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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解放前，沪语广播存在着内容低俗化、结构大散乱等问题。随着广播技术的进步和城域面积的扩大，沪语广播从都市辐射到乡村。中国共产党从顶层设计、内容创新、广播网建设、人员优化等方面，对沪语广播进行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这段历史启发当下的媒体人，必须把人民广播的政治性和方言的贴近性优势结合起来，坚持系统集成改革，坚持向群众学语言，摆正执政党、新媒体与地方话的关系，立足于网络传播的新时代，探索一条“接地气”的传播路径。
[关键词]广播;沪语;改造
新中国重塑了上海的时空。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为统一标准时间，市政府通令，从6月1日起，“全市一律改用北平时间，拨回一小时”。将时间统一至北平时间，是一种政治象征，意味着认同和服从。1958年，国务院批准将江苏省的青浦、嘉定、奉贤、松江等10个县划归上海，上海市的辖区面积从606.18平方公里扩大为6185平方公里，扩容10倍。10年间，社会急剧转型变化。作为听觉领域“新媒介”的广播，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地方戏曲、曲艺如何利用广播的功能转型拓展新的传播空间？新的意识形态如何植入节目内容？沪语节目与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哪些互动？本文选取“沪语广播”为切入点，考察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上海后接管私营电台、将其公私合营、并于1963年纳入“人民广播”序列的过程，将之定义为沪语广播的“社会主义”改造，并试图厘清中国共产党在特大型城市执政初期的广播政策取向。
一、缘起：为何要改造
沪语广播是指电台或广播站用上海市区或郊区方言播送的时事类、社教类或文艺类音频节目。上海是我国广播事业最早兴起的地方，电台也最集中，约占全国百分之六七十;收音机也是最多的地方，粗略估计有50万台左右。上海解放前，沪语广播是各方势力“兵家必争之地”，用于制造“自己人效应”。有学者考证，1924年5月15日，美商经营的开洛电台（KRC）申报馆分台开始播音，使用的就是上海话。“孤岛”时期，日伪控制的大上海電台（XOJB），在11时50分用沪语报时，14时30分用沪语报告《经济新闻》，18时30分用沪语报告新闻。苏联呼声广播电台（XRWN）、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处上海广播电台（XORA）中波部分、军政广播电台均有沪语新闻节目。杨乐郎、唐霞辉、万仰祖、山文堡、陈疏莲、张茂渊等一批沪语广播员有较高社会知名度。
沪语广播错综复杂的发展脉络贯穿于民国上海历史进程中。行业竞争激烈、管理无序，导致传播内容、组织结构、技术迭代等方面的问题积重难返，给中国共产党接管带来难度。
（一）内容低俗化。解放之初，民营电台占据本地市场多数份额，大都用沪语播音。如九九、金鹰、沪声广播电台制播大量曲艺、戏曲节目，包括申曲、越剧、弹词、评话、滑稽、故事话剧等。部分节目格调难免普通低俗且充斥着大量吴侬软语，但这也正符合各民营电台吸引地方听众，扩大广告商品潜在消费者群体的营业目的。
一些节目滥用口头语，对白粗俗、啰嗦，唱词老套。“滚你娘格蛋一类卑鄙说白几乎成为每一档滑稽节目的药料甘草”，“言辞声调之间含有诲淫伤风之意，殊足影响社会风化”。有的播音员素质不高、表现随意。据1938年12月15日《申报》记载：“有些老气横秋的播音家似乎多半是痰迷专家，终年患着伤风咳嗽，时常把咳声和吐痰声播送出来……似乎还有不少是黑籍同志，他们在饱餐福寿膏之后，走到播音机前，吐了几口痰之后，便张开尊口，从宽驰的喉咙里发生一种低调的龙钟之声，或是外加沙音。”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故事节目风靡沪上。有一档《杨乐郎空谈》节目为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专挖舞女、小白脸等“娱乐圈”绯闻，还将文稿登载在小报上：“大力士王邦夫，身为粗坯，而得天独厚，天生一张小白脸，脱开来身浪又有肉头。”“人是肉做，勿搭难过，然而舞中之女，我对之素来胃口虽有，上口甚酸也。”去其糟粕、取缔淫词邪曲、提高节目质量、建构新中国的政治认同，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净化广播环境的当务之急。
（二）结构大、散、乱。有研究者将解放前沪上电台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原国民政府的党政机关直接设立，或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名义设立而以牟利为目的，按月或一次性向该机关缴纳所谓“背景费”的电台，受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电讯监察科管辖;一类是私营企业家发起的、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电讯局核准和管理的电台。两类共计45家，采编播人员及上下游产业链上的广告商、设备供应商、器材维修、商演艺人等近千人，规模不可谓不大。由于“一市三治”等特殊背景，电波混乱、杂声干扰的问题曾长期困扰上海听众。几十家不同性质的广播电台规模不一、布局分散、恶性竞争，各方政治势力互相掣肘、动态博弈、低效管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沪语广播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的问题。
私营台将追求利润放在第一位，工作人员质量不够，形成盲目生产的情况，节目编排大都操纵在中间商手中。为争夺市场，各台热播节目重复编排、浪费听众时间;广告编播也不规范，除了在节目间隔播送商品信息外，还有广告主主持音乐、话剧、弹唱、滑稽、讲演等节目，在节目中随意插播广告。就后者而言，娱乐与广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从听众的角度出发，即便时间很短，对广告也无法回避，加之反复播放，所以容易受其影响。
（三）技术新发展。改造沪语广播的第三个动力来源于技术的发展。解放前，有些演播室就架设在民居里，隔音效果差，直播时“主人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一边听书一边吸烟”，主人吸食鸦片声音、主人邀请说书人同食鸦片的声音，都可以传到听众的耳朵里。还有一家电台播音间假座卧室，旁边放着马桶，听书之外还可“听尿”。解放后，为安全播出起见，录制播出和节目审查逐渐形成制度。随着电台录音设备和录音室的增加，各台播出方式逐步从以直播为主转向以录播为主。1959年以后，所有对外直播节目一律改为录音播出。
在信号传输方面，到1950年底，上海电台共有8部广播发射机，总功率达8.6千瓦，为国民党上海台移交时的4.9倍。1954年装配10台调频机的凯旋路机房投入工作，虹桥路机房扩建中波天线，大大改善了华东地区的收听效果。随着辖区面积的扩大，广播覆盖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为解决广大乡村地区听不到广播的问题，上海各郊县“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有线广播站、广播放大站，田间发展高音喇叭，逐步建立专杆专线传输系统。 二、经验：如何改造
上海解放初期，民众文化程度不高，市民中14—50岁年龄段的文盲占市民人口总数的18%，青壮年农民文盲、半文盲占50%，沪语广播是执政党开展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增进民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从沪语广播的角度，中国共产党从顶层设计、内容创新、网络建设和人员优化四个方面进行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
（一）顶层设计。这里是指从全局的角度，对电波频率、硬件设施、业态等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分阶段实现国营化的目标。1949年6月13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关于上海市私营广播电台暂行管制条例》，规定凡要求开设和复业的私营电台必须先行登记。新闻出版处登记并审核后，准许继续播音的有22家。当年10月，按“两个电台合用一个频率”的原则，缩减各台节目时间。各台偏重沪语时段，但如表1所示，仍有多个“红档”重复出现在不同电臺的不同时段，证明仍有进一步压缩的空间。
上海解放初期的私营电台节目，80%以上是娱乐节目，地方戏曲占很大比重。这些节目中除少数是唱片播出，绝大多数是演员在电台直接播出。因此，改造沪语广播，实际上是改造私营电台。改造试点从大沪、沪声广播电台公私合营开始。几经整合，1953年6月27日，上海联合广播电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56年，联合台名称停用。
除了调整频率资源分配，取缔违规电台，做好布局规划工作之外，顶层设计还体现在电台办公场地的建设上。为了改变大散乱的结构，电台领导机关和采编人员从1951年3月起便在北京东路2号办公，10月在此播音。1952年9月，这里建成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比较先进的播控中心，拥有9套广播业务用房，16个播音室，沪语和国语节目均在此录制。
（二）内容创新。主要是指创办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播节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部分文字节目如《听众服务》《新人新事》《广播漫谈》《科技节目》等有上海话和普通话2个版本，《抗日战争故事》《本市商情》《当天金融牌价》、报时以及部分文艺节目为沪语播音。至“文化大革命”前，最多时有3套节目用沪语播出。
因应行政区划调整，1958年11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创办沪语节目《对农村广播》。每集30分钟，每日首播1次，重播2次。郊区各县广播站每天按时转播1—2次。1961年7月，《对农村广播》增设评论性专栏《阿富根谈生产/谈家常》（涉及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就用“谈生产”，涉及思想教育方面的题材就用“谈家常”）。男主播万仰祖演播“农村里一个有文化的有见识的老农民”——“阿富根”。与他搭档的女主播钱英菲，扮演提问者“小妹”的角色，人设为“村里的妇女主任”。编辑在打磨稿件时，常常与播音员商量，碰撞出不少好听易懂的经典歇后语;播音员在录制之前再三试播，一一改去较为拗口难懂的词句，对话时绘声绘色，倾注了全部感情与心力。编播人员还经常下基层调研，了解农民需求，倾听农民呼声，把听众当成亲密朋友。
“阿富根”的言论，正符合当下“内容垂直化”与“形式人格化”的新媒体思路，是自主创新的典型案例。平等对话的方式、调性相近的用语、认真创作的态度，构建起一种亲密感，拉近了媒体与群众的距离。农村听众向电台反映“阿富根是我伲队里的人”“他讲话实实在在，大家蛮要听的”。各县纷纷效仿开设“某某谈生产”的方言节目。（见表2）
1963年底，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主任聂耶、播音指导齐越来沪与播音员开展座谈。齐越认为沪语播音“语调、语气很有特点，地方化，生活气息浓厚、朴素、亲切、自然，值得我们普通话播音员学习。我这个不大懂沪语的人，都被吸引住了”。他希望普通话播音也能像沪语播音那样接地气：“应是这样的方向。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达到呢？我觉得是没有很好掌握普通话的特点规律，使它更接近生活。”得到同行的赞叹、市场的肯定和群众的追捧，既保留了地方特色又避免了低俗倾向，沪语节目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初步成功，进入了“人民广播”的序列。
与此同时，文艺广播也健全审查制度并加速内容创新。1962年春节前，电台戏曲组长何占春召集上海6家沪剧团联合成立“沪剧广播工作组”，首创名演员向农民拜年联唱节目。150多人的演出队伍在上海县梅陇公社演出，实况录音在春节期间播放，《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称之为“沪剧回娘家”活动。此后，每逢春节，“回娘家”活动便在各县巡回举办。
（三）广播网建设。主要是指创办乡村广播网。随着松江、崇明等10个县划入上海，郊区农民收听上海广播、建立上海认同等问题日益迫切。政府一方面着手构建沪郊广播网，在公路沿线、田间地头、家庭住宅架设喇叭;另一方面改建各县、部分乡镇、大队的收音站为广播站，培训编播人员，尝试自办节目，使新媒介浸入乡村。有线广播为当时城乡二元结构下缺少流动性的农民建构了新的国家认知。广播下乡成了农民眼中“社会主义下乡了”的标识。有的农民自编沪语歌谣，描述了广播对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变：“家里装了广播机，天天要来讲道理。弄清是非思想通，生产劲头冲破天。三麦争取三千斤，要向广播来报喜。”
有线广播网的建设，不但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了生产，在防灾抗震等应急信息通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改变了当时农村文化生活匮乏的窘境，对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改善健康习惯、形成遵守时间的概念等，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人员优化。主要是指随着沪语广播时段的减少，对从业者进行甄别、再教育、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解放后，党和政府“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开展接管工作，定期组织上海广播界座谈会，加强对旧有人员的团结教育。旧有人员分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在推进公私合营过程中，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周新武认为，各类人员既要区别对待又要拿捏分寸：若停留在现阶段，对积极者不能进一步帮助……对职工及中间分子的彷徨歧途莫知适从的心理，也无从解决;唯利是图的落后分子则阳奉阴违过一天是一天，有一天捞一天，如因其小过失而处理较严则又容易予人以“欲加之罪”的感觉。
[关键词]广播;沪语;改造
新中国重塑了上海的时空。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为统一标准时间，市政府通令，从6月1日起，“全市一律改用北平时间，拨回一小时”。将时间统一至北平时间，是一种政治象征，意味着认同和服从。1958年，国务院批准将江苏省的青浦、嘉定、奉贤、松江等10个县划归上海，上海市的辖区面积从606.18平方公里扩大为6185平方公里，扩容10倍。10年间，社会急剧转型变化。作为听觉领域“新媒介”的广播，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地方戏曲、曲艺如何利用广播的功能转型拓展新的传播空间？新的意识形态如何植入节目内容？沪语节目与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哪些互动？本文选取“沪语广播”为切入点，考察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上海后接管私营电台、将其公私合营、并于1963年纳入“人民广播”序列的过程，将之定义为沪语广播的“社会主义”改造，并试图厘清中国共产党在特大型城市执政初期的广播政策取向。
一、缘起：为何要改造
沪语广播是指电台或广播站用上海市区或郊区方言播送的时事类、社教类或文艺类音频节目。上海是我国广播事业最早兴起的地方，电台也最集中，约占全国百分之六七十;收音机也是最多的地方，粗略估计有50万台左右。上海解放前，沪语广播是各方势力“兵家必争之地”，用于制造“自己人效应”。有学者考证，1924年5月15日，美商经营的开洛电台（KRC）申报馆分台开始播音，使用的就是上海话。“孤岛”时期，日伪控制的大上海電台（XOJB），在11时50分用沪语报时，14时30分用沪语报告《经济新闻》，18时30分用沪语报告新闻。苏联呼声广播电台（XRWN）、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处上海广播电台（XORA）中波部分、军政广播电台均有沪语新闻节目。杨乐郎、唐霞辉、万仰祖、山文堡、陈疏莲、张茂渊等一批沪语广播员有较高社会知名度。
沪语广播错综复杂的发展脉络贯穿于民国上海历史进程中。行业竞争激烈、管理无序，导致传播内容、组织结构、技术迭代等方面的问题积重难返，给中国共产党接管带来难度。
（一）内容低俗化。解放之初，民营电台占据本地市场多数份额，大都用沪语播音。如九九、金鹰、沪声广播电台制播大量曲艺、戏曲节目，包括申曲、越剧、弹词、评话、滑稽、故事话剧等。部分节目格调难免普通低俗且充斥着大量吴侬软语，但这也正符合各民营电台吸引地方听众，扩大广告商品潜在消费者群体的营业目的。
一些节目滥用口头语，对白粗俗、啰嗦，唱词老套。“滚你娘格蛋一类卑鄙说白几乎成为每一档滑稽节目的药料甘草”，“言辞声调之间含有诲淫伤风之意，殊足影响社会风化”。有的播音员素质不高、表现随意。据1938年12月15日《申报》记载：“有些老气横秋的播音家似乎多半是痰迷专家，终年患着伤风咳嗽，时常把咳声和吐痰声播送出来……似乎还有不少是黑籍同志，他们在饱餐福寿膏之后，走到播音机前，吐了几口痰之后，便张开尊口，从宽驰的喉咙里发生一种低调的龙钟之声，或是外加沙音。”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故事节目风靡沪上。有一档《杨乐郎空谈》节目为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专挖舞女、小白脸等“娱乐圈”绯闻，还将文稿登载在小报上：“大力士王邦夫，身为粗坯，而得天独厚，天生一张小白脸，脱开来身浪又有肉头。”“人是肉做，勿搭难过，然而舞中之女，我对之素来胃口虽有，上口甚酸也。”去其糟粕、取缔淫词邪曲、提高节目质量、建构新中国的政治认同，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净化广播环境的当务之急。
（二）结构大、散、乱。有研究者将解放前沪上电台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原国民政府的党政机关直接设立，或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名义设立而以牟利为目的，按月或一次性向该机关缴纳所谓“背景费”的电台，受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电讯监察科管辖;一类是私营企业家发起的、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电讯局核准和管理的电台。两类共计45家，采编播人员及上下游产业链上的广告商、设备供应商、器材维修、商演艺人等近千人，规模不可谓不大。由于“一市三治”等特殊背景，电波混乱、杂声干扰的问题曾长期困扰上海听众。几十家不同性质的广播电台规模不一、布局分散、恶性竞争，各方政治势力互相掣肘、动态博弈、低效管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沪语广播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的问题。
私营台将追求利润放在第一位，工作人员质量不够，形成盲目生产的情况，节目编排大都操纵在中间商手中。为争夺市场，各台热播节目重复编排、浪费听众时间;广告编播也不规范，除了在节目间隔播送商品信息外，还有广告主主持音乐、话剧、弹唱、滑稽、讲演等节目，在节目中随意插播广告。就后者而言，娱乐与广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从听众的角度出发，即便时间很短，对广告也无法回避，加之反复播放，所以容易受其影响。
（三）技术新发展。改造沪语广播的第三个动力来源于技术的发展。解放前，有些演播室就架设在民居里，隔音效果差，直播时“主人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一边听书一边吸烟”，主人吸食鸦片声音、主人邀请说书人同食鸦片的声音，都可以传到听众的耳朵里。还有一家电台播音间假座卧室，旁边放着马桶，听书之外还可“听尿”。解放后，为安全播出起见，录制播出和节目审查逐渐形成制度。随着电台录音设备和录音室的增加，各台播出方式逐步从以直播为主转向以录播为主。1959年以后，所有对外直播节目一律改为录音播出。
在信号传输方面，到1950年底，上海电台共有8部广播发射机，总功率达8.6千瓦，为国民党上海台移交时的4.9倍。1954年装配10台调频机的凯旋路机房投入工作，虹桥路机房扩建中波天线，大大改善了华东地区的收听效果。随着辖区面积的扩大，广播覆盖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为解决广大乡村地区听不到广播的问题，上海各郊县“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有线广播站、广播放大站，田间发展高音喇叭，逐步建立专杆专线传输系统。 二、经验：如何改造
上海解放初期，民众文化程度不高，市民中14—50岁年龄段的文盲占市民人口总数的18%，青壮年农民文盲、半文盲占50%，沪语广播是执政党开展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增进民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从沪语广播的角度，中国共产党从顶层设计、内容创新、网络建设和人员优化四个方面进行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
（一）顶层设计。这里是指从全局的角度，对电波频率、硬件设施、业态等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分阶段实现国营化的目标。1949年6月13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关于上海市私营广播电台暂行管制条例》，规定凡要求开设和复业的私营电台必须先行登记。新闻出版处登记并审核后，准许继续播音的有22家。当年10月，按“两个电台合用一个频率”的原则，缩减各台节目时间。各台偏重沪语时段，但如表1所示，仍有多个“红档”重复出现在不同电臺的不同时段，证明仍有进一步压缩的空间。
上海解放初期的私营电台节目，80%以上是娱乐节目，地方戏曲占很大比重。这些节目中除少数是唱片播出，绝大多数是演员在电台直接播出。因此，改造沪语广播，实际上是改造私营电台。改造试点从大沪、沪声广播电台公私合营开始。几经整合，1953年6月27日，上海联合广播电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56年，联合台名称停用。
除了调整频率资源分配，取缔违规电台，做好布局规划工作之外，顶层设计还体现在电台办公场地的建设上。为了改变大散乱的结构，电台领导机关和采编人员从1951年3月起便在北京东路2号办公，10月在此播音。1952年9月，这里建成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比较先进的播控中心，拥有9套广播业务用房，16个播音室，沪语和国语节目均在此录制。
（二）内容创新。主要是指创办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播节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部分文字节目如《听众服务》《新人新事》《广播漫谈》《科技节目》等有上海话和普通话2个版本，《抗日战争故事》《本市商情》《当天金融牌价》、报时以及部分文艺节目为沪语播音。至“文化大革命”前，最多时有3套节目用沪语播出。
因应行政区划调整，1958年11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创办沪语节目《对农村广播》。每集30分钟，每日首播1次，重播2次。郊区各县广播站每天按时转播1—2次。1961年7月，《对农村广播》增设评论性专栏《阿富根谈生产/谈家常》（涉及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就用“谈生产”，涉及思想教育方面的题材就用“谈家常”）。男主播万仰祖演播“农村里一个有文化的有见识的老农民”——“阿富根”。与他搭档的女主播钱英菲，扮演提问者“小妹”的角色，人设为“村里的妇女主任”。编辑在打磨稿件时，常常与播音员商量，碰撞出不少好听易懂的经典歇后语;播音员在录制之前再三试播，一一改去较为拗口难懂的词句，对话时绘声绘色，倾注了全部感情与心力。编播人员还经常下基层调研，了解农民需求，倾听农民呼声，把听众当成亲密朋友。
“阿富根”的言论，正符合当下“内容垂直化”与“形式人格化”的新媒体思路，是自主创新的典型案例。平等对话的方式、调性相近的用语、认真创作的态度，构建起一种亲密感，拉近了媒体与群众的距离。农村听众向电台反映“阿富根是我伲队里的人”“他讲话实实在在，大家蛮要听的”。各县纷纷效仿开设“某某谈生产”的方言节目。（见表2）
1963年底，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主任聂耶、播音指导齐越来沪与播音员开展座谈。齐越认为沪语播音“语调、语气很有特点，地方化，生活气息浓厚、朴素、亲切、自然，值得我们普通话播音员学习。我这个不大懂沪语的人，都被吸引住了”。他希望普通话播音也能像沪语播音那样接地气：“应是这样的方向。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达到呢？我觉得是没有很好掌握普通话的特点规律，使它更接近生活。”得到同行的赞叹、市场的肯定和群众的追捧，既保留了地方特色又避免了低俗倾向，沪语节目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初步成功，进入了“人民广播”的序列。
与此同时，文艺广播也健全审查制度并加速内容创新。1962年春节前，电台戏曲组长何占春召集上海6家沪剧团联合成立“沪剧广播工作组”，首创名演员向农民拜年联唱节目。150多人的演出队伍在上海县梅陇公社演出，实况录音在春节期间播放，《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称之为“沪剧回娘家”活动。此后，每逢春节，“回娘家”活动便在各县巡回举办。
（三）广播网建设。主要是指创办乡村广播网。随着松江、崇明等10个县划入上海，郊区农民收听上海广播、建立上海认同等问题日益迫切。政府一方面着手构建沪郊广播网，在公路沿线、田间地头、家庭住宅架设喇叭;另一方面改建各县、部分乡镇、大队的收音站为广播站，培训编播人员，尝试自办节目，使新媒介浸入乡村。有线广播为当时城乡二元结构下缺少流动性的农民建构了新的国家认知。广播下乡成了农民眼中“社会主义下乡了”的标识。有的农民自编沪语歌谣，描述了广播对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变：“家里装了广播机，天天要来讲道理。弄清是非思想通，生产劲头冲破天。三麦争取三千斤，要向广播来报喜。”
有线广播网的建设，不但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了生产，在防灾抗震等应急信息通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改变了当时农村文化生活匮乏的窘境，对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改善健康习惯、形成遵守时间的概念等，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人员优化。主要是指随着沪语广播时段的减少，对从业者进行甄别、再教育、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解放后，党和政府“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开展接管工作，定期组织上海广播界座谈会，加强对旧有人员的团结教育。旧有人员分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在推进公私合营过程中，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周新武认为，各类人员既要区别对待又要拿捏分寸：若停留在现阶段，对积极者不能进一步帮助……对职工及中间分子的彷徨歧途莫知适从的心理，也无从解决;唯利是图的落后分子则阳奉阴违过一天是一天，有一天捞一天，如因其小过失而处理较严则又容易予人以“欲加之罪”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