弱势社区治理主体和要求强势治理主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将党建与社区治理资源共建共享，协同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问题，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结构有序化。另一方面推动垂直权威体系建设。通过党组织作用发挥协同不同治理主体发挥职能让渡公共治理空间，规范公共权力，引导社会组织和公民有序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促进各治理主体职能发挥，以党建引领的社会力量完成社区治理的任务，形成社区治理权威。
（二）引领：凝练社区价值，培塑社区公共精神，传播社区文化
凝练社区价值。社区价值是社区最突出的特色与标识。一是通过对社区历史、发展过程、文化等的梳理，发掘具有社区特色的品质作为社区价值代表，打造社区品牌，培育社区民众德性，形成社区民众的共同价值担当。二是推动各治理主体间形成共同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目标。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实际上是构建社区命运共同体。各治理主体间若没有共同的思想意识和利益目标，就不可能有一致的社区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因此，在构建社区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从维护社区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目标出发，最大限度的形成各行政主体间的的思想和价值共识。
培塑社区公共精神。社区文化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社区公共精神培塑是社区文化结构的核心要求，是社区整体治理的重要部分。首先要明确社区公共精神建构与社区治理体系的关系。社区公共精神作为一种公共意识并不总是与社区治理进程同步，大多情况下是落后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只有社区公共精神与社区治理体系价值目标一致，两者的建构方向和进程才是一致的。其次，明确社区公共精神的本质和内容。社区公共精神的培塑的本质即是基于社区主体的社会角色的公共性本质而产生的社区责任和价值诉求，由此而产生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内容，即在宏观层面，引领社区民众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承担社区建设的任务;在中观层面，引导社区民众合理使用社区公共资源，保护好社区环境;在微观层面，引导社区民众遵守社会公德，彼此间和睦相处，形成良好道德风尚。
传播社区文化。一是加强社区文化产品供给。围绕不同群体针对性地加强文化供给，推动社区文化发展，让民众能够积极主动地了解社区并乐于参与社区事务中;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发掘社区内生资源，形成社区特色，宣传社区内部的模范人物与事迹，利用社区民众的“熟悉感”提升模范人物与事迹榜样引领功能发挥效果，进而促进社区民众形成“我们感”和“共同感”，增强社区结构粘性。二是注重社区公共空间作用发挥，加强社区公共空间建设与利用，形成培塑社区公共精神、传播社区文化的新载体。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社区民众的生活需要，更需要承担公共性职能，从而促进民众的社区意识从原子化个人的自我主义转向更有邻里与社会关怀的社区主义。 （三）核心：以标准化建设为手段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与引领力和推进标准化社区建设，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海外学者对中国改善社会民生问题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8]当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目标即是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为抓手，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于人民群众更高级的需求。立足新时代，以标准化建设为手段加强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推进标准化社区建设是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质量迅速提升的重要手段。
加强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在党组织内部层面，强调标准化建设，转变工作理念，改进工作方式，强化党员管理，增强队伍建设，规范支部生活，加强指标考核，鼓励作用发挥，切实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在外部方面，堅持政治引领不放松，将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联系中心工作加强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力，把党的建设阵地从党内拓展到党外，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统筹结合起来发挥作用。
推进标准化社区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设想时提出：“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 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9]。立足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要搭建平台为群众参与到社区建设提供渠道，畅通公众利益诉求机制和参与机制。在厘清各行政主体权责基础上做好经费、人员保障，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引导民众参与社区事务，打造社区行政事务中心、社区医疗卫生中心、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发挥社区内部社会组织和专业人才的作用，从而以标准化建设利用社会大资源满足社会大需求，切实体现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体系的优势。此外，注重网络作用发挥，加强党建与网络的融合，构建社区内自媒体平台，增强社区内各治理主体的联系，打造“互联社区”、“智慧社区”。
鼓励社区特色项目建设。不同社区有不同的社情。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就要求党组织一定要保持工作敏感性，结合本社区主要人群特点、需求层次打造特色项目，做到服务精准供给，群众多样化需求精确满足。建立党建促群建促社建机制，以党建为抓手优化社区群团工作运行模式，形成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人才为一体的社区服务管理平台，加强社区工作人才培育，推进社区特色项目培育深化，形成党建促群建促社建的集成效应。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赵丽丽.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述评[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06）.
[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7.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7] 本报评论员.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N].光明日报，2018-12-13.
[8] 孙 健.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J].社会主义研究，2019（03）.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24.
责任编辑：任德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