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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通常都会有块专供自家人吃的菜地,不用农药化肥,也时常会有几只鸡,一两头猪是专门养给自家吃的。这种土货非常香,有食物原来该有的味道。”
“禾苗返青了,赶鸭子上架,你去吗?”
广西柳州一家名叫“土生良品”的餐厅不时会贴出这样的海报。到了周末,城市里的家长便带上孩子去乡下养鸡户家里的果园“捡土鸡蛋、吃农家饭”。4月份安排去农家体验插秧,6月份去稻鸭共作田里去帮助农民捉虫……这种一系列“一天的体验”活动,让城市里渴望健康蔬菜的购买群体直接跟农户打交道。
响应下乡号召的城市家庭通常周末在餐厅门口集合,有车的家庭出车,没车的家庭拼车出个汽油钱,大家开开心心地去农村吃有乡土气息的新鲜食物,跟生产这些食物的农户聊天,甚至参与他们的劳作。
活动的费用并不高,每个人10来块钱餐费,一天下来也只是几十块钱的花销。
碰到“农夫节”,则反过来——乡下农户们被邀请进了城,“现身”土生良品餐馆及旁边卖农产品的社区农圩,与城市买家们来一次亲密接触,说说段子唠唠家常。
今年3月的农夫节里,来自马山的农妇拿着榔,围着石槽跳起了古老的打榔舞;横县的农妇开口便唱起了采茶山歌;武鸣的大叔用壮话山歌唱起对歌。
“我们的表演可是即兴的,因为打榔舞是我们代代相传的,会劳作时就会跳啊。”马山农妇罗美凤丝毫没有拘束。
大家见面三分亲。拿着自家土产品、与店里客人一一介绍的农夫,自然让客人对口中高价的土货多了一份信任。
无论是餐馆还是农圩里出售的农产品,都会在篮子里、物品上挂一个小竹牌,正面写着重量,反面则写着是农户姓名、所在地、收购时间,有的甚至贴着动植物生长时田间的美景照片。
城市买家对农户的情况很熟悉,那些参加下乡活动的甚至直接向农户买过东西的买家,买得也放心。
在餐馆里做义工的实习生丽芬记得,有次餐厅里已经客满。一家6口进来后,看着拥挤的餐厅,决定在门口等。小女孩因为等了很久吃不上饭,哇哇大哭,妈妈还是坚持等在这里。“实在没有大桌子,我们分开吃都行。就想带一家老小吃点健康、有食物原来香味的东西。”
土货成了稀罕货,在外打工不如回家务农
天上日头火辣,田里快齐膝盖的水稻,简直要被日光榨出绿油来。
刘以兵猫腰在田里,哼哧哼哧地割这绿得出油的水稻。
村里人都笑他疯了。水稻长卷叶虫是天经地义的事,谁家田里没有?谁家不打药?再等等就抽穗的稻子,现在把生虫的割了,到时候这几亩田收的稻还能卖多少钱?有人和他打赌,“如果收成有一百斤就拿我的田和你换。”
刘以兵不吭声,就是低头割稻。卷叶虫簌簌地落入水田里,刘以兵用自制的小铁梳帮秧苗“梳头”,身后的鸭子跟着从天而降的肥虫,发出快乐的“嘎嘎”声。
过去几年里,广西柳州三都镇根坡屯农户刘以兵一直在做他的试验:种稻种菜不用化肥农药、养猪养鸭不用饲料,在这个社会里到底行不行得通?
与爱农会合作的这几年里,答案越来越明朗。
因为不用化肥农药,他家的稻子卖给爱农会,是4块钱一斤,市场价是2块,而要卖给收购商,肯定卖不上2块。他家的鸭子,自己在水稻田里游来游去吃虫子、杂草,不吃饲料,肉的口感自然与饲料圈养起来的鸭子不同,一斤也能比市场价能多卖三五块钱。
爱农会的另一位合作农户王运才算了这么一笔账:
用鸭稻共作方式种植3亩多水稻,人工用多了,产量减少了,但是省了化肥农药的钱,双倍于市场的大米收购价,加上卖鸭子的收入,总体收成应该与常规种植所得持平;就算第一次欠收,这3亩多也不会影响家庭总收入,就当积累经验,等有把握(掌握技术)了,再扩大鸭稻共作水稻田的种植面积。
这种鸭稻共作的方式,其实是老祖宗留下的。秧苗定根时在秧田里放入与秧苗同龄的小鸭子,鸭子陪伴秧苗一起长大。鸭子在田里捉虫、除草,粪便还能肥田,鸭稻之间形成良性的生态平衡。
近些年,出于对产量的追求,这种古老的种养方式渐渐消失了。“在惯性农业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的今天,很多农户已经没有信心回头了,”爱农会的志愿者刘胡佳跟记者感叹道,“爱农会寻找合作农户并不容易。”
换言之,获得农户的信任、说服农户不使用化肥农药饲料种养并不容易。
用传统种养方式,作物产量下降,禽畜生长时间拉长,这中间的损失真的能通过高价出售产品补回来吗?种养出来的东西,真的能持续地高价卖出去吗?这是农户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也是爱农会最需要帮助农户解决的问题。
爱农会的做法是,采取保守发展的模式,根据城市平台的需求量来决定农户的参与程度及数量,保证供不应求,而在广泛的家传品种传递中,像本地土香猪,家传土鸡等都以预付的形式免费传递给农户,产出的产品由爱农会统一回购。如此一来,农户就免去了很多风险。
这也是刘以兵不顾乡人不解,宁可割稻,也不打药的原因。
如今,与爱农会合作的农户,在柳州一带,有四百多人。核心的二十几户示范户如刘以兵,为爱农会供应主要的大米、土鸡、稻间鸭、香猪肉、青菜,其余的各家零星提供个别单品,如鸡蛋,豆类等。
当年不顾乡人嘲笑,尝试鸭稻共作的老队长韦秀清,现在家里的鸭稻米、土鸡、席梦思软床法养殖猪在当地已小有名声,“连县里的干部都慕名前来订购”。
更让她欢喜的是,在外打工9年的儿子终于回来帮她种地了。韦秀清在电话里总跟他说家里种的养的“土”货成了稀罕货,儿子也动心了:打工所得扣除了生活费用,其实所剩无几。如果在家里也能有打工的收入,何苦在外奔波?
爱农会和合作农户6年多的努力,让传统种养方式有了希望。
跟农户合作,斗智斗勇是一个过程
土生良品餐厅和社区农圩都缘于爱农会,这个始于城里人的口腹之欲的民间组织,至今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两人,却是国内不多见的实实在在推动无化肥无农药无饲料农产品生态种养的团队。
2004年前后,柳州一家广告公司的员工周锦章、骆泽红,和朋友彭辉因工作关系时常去城市附近的乡下。每次在当地农户家里吃的农家菜,总是让他们赞叹不已。“农户通常都会有块专供自家人吃的菜地,不用农药化肥,也时常会有几只鸡,一两头猪是专门养给自家吃的。这种土货非常香,有食物原来该有的味道。”周锦章回忆道。
后来,三个人就总是呼朋唤友下乡来吃,吃完按人头付钱给农户。一来二去,与农户就熟络起来。
“渐渐,我们发现城市里像我们一样爱吃土货的人其实很多,只是苦于找不到能买到这种农产品、有放心的渠道,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平台,让农户和这样的城市人合作起来呢?”在参加过一次成都华德福(人智学教育机构)的活动后,周锦章发现原来自己要做的事情,在国外已经做得风生水起,被称为CSA,社区支持农业。
于是有了最初期、贴钱出力做的土生良品展览馆,后来的土生良品餐馆,和现在的社区农圩。
不管是怎样的形态,这个平台最需要解决的,是寻找稳定的合作农户、稳定的客户源,和两者之间的信任。
最难的是信任。
然而,合作6年以来,爱农会与广西柳州近旁的农户们合作,“双方都不要求书面的协议,全凭经过很长时间的交往建立起来的信任来做”,刘胡佳说得笃定。
“我们在寻找农户时,会从几个方面看他是否适合:为人诚信;是否和我们一样不喜欢农药化肥,或是还钟意老品种;对土生农业信心十足;农业投机分子不予考虑;参与家传土猪传递的,要有适合养殖,让猪运动的场地,并有种养结合传统。”
信任也是磨合出来的。“跟农户,也是一个‘斗志斗勇’的过程,”刘胡佳笑着说道。
爱农会去村子里买土鸡,曾经有一个农户沿袭以前对付“鸡贩子”的做法,给他们的一些土鸡中掺有饲料鸡。他们开始先按土鸡的价格收下,在下次再去收鸡的时候,才会不点名提出批评。这样,一方面避免了直接的冲突,农民看到自己的鸡被收下,有了继续养土鸡的信心;同时,这个过程也帮助农夫在情感上认同“爱农会”的想法和要求。
一位前来做田野调查的NGO工作者,曾听到一位农妇自责,“他们第一次来买我的鸡,都不看秤的。搞得我很后悔在他们来之前把鸭子喂得很饱。现在卖给他们的鸭子,我都多养一个月,虽然重不了多少,但是鸭肉的口感完全不同。”
“也会有农户相互之间的监督。有段时间,我们就时常接到几位农户的投诉电话,说有一位农户经常去买化肥农药,也有人见过他往合作田里用化肥农药。后来,我们就没有跟那位农户再合作。”
爱农会广西柳州一家民间机构,与周边山区近400名农户合作,为城市人寻找提供无农药无添加的农作物和家禽。2005年在柳州城区创立了土生良品饭店,现在一个月的营业额可达30多万元,今年2月新张的社区农圩,第一个月就卖出1万多元的货。据说有40多位香港消费者前往参观。
社会学工作者说“爱农会”
国内罕见的自给自足式NGO
裴谕新,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
就一个NGO而言,爱农会是国内罕见的可以自给自足的组织。
通常的NGO,尤其是国内的,都是需要外部资金扶持帮助的。但是爱农会他们结合自身情况,做了一个土生良品的餐厅,这个餐厅不但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为农户的生态农产品提供销售途径,关键是,这笔资金可以维持这个组织的良好运作。这在NGO里面很难得,这也是很多公益组织要跟他们取经的地方。“
非主流,求大于供
朱明,社区伙伴工作人员,与爱农会有长期的接触与合作。
爱农会不贪于成长的速度和规模,在与农户沟通的时候,也不会要求农户完全放弃现有的耕种方式,而是希望农户能够快乐、安心的参与到他们的尝试中来,希望能建立一个稳固的,有活力的,另类于主流农业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同时在这个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使得城市人和农夫、农夫和自然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更有人情味。
但爱农会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潜力的同时,在实践过程中还面临很大的挑战。比如传统的农耕方式,产量偏低(只有正常产量的二分之一不到),需要更多的农耕技术的培训。现在的求远远大于供,供应量跟不上,也会损害购买群体的积极性。
“禾苗返青了,赶鸭子上架,你去吗?”
广西柳州一家名叫“土生良品”的餐厅不时会贴出这样的海报。到了周末,城市里的家长便带上孩子去乡下养鸡户家里的果园“捡土鸡蛋、吃农家饭”。4月份安排去农家体验插秧,6月份去稻鸭共作田里去帮助农民捉虫……这种一系列“一天的体验”活动,让城市里渴望健康蔬菜的购买群体直接跟农户打交道。
响应下乡号召的城市家庭通常周末在餐厅门口集合,有车的家庭出车,没车的家庭拼车出个汽油钱,大家开开心心地去农村吃有乡土气息的新鲜食物,跟生产这些食物的农户聊天,甚至参与他们的劳作。
活动的费用并不高,每个人10来块钱餐费,一天下来也只是几十块钱的花销。
碰到“农夫节”,则反过来——乡下农户们被邀请进了城,“现身”土生良品餐馆及旁边卖农产品的社区农圩,与城市买家们来一次亲密接触,说说段子唠唠家常。
今年3月的农夫节里,来自马山的农妇拿着榔,围着石槽跳起了古老的打榔舞;横县的农妇开口便唱起了采茶山歌;武鸣的大叔用壮话山歌唱起对歌。
“我们的表演可是即兴的,因为打榔舞是我们代代相传的,会劳作时就会跳啊。”马山农妇罗美凤丝毫没有拘束。
大家见面三分亲。拿着自家土产品、与店里客人一一介绍的农夫,自然让客人对口中高价的土货多了一份信任。
无论是餐馆还是农圩里出售的农产品,都会在篮子里、物品上挂一个小竹牌,正面写着重量,反面则写着是农户姓名、所在地、收购时间,有的甚至贴着动植物生长时田间的美景照片。
城市买家对农户的情况很熟悉,那些参加下乡活动的甚至直接向农户买过东西的买家,买得也放心。
在餐馆里做义工的实习生丽芬记得,有次餐厅里已经客满。一家6口进来后,看着拥挤的餐厅,决定在门口等。小女孩因为等了很久吃不上饭,哇哇大哭,妈妈还是坚持等在这里。“实在没有大桌子,我们分开吃都行。就想带一家老小吃点健康、有食物原来香味的东西。”
土货成了稀罕货,在外打工不如回家务农
天上日头火辣,田里快齐膝盖的水稻,简直要被日光榨出绿油来。
刘以兵猫腰在田里,哼哧哼哧地割这绿得出油的水稻。
村里人都笑他疯了。水稻长卷叶虫是天经地义的事,谁家田里没有?谁家不打药?再等等就抽穗的稻子,现在把生虫的割了,到时候这几亩田收的稻还能卖多少钱?有人和他打赌,“如果收成有一百斤就拿我的田和你换。”
刘以兵不吭声,就是低头割稻。卷叶虫簌簌地落入水田里,刘以兵用自制的小铁梳帮秧苗“梳头”,身后的鸭子跟着从天而降的肥虫,发出快乐的“嘎嘎”声。
过去几年里,广西柳州三都镇根坡屯农户刘以兵一直在做他的试验:种稻种菜不用化肥农药、养猪养鸭不用饲料,在这个社会里到底行不行得通?
与爱农会合作的这几年里,答案越来越明朗。
因为不用化肥农药,他家的稻子卖给爱农会,是4块钱一斤,市场价是2块,而要卖给收购商,肯定卖不上2块。他家的鸭子,自己在水稻田里游来游去吃虫子、杂草,不吃饲料,肉的口感自然与饲料圈养起来的鸭子不同,一斤也能比市场价能多卖三五块钱。
爱农会的另一位合作农户王运才算了这么一笔账:
用鸭稻共作方式种植3亩多水稻,人工用多了,产量减少了,但是省了化肥农药的钱,双倍于市场的大米收购价,加上卖鸭子的收入,总体收成应该与常规种植所得持平;就算第一次欠收,这3亩多也不会影响家庭总收入,就当积累经验,等有把握(掌握技术)了,再扩大鸭稻共作水稻田的种植面积。
这种鸭稻共作的方式,其实是老祖宗留下的。秧苗定根时在秧田里放入与秧苗同龄的小鸭子,鸭子陪伴秧苗一起长大。鸭子在田里捉虫、除草,粪便还能肥田,鸭稻之间形成良性的生态平衡。
近些年,出于对产量的追求,这种古老的种养方式渐渐消失了。“在惯性农业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的今天,很多农户已经没有信心回头了,”爱农会的志愿者刘胡佳跟记者感叹道,“爱农会寻找合作农户并不容易。”
换言之,获得农户的信任、说服农户不使用化肥农药饲料种养并不容易。
用传统种养方式,作物产量下降,禽畜生长时间拉长,这中间的损失真的能通过高价出售产品补回来吗?种养出来的东西,真的能持续地高价卖出去吗?这是农户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也是爱农会最需要帮助农户解决的问题。
爱农会的做法是,采取保守发展的模式,根据城市平台的需求量来决定农户的参与程度及数量,保证供不应求,而在广泛的家传品种传递中,像本地土香猪,家传土鸡等都以预付的形式免费传递给农户,产出的产品由爱农会统一回购。如此一来,农户就免去了很多风险。
这也是刘以兵不顾乡人不解,宁可割稻,也不打药的原因。
如今,与爱农会合作的农户,在柳州一带,有四百多人。核心的二十几户示范户如刘以兵,为爱农会供应主要的大米、土鸡、稻间鸭、香猪肉、青菜,其余的各家零星提供个别单品,如鸡蛋,豆类等。
当年不顾乡人嘲笑,尝试鸭稻共作的老队长韦秀清,现在家里的鸭稻米、土鸡、席梦思软床法养殖猪在当地已小有名声,“连县里的干部都慕名前来订购”。
更让她欢喜的是,在外打工9年的儿子终于回来帮她种地了。韦秀清在电话里总跟他说家里种的养的“土”货成了稀罕货,儿子也动心了:打工所得扣除了生活费用,其实所剩无几。如果在家里也能有打工的收入,何苦在外奔波?
爱农会和合作农户6年多的努力,让传统种养方式有了希望。
跟农户合作,斗智斗勇是一个过程
土生良品餐厅和社区农圩都缘于爱农会,这个始于城里人的口腹之欲的民间组织,至今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两人,却是国内不多见的实实在在推动无化肥无农药无饲料农产品生态种养的团队。
2004年前后,柳州一家广告公司的员工周锦章、骆泽红,和朋友彭辉因工作关系时常去城市附近的乡下。每次在当地农户家里吃的农家菜,总是让他们赞叹不已。“农户通常都会有块专供自家人吃的菜地,不用农药化肥,也时常会有几只鸡,一两头猪是专门养给自家吃的。这种土货非常香,有食物原来该有的味道。”周锦章回忆道。
后来,三个人就总是呼朋唤友下乡来吃,吃完按人头付钱给农户。一来二去,与农户就熟络起来。
“渐渐,我们发现城市里像我们一样爱吃土货的人其实很多,只是苦于找不到能买到这种农产品、有放心的渠道,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平台,让农户和这样的城市人合作起来呢?”在参加过一次成都华德福(人智学教育机构)的活动后,周锦章发现原来自己要做的事情,在国外已经做得风生水起,被称为CSA,社区支持农业。
于是有了最初期、贴钱出力做的土生良品展览馆,后来的土生良品餐馆,和现在的社区农圩。
不管是怎样的形态,这个平台最需要解决的,是寻找稳定的合作农户、稳定的客户源,和两者之间的信任。
最难的是信任。
然而,合作6年以来,爱农会与广西柳州近旁的农户们合作,“双方都不要求书面的协议,全凭经过很长时间的交往建立起来的信任来做”,刘胡佳说得笃定。
“我们在寻找农户时,会从几个方面看他是否适合:为人诚信;是否和我们一样不喜欢农药化肥,或是还钟意老品种;对土生农业信心十足;农业投机分子不予考虑;参与家传土猪传递的,要有适合养殖,让猪运动的场地,并有种养结合传统。”
信任也是磨合出来的。“跟农户,也是一个‘斗志斗勇’的过程,”刘胡佳笑着说道。
爱农会去村子里买土鸡,曾经有一个农户沿袭以前对付“鸡贩子”的做法,给他们的一些土鸡中掺有饲料鸡。他们开始先按土鸡的价格收下,在下次再去收鸡的时候,才会不点名提出批评。这样,一方面避免了直接的冲突,农民看到自己的鸡被收下,有了继续养土鸡的信心;同时,这个过程也帮助农夫在情感上认同“爱农会”的想法和要求。
一位前来做田野调查的NGO工作者,曾听到一位农妇自责,“他们第一次来买我的鸡,都不看秤的。搞得我很后悔在他们来之前把鸭子喂得很饱。现在卖给他们的鸭子,我都多养一个月,虽然重不了多少,但是鸭肉的口感完全不同。”
“也会有农户相互之间的监督。有段时间,我们就时常接到几位农户的投诉电话,说有一位农户经常去买化肥农药,也有人见过他往合作田里用化肥农药。后来,我们就没有跟那位农户再合作。”
爱农会广西柳州一家民间机构,与周边山区近400名农户合作,为城市人寻找提供无农药无添加的农作物和家禽。2005年在柳州城区创立了土生良品饭店,现在一个月的营业额可达30多万元,今年2月新张的社区农圩,第一个月就卖出1万多元的货。据说有40多位香港消费者前往参观。
社会学工作者说“爱农会”
国内罕见的自给自足式NGO
裴谕新,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
就一个NGO而言,爱农会是国内罕见的可以自给自足的组织。
通常的NGO,尤其是国内的,都是需要外部资金扶持帮助的。但是爱农会他们结合自身情况,做了一个土生良品的餐厅,这个餐厅不但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为农户的生态农产品提供销售途径,关键是,这笔资金可以维持这个组织的良好运作。这在NGO里面很难得,这也是很多公益组织要跟他们取经的地方。“
非主流,求大于供
朱明,社区伙伴工作人员,与爱农会有长期的接触与合作。
爱农会不贪于成长的速度和规模,在与农户沟通的时候,也不会要求农户完全放弃现有的耕种方式,而是希望农户能够快乐、安心的参与到他们的尝试中来,希望能建立一个稳固的,有活力的,另类于主流农业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同时在这个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使得城市人和农夫、农夫和自然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更有人情味。
但爱农会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潜力的同时,在实践过程中还面临很大的挑战。比如传统的农耕方式,产量偏低(只有正常产量的二分之一不到),需要更多的农耕技术的培训。现在的求远远大于供,供应量跟不上,也会损害购买群体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