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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利用打入国民党政府和军界高层的一些男女间谍（他们中多为中国人）从事情报活动。这些汉奸败类见利忘义，颜事敌，干尽坏事。他们的谍报活动给我国神圣的抗战事业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其中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通敌案很早就被破获，并被披露。而有“密电码破译专家”之称的霍实也进入了国民党最高核心层。蒋介石出于种种考虑，严禁报刊报道这一案件，对国内外封锁消息，以致这一隐密的日谍案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杨德基在南京的
一次意外发现
1936年底的南京，树木凋零，寒气逼人。街头行人稀少，车辆也不多，被称作高级住宅区的城西宁海路西桥路边有两名武装宪兵站岗。这儿都是建筑风格各异的洋楼，靠着荷兰公使馆很近的西桥7号洋楼是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隶属的密码检译所办公处。铁门旁没挂单位牌子，门也常关着，显得这个机关有些冷寂而神秘。院子里西边有三间平房，是单身职员宿舍。一间房里，有位青年人正倚在小沙发椅上翻看一厚沓过期的《大众生活》杂志。他名叫杨德基（后改名杨述，是中共地下党员），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与蒋南翔、黄敬（即俞启威，江青的前夫，解放初的天津市长）等是战友。杨德基那时已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为摆脱中统特务的追缉。他南下南京，投奔在密码检译所工作的堂兄杨肆和表兄王维钧，受到热情接待，安排他住下。
这儿警卫严密，平日军警不准闲人靠近。杨德基自是很安全，但住了几天总是挺烦闷，又不便外出与旧日战友联系，遂买来一些旧杂志翻翻，打发时间。无意间，他读到《大众生活》1935年11月第一卷第三期上有两则过时的新闻消息，其一为：“汉奸殷汝耕在通州一个破旧的小孔庙内举行他的所谓‘冀东自治政府的主席就职典礼’，既未悬旗，也未鸣炮，因为这新政府还没有旗，所以无旗可悬，而其所有的最大军械却只是所谓‘保安队’的一支来辐枪，所以也无炮可鸣。坐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纸糊的窗，房中放着一个小小的简陋的煤炉，9个人寂坐其中，正式就职。”（路透社通州电讯）其二：“就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外交处长之霍实，历访北平的日本大使馆、陆军武官室、海军武官室等，正式通告委员会的成立，并恳请日本方面的援助。”(电讯社北平电讯)杨德基不由一愣，他在北平领导学生运动时，对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傀儡政府并没在意，认为它肯定成不了气候，对所谓的“外交处长”霍实几乎没有印象。然而偏偏这个密码检译所的研译组长也名叫霍实，是异地同名亦或就是同一个人?一个汉奸又如何成了政府电讯专家?杨德基感到疑惑不解，陷入久久的沉思中……
当晚，堂兄杨肆忙完了手头的研究工作，回到宿舍，摆开折叠式小方桌，取出一大瓶金陵大曲酒，斟满了两只小茶缸。不一会儿，所里的厨师端来几盘下酒菜，外加几个白面馒头。待那厨师离开后，杨德基轻声道：“你对这个霍实很了解吗?他怎么与汉奸殷汝耕手下那个霍实名字相同?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杨肆不由吃一惊，从堂弟手中接过那本《大众生活》细细看了看，神色困惑而凝重。“我想不太可能吧，密码检译所是为对付日本侵略而专门成立的，人员审查极严格并需要有官员担保，怎么可能让一个汉奸进所工作?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我所知，我们所里这个霍实并非东北人，而是浙江湖州人，他早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电台译制部工作过。“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时，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抗日救国总会，上前线慰问英勇杀敌重创日军的十九路军。进密码所的担保人据说是中央审计局长陈其采，他是党国元老级人物、老同盟会员、辛亥年上海大都督陈其美的堂弟。换而言之，他就是当今政要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的堂叔。陈其采早在民国二年就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本部厅长，资格恐怕比蒋介石还老哩。这位老先生挺正派，恐怕不会为一个政历不清的同乡后辈作担保!况且，我在上海报纸上看到过汉奸霍实的照片，他站在殷汝耕和日军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身边。他是一张烧饼脸、塌鼻子，而我们所的霍实仪表俊朗，气质文雅。所以，我想两人也只是同名而已。”杨德基听堂兄如此一说，也觉得有些道理。况且，殷汝耕手下的霍实再笨也还不至于以同样的名字打入南京的电政司密码检译所从事间谍活动呀，他不担心自投罗网吗?
当下，两人共饮了几杯酒，聊了一些时政话题。杨肆流露出对政府当局腐败昏庸的不满，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他是了解堂弟的中共党员身份的，他以能为杨德基提供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地而感到高兴，认为是责无旁贷的事。杨肆也是江苏淮安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比他表兄王维钧低两届。他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作为数学系高材生，他对研究数字排列组合特别感兴趣，颇有些研究。光大毕业后，因在上海就业难，他遂赴桂林的广西大学执教数学。
1935年日谍霍实（右三）参观兵炮署炮靶场窃取情报
这里有必要介绍密码检译所成立的背景和所长温毓庆与王维钧、杨肆的关系。
长期默默无闻的温毓庆本来就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广东台山县人。早年留学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后改任宋子文的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和财政部参事等职。在蒋介石内战中，精通无线电技术的温毓庆施展身手，曾为蒋介石研究过中文密电，破译过冯玉祥、阎锡山及唐生智、李宗仁等方面的不少重要密电，提供了适时的情报，大大有助于蒋的胜利。后因国民党高层人事倾轧，温毓庆改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长。在上海真如镇忙于兴建我国第一座国际电台，留下的中文密电研究工作便交给其妹夫黄季弼负责，改归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蒋介石内侄)领导。“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气焰嚣张。温毓庆与宋子文一样，亲美英而坚决主张抗日，痛感我国急缺懂得研究日本密电码的专业人才。王维钧也正是因此而成为温毓庆助手的。他于1932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那时就业极为困难，后经光华教授颜任光介绍并担保，始得进入上海国际电讯局工作。王维钧思想进步，是个热血青年。温毓庆对他另眼相看，着意培养。鉴于宋子文已找蒋介石谈过，要求重视研究日本外交密电。温毓庆以英文写就几千字的建议书，内容大意是建议研究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所拍发的往来密码电报，并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内地以及南京大使馆来往密电。有了这些密码报底，才能做分析研究工作。在解决了它的密码组织之后，才有可能将日文转译为中文，建议先行聘请少数人试办云云。他的中文不太行，遂叫王维钧译成中文并用毛笔抄出一份，尔后交宋子文呈蒋介石。温毓庆关照王维钧必须严加保密，对妻子也不可以说。3个月后，蒋介石批示照办，批每月经费1800元，增编人员由温选定。电政司内加设了密码检译所，对外则保密，连牌子都不挂。正是通过表兄王维钧向温毓庆引荐，杨肆才得以离开广西大学来到电政司密码检译所工作。
王维钧因电政司的工作极为繁忙，在杨肆能独立工作后，即向温毓庆辞去密码研究工作，交杨肆负责，他则专任温的秘书，兼做有关密码检译所的管理工作。密码所的主要办公地点设在西桥7号，比较隐蔽，它距日本使馆、领馆均比较近，附近居民都不知道有此机构。杨肆果然了得，不久就能破译日本外交使、领馆人员比较复杂和比较重要的密码。日本东京外务省在对华外交上的一些指示以及他们在华使领馆人员的行动，可以从破译的密电码中获悉一二，从而可以获悉日本帝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些动态。杨肆还了解到日本在南京大使馆（鼓楼西坡上）设有秘密的大功率无线电台与东京外务省直接做通讯联系。当时，日帝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有随时断绝的可能。万一使馆人员下旗归国，所有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码的报底来源也将随之断绝。温毓庆接受了杨肆的建议，一面在鼓楼青云巷设电台侦察、监视日本大使馆的秘密电台，从而取得日本外务省对外通讯联系的情报，一面加紧训练报务人员，准备设台直接侦收日本外交密电，以取得今后密电报底的来源。同时也预见到中日战争在所难免，一旦战争打起来，进一步研究日帝侵华战争中的陆、海、空军的密电，也是极为重要的。
随着工作的进展，年轻的杨肆已能独当一面，成绩卓著，受到温毓庆的表彰和奖励。1936年，密码检译所初具规模，在研究工作上，已能够跟上日本密电码的变换而及时破译；在报务侦收工作上，自己设台侦收以东京外务省为中心的日本外交国际无线电台密电，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很满意。
当时进行了工作分工，成立了一个研译组、一个研究组和一个侦察电台。研究组由杨肆负责，侦察电台台长为梁伯仑。研译组组长为霍实，他的小组聚集了闵石麟、孟广治等7名日本留学生。杨德基对这个霍实总有点怀疑，他告诫杨肆多对此人提防些。杨肆接受了建议，在杨德基返回北平后，向表兄王维钧作了专题汇报。王维钧表示，温毓庆找霍实谈过话，又请中统和军统分别对霍实作过调查，但未发现他有通敌嫌疑。只有在内部对他作些限制，如有一些很需要保密的日方电文便不交给霍实处理而是由温毓庆亲自掌控，交给他信任的王维钧和杨肆破译。霍实并不气恼，神色坦然，他也住在密码所宿舍内，休息日爱去公园路体育场打羽毛球锻炼身体，对杨肆和常来所里检查工作的王维钧客客气气。那么，这个霍实究竟是不是日本派出的间谍呢？
一次未遂的绑架
终于使霍实受到怀疑
一年后，“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华北，连陷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战火熊熊燃烧，迅速蔓延。接着“八·一三”淞沪大战又打起来，日本出动陆海空军主力猛攻大上海。蒋介石尽遣精锐投入淞沪战场，抗击日寇。南京频遭日机空袭，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予以还击，空战时有发生，令杨肆热血沸腾。中日宣布断交，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外交官们经上海返回日本，侦察电台对这两处的电讯监视暂告中止。
1937年11月19日晚，杨肆向所长请过假，骑自行车出城北的挹江门去江边中山码头，为随政府机关西撤汉口的舅舅一家人送行。他没料到两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一直盯着他。他骑车回城途经山西路时被那两个不速之客赶上，将他连车带人撞倒，并扑上来欲将他拖走。他拼命反抗，三人打成一团。危急之际，驶过来一辆道奇小汽车，下来两位军人，袭击者见势不妙，抽身逃走，杨肆这才未遭绑架，只受了些轻伤，惊魂未定。救他的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车上还坐着李克农副主任，也是身穿军装、佩戴八路军臂章。杨肆过去见过他几面，但未交谈过，当下杨肆上前致谢。李克农问明他的职务和近况，神色冷峻又透出关心，要求他多加小心，因为南京日特汉奸的破坏活动层出不穷，令治安军警疲于应付。杨肆被李克农用车护送回密码检译所。王维钧一直很焦急地等他，见到他才算松了口气。
表兄弟俩分析这次遇袭案情，都怀疑是霍实暗中捣的鬼。因为傍晚时分，研究组5个人和研译组闵石麟、孟广治等6人都不在组里，被调去国府路电政司协助折卸电讯装备，打包装箱，为撤离作紧急准备，可排除嫌疑。只有霍实借口不舒服，留在办公室里，他很可能偷听到杨肆向温所长请假外出的电话遂施计陷害。幸好只是绑架，若是刺杀，则杨肆必死无疑。王维钧和杨肆度过了一个紧张不安的不眠之夜。次日，他俩去瞻园路向留守的宪兵副司令兼南京代市长萧山令少将作汇报。萧山令怒形于色，慨然表示：大敌当前的特殊时期对日特汉奸应严厉镇压，凡抓住日特和通敌有据的汉奸应不加审判就地枪决。他大发牢骚，斥责军统留守人员不听号令，不尽职责，连戴笠（刚随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也挨他嘲骂一气。王维钧和杨肆心情沉重地离开宪司大院。他俩对萧山令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勇敢无畏的气概很钦佩。
1944年，戴笠（前排左三）和美国海军在重庆的合影。右一为电讯专家杨肆
与此同时，霍实已被军统治安组人员扣押并被押往珠江路鸡鹅巷的军统总部（留守处），新上任的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少将正对霍实进行突击审讯。事发原因是那天大清早霍实就离开西桥7号洋楼，悄悄地来到城西虎踞关11号旧宅院后门口，与刚从已失控的老虎桥中央监狱逃脱、仍留在南京从事破坏活动的日本海军女间谍南造云子接头时，被西区军统宪兵联合巡逻组拘捕，而南造云子却在几个汉奸同伙开枪掩护下乘乱逃脱。钱新民令霍实交待通敌罪行。霍实否认自己为日本人效劳，一口咬定他早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了南造云子，并和她有过一段交往，完全是倾倒于她的清纯美貌。这样的供述显然有破绽，令钱新民难以置信。审讯一会儿后，他失去耐心，令部下对霍实上刑。一壮汉将双臂被反绑住的霍实踢倒在地，皮靴踩住他后背。他嚎叫起来，连说愿招供，接着供述了他在两三年前确实是冀东傀儡政府的外交处长，只因觉得当汉奸遭同胞唾骂，没前途才弃暗投明，离开冀东来南京为政府效力。他确实是浙江湖州人，父亲与陈其美、陈其采是世交，但因他少年时赴日本留学，陈其采并未见过他，只知道他确实是书香名门霍启礼的二儿子，但他的履历都是编造的。
霍实坦承他因受殷汝耕拉拢引诱才当了汉奸。他担心如果如实向当局说出实情肯定就进不了机密的密码检译所……钱新民震惊不已，他弄不懂的是霍实脱离日伪政权来南京为何不改名换姓，仍用原名，却又作了整容？这显得很矛盾。当钱新民提出这个问题时，霍实愁眉苦脸，答非所问， 惟一的解释是他如不沿用原名则陈其采肯定生疑，也不会为他进入机密部门提供政治担保云云。钱新民心想国军主力在淞沪战场已失利，正在西撤，首都即将面临日军攻城之战，留着这个懂得密码技术又精通日语的家伙必是后患，干脆将他枪毙吧。然而一直保持沉默的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上校开口了，他力言需谨慎行事，因为戴笠临离南京时对他有过私下交代：抓住有重大案情的日特应押往武汉由他亲自处置，不可擅自处死。钱新民遂改了主意，立即派出4名特工将霍实押送武汉。
日谍竟进入
军委会机要室工作
在武昌卓刀泉军统临时总部，戴笠单独提审了霍实。详情如何戴笠严加保密，就连王兆槐、黄逸公等处长、主任都不清楚。但出人意外的是霍实竟受到优厚的礼遇。1938年3月，他被调到军委会机要室搞日本密码研译工作，受主任毛庆祥中将直接领导。这一安排令许多人困惑不解。军统电讯室主任魏大庆原先也在电政司密码所工作（后被戴笠挖了过去），与霍实共过事。他在南京就听说此人真实身份受到怀疑。现在见到霍实竟大摇大摆地进入军委会机要室工作，便私下讨论了两次，不想惹恼了戴笠，受到训骂，令他更感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在武汉时，密码所并未被窥视已久的军统吞并，它对外改名为军委会特训班交通队，也不再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对外半公开，租赁靠近郊区飞机场附近的两幢小洋楼，分别办公兼住宿。温毓庆不常到这儿视事，授权秘书王维钧负责管理并与军统电讯处联系业务。
一天，杨肆和助手侦听到一份外交密电，系蒋介石手下与日本人暗中来往的一些人员的名单，其中便有霍实，这就证实了霍实果真是已打入国民党最高核心层的日间谍。杨肆气愤不已，将情况告诉了王维钧。王维钧立即报告温毓庆，但这位老上司态度暖昧，似有难言之隐。他让王维钧将霍实通敌之事通报军统，请求查处，但却不见有什么动静。这事令王维钧、杨肆表兄弟对国民党当局感到悲观失望。巧的是在汉口搞抗日宣传工作的杨德基常上密码所借宿，在他的引导和影响下，王、杨两人决心投向共产党。在周密安排后，他俩在汉阳江边一茶楼见到了时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的李克农，交给他两本日本密码组织的情报和杨肆秘密抄录下的几份侵华日军兵力部署调动及日本政府最新动态等重要情报，令李克农很兴奋，予以勉励。
一两年后，王维钧、杨肆先后秘密加入共产党。1941年，经李克农派遣，杨肆进入军统特研室工作。由于他精通研译日本密电码技术，成绩卓著，仅三年就被提升为少将衔室主任。他暗地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周怡保持单线联系。王维钧也暗中为中共搞抗日情报工作。
杨肆在军统待了几年，终于了解到：早在1936年初，戴笠就掌握了霍实的真实背景，并向蒋介石作过专题汇报。原来霍实来南京之前就被日军华北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发展为高级情报员，指示他长期潜伏，伺机活动。1937年11月，正是霍实给日间谍组织报信，才导致杨肆差点被绑架。霍实的主要任务是刺探中国高层的政治动向，并通过秘密电台报告日本统帅部。而蒋介石在战争进程中一直想搞妥协，指派亲信与日方进行秘密和谈。当日军主力打到苏州、进逼南京时，蒋介石竟还授意宋子文在香港与日酋松井石根的私人代表冈田尚谈判，试图停战“和平解决日中争端”，终因日方要价太高，实在令蒋介石不能也不敢接受形同割地屈服的条款而告中断。
蒋授意戴笠不必惊动这个神秘的日间谍，为的就是再开通一条与日本军方联系的绝密渠道。在武汉，霍实被罗致到军委会机要室工作。当然，凡独裁专制者都是不在乎舆论反应的。蒋介石并非不知道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张治中、陈诚等众多亲信都不赞成与日本又打又谈判的所谓“策略”。但他仍一意孤行，就连老婆宋美龄的忠告也听不入耳。他与日本军部的秘密来往的密电便是让毛庆祥交由霍实拍发翻译的。
当然，蒋介石也很精明，指令毛庆祥对霍实监视使用，以防捅出大娄子，由一位中校武官带领4名警卫人员天天“陪伴”这个神秘日谍。蒋介石和亲日派何应钦一伙策划消灭新四军主力的“皖南事变”的阴谋，正是通过霍实的专用电台以密电透露给日本方面的。日本陆海军则心照不宣地配合出动部队和舰艇封锁皖南芜湖至繁昌江面，阻止新四军渡江北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霍实在重庆神秘地失踪了，当年曾有人说他是被军统灭了口，为了不让美、英两盟国和延安中共方面找到并追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多次进行秘密谈判的口实。其实并无特殊本领的霍实一直安然无恙，他被军统护送到早已沦陷的上海，在孔祥熙长子孔令侃领导的行政院第六情报组工作，继续他奇特的间谍生涯。孔令侃这个小组既从事对日情报收集整理活动，又遵奉蒋介石的秘密指示，与日军方进行一些上不了台面、见不得光的谈判。
抗战胜利前夕，霍实在上海租界再次神秘地失踪，但再未出现过。他究竟是已被戴笠的特工干掉了，还是已逃往海外，隐姓埋名？似乎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时过半个多世纪后，他的最终下落仍是个谜。
杨德基在南京的
一次意外发现
1936年底的南京，树木凋零，寒气逼人。街头行人稀少，车辆也不多，被称作高级住宅区的城西宁海路西桥路边有两名武装宪兵站岗。这儿都是建筑风格各异的洋楼，靠着荷兰公使馆很近的西桥7号洋楼是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隶属的密码检译所办公处。铁门旁没挂单位牌子，门也常关着，显得这个机关有些冷寂而神秘。院子里西边有三间平房，是单身职员宿舍。一间房里，有位青年人正倚在小沙发椅上翻看一厚沓过期的《大众生活》杂志。他名叫杨德基（后改名杨述，是中共地下党员），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与蒋南翔、黄敬（即俞启威，江青的前夫，解放初的天津市长）等是战友。杨德基那时已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为摆脱中统特务的追缉。他南下南京，投奔在密码检译所工作的堂兄杨肆和表兄王维钧，受到热情接待，安排他住下。
这儿警卫严密，平日军警不准闲人靠近。杨德基自是很安全，但住了几天总是挺烦闷，又不便外出与旧日战友联系，遂买来一些旧杂志翻翻，打发时间。无意间，他读到《大众生活》1935年11月第一卷第三期上有两则过时的新闻消息，其一为：“汉奸殷汝耕在通州一个破旧的小孔庙内举行他的所谓‘冀东自治政府的主席就职典礼’，既未悬旗，也未鸣炮，因为这新政府还没有旗，所以无旗可悬，而其所有的最大军械却只是所谓‘保安队’的一支来辐枪，所以也无炮可鸣。坐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纸糊的窗，房中放着一个小小的简陋的煤炉，9个人寂坐其中，正式就职。”（路透社通州电讯）其二：“就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外交处长之霍实，历访北平的日本大使馆、陆军武官室、海军武官室等，正式通告委员会的成立，并恳请日本方面的援助。”(电讯社北平电讯)杨德基不由一愣，他在北平领导学生运动时，对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傀儡政府并没在意，认为它肯定成不了气候，对所谓的“外交处长”霍实几乎没有印象。然而偏偏这个密码检译所的研译组长也名叫霍实，是异地同名亦或就是同一个人?一个汉奸又如何成了政府电讯专家?杨德基感到疑惑不解，陷入久久的沉思中……
当晚，堂兄杨肆忙完了手头的研究工作，回到宿舍，摆开折叠式小方桌，取出一大瓶金陵大曲酒，斟满了两只小茶缸。不一会儿，所里的厨师端来几盘下酒菜，外加几个白面馒头。待那厨师离开后，杨德基轻声道：“你对这个霍实很了解吗?他怎么与汉奸殷汝耕手下那个霍实名字相同?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杨肆不由吃一惊，从堂弟手中接过那本《大众生活》细细看了看，神色困惑而凝重。“我想不太可能吧，密码检译所是为对付日本侵略而专门成立的，人员审查极严格并需要有官员担保，怎么可能让一个汉奸进所工作?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我所知，我们所里这个霍实并非东北人，而是浙江湖州人，他早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电台译制部工作过。“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时，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抗日救国总会，上前线慰问英勇杀敌重创日军的十九路军。进密码所的担保人据说是中央审计局长陈其采，他是党国元老级人物、老同盟会员、辛亥年上海大都督陈其美的堂弟。换而言之，他就是当今政要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的堂叔。陈其采早在民国二年就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本部厅长，资格恐怕比蒋介石还老哩。这位老先生挺正派，恐怕不会为一个政历不清的同乡后辈作担保!况且，我在上海报纸上看到过汉奸霍实的照片，他站在殷汝耕和日军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身边。他是一张烧饼脸、塌鼻子，而我们所的霍实仪表俊朗，气质文雅。所以，我想两人也只是同名而已。”杨德基听堂兄如此一说，也觉得有些道理。况且，殷汝耕手下的霍实再笨也还不至于以同样的名字打入南京的电政司密码检译所从事间谍活动呀，他不担心自投罗网吗?
当下，两人共饮了几杯酒，聊了一些时政话题。杨肆流露出对政府当局腐败昏庸的不满，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他是了解堂弟的中共党员身份的，他以能为杨德基提供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地而感到高兴，认为是责无旁贷的事。杨肆也是江苏淮安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比他表兄王维钧低两届。他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作为数学系高材生，他对研究数字排列组合特别感兴趣，颇有些研究。光大毕业后，因在上海就业难，他遂赴桂林的广西大学执教数学。
1935年日谍霍实（右三）参观兵炮署炮靶场窃取情报
这里有必要介绍密码检译所成立的背景和所长温毓庆与王维钧、杨肆的关系。
长期默默无闻的温毓庆本来就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广东台山县人。早年留学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后改任宋子文的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和财政部参事等职。在蒋介石内战中，精通无线电技术的温毓庆施展身手，曾为蒋介石研究过中文密电，破译过冯玉祥、阎锡山及唐生智、李宗仁等方面的不少重要密电，提供了适时的情报，大大有助于蒋的胜利。后因国民党高层人事倾轧，温毓庆改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长。在上海真如镇忙于兴建我国第一座国际电台，留下的中文密电研究工作便交给其妹夫黄季弼负责，改归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蒋介石内侄)领导。“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气焰嚣张。温毓庆与宋子文一样，亲美英而坚决主张抗日，痛感我国急缺懂得研究日本密电码的专业人才。王维钧也正是因此而成为温毓庆助手的。他于1932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那时就业极为困难，后经光华教授颜任光介绍并担保，始得进入上海国际电讯局工作。王维钧思想进步，是个热血青年。温毓庆对他另眼相看，着意培养。鉴于宋子文已找蒋介石谈过，要求重视研究日本外交密电。温毓庆以英文写就几千字的建议书，内容大意是建议研究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所拍发的往来密码电报，并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内地以及南京大使馆来往密电。有了这些密码报底，才能做分析研究工作。在解决了它的密码组织之后，才有可能将日文转译为中文，建议先行聘请少数人试办云云。他的中文不太行，遂叫王维钧译成中文并用毛笔抄出一份，尔后交宋子文呈蒋介石。温毓庆关照王维钧必须严加保密，对妻子也不可以说。3个月后，蒋介石批示照办，批每月经费1800元，增编人员由温选定。电政司内加设了密码检译所，对外则保密，连牌子都不挂。正是通过表兄王维钧向温毓庆引荐，杨肆才得以离开广西大学来到电政司密码检译所工作。
王维钧因电政司的工作极为繁忙，在杨肆能独立工作后，即向温毓庆辞去密码研究工作，交杨肆负责，他则专任温的秘书，兼做有关密码检译所的管理工作。密码所的主要办公地点设在西桥7号，比较隐蔽，它距日本使馆、领馆均比较近，附近居民都不知道有此机构。杨肆果然了得，不久就能破译日本外交使、领馆人员比较复杂和比较重要的密码。日本东京外务省在对华外交上的一些指示以及他们在华使领馆人员的行动，可以从破译的密电码中获悉一二，从而可以获悉日本帝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些动态。杨肆还了解到日本在南京大使馆（鼓楼西坡上）设有秘密的大功率无线电台与东京外务省直接做通讯联系。当时，日帝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有随时断绝的可能。万一使馆人员下旗归国，所有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码的报底来源也将随之断绝。温毓庆接受了杨肆的建议，一面在鼓楼青云巷设电台侦察、监视日本大使馆的秘密电台，从而取得日本外务省对外通讯联系的情报，一面加紧训练报务人员，准备设台直接侦收日本外交密电，以取得今后密电报底的来源。同时也预见到中日战争在所难免，一旦战争打起来，进一步研究日帝侵华战争中的陆、海、空军的密电，也是极为重要的。
随着工作的进展，年轻的杨肆已能独当一面，成绩卓著，受到温毓庆的表彰和奖励。1936年，密码检译所初具规模，在研究工作上，已能够跟上日本密电码的变换而及时破译；在报务侦收工作上，自己设台侦收以东京外务省为中心的日本外交国际无线电台密电，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很满意。
当时进行了工作分工，成立了一个研译组、一个研究组和一个侦察电台。研究组由杨肆负责，侦察电台台长为梁伯仑。研译组组长为霍实，他的小组聚集了闵石麟、孟广治等7名日本留学生。杨德基对这个霍实总有点怀疑，他告诫杨肆多对此人提防些。杨肆接受了建议，在杨德基返回北平后，向表兄王维钧作了专题汇报。王维钧表示，温毓庆找霍实谈过话，又请中统和军统分别对霍实作过调查，但未发现他有通敌嫌疑。只有在内部对他作些限制，如有一些很需要保密的日方电文便不交给霍实处理而是由温毓庆亲自掌控，交给他信任的王维钧和杨肆破译。霍实并不气恼，神色坦然，他也住在密码所宿舍内，休息日爱去公园路体育场打羽毛球锻炼身体，对杨肆和常来所里检查工作的王维钧客客气气。那么，这个霍实究竟是不是日本派出的间谍呢？
一次未遂的绑架
终于使霍实受到怀疑
一年后，“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华北，连陷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战火熊熊燃烧，迅速蔓延。接着“八·一三”淞沪大战又打起来，日本出动陆海空军主力猛攻大上海。蒋介石尽遣精锐投入淞沪战场，抗击日寇。南京频遭日机空袭，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予以还击，空战时有发生，令杨肆热血沸腾。中日宣布断交，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外交官们经上海返回日本，侦察电台对这两处的电讯监视暂告中止。
1937年11月19日晚，杨肆向所长请过假，骑自行车出城北的挹江门去江边中山码头，为随政府机关西撤汉口的舅舅一家人送行。他没料到两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一直盯着他。他骑车回城途经山西路时被那两个不速之客赶上，将他连车带人撞倒，并扑上来欲将他拖走。他拼命反抗，三人打成一团。危急之际，驶过来一辆道奇小汽车，下来两位军人，袭击者见势不妙，抽身逃走，杨肆这才未遭绑架，只受了些轻伤，惊魂未定。救他的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车上还坐着李克农副主任，也是身穿军装、佩戴八路军臂章。杨肆过去见过他几面，但未交谈过，当下杨肆上前致谢。李克农问明他的职务和近况，神色冷峻又透出关心，要求他多加小心，因为南京日特汉奸的破坏活动层出不穷，令治安军警疲于应付。杨肆被李克农用车护送回密码检译所。王维钧一直很焦急地等他，见到他才算松了口气。
表兄弟俩分析这次遇袭案情，都怀疑是霍实暗中捣的鬼。因为傍晚时分，研究组5个人和研译组闵石麟、孟广治等6人都不在组里，被调去国府路电政司协助折卸电讯装备，打包装箱，为撤离作紧急准备，可排除嫌疑。只有霍实借口不舒服，留在办公室里，他很可能偷听到杨肆向温所长请假外出的电话遂施计陷害。幸好只是绑架，若是刺杀，则杨肆必死无疑。王维钧和杨肆度过了一个紧张不安的不眠之夜。次日，他俩去瞻园路向留守的宪兵副司令兼南京代市长萧山令少将作汇报。萧山令怒形于色，慨然表示：大敌当前的特殊时期对日特汉奸应严厉镇压，凡抓住日特和通敌有据的汉奸应不加审判就地枪决。他大发牢骚，斥责军统留守人员不听号令，不尽职责，连戴笠（刚随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也挨他嘲骂一气。王维钧和杨肆心情沉重地离开宪司大院。他俩对萧山令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勇敢无畏的气概很钦佩。
1944年，戴笠（前排左三）和美国海军在重庆的合影。右一为电讯专家杨肆
与此同时，霍实已被军统治安组人员扣押并被押往珠江路鸡鹅巷的军统总部（留守处），新上任的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少将正对霍实进行突击审讯。事发原因是那天大清早霍实就离开西桥7号洋楼，悄悄地来到城西虎踞关11号旧宅院后门口，与刚从已失控的老虎桥中央监狱逃脱、仍留在南京从事破坏活动的日本海军女间谍南造云子接头时，被西区军统宪兵联合巡逻组拘捕，而南造云子却在几个汉奸同伙开枪掩护下乘乱逃脱。钱新民令霍实交待通敌罪行。霍实否认自己为日本人效劳，一口咬定他早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了南造云子，并和她有过一段交往，完全是倾倒于她的清纯美貌。这样的供述显然有破绽，令钱新民难以置信。审讯一会儿后，他失去耐心，令部下对霍实上刑。一壮汉将双臂被反绑住的霍实踢倒在地，皮靴踩住他后背。他嚎叫起来，连说愿招供，接着供述了他在两三年前确实是冀东傀儡政府的外交处长，只因觉得当汉奸遭同胞唾骂，没前途才弃暗投明，离开冀东来南京为政府效力。他确实是浙江湖州人，父亲与陈其美、陈其采是世交，但因他少年时赴日本留学，陈其采并未见过他，只知道他确实是书香名门霍启礼的二儿子，但他的履历都是编造的。
霍实坦承他因受殷汝耕拉拢引诱才当了汉奸。他担心如果如实向当局说出实情肯定就进不了机密的密码检译所……钱新民震惊不已，他弄不懂的是霍实脱离日伪政权来南京为何不改名换姓，仍用原名，却又作了整容？这显得很矛盾。当钱新民提出这个问题时，霍实愁眉苦脸，答非所问， 惟一的解释是他如不沿用原名则陈其采肯定生疑，也不会为他进入机密部门提供政治担保云云。钱新民心想国军主力在淞沪战场已失利，正在西撤，首都即将面临日军攻城之战，留着这个懂得密码技术又精通日语的家伙必是后患，干脆将他枪毙吧。然而一直保持沉默的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上校开口了，他力言需谨慎行事，因为戴笠临离南京时对他有过私下交代：抓住有重大案情的日特应押往武汉由他亲自处置，不可擅自处死。钱新民遂改了主意，立即派出4名特工将霍实押送武汉。
日谍竟进入
军委会机要室工作
在武昌卓刀泉军统临时总部，戴笠单独提审了霍实。详情如何戴笠严加保密，就连王兆槐、黄逸公等处长、主任都不清楚。但出人意外的是霍实竟受到优厚的礼遇。1938年3月，他被调到军委会机要室搞日本密码研译工作，受主任毛庆祥中将直接领导。这一安排令许多人困惑不解。军统电讯室主任魏大庆原先也在电政司密码所工作（后被戴笠挖了过去），与霍实共过事。他在南京就听说此人真实身份受到怀疑。现在见到霍实竟大摇大摆地进入军委会机要室工作，便私下讨论了两次，不想惹恼了戴笠，受到训骂，令他更感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在武汉时，密码所并未被窥视已久的军统吞并，它对外改名为军委会特训班交通队，也不再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对外半公开，租赁靠近郊区飞机场附近的两幢小洋楼，分别办公兼住宿。温毓庆不常到这儿视事，授权秘书王维钧负责管理并与军统电讯处联系业务。
一天，杨肆和助手侦听到一份外交密电，系蒋介石手下与日本人暗中来往的一些人员的名单，其中便有霍实，这就证实了霍实果真是已打入国民党最高核心层的日间谍。杨肆气愤不已，将情况告诉了王维钧。王维钧立即报告温毓庆，但这位老上司态度暖昧，似有难言之隐。他让王维钧将霍实通敌之事通报军统，请求查处，但却不见有什么动静。这事令王维钧、杨肆表兄弟对国民党当局感到悲观失望。巧的是在汉口搞抗日宣传工作的杨德基常上密码所借宿，在他的引导和影响下，王、杨两人决心投向共产党。在周密安排后，他俩在汉阳江边一茶楼见到了时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的李克农，交给他两本日本密码组织的情报和杨肆秘密抄录下的几份侵华日军兵力部署调动及日本政府最新动态等重要情报，令李克农很兴奋，予以勉励。
一两年后，王维钧、杨肆先后秘密加入共产党。1941年，经李克农派遣，杨肆进入军统特研室工作。由于他精通研译日本密电码技术，成绩卓著，仅三年就被提升为少将衔室主任。他暗地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周怡保持单线联系。王维钧也暗中为中共搞抗日情报工作。
杨肆在军统待了几年，终于了解到：早在1936年初，戴笠就掌握了霍实的真实背景，并向蒋介石作过专题汇报。原来霍实来南京之前就被日军华北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发展为高级情报员，指示他长期潜伏，伺机活动。1937年11月，正是霍实给日间谍组织报信，才导致杨肆差点被绑架。霍实的主要任务是刺探中国高层的政治动向，并通过秘密电台报告日本统帅部。而蒋介石在战争进程中一直想搞妥协，指派亲信与日方进行秘密和谈。当日军主力打到苏州、进逼南京时，蒋介石竟还授意宋子文在香港与日酋松井石根的私人代表冈田尚谈判，试图停战“和平解决日中争端”，终因日方要价太高，实在令蒋介石不能也不敢接受形同割地屈服的条款而告中断。
蒋授意戴笠不必惊动这个神秘的日间谍，为的就是再开通一条与日本军方联系的绝密渠道。在武汉，霍实被罗致到军委会机要室工作。当然，凡独裁专制者都是不在乎舆论反应的。蒋介石并非不知道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张治中、陈诚等众多亲信都不赞成与日本又打又谈判的所谓“策略”。但他仍一意孤行，就连老婆宋美龄的忠告也听不入耳。他与日本军部的秘密来往的密电便是让毛庆祥交由霍实拍发翻译的。
当然，蒋介石也很精明，指令毛庆祥对霍实监视使用，以防捅出大娄子，由一位中校武官带领4名警卫人员天天“陪伴”这个神秘日谍。蒋介石和亲日派何应钦一伙策划消灭新四军主力的“皖南事变”的阴谋，正是通过霍实的专用电台以密电透露给日本方面的。日本陆海军则心照不宣地配合出动部队和舰艇封锁皖南芜湖至繁昌江面，阻止新四军渡江北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霍实在重庆神秘地失踪了，当年曾有人说他是被军统灭了口，为了不让美、英两盟国和延安中共方面找到并追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多次进行秘密谈判的口实。其实并无特殊本领的霍实一直安然无恙，他被军统护送到早已沦陷的上海，在孔祥熙长子孔令侃领导的行政院第六情报组工作，继续他奇特的间谍生涯。孔令侃这个小组既从事对日情报收集整理活动，又遵奉蒋介石的秘密指示，与日军方进行一些上不了台面、见不得光的谈判。
抗战胜利前夕，霍实在上海租界再次神秘地失踪，但再未出现过。他究竟是已被戴笠的特工干掉了，还是已逃往海外，隐姓埋名？似乎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时过半个多世纪后，他的最终下落仍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