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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0年代是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交往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各具特色的文化沙龙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为学人们提供了公共交往空间。本文以“太太的客厅”风波为中心，对这一时期北平文化沙龙现象及梁家茶会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剖析了“太太的客厅”风波发生的时代背景及缘由。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单纯追求学人情趣而忽略学人责任的文化沙龙，争议在所难免。
关键词：1930年代；沙龙；林徽因；冰心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48-06
1933年9月27日，已在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冰心开始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①令人不解的是，这篇现实主义风格突出的小说发表后，当时十分活跃的文学界鲜有正式评论公开发表，但在学人内部却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还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小说中描绘的“太太的客厅”所喻指的对象及其所代表的在北平文化界方兴未艾的文化沙龙，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对于这场因文而兴的沙龙风波，学术界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相关的专题研究成果很少，且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其研究重点在于《我们太太的客厅》是否影射了林徽因，并因此使冰心与林徽因二人结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学勇的《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他指出，这篇小说发表时“许多熟人议论，作品讽刺了林徽因和徐志摩”，冰心“以发表小说公开讥讽‘太太’，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堪，‘结怨’之深势在必然”。②如果说所谓的“太太的客厅”，代表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新潮的交际方式，“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③或是“京派文人的一种聚合形态”④的话，由《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文引发的争论和矛盾，则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93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的理念分歧。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跳出个人恩怨的窠臼，更加深刻地剖析这一矛盾背后的“问题”。
1930年代，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学术文化研究及文学创作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在北平，以高等院校，尤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为中心，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他们不仅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思维活跃，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文化世家背景。“一方面禀赋丰厚深广的传统文化积淀，同时又前往西方文化的中心地欧美或中介地日本亲身沐浴过。”⑤相似的学术兴趣和求学、甚或成长经历，使得他们很容易找到彼此感兴趣的话题，也愿意把对方视为可信赖的交往对象而经常在一起交流畅谈。当然，较为丰厚的薪俸及较多的闲暇时间，也是促使交往得以实现并延续下去的重要因素。抗战之前，国内高校普遍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发放教师薪俸，其中教授400～500元/月，副教授300～340元/月，讲师220～260元/月，助教140～180元/月。①虽然各高校在执行过程中情况不尽一致，但总体而言，抗战爆发前的高校教师，尤其是清华、北大等名校教师的薪俸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这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不拘形式，不拘内容，自由灵活，完全是在思想和文化层面的交流与沟通。虽然聚会的方式各不相同，也很少有一位才貌双全、机智优雅的贵族女性主持，但就其交往内容而言，则颇具近代以来西方沙龙的风格，或者说，这种新式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公共交往方式，就是中国化的学人沙龙。
朱光潜和梁宗岱共同组织的“读诗会”在1930年代的北平很有名。“读诗会”每月一至两次，地点就在北京大学附近慈慧殿三号朱光潜的家里。“读诗会”参加者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京派作家。北京大学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人，清华大学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人，此外还有林徽因、周煦良等社会名流。朱光潜的一些学生也定期来此聚会。大家“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容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②对于组织这个聚会的动机，朱光潜坦言源自自己在英国留学时的经历：
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人。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乐，有节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朗诵会。③
事实上，这种相对封闭的学界同人聚会不仅成为他们进行社会交往、愉悦身心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他们汲取信息、交流思想、评论国是、激发灵感的重要载体。例如哲学家金岳霖经常邀上一帮子学术界的好朋友来家里聚会，被称作“星（期）六聚会”。每次聚会，“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金岳霖虽然是搞哲学的，但在自家的沙龙上，“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④据陈岱孙回忆，经常来此聚会的“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仁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外籍的学人”以及“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他甚至还在聚会上遇见过“几位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和“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陈岱孙感慨：“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⑤胡适在1931年3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天参加“星（期）六聚会”的人，他说：“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Mrs.Swan，Prof.
关键词：1930年代；沙龙；林徽因；冰心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48-06
1933年9月27日，已在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冰心开始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①令人不解的是，这篇现实主义风格突出的小说发表后，当时十分活跃的文学界鲜有正式评论公开发表，但在学人内部却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还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小说中描绘的“太太的客厅”所喻指的对象及其所代表的在北平文化界方兴未艾的文化沙龙，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对于这场因文而兴的沙龙风波，学术界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相关的专题研究成果很少，且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其研究重点在于《我们太太的客厅》是否影射了林徽因，并因此使冰心与林徽因二人结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学勇的《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他指出，这篇小说发表时“许多熟人议论，作品讽刺了林徽因和徐志摩”，冰心“以发表小说公开讥讽‘太太’，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堪，‘结怨’之深势在必然”。②如果说所谓的“太太的客厅”，代表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新潮的交际方式，“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③或是“京派文人的一种聚合形态”④的话，由《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文引发的争论和矛盾，则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93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的理念分歧。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跳出个人恩怨的窠臼，更加深刻地剖析这一矛盾背后的“问题”。
1930年代，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学术文化研究及文学创作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在北平，以高等院校，尤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为中心，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他们不仅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思维活跃，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文化世家背景。“一方面禀赋丰厚深广的传统文化积淀，同时又前往西方文化的中心地欧美或中介地日本亲身沐浴过。”⑤相似的学术兴趣和求学、甚或成长经历，使得他们很容易找到彼此感兴趣的话题，也愿意把对方视为可信赖的交往对象而经常在一起交流畅谈。当然，较为丰厚的薪俸及较多的闲暇时间，也是促使交往得以实现并延续下去的重要因素。抗战之前，国内高校普遍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发放教师薪俸，其中教授400～500元/月，副教授300～340元/月，讲师220～260元/月，助教140～180元/月。①虽然各高校在执行过程中情况不尽一致，但总体而言，抗战爆发前的高校教师，尤其是清华、北大等名校教师的薪俸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这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不拘形式，不拘内容，自由灵活，完全是在思想和文化层面的交流与沟通。虽然聚会的方式各不相同，也很少有一位才貌双全、机智优雅的贵族女性主持，但就其交往内容而言，则颇具近代以来西方沙龙的风格，或者说，这种新式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公共交往方式，就是中国化的学人沙龙。
朱光潜和梁宗岱共同组织的“读诗会”在1930年代的北平很有名。“读诗会”每月一至两次，地点就在北京大学附近慈慧殿三号朱光潜的家里。“读诗会”参加者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京派作家。北京大学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人，清华大学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人，此外还有林徽因、周煦良等社会名流。朱光潜的一些学生也定期来此聚会。大家“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容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②对于组织这个聚会的动机，朱光潜坦言源自自己在英国留学时的经历：
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人。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乐，有节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朗诵会。③
事实上，这种相对封闭的学界同人聚会不仅成为他们进行社会交往、愉悦身心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他们汲取信息、交流思想、评论国是、激发灵感的重要载体。例如哲学家金岳霖经常邀上一帮子学术界的好朋友来家里聚会，被称作“星（期）六聚会”。每次聚会，“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金岳霖虽然是搞哲学的，但在自家的沙龙上，“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④据陈岱孙回忆，经常来此聚会的“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仁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外籍的学人”以及“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他甚至还在聚会上遇见过“几位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和“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陈岱孙感慨：“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⑤胡适在1931年3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天参加“星（期）六聚会”的人，他说：“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Mrs.Swan，Pr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