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刚进市委宣传部工作不久，就认识了邓伟志。他当时已是上海的名人。因为在《文汇报》上先后发表了《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和《淡化“当官心理”》，引起很大反响，被戏称为“邓氏三论”。
　　他是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上海大学和国内多家大学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了三千多篇文章，出版有《家庭面面观》、《中国家族的演变》等二十多部著作，有的还获国家级图书奖。近年来老而弥坚，听说年年能写一本书。邓伟志文风一向为人称道，其理深，其文白，从不装腔作势吓唬人。既有剑拔弩张、金刚怒目，也有平心静气、娓娓道来。长篇短制，俱中肯綮，比起那些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学术论文来高明多了。
　　在学术领域，他有许多创举。1980年就在复旦大学分校建立国内第一个社会学系，开讲“家庭社会学”；1983年第一个提出创立妇女学；1986年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多样化问题”，引起广泛讨论。
　　老邓本人往往起个头就马上转移阵地，不会在一个学术领域里深耕细作。因此，很难说他在某个领域留下有学理基础的理论建树。邓伟志自己也承认：“学术水平在平均线以下。”其实，他关注的是理论的社会效益，而不是学术水平。老邓说过：“理论工作者心中要有社会，以社会为胸怀，社会有多广，社会学者胸怀有多广。”他还说：“我愿一辈子做思想解放的拉拉队。”

　　邓伟志是文化名人，也是政治名人。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八到十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这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却是不折不扣的“红二代”。他是安徽萧县人，父亲、叔父和舅父都是新四军干部。大舅纵翰民还是新四军四师的旅长。父亲邓果白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毛泽东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北伐战争。叔父邓太林是当地有名的“孤胆英雄”。邓伟志的童年与少年是在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度过的，是被新四军战士用扁担挑大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我的生存。”
　　共和国成立那年，11岁的邓伟志就加入了青年团。1960年大学毕业后，因笔力雄健而被领导看中，抽调到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照理根红苗正的邓伟志早就应该是中共党员了。不知什么原因，他却一直是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87年前后，邓伟志加入民进，担任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常委。听我的老上司吴云溥说，老邓和他商量过。大概作为一个“红二代”加入民主党派，做共产党的同路人总有点别扭。老吴劝他当仁不让，说的理由不外乎“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意思。就这样，邓伟志很快就当上了民主党派领导人。从此，我们经常打趣改称他“邓副主席”。
　　老邓到底是出身于政治世家，政治敏感性超凡。社会中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些问题，总能被他捕捉到，因此一度被称为“四多学者”：“发表文章多，被各大报刊转载的多，新观点多，引起争议的多。”但三十多年来一场场政治风雨中，邓伟志总能屹立不倒。他的笔始终与时俱进，他的新观点大多只是主旋律中的小小变奏曲。例如，当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后，邓伟志接连写出十多篇阐述和谐社会的文章。翌年出版《和谐社会笔记》。两年后，《和谐社会散议》面世。他欲罢不休，又与人合作编写了《和谐文化导论》以及《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等书。老邓提出“社会以人为本，人以社会为本”的“互本论”，使“和谐社会”的主旋律更有理论色彩。难怪老邓被誉为“中南海文胆”。
　　因为邓伟志是名人，所以当年市委宣传部举行的大多数活动都能见到他。其人身材高大，腰板挺直，脸色红润，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能看到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邓伟志和吴云溥是朋友，经常会到我们办公室串门。因此，和我也就慢慢成了“聊友”。他说话口齿不清，且带着浓重的乡音。初识时很难听懂，以为他是那种敏于笔而讷于言的人。交往久后听惯了口音，就会被老邓犀利、睿智、充满机锋而不失幽默的语言所吸引。
　　我出国后一度和邓伟志中断了联系。后来我写博士论文时，曾经访谈过他。他诚实地回忆了“文革”中在市委写作班的那段历史，从来没想过要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人。七八年前，老邓来香港公干，我陪他去中环兰桂坊。这是他第一次“泡酒吧”，很新奇很兴奋。那天我们边饮边聊到子夜。这几年，老邓的名气越来越大，我回上海的机会越来越少，彼此也就疏于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