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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历来有很多争论，今天也不例外。但如果说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会逐步下滑，告别两位数的增长（至于下滑到什么程度，则分歧较多）。面对增长下滑的共识，以什么样的宏观政策来应对便成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至为重要的政策议题。
发达经济体与后发经济体都有下滑经历
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并不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独有情况。发达经济体也好，一些后发的赶超型经济体也好，其实都有类似的经历。
我们先来看发达经济体。二战以后直至石油危机冲击的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发达经济体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年平均增速在4%-5%，这被称作增长的黄金时代。尽管1870-1913年的所谓第一次全球化繁荣时代，欧洲的崛起掀起了较大范围的增长狂潮，但那个时候西欧和日本的年均增长只有2%多一些；美国虽达到4%，也不及其黄金时代的增长。
不过，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为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冲击所终止，接下来便是10年左右的所谓滞胀期。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的数据（见表1），以战后黄金时代的1950-73年与滞胀时期的1974-82年相比，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大幅下滑，其中：西欧国家年均增长率从黄金时代的4.75%降到滞胀时期的1.89%；美国从4.16%降到2.11%，而日本则从9.31%降到3.34%。
就后发的赶超型经济体而言，增长率的下滑则更为明显。这里将亚洲金融危机前的30年（1968-1997）的增长与此后10年（1998-2007）的增长作对比，我们发现，与高增长时期相比，所考察的经济体GDP增长率至少下降了三个百分点以上。其中：香港从7.50%降到3.88%，印尼从7.40%降到2.81%，韩国从8.18%降到4.39%，马来西亚从7.42%降到4.38%，新加坡从8.95%降到5.49%，泰国从7.38%降到3.44%，台湾从8.33%降到4.48%（见表2）。
尽管以上国际比较，一组是发达经济体，一组是后发经济体，但仍有不少共性，比如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任何体制，在其实现较快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甚至是优越性。但体制的惰性和弊端也会在这样一个较长的繁荣周期中积累：发达经济体黄金时代的增长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而滞胀的出现也恰恰在于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出现了体制的僵化和缺少活力；后发经济体的赶超主要得益于政府主导下的要素规模扩张，但后来的问题也正出在缺少技术进步的持久动力（单靠要素扩张不够）。
美日经历增长率下滑时的教训
接下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那些面临增长放缓的经济体，其宏观管理当局是如何应对的，对中国将有什么样的启示？这里仅以美国与日本为例。
前面提到，比起黄金时代，滞胀导致美国潜在增长率下滑了两个百分点。然而，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美国政府报告中对于石油供给冲击仍不够重视；同时也不相信美国经济体在面临潜在增长率的下滑。1978年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报告仍相信未来几年增长率会达到4.5-5%，从而每年可以使得失业率下降0.5个百分点。但实际上，除了1978年实现了5.6%之外，1979-82年，增长率分别是3.1%、-0.3%、2.5%和-1.9%，增速下降得很多。后来的研究还表明，与潜在增长率下降相对应的是，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始于1960年代末，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美国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已经低于过去20年平均增长率1个百分点。正因为政府认为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因为经济未达到潜在水平（即有闲置资源特别是劳动力未得到充分利用），于是通过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结果导致出现了高通胀。1974-82年平均年通胀率达到9.0%，而1979-82年平均通胀率更是超过了10%。从这个角度看，滞胀一方面是因为供给冲击使得原来的体制与经济结构无法适应，从而出现了增速的降低；另一方面则是错误的判断及政策，特别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滞胀。
再来看日本。日本1950年代平均增长是9.4%，1960年代的平均增长是10.7%，但到了1970年代，增速一下子降到了5%以下（4.6%）。从高速增长台阶一下子到中低速增长台阶，这也使得日本当局一时难以适应。实际上，“唯增长”或“唯GDP”（当时是GNP）的思想在日本是经历过一些变化的。进入1960年代，日本池田内阁坚持“增长第一”主义，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当时，经济增长与增长率等词汇也变成了日本国民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而许多经济学者为了准确预测增长率可谓绞尽脑汁。可以说这个阶段追求高增长赢得了国民一致认同。不过，到了1960年代后半期，增长与福利的抉择提上了日程，尤其是公害与交通事故开始受到社会的指责，连经济增长也受到批评，被斥为“见鬼去吧！GNP！”。到了1970年代初，伴随石油危机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导致“狂乱物价”，与其说国民追逐高增长，不如说更企盼稳定。因此，那个时候，政府就不再把经济增长当作政策目标加以强调，增长率目标也作了适度的下调。但即使如此，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难免存在对过去较快增长的政策思维惯性，从而出现对增长率的误判。比如，1970年代计划的目标增长率定在6%，1980年代定在4%，而实际情况分别是4.6%和3.7%，要低不少。显然，目标与现实的差距，某种程度上也导致政府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应对，且主要是在扩大需求上做文章。供给方面，日本经历石油供给冲击，在企业管理效率以及节能上均有进步，但在大的结构调整上，特别是打破日本大企业与小企业的这种二元结构，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以及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上，都没有做得很好。结果是，货币扩张带来资本市场的繁荣、后来的资产泡沫，以及出现产业空心化，致日本陷入失去的10年（甚至是失去的20年）。
无论是美国的滞胀，还是后来日本的泡沫经济，根本教训在于存在着对于潜在增长率的误判以及主要依赖需求管理刺激经济。这种通过需求面的扩张来实现对潜在增长率的人为超越，不仅实际增长没有起色，反而导致了价格的暴涨：在美国主要体现为物价暴涨，在日本主要体现为资产价格暴涨。 美国走出滞胀的经验
一直到1981年里根上台，美国的情况才有改观。里根带领美国走出滞胀的经验有很多方面，但核心是从关注需求管理转向了供给面，转向了关注激励、效率、生产率以及资本形成等这些有利于提高潜在产出的因素。体现在政策层面，主要是减税，打破垄断、放松规制，以及千方百计促进资本形成和储蓄增加，这才有年均增长率从滞胀时期的2%提高到里根在任时期的年均增长3.4%。
首先是减税。由于1970年代的高通胀与非指数化的税收体系相互作用，迫使中等收入者迅速进入更高的纳税阶层。1965-80年间，一个典型中等收入家族边际个人所得税率上升了1倍（从22%到43%）。同时一个相当于中等收入两倍的家庭的税率则从38%跃升至54%。平均实际税率也迅速上升。1965年一个中等收入家庭支付的联邦所得税约占其整个收入的8%，但1980年上升了近一半（12%）。同样是在这15年中，一个两倍于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个人所得税率从13%上升到21%。通胀也引起个人投资收入中实际税率和实际公司税率的迅速攀升。正是由于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都面临着实际税率的上升，同时这些高税率扭曲了激励——劳动者不愿意增加劳动供给，企业不愿意增加投资，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产出的增加。里根政府提出税基扩展和较低税率相结合，以“统一税制”取代精细的逐级累进税率结构，税收等级针对通货膨胀实行指数化，用“取消免税”增加最高收入纳税人的平均税率而不提高他们的边际税率，重建折旧规则以改进资本配置效率。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两个计划，一个是10-10-10减税计划，即连续三年降低所有边际税率10%；还有一个是10-5-3加速折旧计划，即所有资产的一个折旧年限等级：建筑物折旧年限为10年，设备折旧年限为5年，转型车辆折旧年限为3年。减税方案的实施使得税率有所下降。以美国最高联邦边际个人所得税率为例：1960年代末的最高税率为77%，到1981年时为70%，到1982-86年降到50%，到了1980年代末更是降到33%。通过加速折旧，企业所面临的税负也有所下降。
其次是取消和放松规制。主要涉及包括航空、公路货运、公共交通、铁路、通信、天然气生产和输送、有线电视、银行和金融服务、电力、财产和责任保险等产业。这些规制的改变包括价格、进入和服务质量（如航空、货运、铁路），实际上是完全的简化规制；也有的是微妙的规制和竞争相结合（如电信和天然气的生产及运输），或者是鼓励有纵向（或横向）联系产业（如电力）的市场趋于竞争市场；取消规制机构的案例只有一个（航空）。表3显示，从1970年到1980年，是规制不断加强以及规制机构人员扩张的时代。但到1985年，规制减少，机构瘦身。民用航空委员会干脆就撤消了，一个人也不剩；州际商业委员会也精减了一多半。这些做法，一方面减少了“审批”、规制所带来的市场扭曲，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也精简了政府机构，减少了财政支出（见表3）。
第三是促进资本形成和储蓄增加。在滞胀时期，一些有见地的美国学者（如彼得·德鲁克以及马丁·费尔德斯坦等）发现美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石油危机冲击，而是长期以来对于储蓄与资本形成的忽略，这进而也影响到生产率的提高。于是，政府采取加速折旧以及对于投资的税收优惠等方式来加快资本形成。1981年税制改革中极其强调储蓄和投资：允许加速折旧刺激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用覆盖全社会的个人退休账户刺激储蓄；通过较低的资本收益税率促进个人转向股票投资等。
增长率下滑时的宏观政策选择
未来中国增长将从过去30年接近10%的两位数增长下滑到未来10年“七上八下”（7%-8%）的增长格局。究其原因，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清单，或许从资本、劳动与技术这三大生产要素角度，能够给出颇为简明的解释：一是资本积累速度放慢。随着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扩大消费成为主导，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高储蓄的水平将不如以前，即资本供应会减少，其对增长的推动在减弱。二是劳动力增长由放缓到下降。根据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我们的估算，劳动年龄人口会在未来三五年出现下降，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也在减少。三是生产率增长面临挑战。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技术前沿，赶超效应减弱，中国不再是完全的跟随者，而要成为创新者，这样的角色转换导致技术进步放缓；而未来服务业占比的大幅提升，循国际经验也可能致生产率增速放慢。基于以上，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会下台阶；若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这一下降态势将更为确定。
面临增长率的下台阶，中国将如何应对？通过上述的国际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潜在增长率放缓过程中的宏观政策选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不能依赖需求刺激来人为超越潜在增长水平。美日的经验表明，如果存在对潜在增长率的误判，一味采用需求刺激，可能会致实际增长暂时有所提升，但所付出的代价将是通胀、资产泡沫，以及结构扭曲（比如日本的产业空心化）。
2.实施谨慎的需求管理。各类要素成本的上升使得未来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会出现高通胀。一些研究表明，从日本、韩国、台湾的经验看，如果没有需求面以及货币供应量的配合，经济体在经历刘易斯拐点之时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必然系统性地抬升通货膨胀率。可见，面临要素成本上升和潜在增长下滑，应选择审慎而非扩张的货币政策。
3.宏观调控应辅之以改革，侧重于供给面机制的调整。一是理顺资源能源价格，以及劳动、资金、土地等要素市场化的推进，以保证这些要素得到有效利用。这样，一方面资源能源土地等要素才能得到节约，另一方面，在真实要素成本的“压迫”下，也才能直接推进各类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的发展。二是精简机构、减少审批，减轻政府行政成本，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三是推进财税改革，特别是结构性减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企业减负，增加有效供给。三是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
发达经济体与后发经济体都有下滑经历
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并不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独有情况。发达经济体也好，一些后发的赶超型经济体也好，其实都有类似的经历。
我们先来看发达经济体。二战以后直至石油危机冲击的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发达经济体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年平均增速在4%-5%，这被称作增长的黄金时代。尽管1870-1913年的所谓第一次全球化繁荣时代，欧洲的崛起掀起了较大范围的增长狂潮，但那个时候西欧和日本的年均增长只有2%多一些；美国虽达到4%，也不及其黄金时代的增长。
不过，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为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冲击所终止，接下来便是10年左右的所谓滞胀期。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的数据（见表1），以战后黄金时代的1950-73年与滞胀时期的1974-82年相比，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大幅下滑，其中：西欧国家年均增长率从黄金时代的4.75%降到滞胀时期的1.89%；美国从4.16%降到2.11%，而日本则从9.31%降到3.34%。
就后发的赶超型经济体而言，增长率的下滑则更为明显。这里将亚洲金融危机前的30年（1968-1997）的增长与此后10年（1998-2007）的增长作对比，我们发现，与高增长时期相比，所考察的经济体GDP增长率至少下降了三个百分点以上。其中：香港从7.50%降到3.88%，印尼从7.40%降到2.81%，韩国从8.18%降到4.39%，马来西亚从7.42%降到4.38%，新加坡从8.95%降到5.49%，泰国从7.38%降到3.44%，台湾从8.33%降到4.48%（见表2）。
尽管以上国际比较，一组是发达经济体，一组是后发经济体，但仍有不少共性，比如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任何体制，在其实现较快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甚至是优越性。但体制的惰性和弊端也会在这样一个较长的繁荣周期中积累：发达经济体黄金时代的增长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而滞胀的出现也恰恰在于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出现了体制的僵化和缺少活力；后发经济体的赶超主要得益于政府主导下的要素规模扩张，但后来的问题也正出在缺少技术进步的持久动力（单靠要素扩张不够）。
美日经历增长率下滑时的教训
接下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那些面临增长放缓的经济体，其宏观管理当局是如何应对的，对中国将有什么样的启示？这里仅以美国与日本为例。
前面提到，比起黄金时代，滞胀导致美国潜在增长率下滑了两个百分点。然而，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美国政府报告中对于石油供给冲击仍不够重视；同时也不相信美国经济体在面临潜在增长率的下滑。1978年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报告仍相信未来几年增长率会达到4.5-5%，从而每年可以使得失业率下降0.5个百分点。但实际上，除了1978年实现了5.6%之外，1979-82年，增长率分别是3.1%、-0.3%、2.5%和-1.9%，增速下降得很多。后来的研究还表明，与潜在增长率下降相对应的是，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始于1960年代末，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美国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已经低于过去20年平均增长率1个百分点。正因为政府认为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因为经济未达到潜在水平（即有闲置资源特别是劳动力未得到充分利用），于是通过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结果导致出现了高通胀。1974-82年平均年通胀率达到9.0%，而1979-82年平均通胀率更是超过了10%。从这个角度看，滞胀一方面是因为供给冲击使得原来的体制与经济结构无法适应，从而出现了增速的降低；另一方面则是错误的判断及政策，特别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滞胀。
再来看日本。日本1950年代平均增长是9.4%，1960年代的平均增长是10.7%，但到了1970年代，增速一下子降到了5%以下（4.6%）。从高速增长台阶一下子到中低速增长台阶，这也使得日本当局一时难以适应。实际上，“唯增长”或“唯GDP”（当时是GNP）的思想在日本是经历过一些变化的。进入1960年代，日本池田内阁坚持“增长第一”主义，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当时，经济增长与增长率等词汇也变成了日本国民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而许多经济学者为了准确预测增长率可谓绞尽脑汁。可以说这个阶段追求高增长赢得了国民一致认同。不过，到了1960年代后半期，增长与福利的抉择提上了日程，尤其是公害与交通事故开始受到社会的指责，连经济增长也受到批评，被斥为“见鬼去吧！GNP！”。到了1970年代初，伴随石油危机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导致“狂乱物价”，与其说国民追逐高增长，不如说更企盼稳定。因此，那个时候，政府就不再把经济增长当作政策目标加以强调，增长率目标也作了适度的下调。但即使如此，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难免存在对过去较快增长的政策思维惯性，从而出现对增长率的误判。比如，1970年代计划的目标增长率定在6%，1980年代定在4%，而实际情况分别是4.6%和3.7%，要低不少。显然，目标与现实的差距，某种程度上也导致政府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应对，且主要是在扩大需求上做文章。供给方面，日本经历石油供给冲击，在企业管理效率以及节能上均有进步，但在大的结构调整上，特别是打破日本大企业与小企业的这种二元结构，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以及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上，都没有做得很好。结果是，货币扩张带来资本市场的繁荣、后来的资产泡沫，以及出现产业空心化，致日本陷入失去的10年（甚至是失去的20年）。
无论是美国的滞胀，还是后来日本的泡沫经济，根本教训在于存在着对于潜在增长率的误判以及主要依赖需求管理刺激经济。这种通过需求面的扩张来实现对潜在增长率的人为超越，不仅实际增长没有起色，反而导致了价格的暴涨：在美国主要体现为物价暴涨，在日本主要体现为资产价格暴涨。 美国走出滞胀的经验
一直到1981年里根上台，美国的情况才有改观。里根带领美国走出滞胀的经验有很多方面，但核心是从关注需求管理转向了供给面，转向了关注激励、效率、生产率以及资本形成等这些有利于提高潜在产出的因素。体现在政策层面，主要是减税，打破垄断、放松规制，以及千方百计促进资本形成和储蓄增加，这才有年均增长率从滞胀时期的2%提高到里根在任时期的年均增长3.4%。
首先是减税。由于1970年代的高通胀与非指数化的税收体系相互作用，迫使中等收入者迅速进入更高的纳税阶层。1965-80年间，一个典型中等收入家族边际个人所得税率上升了1倍（从22%到43%）。同时一个相当于中等收入两倍的家庭的税率则从38%跃升至54%。平均实际税率也迅速上升。1965年一个中等收入家庭支付的联邦所得税约占其整个收入的8%，但1980年上升了近一半（12%）。同样是在这15年中，一个两倍于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个人所得税率从13%上升到21%。通胀也引起个人投资收入中实际税率和实际公司税率的迅速攀升。正是由于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都面临着实际税率的上升，同时这些高税率扭曲了激励——劳动者不愿意增加劳动供给，企业不愿意增加投资，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产出的增加。里根政府提出税基扩展和较低税率相结合，以“统一税制”取代精细的逐级累进税率结构，税收等级针对通货膨胀实行指数化，用“取消免税”增加最高收入纳税人的平均税率而不提高他们的边际税率，重建折旧规则以改进资本配置效率。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两个计划，一个是10-10-10减税计划，即连续三年降低所有边际税率10%；还有一个是10-5-3加速折旧计划，即所有资产的一个折旧年限等级：建筑物折旧年限为10年，设备折旧年限为5年，转型车辆折旧年限为3年。减税方案的实施使得税率有所下降。以美国最高联邦边际个人所得税率为例：1960年代末的最高税率为77%，到1981年时为70%，到1982-86年降到50%，到了1980年代末更是降到33%。通过加速折旧，企业所面临的税负也有所下降。
其次是取消和放松规制。主要涉及包括航空、公路货运、公共交通、铁路、通信、天然气生产和输送、有线电视、银行和金融服务、电力、财产和责任保险等产业。这些规制的改变包括价格、进入和服务质量（如航空、货运、铁路），实际上是完全的简化规制；也有的是微妙的规制和竞争相结合（如电信和天然气的生产及运输），或者是鼓励有纵向（或横向）联系产业（如电力）的市场趋于竞争市场；取消规制机构的案例只有一个（航空）。表3显示，从1970年到1980年，是规制不断加强以及规制机构人员扩张的时代。但到1985年，规制减少，机构瘦身。民用航空委员会干脆就撤消了，一个人也不剩；州际商业委员会也精减了一多半。这些做法，一方面减少了“审批”、规制所带来的市场扭曲，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也精简了政府机构，减少了财政支出（见表3）。
第三是促进资本形成和储蓄增加。在滞胀时期，一些有见地的美国学者（如彼得·德鲁克以及马丁·费尔德斯坦等）发现美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石油危机冲击，而是长期以来对于储蓄与资本形成的忽略，这进而也影响到生产率的提高。于是，政府采取加速折旧以及对于投资的税收优惠等方式来加快资本形成。1981年税制改革中极其强调储蓄和投资：允许加速折旧刺激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用覆盖全社会的个人退休账户刺激储蓄；通过较低的资本收益税率促进个人转向股票投资等。
增长率下滑时的宏观政策选择
未来中国增长将从过去30年接近10%的两位数增长下滑到未来10年“七上八下”（7%-8%）的增长格局。究其原因，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清单，或许从资本、劳动与技术这三大生产要素角度，能够给出颇为简明的解释：一是资本积累速度放慢。随着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扩大消费成为主导，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高储蓄的水平将不如以前，即资本供应会减少，其对增长的推动在减弱。二是劳动力增长由放缓到下降。根据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我们的估算，劳动年龄人口会在未来三五年出现下降，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也在减少。三是生产率增长面临挑战。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技术前沿，赶超效应减弱，中国不再是完全的跟随者，而要成为创新者，这样的角色转换导致技术进步放缓；而未来服务业占比的大幅提升，循国际经验也可能致生产率增速放慢。基于以上，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会下台阶；若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这一下降态势将更为确定。
面临增长率的下台阶，中国将如何应对？通过上述的国际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潜在增长率放缓过程中的宏观政策选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不能依赖需求刺激来人为超越潜在增长水平。美日的经验表明，如果存在对潜在增长率的误判，一味采用需求刺激，可能会致实际增长暂时有所提升，但所付出的代价将是通胀、资产泡沫，以及结构扭曲（比如日本的产业空心化）。
2.实施谨慎的需求管理。各类要素成本的上升使得未来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会出现高通胀。一些研究表明，从日本、韩国、台湾的经验看，如果没有需求面以及货币供应量的配合，经济体在经历刘易斯拐点之时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必然系统性地抬升通货膨胀率。可见，面临要素成本上升和潜在增长下滑，应选择审慎而非扩张的货币政策。
3.宏观调控应辅之以改革，侧重于供给面机制的调整。一是理顺资源能源价格，以及劳动、资金、土地等要素市场化的推进，以保证这些要素得到有效利用。这样，一方面资源能源土地等要素才能得到节约，另一方面，在真实要素成本的“压迫”下，也才能直接推进各类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的发展。二是精简机构、减少审批，减轻政府行政成本，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三是推进财税改革，特别是结构性减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企业减负，增加有效供给。三是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