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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在我国已成燎原之势，在各界广泛认可和讨论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解释逻辑、建构路径和话语体系。为提升“包容性增长”研究的品质，推动研究向深度进展，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包容性增长”研究兴起的背景，概括学人关注的焦点分布，理顺研究思路的线性轨迹，归纳研究视域的平面铺陈，总结学术框架的立体构造，反思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研究途径：研究反思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1-0013-07
一、关注背景及其关注度
1.关注“包容性增长”的国际社会背景
第一，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认识不断深化，增长理论沿着单纯强调增长（涓滴增长）一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益贫式的增长（pro-poor growth）→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逻辑在演进。在“包容性增长”提出的过程中，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功不可没。他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工作，现在学术界援引的“包容性增长”概念多源于这些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从收入与非收入、过程与结果等维度阐释了“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理念，并尝试对其进行评价与测度，形成了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
第二，21世纪初至今，全球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全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国家数量却大幅增加，非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增强，不平等维度（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日益增多，而且这些维度之间呈现出相互关联和代际传递的趋势。在亚洲，在有数据可查的21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4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有所上升。于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呈现出来，即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和发展机会不平等。
第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助推了“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受到严重冲击，这极大地破坏了“包容性增长”的原则。虽然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成效明显，但由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方式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根本改变，外需缺乏持续增长动力，由上一经济周期形成的产能过剩在危机后凸显出来。外需导向、内需不足昭示着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2.关注“包容性增长”的国内社会背景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年均增长9.8%，2010年更是超越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GDP增长带来了贫困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但基尼系数显著上升，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上升至2009年的0.47。而且，城乡及地区间收入的不同步增长，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1985—2005年，城乡人均收入的比例由1.9：1上升至3.2：1，而沿海地区和西部省区的人均收入比例由1.4：1上升至2：1。收入差距的拉大引发了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GDP高速增长，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却相对滞后；GDP高速增长，就业却低速增长；收入差距扩大带来了贫富分化加剧；城乡差距扩大带来了区域分割问题严重。同时，经济结构不合理下的增长，也使得经济与生态矛盾逐步加剧，资源环境压力凸显。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其实就是世界发展的缩影，是一个“非均衡增长”的典型案例。
第二，“社会排斥”现象是推动“包容性增长”问题获得高度关注的重要推手。“社会排斥”是指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阶层或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阶层或群体的社会排斥现象，它与社会包容相对。在我国现行的社会政策、法律法规中，“社会排斥”现象是存在的，如城市农民工不能享受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城市市容管理与小商贩的冲突、城市化进程中的强拆问题，等等。毫无疑问，这种排斥性体制具有造成社会结构断裂和政治秩序崩溃的风险。
3.“包容性增长”的社会关注度激增
随着包容性增长这一语汇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其社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们从学术论文与媒体报道对它的关注度可见一斑（见表1）。可以看出，2009年之前，这一主题基本上处于未关注状态，而2010年，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传媒界对其关注度一下激增，2011年增长则更快。这主要源于国家主席胡锦涛近些年在多种场合下提到“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缘故。因此，笔者认为，一个语汇的政治关注可以带来较大效应的学术关注与媒体关注，同时，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家的“政治发动”，然后在媒体与学术界的双重关注下得以持久的讨论，最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分析当前的关注现象可以发现，首先，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企业经济、农业经济等领域。其中，前两项宏观研究的关注度占总数的66.29%。其次，从关注学者的地域分布看，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西北大学，形成了一定的研究集群，而这些研究集群大多数分布在我国的较发达地区，即北京、浙江与江苏。最后，从学术研究获得的资助来看，有23项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即国家层面的资助（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占总数的76.47%，这说明了国家级基金在这一主题研究中的倾向性态度，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关注度。此外，还有一项研究受到国外基金（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
二、研究主题的平面铺陈
在“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上，胡锦涛主席又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对此，学术界以这两个核心概念为线索，探讨了与此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并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
1.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理解
对“包容性增长”这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与影响的，当属林毅夫教授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据不完全统计，有关“包容性增长”的文章中，以此文作为参考文献或直接引用的约有70篇。在后来的文献中，关于“包容性增长”内涵的理解，代表性观点有四种。第一，机会均等与利益共享的发展。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就是“参与”和“共享”，只有在所有民众都能够“参与”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第二，关注贫困和弱势群体的发展。汤敏认为“包容性增长”最核心的含义就是应使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收益，最好是使其多受益。第三，“包容”是民生发展的制度诉求，包容性增长就是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的有机协同，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旨向。第四，包容性增长应该体现在“经济包容”与“社会包容”两个基本层面，以协调发展为重要价值导向，表现为绿色增长、均衡增长、正义增长和全面增长等多方面。 透过不同的语义表达可以看出，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理解，研究者达成了以下三点共识：第一，包容性增长倡导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即包容性发展，它“包含的内容宏大，需要考量的因素繁多，走的路线不能一蹴而就”。第二，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相契合。可以说，它是这些执政理念的进一步具体化与可操作化，因此，有学者称，我国未来五年的发展将是“包容性增长”的五年。第三，包容性增长具有双重内涵，国内层面上主要侧重于机会平等、全民参与和成果共享，在国际层面则主要强调尊重差异、共赢共存和承担责任。
2.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意义
第一，“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无疑是一个理论突破与创新，它丰富与发展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与“中国道路”相契合，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找到了更为科学的道路。
第二，“包容性增长”要求公平与效率“质”的统一，确保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强调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为普通老百姓所享受，使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民生问题得以解决，为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持续动力和根本保障。因此，“包容性增长”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第三，对世界而言，“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一方面，它准确地切中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另一方面，它能促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道共同解决气候、环境、资源、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
3.倡导“包容性增长”的多重依据
对于我国为何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学术界从现实、法律与道德三个层面提出了论据。
第一，“包容性增长”的现实依据，乃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非包容性”问题，即存在一些自然与人为的排斥性因素。首先，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的有限不能支撑现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其次，政府把发展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简化成GDP增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根源于中国长期奉行“GDP主义”。最后，“政府本位”的制度缺陷导致经济增长不包容、收入分配不公以及公共服务不均。林毅夫认为：“制度缺陷和市场不完善为个人和企业的寻租行为留下了巨大空间”，“收入的不均等进一步导致了接受基础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方面机会的不均等”。
第二，我国法律与法规的相关规定也支持着“包容性增长”这一发展理念。有学者认为，“包容性增长”理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文本中已初步生成，它是社会主义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特色的浓缩，也体现了保护人的尊严的最高宪法价值，反映出保障社会权的社会主义宪法的结构。
第三，“包容性增长”的道德依据，主要体现为它的“正义”品质。“包容性增长”倡导的机会平等和公平分配，饱含着正义的理论品质。因此，一个社会为增进“包容性”所做的努力，回应了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和广大民众对社会正义的诉求，成就了现代社会的正义事业。
4.政府达致“包容性增长”的路径
“包容性增长”理论规定了促进全面发展的方式，提出了实现社会和谐的路径，它的实现又必须借助政府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进行总体规划和实施。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包容性增长”抑或是“顶层设计”，贯穿这三者的主线都是在制度构建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对此，学术界围绕政府的制度作为提出了以下路径。
第一，转变政府的发展思维，改变现有的发展价值观。从根本上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方式，即“GDP主义”，使地方政府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更多、更好地关注如何让人民均衡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向全社会倡导一种科学的发展理念。
第二，关注民生，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始终把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生存保障放在突出地位，积极构建人人平等地接受教育和享有基本医疗卫生保健的社会事业体系，完善民生保障的法律机制，保护民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保障事业顺利进行。
第三，深化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分配机制，既要有利于市场效率，又要友善对待社会弱势群体；既要健全分配的各个阶段，又要培养更多社会中等收入阶层。通过健全税收体系，控制收入差距，避免社会两极分化。
第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包容。在城乡包容性发展上，要从制度上减少城市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限制，并逐渐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同等的发展机会。在区域包容上，一方面，政府要制定积极的政策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合理进行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也要积极支持后发地区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的多学科展开
包容性增长的研究还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每一视域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一趋势无疑给“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拓展了思路与空间。尽管这些观点还没有形成共识，但它们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1.哲学与伦理学的研究视域
从学术拓展的角度来看，具有哲学思维学者的加入可以增加包容性增长基础理论的思辨性与深刻性，他们提出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第一，包容性增长的哲学基础。包容性增长在“伦理一经济”的价值生态转换中凸显其特有的伦理意蕴；包容性增长也是一个自由不断加强的过程，体现出来的是对“包容性道德”的不断接近；包容性增长不涉及任何具体的差异性内容，它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求“真实的”合理性；包容性增长在引导道德生活中实现公众的广泛认同。
第二，“包容性增长”的向善性。包容性增长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既当做一种目的，也当做一种手段，这种向善性主要表现在将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置于可靠的伦理基石之上，它具体表现在：一是对公平正义的热切渴求与期许；二是对公平与效率的极力兼顾；三是对人的尊严的莫大维护。
第三，从伦理决策视角分析包容性增长。在“伦理决策”的语境下，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伦理发展路径、以市场为依托的经济伦理发展路径以及以社会为背景的生态伦理发展路径。
2.政治学与政治衍生学科的视域 包容性增长倡导的共享、公平、正义等价值与现代政治主张的民主、自由、法治相契合，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第一，“包容性增长”对政治发展有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终结了经济增长主义，有望化解政治合法性的“政绩困局”难题；拉启了经济“存量改革”的大幕，有望重塑和谐的政治、社会关系；促进了参与经济发展与分享经济成果的机会平等，有望拓展政治正义的实现路径；避开了“李普塞特假说”的陷阱，有望进一步触发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通过“政治建设”实现“包容性增长”。一方面，通过发挥政治建设系统的特殊作用，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系统能量相互协调，进而弥补差异、消弭冲突，从而形成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合力。另一方面，选择动态稳定的政治建设形式，充分发挥其灵活性和适应性，不断在改革和变迁中修正预想路径，从而摒弃不合时宜的能量，与时俱进吸纳新能量，推进包容性增长的实现。
第三，从政治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冲突关系。人类自身各个方面取得的进步与成就说明，合作关系是主流。所以，社会有责任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予以必要的帮助，唯有如此，广大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才能真正实现。
3.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与经济管理的视域
管理强调效率与技术，但也不能忽视正义与价值。对此，这一领域基于包容性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管理过程中的正义与价值属性。
第一，在行政管理领域内，有学者提出包容性行政管理，并认为，包容性行政管理应是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目标。其中，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尤为重要。此外，完善我国行政救助制度也是包容性行政管理的题中之意。
第二，在企业管理领域内，有学者主张，摒弃单纯把财务指标的增长作为首要绩效目标的做法，而采取以包容性增长的新理念推进企业管理创新，树立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以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其中，国有企业更要担当起“绿色增长”和“分享增长”的社会责任。
第三，经济管理的学者主要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来解读包容性增长，有学者认为，三个产业协同升级必须带动要素利用格局的调整，对此，要疏通要素流动渠道，实现不同层级要素的价值，尤其是将“底层要素”纳入包容性的发展框架，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4.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视域
第一，法学视域的代表性观点有：从宪法的角度看，宪法及其相关法律制度的确立是实现包容性发展最为重要的途径，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从专业法角度看，经济法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与科学的立法，必然为保护公民权益做出更大贡献，从而把包容性增长落到实处。
第二，社会学视域的学者在分析城市问题时指出，包容乃是城市社会整合的核心，包容性发展的目标是在有序的城市化进程中达到社会的重新整合，以包容性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城市化应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应当尊重城市化社会系统内生的运行规律，逐步减少乃至完全消除主导城市化过程的“人治”色彩，以法治原则处理城市化中经济、政治、法律之间不协调和系统失衡问题。
四、研究框架的建构及其展望
1.三种研究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体而言，在分析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问题时，学术界大致形成了三种分析框架。这些分析框架对包容性增长研究的“立体构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个体一环境”的分析框架。基于“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划分，有学者认为，如果政策干预能够成功地保证获得机会的充分平等，那么结果的不平等就只能反映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异。因此，消除与环境相关的恶性不平等，以减轻结果中机会不平等程度，是包容的核心并且处于包容性增长战略的中心位置。按照这种思路，公共政策致力于帮助处于劣势环境的人群，从而保证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竞技场。
第二，“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特定的结构必然产生特定的功能，包容性增长的结构体系可以分为有形的结构体系与无形的结构体系。其中，国内“有形结构”涉及制度、政策、权利；“无形结构”涉及经济增长理念的转变、公民文化的塑造。国际“有形结构”体系涉及各种跨国合作组织；“无形结构”体系包含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成长以及国际间合作共赢共识的形成。在这些合理结构的基础上，政府才能实现其执政的合法性、社会稳定、生态环保以及合作共赢的主要功能。
第三，“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发展型体制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即官僚威权主义的“强国家一弱社会”结构。这种国家主导的发展型体制，在创造奇迹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因此，发展型体制必须从非均衡增长向包容性发展转型。日本与韩国的发展经验瀹恰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基于对中国发展“非包容性”的反思，“包容性增长”迅速获得了学术界的响应，这也彰显了学术界对现实问题把握的敏锐性和及时性。从目前的文献看，对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有两个特点：其一，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转型，包容性增长逐渐成为主流话语，并且有不断壮大的研究群体以及越来越多的学术支持者。其二，初步形成其独特的研究体系，虽然包容性发展理念形成和理论发展的时间不是很长，却隐含着一个严密的逻辑框架和完整的内容体系。
2.对未来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展望
就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困难、问题及其严峻性来看，“包容性增长”的理论研究还明显滞后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为了促使研究的良性开展，我们要正视目前研究工作的不足，把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推向深入。
第一，厘定“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任何研究如果缺乏核心概念的界定，必将影响这一领域研究的独立性。目前，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对概念的争鸣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理解，随着研究的进展，相关概念应该集聚收缩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核心概念。此外，还出现了“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两个概念混淆的情况。单从语义上理解，发展是比增长更高层次的概念，因此，如何界定这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学术传承关系，对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基本内涵有一个比较共识性的结论是比较有意义的。
第二，拓宽“包容性增长”的研究视野与方法。相对而言，包容性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起点不高，而且研究中有大量的重复现象，这些都在所难免。深入的研究就不会产生这些“初始性问题”，即研究视角单一化、思维模式固定化与问题简单化。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向以下三个方向拓展：一是由从宏大叙事式的研究转向具体问题的研究；二是从纯理论研究转向经验总结、经典个案分析的实证研究；三是除了定性研究之外，还需要引入定量分析方法，以建立评价与测度“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指标体系。
第三，回应“包容性增长”的实践悖论。“包容性增长”虽然在理论上融合了“包容”与“增长”，平衡了公平与效率，缓解了单纯增长带来的冲突，但是在实践中尤其是在中国当下的发展语境下，如何让已经陷入“唯增长依赖”的地方政府和官员放弃既得利益，主动担负包容的责任，是学术界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提升“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研究品味的客观要求。
概言之，学术界如果能在以上三个问题上有所作为，必将推动“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在深与广的两个维度上完成“理论拓值”。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研究途径：研究反思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1-0013-07
一、关注背景及其关注度
1.关注“包容性增长”的国际社会背景
第一，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认识不断深化，增长理论沿着单纯强调增长（涓滴增长）一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益贫式的增长（pro-poor growth）→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逻辑在演进。在“包容性增长”提出的过程中，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功不可没。他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工作，现在学术界援引的“包容性增长”概念多源于这些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从收入与非收入、过程与结果等维度阐释了“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理念，并尝试对其进行评价与测度，形成了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
第二，21世纪初至今，全球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全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国家数量却大幅增加，非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增强，不平等维度（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日益增多，而且这些维度之间呈现出相互关联和代际传递的趋势。在亚洲，在有数据可查的21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4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有所上升。于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呈现出来，即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和发展机会不平等。
第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助推了“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受到严重冲击，这极大地破坏了“包容性增长”的原则。虽然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成效明显，但由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方式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根本改变，外需缺乏持续增长动力，由上一经济周期形成的产能过剩在危机后凸显出来。外需导向、内需不足昭示着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2.关注“包容性增长”的国内社会背景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年均增长9.8%，2010年更是超越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GDP增长带来了贫困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但基尼系数显著上升，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上升至2009年的0.47。而且，城乡及地区间收入的不同步增长，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1985—2005年，城乡人均收入的比例由1.9：1上升至3.2：1，而沿海地区和西部省区的人均收入比例由1.4：1上升至2：1。收入差距的拉大引发了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GDP高速增长，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却相对滞后；GDP高速增长，就业却低速增长；收入差距扩大带来了贫富分化加剧；城乡差距扩大带来了区域分割问题严重。同时，经济结构不合理下的增长，也使得经济与生态矛盾逐步加剧，资源环境压力凸显。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其实就是世界发展的缩影，是一个“非均衡增长”的典型案例。
第二，“社会排斥”现象是推动“包容性增长”问题获得高度关注的重要推手。“社会排斥”是指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阶层或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阶层或群体的社会排斥现象，它与社会包容相对。在我国现行的社会政策、法律法规中，“社会排斥”现象是存在的，如城市农民工不能享受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城市市容管理与小商贩的冲突、城市化进程中的强拆问题，等等。毫无疑问，这种排斥性体制具有造成社会结构断裂和政治秩序崩溃的风险。
3.“包容性增长”的社会关注度激增
随着包容性增长这一语汇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其社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们从学术论文与媒体报道对它的关注度可见一斑（见表1）。可以看出，2009年之前，这一主题基本上处于未关注状态，而2010年，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传媒界对其关注度一下激增，2011年增长则更快。这主要源于国家主席胡锦涛近些年在多种场合下提到“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缘故。因此，笔者认为，一个语汇的政治关注可以带来较大效应的学术关注与媒体关注，同时，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家的“政治发动”，然后在媒体与学术界的双重关注下得以持久的讨论，最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分析当前的关注现象可以发现，首先，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企业经济、农业经济等领域。其中，前两项宏观研究的关注度占总数的66.29%。其次，从关注学者的地域分布看，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西北大学，形成了一定的研究集群，而这些研究集群大多数分布在我国的较发达地区，即北京、浙江与江苏。最后，从学术研究获得的资助来看，有23项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即国家层面的资助（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占总数的76.47%，这说明了国家级基金在这一主题研究中的倾向性态度，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关注度。此外，还有一项研究受到国外基金（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
二、研究主题的平面铺陈
在“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上，胡锦涛主席又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对此，学术界以这两个核心概念为线索，探讨了与此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并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
1.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理解
对“包容性增长”这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与影响的，当属林毅夫教授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据不完全统计，有关“包容性增长”的文章中，以此文作为参考文献或直接引用的约有70篇。在后来的文献中，关于“包容性增长”内涵的理解，代表性观点有四种。第一，机会均等与利益共享的发展。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就是“参与”和“共享”，只有在所有民众都能够“参与”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第二，关注贫困和弱势群体的发展。汤敏认为“包容性增长”最核心的含义就是应使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收益，最好是使其多受益。第三，“包容”是民生发展的制度诉求，包容性增长就是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的有机协同，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旨向。第四，包容性增长应该体现在“经济包容”与“社会包容”两个基本层面，以协调发展为重要价值导向，表现为绿色增长、均衡增长、正义增长和全面增长等多方面。 透过不同的语义表达可以看出，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理解，研究者达成了以下三点共识：第一，包容性增长倡导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即包容性发展，它“包含的内容宏大，需要考量的因素繁多，走的路线不能一蹴而就”。第二，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相契合。可以说，它是这些执政理念的进一步具体化与可操作化，因此，有学者称，我国未来五年的发展将是“包容性增长”的五年。第三，包容性增长具有双重内涵，国内层面上主要侧重于机会平等、全民参与和成果共享，在国际层面则主要强调尊重差异、共赢共存和承担责任。
2.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意义
第一，“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无疑是一个理论突破与创新，它丰富与发展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与“中国道路”相契合，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找到了更为科学的道路。
第二，“包容性增长”要求公平与效率“质”的统一，确保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强调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为普通老百姓所享受，使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民生问题得以解决，为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持续动力和根本保障。因此，“包容性增长”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第三，对世界而言，“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一方面，它准确地切中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另一方面，它能促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道共同解决气候、环境、资源、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
3.倡导“包容性增长”的多重依据
对于我国为何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学术界从现实、法律与道德三个层面提出了论据。
第一，“包容性增长”的现实依据，乃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非包容性”问题，即存在一些自然与人为的排斥性因素。首先，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的有限不能支撑现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其次，政府把发展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简化成GDP增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根源于中国长期奉行“GDP主义”。最后，“政府本位”的制度缺陷导致经济增长不包容、收入分配不公以及公共服务不均。林毅夫认为：“制度缺陷和市场不完善为个人和企业的寻租行为留下了巨大空间”，“收入的不均等进一步导致了接受基础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方面机会的不均等”。
第二，我国法律与法规的相关规定也支持着“包容性增长”这一发展理念。有学者认为，“包容性增长”理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文本中已初步生成，它是社会主义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特色的浓缩，也体现了保护人的尊严的最高宪法价值，反映出保障社会权的社会主义宪法的结构。
第三，“包容性增长”的道德依据，主要体现为它的“正义”品质。“包容性增长”倡导的机会平等和公平分配，饱含着正义的理论品质。因此，一个社会为增进“包容性”所做的努力，回应了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和广大民众对社会正义的诉求，成就了现代社会的正义事业。
4.政府达致“包容性增长”的路径
“包容性增长”理论规定了促进全面发展的方式，提出了实现社会和谐的路径，它的实现又必须借助政府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进行总体规划和实施。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包容性增长”抑或是“顶层设计”，贯穿这三者的主线都是在制度构建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对此，学术界围绕政府的制度作为提出了以下路径。
第一，转变政府的发展思维，改变现有的发展价值观。从根本上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方式，即“GDP主义”，使地方政府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更多、更好地关注如何让人民均衡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向全社会倡导一种科学的发展理念。
第二，关注民生，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始终把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生存保障放在突出地位，积极构建人人平等地接受教育和享有基本医疗卫生保健的社会事业体系，完善民生保障的法律机制，保护民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保障事业顺利进行。
第三，深化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分配机制，既要有利于市场效率，又要友善对待社会弱势群体；既要健全分配的各个阶段，又要培养更多社会中等收入阶层。通过健全税收体系，控制收入差距，避免社会两极分化。
第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包容。在城乡包容性发展上，要从制度上减少城市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限制，并逐渐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同等的发展机会。在区域包容上，一方面，政府要制定积极的政策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合理进行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也要积极支持后发地区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的多学科展开
包容性增长的研究还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每一视域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一趋势无疑给“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拓展了思路与空间。尽管这些观点还没有形成共识，但它们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1.哲学与伦理学的研究视域
从学术拓展的角度来看，具有哲学思维学者的加入可以增加包容性增长基础理论的思辨性与深刻性，他们提出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第一，包容性增长的哲学基础。包容性增长在“伦理一经济”的价值生态转换中凸显其特有的伦理意蕴；包容性增长也是一个自由不断加强的过程，体现出来的是对“包容性道德”的不断接近；包容性增长不涉及任何具体的差异性内容，它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求“真实的”合理性；包容性增长在引导道德生活中实现公众的广泛认同。
第二，“包容性增长”的向善性。包容性增长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既当做一种目的，也当做一种手段，这种向善性主要表现在将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置于可靠的伦理基石之上，它具体表现在：一是对公平正义的热切渴求与期许；二是对公平与效率的极力兼顾；三是对人的尊严的莫大维护。
第三，从伦理决策视角分析包容性增长。在“伦理决策”的语境下，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伦理发展路径、以市场为依托的经济伦理发展路径以及以社会为背景的生态伦理发展路径。
2.政治学与政治衍生学科的视域 包容性增长倡导的共享、公平、正义等价值与现代政治主张的民主、自由、法治相契合，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第一，“包容性增长”对政治发展有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终结了经济增长主义，有望化解政治合法性的“政绩困局”难题；拉启了经济“存量改革”的大幕，有望重塑和谐的政治、社会关系；促进了参与经济发展与分享经济成果的机会平等，有望拓展政治正义的实现路径；避开了“李普塞特假说”的陷阱，有望进一步触发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通过“政治建设”实现“包容性增长”。一方面，通过发挥政治建设系统的特殊作用，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系统能量相互协调，进而弥补差异、消弭冲突，从而形成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合力。另一方面，选择动态稳定的政治建设形式，充分发挥其灵活性和适应性，不断在改革和变迁中修正预想路径，从而摒弃不合时宜的能量，与时俱进吸纳新能量，推进包容性增长的实现。
第三，从政治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冲突关系。人类自身各个方面取得的进步与成就说明，合作关系是主流。所以，社会有责任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予以必要的帮助，唯有如此，广大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才能真正实现。
3.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与经济管理的视域
管理强调效率与技术，但也不能忽视正义与价值。对此，这一领域基于包容性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管理过程中的正义与价值属性。
第一，在行政管理领域内，有学者提出包容性行政管理，并认为，包容性行政管理应是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目标。其中，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尤为重要。此外，完善我国行政救助制度也是包容性行政管理的题中之意。
第二，在企业管理领域内，有学者主张，摒弃单纯把财务指标的增长作为首要绩效目标的做法，而采取以包容性增长的新理念推进企业管理创新，树立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以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其中，国有企业更要担当起“绿色增长”和“分享增长”的社会责任。
第三，经济管理的学者主要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来解读包容性增长，有学者认为，三个产业协同升级必须带动要素利用格局的调整，对此，要疏通要素流动渠道，实现不同层级要素的价值，尤其是将“底层要素”纳入包容性的发展框架，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4.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视域
第一，法学视域的代表性观点有：从宪法的角度看，宪法及其相关法律制度的确立是实现包容性发展最为重要的途径，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从专业法角度看，经济法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与科学的立法，必然为保护公民权益做出更大贡献，从而把包容性增长落到实处。
第二，社会学视域的学者在分析城市问题时指出，包容乃是城市社会整合的核心，包容性发展的目标是在有序的城市化进程中达到社会的重新整合，以包容性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城市化应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应当尊重城市化社会系统内生的运行规律，逐步减少乃至完全消除主导城市化过程的“人治”色彩，以法治原则处理城市化中经济、政治、法律之间不协调和系统失衡问题。
四、研究框架的建构及其展望
1.三种研究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体而言，在分析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问题时，学术界大致形成了三种分析框架。这些分析框架对包容性增长研究的“立体构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个体一环境”的分析框架。基于“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划分，有学者认为，如果政策干预能够成功地保证获得机会的充分平等，那么结果的不平等就只能反映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异。因此，消除与环境相关的恶性不平等，以减轻结果中机会不平等程度，是包容的核心并且处于包容性增长战略的中心位置。按照这种思路，公共政策致力于帮助处于劣势环境的人群，从而保证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竞技场。
第二，“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特定的结构必然产生特定的功能，包容性增长的结构体系可以分为有形的结构体系与无形的结构体系。其中，国内“有形结构”涉及制度、政策、权利；“无形结构”涉及经济增长理念的转变、公民文化的塑造。国际“有形结构”体系涉及各种跨国合作组织；“无形结构”体系包含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成长以及国际间合作共赢共识的形成。在这些合理结构的基础上，政府才能实现其执政的合法性、社会稳定、生态环保以及合作共赢的主要功能。
第三，“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发展型体制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即官僚威权主义的“强国家一弱社会”结构。这种国家主导的发展型体制，在创造奇迹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因此，发展型体制必须从非均衡增长向包容性发展转型。日本与韩国的发展经验瀹恰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基于对中国发展“非包容性”的反思，“包容性增长”迅速获得了学术界的响应，这也彰显了学术界对现实问题把握的敏锐性和及时性。从目前的文献看，对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有两个特点：其一，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转型，包容性增长逐渐成为主流话语，并且有不断壮大的研究群体以及越来越多的学术支持者。其二，初步形成其独特的研究体系，虽然包容性发展理念形成和理论发展的时间不是很长，却隐含着一个严密的逻辑框架和完整的内容体系。
2.对未来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展望
就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困难、问题及其严峻性来看，“包容性增长”的理论研究还明显滞后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为了促使研究的良性开展，我们要正视目前研究工作的不足，把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推向深入。
第一，厘定“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任何研究如果缺乏核心概念的界定，必将影响这一领域研究的独立性。目前，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对概念的争鸣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理解，随着研究的进展，相关概念应该集聚收缩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核心概念。此外，还出现了“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两个概念混淆的情况。单从语义上理解，发展是比增长更高层次的概念，因此，如何界定这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学术传承关系，对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基本内涵有一个比较共识性的结论是比较有意义的。
第二，拓宽“包容性增长”的研究视野与方法。相对而言，包容性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起点不高，而且研究中有大量的重复现象，这些都在所难免。深入的研究就不会产生这些“初始性问题”，即研究视角单一化、思维模式固定化与问题简单化。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向以下三个方向拓展：一是由从宏大叙事式的研究转向具体问题的研究；二是从纯理论研究转向经验总结、经典个案分析的实证研究；三是除了定性研究之外，还需要引入定量分析方法，以建立评价与测度“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指标体系。
第三，回应“包容性增长”的实践悖论。“包容性增长”虽然在理论上融合了“包容”与“增长”，平衡了公平与效率，缓解了单纯增长带来的冲突，但是在实践中尤其是在中国当下的发展语境下，如何让已经陷入“唯增长依赖”的地方政府和官员放弃既得利益，主动担负包容的责任，是学术界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提升“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研究品味的客观要求。
概言之，学术界如果能在以上三个问题上有所作为，必将推动“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在深与广的两个维度上完成“理论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