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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剧烈冲击下，巴西经济陷入衰退。今年7月21日，巴西经济部长保罗·盖德斯（Paulo Guedes）向国会递交了联邦政府经济领域的改革提案，其中包含第一阶段的税制改革事项，而合并税制、减免税是此次税改法案中的主要内容。盖德斯称，希望通过本轮税制改革刺激投资、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为巴西经济发展积蓄势能。
本轮巴西税制改革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将“统一社会一体化税”（PIS）和“社会保障金费”（COFINS）这两种联邦税，合并为“商品和服务税”（CBS）。由于这种税制合并不需要走复杂的修宪立法程序，因此在国会中的审批程序较为简单。但是后续阶段的税制改革法案则需要按部就班地推出。巴西经济部特别顾问吉尔赫尔梅·多明戈（Guilherme Afif Domingos）进一步指出，政府后续的税改法案包括以下多项内容：放宽个人所得税的免税条件;减少所得税抵扣项;对富人征收较高的税;推行新的金融交易税（ITF）以填补减免工资税产生的缺口。鉴于巴西社会民众对以往金融交易税的“坏印象”，涉及金融交易税的税改法案势必会引起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
金融交易税是针对特定的金融交易活动征收的一种税。征收金融交易税通常是为了抑制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1694年英国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是国际上公认最早的金融交易税。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对现货外汇交易征收统一的交易税，因而金融交易税也被称为“托宾税”。根据不同的征税对象，金融交易税大致可分为证券交易税、货币交易税、银行交易税等。
如果新税种通过，每年将为巴西贡献1200亿雷亚尔资金（图/视觉中国）
巴西是“金砖国家”中第一个实施金融交易税的国家。与金融交易相关的税种主要有两个：
（1）金融操作税（IOF），全称是“借贷、外汇、保险交易或股票证券交易税”，法律依据是1988年颁行的巴西宪法。1994年，巴西政府为了遏制国际金融投机行为制定了8894号法规，并正式设立该税种。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巴西逐步下调了金融操作税税率，并在1999年8月暂停征收该税。直到2009年10月，为应对全球大量金融资本涌入巴西，巴西政府又重新开征金融操作税，并上调各类资本流入税率至6%，使其一度成为全球金融交易税税率最高的国家。2014年6月，巴西只对半年期以下的外国贷款征收6%的金融交易税。
（2）临时金融交易税（CPMF），也称为“支票税”，是1997年1月巴西联邦政府为筹集公共卫生资金而在宪法第3/93修改案中设立的临时性税种，税率为0.38%。该税原计划开征三年，后来政府通过税制改革延长到2007年，同年年底又延长至2011年。该项税收名为缓解公共卫生及社会福利的财政困局，實际上却经常挪为他用。2015年9月，巴西政府为了填补财政赤字，提出重新开征临时金融交易税。反对者认为临时金融交易税具有隐蔽性，大幅降低了经济增长，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2018年11月，新当选总统贾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组成的新政府明确表示不会恢复征收临时金融交易税。
根据巴西宪法的规定，税种的调整变动需通过国会批准才能生效，但是巴西金融交易税的调整变动无须经过国会同意，由总统和行政机关制定相关法令即可直接进行调整。这是由于巴西金融交易税在设立之初，就被视为一种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因此法律授权行政部门可根据国际资本情况灵活运用金融交易税调节金融资本交易活动，而无须通过国会批准。这一规定保证了行政部门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举措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但无形之中也造成政府缺乏约束而滥用金融交易税收工具。在过去二十余年里，巴西政府一直试图通过金融交易税降低资本投机、稳定汇率，可惜其政策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主要有两个影响因素：
首先，全球资本流动速度、规模和方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金融交易税具备足够的灵活性才能有效应对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但是金融交易税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实践中的各种情况，市场主体往往会通过新的金融工具来规避金融交易税收，因此行政部门必须全面了解国际资本市场状况并不断调整政策。反观巴西的金融交易税制的发展历程，征税范围不断扩大、税率不断调整甚至反复停征或者开征，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堵塞制度漏洞、应付国际资本流动的过程。产生的弊端就是巴西金融交易税制不透明、征管复杂，同时也不能及时有效地遏制国际资本投机行为。
其次，在目前已实施了金融交易税制度的国家中，只有巴西采用了直接征税的方式，并在填补财政赤字方面产生路径依赖。尽管金融交易税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是一旦由财政税务部门来征收，平衡政府财政收支就成为税率调整的重要参数，而金融资本活动审慎调节的目标就被削弱了。例如：巴西在停征临时金融交易税以后，2008年不得不通过提高金融操作税率来补充相关公共开支。特别是在2015年—2016年，巴西连续两年累计经济衰退已超过7.2%，政府不得不再次开征临时金融交易税来填补巨大的财政赤字缺口。在此期间，巴西各界也普遍承认：开征临时金融交易税并不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法，但可能是政府唯一能自救的方法。
巴西新一轮税改法案是为了兑现博索纳罗总统在2018年竞选时的减免税负承诺。围绕统一税制、降低税负，巴西税改法案要在不增加纳税人税收负担前提下实现政府收支平衡，推行新的金融交易税就成为慎之又慎的一项提案。
2019年9月，巴西联邦税务局负责人马科斯·辛特拉（Marcos Cintra）向公众披露联邦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在做引入新金融交易税的研究评估工作，拟征收0.4%的取现和存款费用、0.2%的信用卡支付费用。这一方案实际上是要将已经停征的临时金融交易税政策转变为长期的金融交易税。经济学家费利佩（Felipe Restrepo）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的金融交易税征收单一的税率，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尤为严重，还会给更多行业带来更重的税收负担，并且会阻碍全国金融系统的使用。”基于对金融交易税的“坏印象”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最终导致马科斯·辛特拉被就地免职。参议院社会自由党领导人奥林皮奥·戈梅斯（Olimpio Gomes）反对新开征这种金融交易税，“他们讨论的这种税，明明长着鳄鱼的牙齿、鳄鱼的皮肤和鳄鱼的大嘴，但偏偏说不是鳄鱼。没有人会相信这种谎言”！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巴西联邦政府颁布立法将信贷交易环节征收的金融操作税（IOF）税率降至0%，并在上月将有效期延长至2020年10月2日。巴西联邦税务局表示，IOF减免范围包括附加的0.38%税率部分，而且减免税政策适用于所有巴西纳税人。同时，由于政府本轮税改法案将扩大工资税减免、提高低收入家庭援助，此举将会产生更大的财政资金缺口。为解决这一问题，经济部长盖德斯指出要扩大税基，由此，拟新征一种针对数字交易和电子商务征税被提上日程。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比原来IOF和CPMF更广泛的一种新金融交易税（ITF）。经济部特别顾问多明戈预估该新税按照0.2%的税率计算，每年将贡献1200亿雷亚尔的资金，“如果这项新税种被通过，那么将会停止征收金融操作税（IOF）”。
截至发稿，巴西政府暂未正式公开新的金融交易税法案细节，比如是否会对资金进入账户、资金的出户或仅对支付（豁免转账和提现）征税。目前该税改法案尚未提交至国会，政党领袖们表示：“将此新税与社会援助计划捆绑在一起可以减少国会中的阻力，从而获得更多中间派议员的支持，否则这项改革很难在国会通过。”
编辑：黄灵
本轮巴西税制改革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将“统一社会一体化税”（PIS）和“社会保障金费”（COFINS）这两种联邦税，合并为“商品和服务税”（CBS）。由于这种税制合并不需要走复杂的修宪立法程序，因此在国会中的审批程序较为简单。但是后续阶段的税制改革法案则需要按部就班地推出。巴西经济部特别顾问吉尔赫尔梅·多明戈（Guilherme Afif Domingos）进一步指出，政府后续的税改法案包括以下多项内容：放宽个人所得税的免税条件;减少所得税抵扣项;对富人征收较高的税;推行新的金融交易税（ITF）以填补减免工资税产生的缺口。鉴于巴西社会民众对以往金融交易税的“坏印象”，涉及金融交易税的税改法案势必会引起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
巴西金融交易税概览
金融交易税是针对特定的金融交易活动征收的一种税。征收金融交易税通常是为了抑制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1694年英国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是国际上公认最早的金融交易税。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对现货外汇交易征收统一的交易税，因而金融交易税也被称为“托宾税”。根据不同的征税对象，金融交易税大致可分为证券交易税、货币交易税、银行交易税等。
巴西是“金砖国家”中第一个实施金融交易税的国家。与金融交易相关的税种主要有两个：
（1）金融操作税（IOF），全称是“借贷、外汇、保险交易或股票证券交易税”，法律依据是1988年颁行的巴西宪法。1994年，巴西政府为了遏制国际金融投机行为制定了8894号法规，并正式设立该税种。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巴西逐步下调了金融操作税税率，并在1999年8月暂停征收该税。直到2009年10月，为应对全球大量金融资本涌入巴西，巴西政府又重新开征金融操作税，并上调各类资本流入税率至6%，使其一度成为全球金融交易税税率最高的国家。2014年6月，巴西只对半年期以下的外国贷款征收6%的金融交易税。
（2）临时金融交易税（CPMF），也称为“支票税”，是1997年1月巴西联邦政府为筹集公共卫生资金而在宪法第3/93修改案中设立的临时性税种，税率为0.38%。该税原计划开征三年，后来政府通过税制改革延长到2007年，同年年底又延长至2011年。该项税收名为缓解公共卫生及社会福利的财政困局，實际上却经常挪为他用。2015年9月，巴西政府为了填补财政赤字，提出重新开征临时金融交易税。反对者认为临时金融交易税具有隐蔽性，大幅降低了经济增长，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2018年11月，新当选总统贾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组成的新政府明确表示不会恢复征收临时金融交易税。
巴西金融交易税的政策效果
根据巴西宪法的规定，税种的调整变动需通过国会批准才能生效，但是巴西金融交易税的调整变动无须经过国会同意，由总统和行政机关制定相关法令即可直接进行调整。这是由于巴西金融交易税在设立之初，就被视为一种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因此法律授权行政部门可根据国际资本情况灵活运用金融交易税调节金融资本交易活动，而无须通过国会批准。这一规定保证了行政部门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举措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但无形之中也造成政府缺乏约束而滥用金融交易税收工具。在过去二十余年里，巴西政府一直试图通过金融交易税降低资本投机、稳定汇率，可惜其政策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主要有两个影响因素：
首先，全球资本流动速度、规模和方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金融交易税具备足够的灵活性才能有效应对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但是金融交易税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实践中的各种情况，市场主体往往会通过新的金融工具来规避金融交易税收，因此行政部门必须全面了解国际资本市场状况并不断调整政策。反观巴西的金融交易税制的发展历程，征税范围不断扩大、税率不断调整甚至反复停征或者开征，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堵塞制度漏洞、应付国际资本流动的过程。产生的弊端就是巴西金融交易税制不透明、征管复杂，同时也不能及时有效地遏制国际资本投机行为。
其次，在目前已实施了金融交易税制度的国家中，只有巴西采用了直接征税的方式，并在填补财政赤字方面产生路径依赖。尽管金融交易税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是一旦由财政税务部门来征收，平衡政府财政收支就成为税率调整的重要参数，而金融资本活动审慎调节的目标就被削弱了。例如：巴西在停征临时金融交易税以后，2008年不得不通过提高金融操作税率来补充相关公共开支。特别是在2015年—2016年，巴西连续两年累计经济衰退已超过7.2%，政府不得不再次开征临时金融交易税来填补巨大的财政赤字缺口。在此期间，巴西各界也普遍承认：开征临时金融交易税并不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法，但可能是政府唯一能自救的方法。
巴西新一轮税改法案的重点与难点
巴西新一轮税改法案是为了兑现博索纳罗总统在2018年竞选时的减免税负承诺。围绕统一税制、降低税负，巴西税改法案要在不增加纳税人税收负担前提下实现政府收支平衡，推行新的金融交易税就成为慎之又慎的一项提案。
2019年9月，巴西联邦税务局负责人马科斯·辛特拉（Marcos Cintra）向公众披露联邦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在做引入新金融交易税的研究评估工作，拟征收0.4%的取现和存款费用、0.2%的信用卡支付费用。这一方案实际上是要将已经停征的临时金融交易税政策转变为长期的金融交易税。经济学家费利佩（Felipe Restrepo）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的金融交易税征收单一的税率，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尤为严重，还会给更多行业带来更重的税收负担，并且会阻碍全国金融系统的使用。”基于对金融交易税的“坏印象”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最终导致马科斯·辛特拉被就地免职。参议院社会自由党领导人奥林皮奥·戈梅斯（Olimpio Gomes）反对新开征这种金融交易税，“他们讨论的这种税，明明长着鳄鱼的牙齿、鳄鱼的皮肤和鳄鱼的大嘴，但偏偏说不是鳄鱼。没有人会相信这种谎言”！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巴西联邦政府颁布立法将信贷交易环节征收的金融操作税（IOF）税率降至0%，并在上月将有效期延长至2020年10月2日。巴西联邦税务局表示，IOF减免范围包括附加的0.38%税率部分，而且减免税政策适用于所有巴西纳税人。同时，由于政府本轮税改法案将扩大工资税减免、提高低收入家庭援助，此举将会产生更大的财政资金缺口。为解决这一问题，经济部长盖德斯指出要扩大税基，由此，拟新征一种针对数字交易和电子商务征税被提上日程。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比原来IOF和CPMF更广泛的一种新金融交易税（ITF）。经济部特别顾问多明戈预估该新税按照0.2%的税率计算，每年将贡献1200亿雷亚尔的资金，“如果这项新税种被通过，那么将会停止征收金融操作税（IOF）”。
截至发稿，巴西政府暂未正式公开新的金融交易税法案细节，比如是否会对资金进入账户、资金的出户或仅对支付（豁免转账和提现）征税。目前该税改法案尚未提交至国会，政党领袖们表示：“将此新税与社会援助计划捆绑在一起可以减少国会中的阻力，从而获得更多中间派议员的支持，否则这项改革很难在国会通过。”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