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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国的语文课文受到了不少学者和家长的追捧，不少课本或者课文选先后出版。然而，这些出版的民国语文课文多为编者的“一己之私”，缺少选择的权威性和科学性。真正有代表性的民国语文课文是哪些？为了同答这个问题，笔者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挑选了从1912至1937年间的32套中学语文教材进行统计，分别统计出民国中学语文的初中十佳散文课文、高中十佳散文课文、中学十佳诗歌课文、中学十佳词作课文，并同时统计出民国初中十佳作家、高中十佳作家，借以撩丌民国中学经典语文课文的面纱，一睹其真容。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所统计的教材全部依据北京图书馆参考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主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所列举的书日。按照书日统计，民国时期共出版中学语文教材152套，但笔者检查后发现，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其中只有41套比较完整，笔者在此基础上筛选出32套作为统计数据源，其中初中13套，高中l9套。
初中：
叶绍钧等《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沈星一《初级古文读本》，中华书局1923年版;庄适《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胡怀琛《新时代初中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傅东华、陈望道《基本教科书·国文》，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徐蔚南《创造国文渎本》，世界书局1932年版;岁根泽、高远公《初中国文选本》，立达书局1933年版;朱剑芒《朱氏初中国文》，世界书局1933年版;朱文叔《初中国文读本》，中华书局1933年版;施蛰存《初中当代国文》，中学生书局1934年版;孙怒潮《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34年版;叶楚伧《初级中学国文》，正中书局1934年版;宋文翰《新编初中国文》，中华书局1937年版。
高中：
刘法曾、姚汉章《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2年版;林纾《重订中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吴曾祺《重订中学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许国英《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谢蒙《新制国文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版;穆济波《高级古文读本》，中华书局1925年版;朱剑芒《高中国文》，世界书局1929年版;沈颐《新中华国文》，新国民图书社1930年版;徐公美《高中国文》，南京书店1931年版;孙俍工《国文教科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杜天縻、韩楚原《杜韩两氏高中国文》，世界书局1933年版;薛无兢《高中当代国文》，中学生书局1934年版;王德林《高中国文》，中学生书局1934年版;傅东华《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国文》，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姜亮夫《高中国文选》，北新书局1934年版;何炳松《复兴高级中学国文课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叶楚伧《高级中学国文》，正中书局1935年版;宋文翰、张文治《新编高中国文》，中华书局1937年版;蒋伯潜《高中新国文》，世界书局1937年版。
二、民国中学经典课文
1.十佳散文课文
从表1榜单的篇日来看，这些民国中学的经典散文课文大致可以分为时代意识文、祭文、作文教学文、文学理论文和励志文等五大类，而时代意识文的篇日最多，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1）时代意识文
所谓的“时代意识文”是指体现民国时代意识的课文，或者说，因为时代意识而选录的课文，这类课文占据了这三个榜单的半壁江山。具体而言，这些时代意识及其课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极权专制和新中国想象。反对集权专制是民国社会之时代精神的焦点。在这些榜单中，黄宗羲的《原君》表现最为抢眼，无论是初中还是综合，都是排名第一。黄宗羲在清末民国精英中的地位极高，被尊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梁启超对他极为服膺，认为《明夷待访录》是“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原君》是反对极权帝制的著名文章。在文中，黄宗羲认为后来的人君“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提出人君应该“天下为主，君为客，儿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的主张。这个初步的民主思想恰恰是民国之所以立国的思想前提和基础。
紧随反对集权专制的是民国社会对新中国的想象。陶渊明《桃花源记》无须多言，《礼记·礼运》则是描绘了天下大同的美好图景而成为民国思想文化圈的经典作品。康有为首先依《礼运》提出“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二世说”，后来又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大同世界）的“三世说”。
另外，和反对集权专制密切相关的是反封建和理性启蒙，蔡元培的《理信与迷信》则肩负了这两个任务，文章旨在告诉愚昧的国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是因而后有是果”，不可“妄归其因于不可知之神”，要求国人“祛迷信而持理信”。
第二，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秦上录》《大铁椎传》是豪侠小说，也是英雄主义课文。民国是乱世，乱世则呼唤英雄，盼望英雄能力挽狂澜、重振乾坤，所以英雄主义旗鼓大张。伴随着英雄主义的炽热，豪侠文学在民国极为盛行，陈默说：“白20世纪初叶至40年代末，是我国武侠小说创作的‘狂潮激荡’的时期。”在这个背景下，《秦上录》《大铁椎传》由此上升为经典课文。同时，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受列强觊觎和蚕食，所以爱国主义一直在意识形态的高位中运行，《最后一课》《出师表》肩负了宣教爱国主义的重要任务。
第三，生命意识。在社会动荡时期，人人朝不保夕，悲叹人生和命运的“生命意识文学”便会受到欢迎和推崇。民国在大多时候处于混战纷乱时期，因此一些有生命意识的文学作品上升为时代经典，其中一些作品变成了语文课文。曹丕《与吴质书》全篇笼罩着“岁月易得”“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的伤感，正是这个生命意识才使得本文跻身民国的经典课文，且排位靠前。 或许这一点也可以解释《桃花源记》的上榜缘南，正是因为社会纷乱，所以人们渴望安宁平静的田园生活。据相关研究，陶渊明在清末民国时期是学术研究的大热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朱白清、朱光潜、胡适和鲁迅这些大家都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2）祭文
《泷冈阡表》《祭妹文》和《祭十二郎文》为古代三大祭文，它们都成为民国的经典课文，并且排名均靠前：前者列高中榜榜首，后二者列初中榜三、四位。三大祭文获得民国语文家的如此青睐，让人颇感意外，考究其中的原因，除感情真挚动人、文辞优美，应该也和“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有关。
（3）作文教学文
从榜单中可以看出，不少作品是作为作文教学的范例而选人。《李龙眠画罗汉记》《核舟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始得西山宴游记》《袁家渴记》都是此列。
（4）文学理论文和励志文
《典论论文》《说文解字序》《复鲁絜非书》都是文学理论文。《王冕的少年时代》是励志文，当今的语文教材依然沿用，此不赘述。
2.十佳诗词课文
从表2、表3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的语文家在选择诗词篇日时并没有较为一致的初、高中区分，不少诗词作品在这套教材的初中人选，而在另一套教材的高中人选，因此对诗词课文分别统计初、高中榜显得意义不大，故本文以中学为范围统计诗词课文榜。
民国这些经典诗词课文的选录原因并没有令人侧日之处，大部分篇日文质兼美，在今天仍然是经典课文，尤其是词作排行榜里的篇日，但是和普通的诗词选集相比，诗词榜单的有些特别篇日还是明显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识和一定的传统意识。
（1）时代意识
同散文一样，民国诗词课文榜中的时代意识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时代意识具体表现为“底层叙述”和爱国主义。
底层叙述。众所周知，在民国时期，民族精英认识剑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底层民众的问题，因此文化的视角丌始转向普罗大众，“平民主义”“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等口号相继提出，学界把这个转向概括为底层叙述。在两个诗词榜中，《伐檀》《孤儿行》都是底层叙述的代表。《伐檀》在20世纪前有多种解释，但没有一个解释导向底层叙述，如孟子认为是歌颂包括君子在内的劳动者：“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丁是。”《毛诗》认为是“刺贪”。到了20世纪后，在底层叙述的影响下，余冠英、顾颉刚等人提出了底层叙述的解释，如顾颉刚说：“《伐檀》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平民主义裹挟着底层叙述，极大提高了《伐檀》的地位，并使之成为民国中学语文最受欢迎的《诗经》课文之一，今天仍然是如此。《孤儿行》以孤儿的口吻叙述了他受兄嫂奴役的遭遇，如“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孤儿行》不再是《乐府》的名篇，但在民国时期却能进入诗歌课文十佳，完全是底层叙述的力量。
爱国主义。同散文榜单一样，诗词榜也体现了爱国主义，如《木兰诗》《满江红》《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都是此列，这些篇日至今沿用。
（2）传统意识
在诗歌课文榜中，今人非常陌生的《蓼莪》居然位居亚军，《诗经》篇日人选课文的冠军，这不禁让人大跌眼镜。众所周知，语文科承担着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民国时期的《蓼莪》恰恰承载了这项任务，它宣扬了孝道。在这首诗中，“莪”是篙的一种，俗名“报娘蒿”;“蓼”，茂盛貌。诗人白恨不如抱娘篙，而是孤独生长的篙、蔚，因为征役而不能反哺赡养父母，南此发出呼天抢地的呼号：“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人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毛诗序》日：“（《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这首诗不仅是孝情的自然抒发，也是演绎孝道的极佳范本。时至民国，虽然“孔家店”被狂轰滥炸，但孝道却是例外，依然得剑珍视和推崇。胡适在1943年说：“我在三十多年以前，曾主张废止读经，经过三十多年以后，我又要提倡读经，尤其特别要提倡读《孝经》……外国人说，我们中国没有宗教。我们中国是有宗教的，我们的宗教，就是儒教，儒教的宗教信仰，便是一孝字。”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蓼莪》也就坐上了民国中学语文课文中《诗经》篇日的第一把交椅。
或许有人会觉得，民国课文诗词榜还有一个特色是“悲情”，这些篇日多为悲情之辞，无欢娱之音。其实，如果我们翻丌一些诗词的排行榜，就会发现一些经典的诗词作品大多为悲情之辞。例如，据王兆鹏、孙凯云的统计，十佳唐诗是：《黄鹤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问）》《登高》《登鹳雀楼》《枫桥夜泊》《蜀道难》《登岳阳楼》《登柳州城楼》《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琵琶行》，这个十佳也基本上都是悲情之词（除意气风发的《登鹳雀楼》之外），所以不能把“悲情”的标签专门贴在民国诗词课文身上。
从民国的这些语文课文榜单看，我们可以得…这样一个结论，民国的经典语文课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经典语文课文是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文课文的时代性也就意味着文学经典的时代性，反之亦是如此。事实上，不少文论家都非常强调经典的时代性，例如童庆炳指出，“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是经典建构的因素之一。南帆认为经典的时代性是经典建构的“横轴”，他说，“相对来说，我更为重视横轴的衡最。纵轴仅仅显示了传统、规范停泊在什么地方;横轴显示了重新写出文学经典的动力，以及传统在什么地方被重新激活”，他的结论是“经典是活的，而且时刻与我们同在”。文学经典是如此，语文课文也是如此。
三、附论：民国语文十佳作家
从民国初中十佳作家来看，其结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材对民国作家的选择结果相差很大：民国时胡适、梁启超、周作人排在前面，新中国成立后仅选录了梁启超的文章，近年胡适、周作人的文章逐渐出现在语文教材中，但分量很小。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胡适等三人虽然是民国初中作家的前三甲，但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共识”式的选录，而是离散程度比较高，如梁启超被选录最多（6次）的两篇文章是《学问之趣味》和《最苦与最乐》，胡适被选录前三篇的文章是《最后一课》（8次）、《柏林之围》和《文学的方法》（均为6次），周作人被选录最多（4次）的两篇文章是《苦雨》和《春天与其力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所统计的教材全部依据北京图书馆参考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主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所列举的书日。按照书日统计，民国时期共出版中学语文教材152套，但笔者检查后发现，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其中只有41套比较完整，笔者在此基础上筛选出32套作为统计数据源，其中初中13套，高中l9套。
初中：
叶绍钧等《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沈星一《初级古文读本》，中华书局1923年版;庄适《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胡怀琛《新时代初中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傅东华、陈望道《基本教科书·国文》，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徐蔚南《创造国文渎本》，世界书局1932年版;岁根泽、高远公《初中国文选本》，立达书局1933年版;朱剑芒《朱氏初中国文》，世界书局1933年版;朱文叔《初中国文读本》，中华书局1933年版;施蛰存《初中当代国文》，中学生书局1934年版;孙怒潮《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34年版;叶楚伧《初级中学国文》，正中书局1934年版;宋文翰《新编初中国文》，中华书局1937年版。
高中：
刘法曾、姚汉章《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2年版;林纾《重订中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吴曾祺《重订中学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许国英《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谢蒙《新制国文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版;穆济波《高级古文读本》，中华书局1925年版;朱剑芒《高中国文》，世界书局1929年版;沈颐《新中华国文》，新国民图书社1930年版;徐公美《高中国文》，南京书店1931年版;孙俍工《国文教科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杜天縻、韩楚原《杜韩两氏高中国文》，世界书局1933年版;薛无兢《高中当代国文》，中学生书局1934年版;王德林《高中国文》，中学生书局1934年版;傅东华《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国文》，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姜亮夫《高中国文选》，北新书局1934年版;何炳松《复兴高级中学国文课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叶楚伧《高级中学国文》，正中书局1935年版;宋文翰、张文治《新编高中国文》，中华书局1937年版;蒋伯潜《高中新国文》，世界书局1937年版。
二、民国中学经典课文
1.十佳散文课文
从表1榜单的篇日来看，这些民国中学的经典散文课文大致可以分为时代意识文、祭文、作文教学文、文学理论文和励志文等五大类，而时代意识文的篇日最多，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1）时代意识文
所谓的“时代意识文”是指体现民国时代意识的课文，或者说，因为时代意识而选录的课文，这类课文占据了这三个榜单的半壁江山。具体而言，这些时代意识及其课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极权专制和新中国想象。反对集权专制是民国社会之时代精神的焦点。在这些榜单中，黄宗羲的《原君》表现最为抢眼，无论是初中还是综合，都是排名第一。黄宗羲在清末民国精英中的地位极高，被尊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梁启超对他极为服膺，认为《明夷待访录》是“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原君》是反对极权帝制的著名文章。在文中，黄宗羲认为后来的人君“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提出人君应该“天下为主，君为客，儿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的主张。这个初步的民主思想恰恰是民国之所以立国的思想前提和基础。
紧随反对集权专制的是民国社会对新中国的想象。陶渊明《桃花源记》无须多言，《礼记·礼运》则是描绘了天下大同的美好图景而成为民国思想文化圈的经典作品。康有为首先依《礼运》提出“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二世说”，后来又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大同世界）的“三世说”。
另外，和反对集权专制密切相关的是反封建和理性启蒙，蔡元培的《理信与迷信》则肩负了这两个任务，文章旨在告诉愚昧的国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是因而后有是果”，不可“妄归其因于不可知之神”，要求国人“祛迷信而持理信”。
第二，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秦上录》《大铁椎传》是豪侠小说，也是英雄主义课文。民国是乱世，乱世则呼唤英雄，盼望英雄能力挽狂澜、重振乾坤，所以英雄主义旗鼓大张。伴随着英雄主义的炽热，豪侠文学在民国极为盛行，陈默说：“白20世纪初叶至40年代末，是我国武侠小说创作的‘狂潮激荡’的时期。”在这个背景下，《秦上录》《大铁椎传》由此上升为经典课文。同时，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受列强觊觎和蚕食，所以爱国主义一直在意识形态的高位中运行，《最后一课》《出师表》肩负了宣教爱国主义的重要任务。
第三，生命意识。在社会动荡时期，人人朝不保夕，悲叹人生和命运的“生命意识文学”便会受到欢迎和推崇。民国在大多时候处于混战纷乱时期，因此一些有生命意识的文学作品上升为时代经典，其中一些作品变成了语文课文。曹丕《与吴质书》全篇笼罩着“岁月易得”“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的伤感，正是这个生命意识才使得本文跻身民国的经典课文，且排位靠前。 或许这一点也可以解释《桃花源记》的上榜缘南，正是因为社会纷乱，所以人们渴望安宁平静的田园生活。据相关研究，陶渊明在清末民国时期是学术研究的大热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朱白清、朱光潜、胡适和鲁迅这些大家都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2）祭文
《泷冈阡表》《祭妹文》和《祭十二郎文》为古代三大祭文，它们都成为民国的经典课文，并且排名均靠前：前者列高中榜榜首，后二者列初中榜三、四位。三大祭文获得民国语文家的如此青睐，让人颇感意外，考究其中的原因，除感情真挚动人、文辞优美，应该也和“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有关。
（3）作文教学文
从榜单中可以看出，不少作品是作为作文教学的范例而选人。《李龙眠画罗汉记》《核舟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始得西山宴游记》《袁家渴记》都是此列。
（4）文学理论文和励志文
《典论论文》《说文解字序》《复鲁絜非书》都是文学理论文。《王冕的少年时代》是励志文，当今的语文教材依然沿用，此不赘述。
2.十佳诗词课文
从表2、表3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的语文家在选择诗词篇日时并没有较为一致的初、高中区分，不少诗词作品在这套教材的初中人选，而在另一套教材的高中人选，因此对诗词课文分别统计初、高中榜显得意义不大，故本文以中学为范围统计诗词课文榜。
民国这些经典诗词课文的选录原因并没有令人侧日之处，大部分篇日文质兼美，在今天仍然是经典课文，尤其是词作排行榜里的篇日，但是和普通的诗词选集相比，诗词榜单的有些特别篇日还是明显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识和一定的传统意识。
（1）时代意识
同散文一样，民国诗词课文榜中的时代意识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时代意识具体表现为“底层叙述”和爱国主义。
底层叙述。众所周知，在民国时期，民族精英认识剑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底层民众的问题，因此文化的视角丌始转向普罗大众，“平民主义”“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等口号相继提出，学界把这个转向概括为底层叙述。在两个诗词榜中，《伐檀》《孤儿行》都是底层叙述的代表。《伐檀》在20世纪前有多种解释，但没有一个解释导向底层叙述，如孟子认为是歌颂包括君子在内的劳动者：“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丁是。”《毛诗》认为是“刺贪”。到了20世纪后，在底层叙述的影响下，余冠英、顾颉刚等人提出了底层叙述的解释，如顾颉刚说：“《伐檀》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平民主义裹挟着底层叙述，极大提高了《伐檀》的地位，并使之成为民国中学语文最受欢迎的《诗经》课文之一，今天仍然是如此。《孤儿行》以孤儿的口吻叙述了他受兄嫂奴役的遭遇，如“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孤儿行》不再是《乐府》的名篇，但在民国时期却能进入诗歌课文十佳，完全是底层叙述的力量。
爱国主义。同散文榜单一样，诗词榜也体现了爱国主义，如《木兰诗》《满江红》《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都是此列，这些篇日至今沿用。
（2）传统意识
在诗歌课文榜中，今人非常陌生的《蓼莪》居然位居亚军，《诗经》篇日人选课文的冠军，这不禁让人大跌眼镜。众所周知，语文科承担着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民国时期的《蓼莪》恰恰承载了这项任务，它宣扬了孝道。在这首诗中，“莪”是篙的一种，俗名“报娘蒿”;“蓼”，茂盛貌。诗人白恨不如抱娘篙，而是孤独生长的篙、蔚，因为征役而不能反哺赡养父母，南此发出呼天抢地的呼号：“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人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毛诗序》日：“（《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这首诗不仅是孝情的自然抒发，也是演绎孝道的极佳范本。时至民国，虽然“孔家店”被狂轰滥炸，但孝道却是例外，依然得剑珍视和推崇。胡适在1943年说：“我在三十多年以前，曾主张废止读经，经过三十多年以后，我又要提倡读经，尤其特别要提倡读《孝经》……外国人说，我们中国没有宗教。我们中国是有宗教的，我们的宗教，就是儒教，儒教的宗教信仰，便是一孝字。”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蓼莪》也就坐上了民国中学语文课文中《诗经》篇日的第一把交椅。
或许有人会觉得，民国课文诗词榜还有一个特色是“悲情”，这些篇日多为悲情之辞，无欢娱之音。其实，如果我们翻丌一些诗词的排行榜，就会发现一些经典的诗词作品大多为悲情之辞。例如，据王兆鹏、孙凯云的统计，十佳唐诗是：《黄鹤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问）》《登高》《登鹳雀楼》《枫桥夜泊》《蜀道难》《登岳阳楼》《登柳州城楼》《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琵琶行》，这个十佳也基本上都是悲情之词（除意气风发的《登鹳雀楼》之外），所以不能把“悲情”的标签专门贴在民国诗词课文身上。
从民国的这些语文课文榜单看，我们可以得…这样一个结论，民国的经典语文课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经典语文课文是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文课文的时代性也就意味着文学经典的时代性，反之亦是如此。事实上，不少文论家都非常强调经典的时代性，例如童庆炳指出，“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是经典建构的因素之一。南帆认为经典的时代性是经典建构的“横轴”，他说，“相对来说，我更为重视横轴的衡最。纵轴仅仅显示了传统、规范停泊在什么地方;横轴显示了重新写出文学经典的动力，以及传统在什么地方被重新激活”，他的结论是“经典是活的，而且时刻与我们同在”。文学经典是如此，语文课文也是如此。
三、附论：民国语文十佳作家
从民国初中十佳作家来看，其结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材对民国作家的选择结果相差很大：民国时胡适、梁启超、周作人排在前面，新中国成立后仅选录了梁启超的文章，近年胡适、周作人的文章逐渐出现在语文教材中，但分量很小。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胡适等三人虽然是民国初中作家的前三甲，但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共识”式的选录，而是离散程度比较高，如梁启超被选录最多（6次）的两篇文章是《学问之趣味》和《最苦与最乐》，胡适被选录前三篇的文章是《最后一课》（8次）、《柏林之围》和《文学的方法》（均为6次），周作人被选录最多（4次）的两篇文章是《苦雨》和《春天与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