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幸福的，那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活着。这是陈楚生在纠结多年后才渐渐领悟并慢慢实现的状态。
　　12年前的那个夏天，陈楚生一夜成名，因为一场盛大选秀的冠军头衔，因为一首红遍大街小巷的都市情歌。然而紧随其后，他就经历了跨年晚会上的失踪、天价解约、创作瓶颈，似乎那个夺冠欢呼的夜晚并非起点，而是转折，用他自己的话说：把“我”慢慢搞丢了。
　　12年后，新专辑发布后的第一时间，陈楚生与《环球人物》记者再聊起那些年、那些事，用了一个独特的比喻。他说：“其实我们成长的过程就像一次自然分娩，你要被外界的压力挤压，你可能会透不过气来，但只要你撑得过去，就有可能大口呼吸到新鲜空气，就有可能看见光。”
　　于是，他把新专辑定名为《趋光》：行走在黑暗里的人，摸索得久了，总会越来越接近光。

不快乐的“快乐男生”

　　陈楚生讲话有点像歌词创作，会讲故事，会抒情，还有许多形而上的表述。他常提到一个词——动机。这是乐理上的专业术语，是构成樂曲的最小元素单元，一段动机往往是几个音组成的一小节，却奠定了整段音乐的情绪、性格，甚至主题。它可能在曲段中重复出现，也可能是最抓耳的部分。陈楚生说，他的大部分歌，都是从这样的一段动机开始的。
　　生活同样如此，漫长时光里，总会有一两种原生冲动会影响每一个重大决定，由此谱写人生之曲。陈楚生想，自己的那种冲动，大概是“对自由的渴望”。5岁那年，他看到一张齐秦的专辑海报：深夜的台北街头，齐秦穿着垫肩夹克，烫着狼尾卷发，在路灯下尽是遗世独立的孤傲姿态。那是一个让陈楚生心动的画面，与他成长的环境截然不同的画面。那张专辑里，他最喜欢并一直哼唱到现在的歌，是《外面的世界》。
　　“我从小在农场长大，没什么娱乐，唯一的爱好就是跟几个好朋友骑着摩托车到处乱串。”陈楚生说，“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15岁，他靠摘椰子攒钱给自己买了一把吉他，“突然觉得能坐下来了”。17岁以后，陈楚生带着吉他去了很多地方。他在天涯海角旁的小店里修摩托，空闲时写写歌;他在深圳的车水马龙间送快餐，挣的钱大半都拿来买吉他;后来，他成了酒吧里的驻唱歌手，遇过耍酒疯的客人随便拨他的吉他弦，泼他一脸酒……那些画面，才是真实的、现实的“外面的世界”。
　　在深圳的日子，是一段自由又迷茫的流浪时光。陈楚生背着吉他，穿梭在都市的黑夜与霓虹里，偶尔参加一些比赛，签过唱片公司，最后合约又不了了之，只能回到嘈杂的酒吧里继续唱歌，只能认命。钱不多，情绪很多，写歌是最好的宣泄。2005年，陈楚生创作了《有没有人告诉你》：“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歌曲写的不过是都市里的寂寥心声，谁又承想，它会彻底改变这个歌手的命运。
　　2007年，陈楚生在《快乐男声》一举成名，《有没有人告诉你》成了当年最红的歌曲。无数商演、活动、节目从天而降，陈楚生过上了一天一座城市的“明星生活”。最大的悖论也出现了：成为歌手是想做最喜欢的音乐，但为什么创作音乐却成了日常干得最少的事？
　　更为可怕的，是热情的枯竭。成名后，陈楚生的生活、工作重心转移到北京。他在北京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雪。“本来以为会很兴奋，可是一点也没有。”这种情绪让他害怕，他觉得那种原始的动机在离他而去：没有感动，没有兴奋，没有热情，一个华丽而麻木的“飞机人”。这种生活让陈楚生想起深圳宾馆前的几根柱子，“它们到了晚上会变颜色，远远看过去特别漂亮。可是你走近了，就会发现它特别空洞，特别不真实”。
　　一夜爆红的代价是，他成了不快乐的“快乐男生”。
　　2009年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陈楚生不辞而别。他说：“当一天一天的压抑积累到那时，突然就爆发了。”当时，他没有办法与世界和解。

吃的够了，住的够了，然后呢

　　2017年，陈楚生出道10周年，他在北京的Livehouse里办了一场小型音乐会，请了熟悉的朋友和粉丝，免费听他唱歌，初衷就是“十年一瞬，总觉得应该回顾点什么”。从想法诞生、舞台搭建再到乐队排练，陈楚生只用了两个月时间。

　　“这10年飞快，快到我都有点反应不过来。所以再去翻以前写的歌，再拿出来唱的时候就觉得，天哪，当时在想什么？然后我就发现每一个阶段的我一直在变化，但也有很多坚持的东西，那种对音乐的好奇心，那种态度，我很庆幸我还拥有。”
　　10年间，他有过日日上头条的阶段，因跨年出走被电视台封杀，与公司闹下天价解约金，之后又签约华谊风光复出;他也见过许多不怀好意的新闻标题，《昔日冠军今何在》《陈楚生与电视台的恩恩怨怨》……标题虽多，但结尾大多殊途同归：没那么红了。对这些，陈楚生看得很淡：“我也红过，但那又怎样呢？我不想每天戴着口罩墨镜才能出门。” 　　相较于外界的评论与遭遇，陈楚生在10年间更大的挑战来自内心的拧巴。他总觉得时空中有N个平行宇宙，人以不同的状态存活着。“尤其是独处时，很多想法突然跑出来，你会发现对事物的一些理解纯粹是你本身的反应，会突然觉得根本不了解自己。”每个宇宙里的自我不肯妥协，最后就只能不断挣扎、不断纠结。
　　在一个宇宙里，他是音乐人，一直想对抗人们期待中的陈楚生。2014年前后，是他颓废、焦慮的时候：和华谊的合约即将到期，是否续约成为难题;创作进入瓶颈，他每天都在问自己“是不是枯竭了”“我还能做什么”;常常喝酒、弹琴、唱歌，但唱的总是“平白无故地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那时候，身边人都斩钉截铁地告诉他，陈楚生就应该拿把吉他安安静静地唱歌，那才是最好的。但是，他自己总是很抗拒：“为什么？为什么我就该这样子？”一次，他看到冯小刚接受采访说：“我做导演做到今天想做的是顺心而为，不是说现在什么火我就去做什么。”瞬间感同身受——他不想只做让别人高兴的歌手。
　　2014年底，陈楚生离开华谊并创立个人工作室，和早年老友组成乐队SPY.C（侦探C）。他们在地下室里写歌、编曲、排练，像二十出头的摇滚青年一样朝气蓬勃，电子、独立、小众，几乎完全颠覆了过去的标签。陈楚生说：“那是我全新的开始。”他决定按自己的节奏生活。
　　“我现在发片基本上两年一张，这个速度对我来讲是正常的，再快的话可能有很多东西我没办法把控，或者说我很难过自己这一关。”陈楚生对记者说，“一些人觉得我出作品很慢，但我觉得是大家太快了。”
　　“离开大公司，速度慢下来，可能会由此失去很多机会。会遗憾吗？”记者问他。
　　“这就需要自己去思考，我们做这个职业，一开始可能的确是为了吃住不愁，为了买心仪的吉他时不会因为价格而犹豫太久。但是吃的够了，住的够了，然后呢？你是要更多吃的、更多住的，还是思考自己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你认为自己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把我感受到的表达出来。如果没有感受我还在做这件事情，那不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吗？”
　　无论如何，宁可慢一点，也希望感受多一点。

与无数个小宇宙和平共处

　　对陈楚生来说，2014年的另一个人生转变，是成为父亲。他觉得那又是另一个宇宙的事儿了。他给儿子起名Demo（音乐小样）。“因为我自己写歌，一开始一定先是一个Demo。这个孩子不就是我和妻子的结晶吗？哪有比这个作品更值得骄傲的？”陈楚生说，“另外一层意思就是，父母给孩子的只是一个小样，他的未来要自己去编曲，去实现完整”。今年4月，二儿子降生，陈楚生又一度成为专职奶爸。
　　对陈楚生来说，父亲是个特别的职业，意味着肩膀与榜样。记忆里，他的父亲办过砖厂，卖过彩票，几次经历破产，“家里小店被两车人团团围住，都来要债”。“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而且站起来特别快，哪怕是在谷底，他也一直在想怎么去解决问题，走出困境。”即便到今天，父亲依然“不服输”，每次去见儿子，都要染好头发，“他想让我看到他永远是年轻的”。
　　“有了孩子之后，也要考量现实。你不能没有收入，因为你要养那么多人，还有合作伙伴呢。我也不是那种艺术家，我也很实际，也很现实。”他在工作室成立之初包揽了大小工作，从宣发到MV，从专辑封面到新闻稿;他破天荒参加职场类真人秀节目，底线是不能搞笑，不能卖萌，不能装，导致粉丝说他在节目里的存在感几乎为零;他也参演电影、电视剧，在《无问西东》里演了自己最羡慕的角色吴岭澜，“因为他喜欢打破规则，做自己想做的事，善于自省”。
　　“在做这些事情时，我是有妥协也有挣扎的，但养家糊口嘛。”陈楚生说，“不过比起原来，我觉得心态更轻松了，很多事情做和不做，在决定上面不会再那么纠结了。”他给自己列出了一份年度规划，工作时间、创作时间、陪孩子成长时间，一一注明。
　　放松，是陈楚生当下的状态，他自认为也是出道以来最好的状态。曾经，他坚持如果一张专辑不是自己写词写曲就不能完全表达自我;如今，他觉得不必太封闭在自我意识里，也许多跟其他音乐人合作才能解决瓶颈之困。在新专辑《趋光》的创作过程中，常常是一群人坐在一起，商量出一个动机，然后头脑风暴出一首歌。那个瞬间，陈楚生觉得自己“看到了音乐更多的可能性，也认识到了自己的更多面向”。
　　“如今的生活和创作步调一致，就是一种舒服的状态。我的新歌，可能不是大家一听就‘哇’，过耳不忘，但是你听了很多遍之后，还是会觉得很稳，很宁静。”
　　他承认，这就是时间带给他的思考：内心中有无数矛盾对立的小宇宙，但真正的成长并不是让它们此消彼长，而是可以和平共存。
　　陈楚生 1981年生于海南三亚，2007年参加湖南卫视“快乐男声”获得全国总冠军出道，代表作品有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电影《无问西东》等。2019年6月底，发行全新个人专辑《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