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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来打工者和流浪者聚集的皮村,帐篷剧导演樱井大造带着充满热情的北京知识分子们,他们是在排演一种在中国还很新鲜的戏剧形式,但也是在呼唤人们意识到那在这世上随处可见的贫困。
樱井大造
1952年出生,当代著名的帐篷剧导演,从1972年开始一直坚持“解体剧场”的帐篷剧运动。
经费才一万五六,首演票房7500
从一开始,帐篷剧就没走传统戏剧的路子。
1970年,樱井大造进入早稻田大学经济学部读书,在高涨的学生运动中接触到了帐篷剧,“1973年,21岁的我加入了‘曲马馆’帐篷剧团,跟着他们一边周游日本,一边演出。当时我们不去大城市,只去很小的村子,当天搭好帐篷,演戏给附近的村民看,第二天就离开去别的地方,”樱井大造笑着说,“我觉得我们的方式特别像毛泽东用过的军事战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7月末,樱井大造将他的帐篷搭在了皮村。
皮村是北京外来人口的寄居地之一。当CBD东扩计划日益推进,许多外来打工者和流浪者被迫移居皮村。但皮村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双车道柏油路在“皮村站”公交站牌处戛然而止,宣告最后一点北京大都会意象也彻底消失。路边满是毫无规划的砖土平房或白色临时活动板房,空气中尘土飞扬,发酵后的生活垃圾和牲畜粪便的刺鼻气味让每一个来访者都掩鼻加快了脚步。
见到记者时,穿着洗得发旧且满是汗渍的短袖汗衫的樱井大造笑容绽开,下意识地在很脏的T-shirt上擦擦手,再和人握手。这个五十八岁的中年男人,看上去不像一位艺术家,更像是皮村本地一位建筑师傅,刚从工地上走出来。环顾四周,不少年轻人正在干活,但他们无一例外,都穿着脏兮兮的旧T-shirt和短裤,脸晒得发红。
“我在四十岁以前,和皮村的居民一样,每天需要五点起床去建筑工地打工挣钱。”樱井大造说。打工挣来的钱,多半投入了帐篷剧。
在人们的印象中,帐篷剧像是一种先锋剧,而做先锋剧的下场,往往是因为日益捉襟见肘的资金问题,要么偃旗息鼓,要么投入了消费社会的怀抱,时刻与票房厮杀。
但樱井大造却有自己的办法,绕过金钱这个陷阱。几十年来,他从未接受过来自政府或是民间团体的赞助。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剧团靠参与成员每月自愿提供其月薪的10%支持,但早年的社员大多是来自日本中下阶层的普通劳工,收入都不高,募集所得往往极其有限。直到90年代初,樱井大造发明了一种深受日本老百姓喜欢的汉字拆字游戏。他申请了专利并于1995年创办了一本出版发行以这种拆字游戏为主的杂志,剧团的日子才稍微好一点。“我个人每月会拿出薪金的50%作为帐篷剧社的活动经费,但仍然需要社员每人每月交个人月薪的10%。”樱井大造说。
这次在北京,资金募集模式也是一样,所有款项均用于帐篷剧场材料、舞台制作以及演出开支,演职员完全是义务演出,无任何报酬。
帐篷剧团7月15日搬入皮村开始搭建帐篷,截止7月20日一共募集了约1万五六的数额。这是历经三十余载、至少在亚洲地区已经做出声誉的一个剧团,你能想象他们的启动资金才一万五六吗?由于经费紧张,今年的帐篷主体结构只能采用比木料便宜的竹材搭建。而成员在皮村的日常饮食开销则由每人每月交的100元活动经费支出。近二十人的每日午餐和晚餐花费控制在100元到150元间。团队成员每两人一组轮流负责饮食,在皮村采购食材后自己烹饪。记者和他们一起吃了一餐,那顿午餐有四菜一汤——西红柿炒卷心菜、醋烧西葫芦、苦瓜炒鸡蛋、青椒炒肉片以及西红柿卷心菜汤。
7月30日,《乌鸦邦2》为皮村本地人免费演出。首演这天的票是通过网上预约的方式完成,票价为30元到100元,观众可以自由选择支付票额。不过座位并没有按照价格来个三六九等,进入帐篷的人,看见空位置就可以坐下。首演当天共售出131张票,包括售卖45元一件的文化衫和2元一瓶的矿泉水,共入账7500元。这笔钱,将继续作为下一次帐篷剧的活动经费。
改造,从体力开始
随搭随走的帐篷演出形式,暗示了成员的流动性。帐篷剧有几个核心成员是固定的,然而大部分演员还是来自搭建帐篷的当地。
三十年来,樱井大造带着他的帐篷剧团走过日本各地。他年轻时赶上冷战时期,日本人心不稳,年轻人搞学运风起云涌。他一心只想着破坏,想着破坏了旧的东西就能建立新的。帐篷剧这种流浪旅行随时搭建随时拆除的形式迷住了他。他可以和很多日本下层民众接触,招募他们参与演戏,或是鼓励他们前来看戏。
但是他也看到,民众对他们做的事,并不一定很理解:“当时的村民不清楚我们弄的是什么东西,以为我们是极端的左翼激进分子。看在我们很年轻的份上,村民觉得我们很可爱,会给我们很多吃的。虽然村民不是太理解演出的内容,但是演出中,有时候我们会有放火的场景,他们会很紧张,心怦怦跳。可是村民们很少说我们的内容很有意思。”
在日本各地做过帐篷剧之后,樱井大造试图将视野拓展到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他去了韩国、中国台湾。2007年9月,他携带《变幻痂壳城》来到北京,分别在朝阳文化馆广场和皮村“打工艺术博物馆”院内进行了四场演出。
那一次演出宣传规模更小,知道的人更少,观众几乎都是皮村本地人,很少有从北京城区来的人。樱井大造无奈地看到这样一个现实:“我三年前来皮村演《变幻痂壳城》时,观众的反应和三十多年前那些村民的反应差不多。”
但那一次的演出,仍然震撼了少数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在那之后他们组建了北京帐篷剧小组,今年四月份左右正式更名为北京“临
樱井大造
1952年出生,当代著名的帐篷剧导演,从1972年开始一直坚持“解体剧场”的帐篷剧运动。
经费才一万五六,首演票房7500
从一开始,帐篷剧就没走传统戏剧的路子。
1970年,樱井大造进入早稻田大学经济学部读书,在高涨的学生运动中接触到了帐篷剧,“1973年,21岁的我加入了‘曲马馆’帐篷剧团,跟着他们一边周游日本,一边演出。当时我们不去大城市,只去很小的村子,当天搭好帐篷,演戏给附近的村民看,第二天就离开去别的地方,”樱井大造笑着说,“我觉得我们的方式特别像毛泽东用过的军事战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7月末,樱井大造将他的帐篷搭在了皮村。
皮村是北京外来人口的寄居地之一。当CBD东扩计划日益推进,许多外来打工者和流浪者被迫移居皮村。但皮村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双车道柏油路在“皮村站”公交站牌处戛然而止,宣告最后一点北京大都会意象也彻底消失。路边满是毫无规划的砖土平房或白色临时活动板房,空气中尘土飞扬,发酵后的生活垃圾和牲畜粪便的刺鼻气味让每一个来访者都掩鼻加快了脚步。
见到记者时,穿着洗得发旧且满是汗渍的短袖汗衫的樱井大造笑容绽开,下意识地在很脏的T-shirt上擦擦手,再和人握手。这个五十八岁的中年男人,看上去不像一位艺术家,更像是皮村本地一位建筑师傅,刚从工地上走出来。环顾四周,不少年轻人正在干活,但他们无一例外,都穿着脏兮兮的旧T-shirt和短裤,脸晒得发红。
“我在四十岁以前,和皮村的居民一样,每天需要五点起床去建筑工地打工挣钱。”樱井大造说。打工挣来的钱,多半投入了帐篷剧。
在人们的印象中,帐篷剧像是一种先锋剧,而做先锋剧的下场,往往是因为日益捉襟见肘的资金问题,要么偃旗息鼓,要么投入了消费社会的怀抱,时刻与票房厮杀。
但樱井大造却有自己的办法,绕过金钱这个陷阱。几十年来,他从未接受过来自政府或是民间团体的赞助。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剧团靠参与成员每月自愿提供其月薪的10%支持,但早年的社员大多是来自日本中下阶层的普通劳工,收入都不高,募集所得往往极其有限。直到90年代初,樱井大造发明了一种深受日本老百姓喜欢的汉字拆字游戏。他申请了专利并于1995年创办了一本出版发行以这种拆字游戏为主的杂志,剧团的日子才稍微好一点。“我个人每月会拿出薪金的50%作为帐篷剧社的活动经费,但仍然需要社员每人每月交个人月薪的10%。”樱井大造说。
这次在北京,资金募集模式也是一样,所有款项均用于帐篷剧场材料、舞台制作以及演出开支,演职员完全是义务演出,无任何报酬。
帐篷剧团7月15日搬入皮村开始搭建帐篷,截止7月20日一共募集了约1万五六的数额。这是历经三十余载、至少在亚洲地区已经做出声誉的一个剧团,你能想象他们的启动资金才一万五六吗?由于经费紧张,今年的帐篷主体结构只能采用比木料便宜的竹材搭建。而成员在皮村的日常饮食开销则由每人每月交的100元活动经费支出。近二十人的每日午餐和晚餐花费控制在100元到150元间。团队成员每两人一组轮流负责饮食,在皮村采购食材后自己烹饪。记者和他们一起吃了一餐,那顿午餐有四菜一汤——西红柿炒卷心菜、醋烧西葫芦、苦瓜炒鸡蛋、青椒炒肉片以及西红柿卷心菜汤。
7月30日,《乌鸦邦2》为皮村本地人免费演出。首演这天的票是通过网上预约的方式完成,票价为30元到100元,观众可以自由选择支付票额。不过座位并没有按照价格来个三六九等,进入帐篷的人,看见空位置就可以坐下。首演当天共售出131张票,包括售卖45元一件的文化衫和2元一瓶的矿泉水,共入账7500元。这笔钱,将继续作为下一次帐篷剧的活动经费。
改造,从体力开始
随搭随走的帐篷演出形式,暗示了成员的流动性。帐篷剧有几个核心成员是固定的,然而大部分演员还是来自搭建帐篷的当地。
三十年来,樱井大造带着他的帐篷剧团走过日本各地。他年轻时赶上冷战时期,日本人心不稳,年轻人搞学运风起云涌。他一心只想着破坏,想着破坏了旧的东西就能建立新的。帐篷剧这种流浪旅行随时搭建随时拆除的形式迷住了他。他可以和很多日本下层民众接触,招募他们参与演戏,或是鼓励他们前来看戏。
但是他也看到,民众对他们做的事,并不一定很理解:“当时的村民不清楚我们弄的是什么东西,以为我们是极端的左翼激进分子。看在我们很年轻的份上,村民觉得我们很可爱,会给我们很多吃的。虽然村民不是太理解演出的内容,但是演出中,有时候我们会有放火的场景,他们会很紧张,心怦怦跳。可是村民们很少说我们的内容很有意思。”
在日本各地做过帐篷剧之后,樱井大造试图将视野拓展到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他去了韩国、中国台湾。2007年9月,他携带《变幻痂壳城》来到北京,分别在朝阳文化馆广场和皮村“打工艺术博物馆”院内进行了四场演出。
那一次演出宣传规模更小,知道的人更少,观众几乎都是皮村本地人,很少有从北京城区来的人。樱井大造无奈地看到这样一个现实:“我三年前来皮村演《变幻痂壳城》时,观众的反应和三十多年前那些村民的反应差不多。”
但那一次的演出,仍然震撼了少数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在那之后他们组建了北京帐篷剧小组,今年四月份左右正式更名为北京“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