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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5-03-12
[作者简介] 张冬阳（1986-），男，河南许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
① 针对广岛屏居时的赖山阳，坂本箕山《赖山阳》（启文社，1913年）、市岛春城《随笔赖山阳》（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25年）、德富苏峰《赖山阳》（民友社，1926年）和木崎爱吉《赖山阳的人与思想》（今日问题社，1943年）有专论。在国内，张冬阳《赖山阳史学的整体考察报告》（《外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对此略有涉及，其《赖山阳的汉学与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80～128页则专论此事。日本人的文章感情奔放，主观性强，并非严谨的学术论著;张冬阳的博士论文结构较松散，论点不够集中。
[内容摘要] 江户时代后期汉学家、史学家赖山阳，21岁因脱藩被软禁于广岛家中，在30岁前行动受限。期间他选编《古文典刑》与《小文规则》，评注《孟子》，完成了《日本外史》与《新策》的初稿。赖山阳的屏居主观上有效仿古圣贤罹难发奋的强烈意味，是他学术的奠基时期。更重要的是，作为“国民精神自觉的先驱”，他追逐自由、敢于挑战传统权威的精神也引领了时代风气，为幕末国家与社会的成功转型打下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 赖山阳;日本汉学;日本史学;日本外史;江户时代后期
[中图分类号] K313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2-0016-09
江户时代后期汉学家、史学家赖山阳（1780—1832，名襄，字子成，号山阳，通称久太郎），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是颇有争议的怪杰。他终身不仕，潇洒一生，是“学者中的浪人，抑或浪人中的学者”，是“一世的宠儿”[1]8。他二十几岁戴罪屏居时撰修《日本外史》一事，在后人富于诗意的描述下，已升华为“山阳传奇”中最重要的一环：
1800年9月，21岁的赖山阳因脱藩被软禁于广岛家中，是象征世纪之交日本思想史世代交替的重大事件。被软禁、废嫡、成为一介浪人的赖山阳，在幽居岁月里创作《日本外史》，标志着新的思想潮流的到来[2]。
赖山阳年轻时“豪侠狂妄”，“耽于浪游”，“恶行不断”[3]139-140，先后经历脱藩、幽闭、废嫡、离婚、再度脱藩等变故，“行为超出常轨极限，与亲朋好友恩断义绝”[4]。从宽政十二年（1800年）十一月五日被囚于一室，到文化二年（1805年）五月九日解除监禁，再到文化六年（1809年）十二月廿七日离开广岛，他“绝念功名，一意文章，屏居无事，俯仰百世，以其宿好论载国事”[5]109，不但选编《古文典刑》与《小文规则》，评注《孟子》，阐发自己的汉学心得;而且确立了一生的修史计划，完成了《日本外史》与《新策》的初稿。广岛屏居是“赖山阳学术的奠基期”[6]83，是他自我反省与人生定位的过程。鉴于国内相关研究的贫乏①，本文专门述论此事，以为嚆矢。
一、“累世箕裘学有源，壮年屏迹贲丘园”[7]921——戴罪屏居
山阳之父赖春水（1746—1816）本名惟完（初名惟宽），字千秋（初字伯栗），通称弥太郎，号春水（别号拙巢、和亭、霞厓），是安艺国广岛藩学头，当代大儒，“笃于友谊，交道极广”，“以道艺知名海内，所交皆一时贤豪，以名教为己任”[5]290。春水弟春风（名惟强，字千龄）与杏坪（名惟柔，字千祺，1756—1834）也是名士，时人以“四方春水、圆春风、三角杏坪”[1]55称其兄弟。弟兄三人中，春水与杏坪都在广岛藩任职，春风则在老家竹原行医不仕。山阳母亲梅飔（饭冈静，号梅飔）也是位才女，“善诵读，有阃仪”[5]292。作为家中独子，赖山阳从小接受严格教育，异常早慧。他12岁作《立志论》，称“吾党非传夫古帝王治天下民之术者乎，而徒拘拘然喧哗是审，寻章摘句，以为一生大业”，“其业虽贵，与庸俗奚择”，“男儿不学则已，学则当超群矣”，立志要“群古贤圣豪杰”[5]1-2。“十三岁时，先人（春水）只役江门（江户），家信中时有襄诗，诸老人偶见奖赏”[8]70。“十四五岁因曝书，见苏文史论，诧曰：‘天地间有如此可喜者！’乃窃诵习，手抄《范增论》及《倡勇敢策》贴壁日观之，自是遂有学文之志。”[8]91-9217岁又作《记保元战事》等14篇记叙文与《古今总议》等9篇史论，表现出对历史题材的浓厚兴趣。
赖山阳“有志于游久矣，未能得其十一”，常叹“夫天下士子非不众也，偷食安坐，章句是务，不经事之艰，不涉物之变，龌龊自足，而其气不振，是何望事业哉”，认为自己“亦其一也”[5]7。宽政九年（1797年）三月十二日他随叔父杏坪赴江户游学，沿路“目击心算，矢口成章”[9]18，作《东游诗卷》。在江户一年间，“宽政三博士”中的尾藤二洲（1747—1813）与柴野栗山（1736—1807）都对他言传身教。他也常以诗文与人较艺，“襄在江户昌平学，诸友试余，以线香一炷作四言三十首，其题则抡汉土将帅充之”[9]28，乃从姜尚至徐达，援笔立就，展现了史学与汉文的深厚功底。随着知识与阅历的增加，赖山阳像历代哲人一样，跟随心中的感觉，开始探寻人生的意义。在江户，他对个人命运的思索常不觉委诸笔端：
古之人，不必仕也，不必不仕也，遇如何已！大丈夫不仕则已，仕当得英主，展其所素负之才，行其尝所学之道，经其国家，济其民人，是古之人所以乐于仕也。若其所以乐于不仕，则无知己之主也，无展才之地也。乃决焉起，广游天下名山大泽，周交天下豪杰奇伟之士，舒其怀抱，以传其道于千载是已[5]40。（《与广濑以宁书》，宽政九年）
今也一世之人，皆妇女子耳。其从学者，或志文辞，或志实学，一则华靡无实，一则高妙无益。只有实有益者，有武学而已。武学者何也？一其气而已。气一则可为一世之男儿也。一则何？居高厦大屋无异居竹篱柴门，居干戈矢石之地无别居高厦大屋之中，所谓大丈夫不以贫福穷达改其节操者是也……故能一其气，则可以动天地万物也。男子生于天地之间，此为立志第一义也。元杰（山阳化名）之志与学，盖如此而已[5]41-42。（《呈平山子龙书》，宽政九年） 江户归来的山阳日益苦闷忧郁。宽政十一年（1799年）二月廿二日，受父母之命，山阳与本藩儒医御园道英女御园淳结婚。婚后他便很少在家，整日恣意游乐，“狂荡无检，借口张京兆、谢东山，或唱和于花烛影底，或求诗思于十二桥上豪饮，耳热倚柱，歌雨夜谣，使念奴、龟年辈仿高阡调，手执羯鼓，为遒上悲壮之声，声落大海，潮水为涌，左右顾眄，旁若无人，当此时，视一座笄黛，如奴隶然。”[5]49赖山阳“行检不谨，素讥乡党”[10]5，常因“夜归太迟”[3]125被春水禁足。春水与梅飔则“日夜危惧”[10]5，不但限制他外出，甚至将其书信扣押检查。宽政十二年（1800年）正月十五，山阳改名为“改亭”、“悔亭”，向父母表示悔过。
宽政十二年九月二日，春水大叔父赖传五郎在老家竹原逝世（75岁），翌日死讯传来，春水尚在江户。九月五日清晨，山阳以去竹原吊唁为名，冒雨离开广岛，并在途中将仆人太助遣回。九月八日传来消息：山阳并未去竹原，而是中途转向他往，不知所终。广岛藩法甚严，藩士嫡子脱藩要追讨（追打）到底，情节恶劣的格杀勿论。山阳出奔使赖家乱成一团，梅飔连夜不眠，已有身孕的淳跑回娘家。
九月十三日，赖杏坪在给菅野真斋的信中说：“家侄久太郎，同姓（指春水）东行以来，日益狂妄，恶行不断，本月五日出亡鄙邑，虽差数人寻找而不得”，想起去年在此求学的京都人福井新九郎与山阳有远行之约，认为山阳在京都的可能性最大，希望帮忙打探消息[3]139。十九日杏坪又向大坂篠田家（饭冈存斋）求助，去信说：“久太郎近年多有放纵，家兄留守时耽于浪游，亲朋恳切劝诫，不思悔改”，认为山阳“虽无犯法之念”，系“豪侠狂妄”使然，但藩法严厉，又是“宗家独子”，称事关“敝家存亡所系”，“于公于私，难以措置”[3]140。
经打探，自九月廿八日以来，山阳确实在京都，和福井新九郎在一起。十月七日，春风从竹原来广岛，与杏坪商讨对策。十三日，山阳跟随追讨他的手岛伊助与石井仪右卫门，离京西归，走到“播州鸠”地方时再次逃跑。十一月二日，几经周折，山阳终于被带回，三日后被囚于一室（名“圍”，音“かこひ”）。回想昔日快活光景，“往时楼下人见楼窗红满、人影缤纷，谓‘快活郎又来游也’”;“今也郎当，在此破窗竹屋，风雨萧然”，“西海鱼龙，久不闻我声”，遂叹“人心轻薄如敝屣耳”，失意之余，改称“怜二”[5]49-50。
时值赖春水事业巅峰期，当时“柴、尾、古三博士相踵登庸，执学柄于上游”，春水与“竹山、拙斋诸先生声气相应，卫正攘异，儒风一新。”[5]290-291宽政十一年（1799年）八月，由“林大学头、尾藤良佐、古贺弥助”连署推举，春水以“安艺守家来”的名义，被幕府赐银币五枚，在昌平坂开讲[3]122。如今嗣子脱藩戴罪，对他声誉是不小打击。春水自知对山阳娇惯太甚，至成野心狂性，脱藩系天性使然，遂打算将其出籍废嫡，收春风第二子景让为养嗣子，这样既可免与藩府公然对抗，也可庇护山阳，保本家不至破灭。
归藩后的山阳与淳离婚，后者于享和元年（1801年）二月产下一子（赖元协，字承绪，号聿庵），交给梅飔抚养。四月廿八日，山阳被从最初的囚室（“圍”）里转移，并获许使用笔砚和书籍。他将自己幽居处命名为“仁室”，开始专心读书著述。享和三年（1803年）八月，山阳被囚三年后，春水向藩里请愿解禁。十月八日，山阳被废嫡，春水收景让为养子。十二月七日，“仁室”撤废，山阳回到家中。文化二年（1805年）五月九日，藩里下达“屏居放免令”。五月十五日，“家内共庆，小酌及夜”[3]173，山阳舍弃“怜二”的假称，恢复旧名“久太郎”。由于“恶名昭彰”，实际在文化六年（1809年）十二月廿七日离开广岛投奔菅茶山（1748—1827）以前，他并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因脱藩被拘禁是山阳人生的转折点。明知将累及家人，自己也会被追讨治罪，甚至性命不保，仍然一意孤行，至受四年监禁，他内心也经历了由生入死、死而复生的过程。山阳自小蒙受武师筑山嘉平（捧盈）眷爱，此次大难不死，筑山为其出力不少。脱藩前为劝山阳改过恶行，父亲春水曾在家里召集亲友及同志藩士召开“辅仁会”，以筑山嘉平为盟主，所作诗文编成《辅仁会卷》。解禁后山阳睹卷思旧，想起师父筑山再生之恩以及众亲友关爱照顾，感触良多：
我师筑山君，有再生之恩于我者，顷来见我，赐我歌一章，语之曰：“喜汝不死，而复见我也”，余诵之泣……君又语之曰：“昔我清光公（浅野幸长）听藤原肃说《孟子》，至‘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叹曰：‘吾忧石田氏（石田三成）之谮我也，防人指目，自守大勤，当是时，身甚健;今石田氏已灭，将家遇我不下岛津、佐竹诸氏，而我衰矣。孟子之言信矣！’夫臣与君不可同年语也。然今汝之身，不死于四载忧患，自今以往，毋安乐而不生也。”余曰：“诺哉。”退而思之，遂书其卷后曰：
古人有言：“心死哀于身死。”我先公忧患兴国，使吾侪臣民安乐，而余背焉;我父忧患兴家，使吾侪子弟安乐，而余负焉，非心死乎！是以忧患四载，身殆乎死，而心乃再生矣。我师再生我心，又再生我身，复其安乐，自今以往，余不能保身之不死，而至若心，则亘千万载莫复有死矣！心死为不仁，心生为仁，余将用力于仁，亦有望乎我师友之辅云[5]45-46。
赖山阳屏居处（“仁室”）面对广岛国泰寺，即今天赖山阳史迹资料馆的中心景点“赖山阳居室”。作为《日本外史》起稿地，小屋一直受日本政府保护，1935年在原地建立赖山阳纪念馆，1936年被定为国家史迹，1945年被原子弹摧毁后，1958年又由县政府照原样重建。赖山阳就是在此收敛性情，专心治学，写出改变历史进程的巨著《日本外史》。
二、“文章得手风行水，荣辱无心鹤出樊”[7]921——汉学悟道
赖山阳自从屏居，“流俗之不相知者，加以纷纷之说，虽乡党人犹侧目焉”，心灰之余，自认“才质迂疏，百事毋晓，独以其家学，略窥于汉籍”，“偶读司马子长《答任安书》，慨然有自悟，于是乎绝念功名，一意文章，屏居无事，俯仰百世，以其宿好论载国事。”[5]108-109他以汉学为“家业”，“离群索居，唯著述是俦，亦古人‘为谁为之、谁令闻之’者”，其“平生心事”，唯欲“存其一家天地间”。作为日本人，赖山阳认为“文莫善于汉”[5]458，声明“不习礼若和字牍”，称“和文尤易失体”，“不若汉字之无虑”[5]91。文化二年（1805年）五月他与到访的大榉子节“论辩兰学、汉学大旨所分”时说： 仆性禀钝顽，百事不能，独以其家业，得窥古人糟粕，逢人辄开口漫说，一无耻小儿耳……然汉学乃仆所业，不敢辞而噤口焉耳……头巾腐论，为后人所唾必矣……[5]92
山阳屏居中“以其忧畏禁诗赋，五岁于此”，“穷居以来，独为文章”[9]45。在“一意文章”[5]108的历练下，在“床头独爱书千卷”[9]37的求索中，他也养成了个性化的文风，创立了独自的汉文理论。他此时辑注的《古文典刑》与《小文规则》，评点白本《孟子》，就是求道悟道的最好体现。
（一）探古文本源——《古文典刑》
《古文典刑》选注东汉前古文，原名《文章典刑》，约成于文化初年（廿五六岁）。赖山阳有选辑佳作反复把玩的习惯。他学习汉文“不敢仿汉人之选”，必“自选自读”方满其意[5]128。在这种批判性吸收的原则下，他随读随批了众多汉籍。屏居中，他对古文的见解趋于成熟，认为“文衰于东汉”[5]130，称“唐宋以后有意作文，两汉以上不然……大抵据事直叙，意到笔随。”[5]131他对日本文人一贯盲从中国的积习深恶痛绝，在《古文典刑凡例》中说：
今之造文者，视古书以为取材之府，不复察其行文，睹汉人诸选，搁置其前半，而先读其“韩云”、“柳云”者，积习所染，有不自知者。余有此选，欲蒙学因此以有悟，力探本源，会其神理，不徒猎其皮毛也[5]131-132。
赖山阳认为汉文是汉学的基础，所谓经、史、子、集，从文学意义看并无不同。他说：
今之所谓文者，非记则序，故其选文专取韩、柳以后……且八家之文，人“文”视之;周、秦之文，人“经”视之，而“史”、“子”视之而已。余有此选，使人亦文视之，以得其法也[5]129。
山阳认为经离文即非经，经也是文，中国人把汉代以前的文章称为经、史、子，自己则一视同仁，一概“以文视之”。他还批评了科举制，称“汉人之选，皆利举子”，“彼专为场屋”，而“我方无此事，可以肆意取舍，是余所以敢于自选，自选自读，满吾意而已”[5]128。《古文典刑》“力探本源，会其神理”，为“今之造文者”推崇的“韩云”、“柳云”找出处，可以视为“文章考古”。同时为了实用，与《典刑》一起脱稿的《小文规则》，则讨论小品文作法，研究文章“简明潇洒”[11]1、“用寡胜焉”[5]119之道。
（二）究短文作法——《小文规则》
《小文规则》原题《古文小品》、《大家小品》，选取唐宋四家（韩柳欧苏）古文，分成叙游、纪别、题名、书后、识事、简牍、铭赞七种文体加以注释，实用性强，与《古文典刑》互相补充。山阳自序说：
行文犹用兵也，所用益多，而其法益不可失。本邦人不善行大文，五六百言以往，乱杂焉耳。譬之庸将之统多兵，适足以自累也。夫唐宋四家，文之韩、白也，多多益善，而时用寡胜焉。今且取其用寡胜焉者，以为学者法。学者苟熟此法，能领一队，则异日登坛，千军万马，奇正阖闭，亦以此法推之而已[5]118-119。
文化三年正月赖春水为之序道：
文章之有小品，所贵简明也已，潇洒也已。人或谓：“是艺园余事、一时游戏也耳。”曰：“否否。”文记其事，言其实，而成大成小，其势也。人知大文之有结构，而不知小文亦有规则。故欲简明，而为冲决;欲潇洒，不免芜杂。或以一二俚葛藤取功，可丑。今抄韩、柳、欧、苏小品，编曰《规则》，儿襄勒焉。因题此语，以为发引[11]1。
《小文规则》的特色是依文体分目，体现了赖山阳“视题拟体”[12]的应用文思想。该书于嘉永五年由大坂龙章堂河内屋吉兵卫主持开版，附有跋文两篇，分由山阳两子及门人撰写。其中嘉永四年八月赖支峰与赖三树合撰跋文道：
《小文规则》及《古文典刑》，皆先人少时所辑，以置之家塾;后散落失处，先人不复收录，盖琐琐小著，不深留意也。然是著历征古今、审确体制，自选自习，又习之子弟，其用意之深，不独规范初学，亦足以见先人文笔所源矣。世议先人文者，徒见其奔放纵横，以为任气勇往，无所根底，甚则至于哂曰“英雄欺人”，皆坐未知有此等选耳。向获之一旧社，谨藏于家。近者浪华龙章堂主人因后藤先生请以寿木，乃欣然先付以轨则，刻成，因识此语卷尾[11]26。
“历征古今，审确体制”之语，是对《古文典刑》和《小文规则》的确评，观此两书，山阳“文笔之所由”，其治学方法与汉文理论，确能领略八九。赖山阳一生所作各种文章，包括纪传体的《日本外史》，编年体的《日本政记》，议论文如《新策》、《通议》，语录体如《书后》、《题跋》，抑或《文集》中的各种应用文，皆扎根渊源于此。也正因早年打下的根底，山阳日后创作才能“奔放纵横”，才能“体兼古今，调无唐宋”了[10]73。
（三）“以文视经”[8]28——《孟子评点》
赖山阳在诸经中最爱《孟子》，因其系“战国人言语”，“最为明快”[8]28。他治经的代表作之一，是二十九岁时完成的《孟子评点》。文化五年二月十九日他给石井丰洲去信称“近年就《孟子》白文批圈抹了，并加以评语”，唯欲“得一明快白文”[5]145。五月书成时山阳作序道：
世儒经视《孟子》，不敢文视《孟子》。夫未知其文而得其意，难矣哉！吾好《孟子》之文，日夕读之，偶会心者，则批焉、圈焉、勾截焉，加之评论，积为一书，非敢玩弄古经，亦欲因以得其意也。友人有见而好之者，吾乃授之，且告曰：
吾闻昔苏氏尝为斯举云，而后世无传，其传者伪也。假使其真者传乎，则与吾所为，异同果若何也？虽然，人之好恶同也，彼之所批而我圈之，我之所勾而彼截之，如此焉耳，宁有大异！且苏轼之子有言曰：“孟子真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其中，而溢其外，动其言，见其文章，而不自知也。然则能文视《孟子》，而拘拘于批圈勾截之异同者，亦非知其文者也[13]134。
赖山阳研读《孟子》的基本方针，是“尽去诸注”[8]27，不读后人解说注释，全靠自己感觉领会意思。这种精神与《古文典刑》和《小文规则》一脉相通，其借古讽今的用意也颇明显。如他批注《告子章句下》道： 孔孟立教，皆平易明白，岂如后儒致知存养，多少事目，艰深拒人哉[13]104！
文政元年（卅九岁）二月六日，赖山阳将《孟子评点》书稿授予门人牧百峰时又对创作主旨作了补充说明：
古语概平易明白，本不须注，须注者，名物度数而已。大抵注家，胸有成见，牵古语从之，后人未读正文，而先读注，处处碍心目，况甲是乙非，吾谁适从？故尽去诸注，如焚荆棘露松柏，姿仪呈露，脉理流通，古人之心，跃跃而出，是吾治经法也。古书最平易者《论语》，而《孟子》更明快，以其战国人言语也。余尝置《孟子》白文一本，每晨朗诵，随加点评。世传老苏批点本，恐属假托。余所为虽陋，乃吾真己。今以付輗（牧百峰，名輗），人必嗤其以文视经侮经也。则对之曰：经非文乎？舍文言经，经始为艰涩顽痹之物。此尊经也，非侮也[8]27-28。
除了“以文视经”的文学第一主义外，书中透过对《孟子》中史论、政论的批评抒发感慨，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赖山阳的史学思想，具有经学、文学、史学三位一体的特征。如《梁惠王章句上》行间评语，“万乘之国”右批“足利”，“千乘之国”右批“细川”，“百乘之国”右批“三好”，借孟子之口批评了三者的不仁不义。又如批《滕文公章句下·万章》“汤始征”一句说：“后世唯汉祖伐秦、唐祖伐隋、明祖伐元庶几似之;我邦神武征大和、桓武征陆奥、后醍醐征北条氏有此气象。”[13]51
史学、文章是赖山阳两大主业，他的汉籍研究与修史事业也是同步进行的。这种以汉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中心的努力，在他三十岁前，即以《日本外史》与《新策》的形式开花结果，一“记”一“论”，初步奠定了他的史学根基。
三、“纵横笔力数十篇，人道东邦司马迁”[7]923——撰论国史
江户后期史学勃兴，当时学者普遍表现出对本国历史的热切关怀。在水户藩，一度中断的《大日本史》的校订工作重新展开，并着眼于对志和表的编修;彰考馆总裁青山延于（1776—1843）还著有《皇朝史略》。在大坂，有中井竹山（1730—1804）的《逸史》和中井履轩（1732—1817）的《通语》。当时的文人团体如混沌社，每逢聚会，常就国史进行诗歌创作。赖春水未在广岛供职之前，也曾手抄《大日本史》献给藩主;执掌藩学后又组织人力编修史书，虽“废而不举”[5]110，但草稿尚存。赖山阳修史的动力，除了“好之不已”[5]151的兴趣使然外，也深受这股修史潮流的影响。
山阳素好“撰论和史”，认为是“我邦儒者之职分”，他早年撰写的大量和汉战记与史论，是其后来史书的根基[3]155。从屏居开始，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修史当中。享和元年（1801年）十二月六日，他对前来探望的石井仪说：
仆私史大略成规模，独净写之役，无为我出力者，故因循了，不复一一[5]50。
其母梅飔的日记记载道：
（享和二年）十二月十日，晴，仁室より著述物見せる。伊助（手岛）より取次ぐ[3]159。
至于阐明“私史”及“著述物”的究竟，详述其内容的，根据现存资料，是文化二年（1805年）三月廿日山阳给大榉平泉的书信。
大榉平泉（33岁）名清准，字子绳，通称民治，仙台人，时值游学长崎归途，宿于广岛，三月一日结识山阳。同月二十日，山阳致信大榉，请其为自著史书写序，列出了史著提纲：
隐史五种，仰愿赐题一言，因记其梗概，以污电瞩，览后覆酱是幸。
三纪：提起神武，至后阳成，大事为三卷，便童蒙也。凡以下诸书，皆为便蒙而作，非所以示大方也。
五书：舆地书，封建书，官制书，财用书，法律书。
九议：大势议，平安议，前镰仓氏议，后镰仓氏议，中兴议，室町氏议，安土氏议，浪速氏议，总议。
十三世家：藤原氏世家，平氏世家，源氏世家，北条氏世家，楠氏世家，新田、足利世家，足利氏世家，伊势氏世家，毛利氏世家，武田、长尾氏世家，织田氏世家，丰臣氏世家。
二十三策：君权内治，大臣监察，铨吏革弊，分禄选举，用方得失，均田厘籍，财利之计（六篇），务农富国，裁制商贾，平均米价，开垦新畲，水利河漕，金钱楮钞，铜铁之制，市肆征课，货权轻重，法律刑名，讼狱保甲。
右皆猥陋不足见者。独仆喜国志，卒得此数种，若其拟策，徒摸其文焉耳，非叨谈经济，为出位之言也。千万垂照[5]89-90。
开列提纲后，山阳进入主题，交代了写作思路和背景，并陈述了修改计划：
昨夜见枉，得闻砭耳之谈，鄙吝顿消，尔后尊侯万福。
所奉托鄙著昪言，尊稿已成，而又有所更改，已寝思之。足下胸中五凤楼已成矣，而后又欲更其柱础，而改其栋宇，何其无分别也。
仆盖欲更名三纪曰“统略”，并复五书，总名曰“六略”，以其事略，不谓之纪书也。
次十氏世家。源氏以下至丰臣氏，已成稿矣，而欲添藤、平二氏，以其触讳除之。
次十五记事。仆所用力，莫若十氏世家，至此记事，则弱冠时撮保元以下桶狭、山崎等天下最大战斗之事，为十五首，各纪本末，其文依仿左氏，乃游戏余技耳，尔后琢磨，不忍割爱。
次八议。次二十三策。最后附杂文一种，混而合之，号“隐史六种”，然后得足下已成之序并昪之，仆终身守之，为荣多矣。是胜更名文编，妨其成构者远矣。勿厌其烦而辞其劳。仆坎坷，思得旧友一言，常观以遣其闷也耳，千万怜察。
赖怜二再拜大榉子绳贤兄玉案下。三月廿日[5]88-89。
该体系贯通古今，叙论结合，具有“综合日本通史”的风貌;其“不忍割爱”的“十五记事”，即十八九岁时所作《记保元乱事》、《记平治乱事》诸篇。对照后来《日本政记》、《日本外史》、《新策》、《通议》四书，此时山阳倾力所为的“隐史”，主要是《日本外史》与《新策》的底稿。从“用力莫若十氏世家”之语，可见《日本外史》才是他最苦心孤诣的心血。这封信后不久，山阳在给叔父春风的信中，又单独给“世家”部分拟定“日本世史”、“十六世家”、“十三世家”、“霸史”、“本朝霸史”五个名称，指出“霸史”系出自杜佑《通典》，将其范围局限在“本朝将家诸氏”（不再包括藤原氏），阐述思路，讨求意见[5]760： 源氏世家：此书独叙武门兴衰，故以源氏为首，以其初开霸业也。《续文献通考》云：“日本有平、源、藤、橘四大姓，更相吞噬”，是我国大势以世家。
平氏世家：为史目。□信中缺此字，《赖山阳文集》以“□”替代。虽世次不顺，而以平氏冠书首，似失体矣。而缺平氏，终非全史，故附之于此。要与源氏世家参看，得其升降之机。
北条氏世家：北条氏乃源氏篡臣，然受王爵专天下，则列诸世家亦可。大凡虽混叙顺逆，而朝廷名分贯行其间。至若将家，则更有盛衰，不必论统也。
七将世家：霸之书叙官军诸将之事，似失体矣。然护良以征夷大将军职衔为诸将之首;楠氏诸人，据一方以抗足利氏者数世，是亦非霸者而霸者。皇子护良，楠氏，北畠氏，名和氏，儿岛氏，菊池氏，河野氏。（楠氏世家附录五氏，别立皇子护良世家，乃充十六氏之数。）圆括号“（）”内文字系原文中夹批小字，下同。
新田、足利氏世家：以一赞隔之，尔后单叙足利氏世家。
山名、细川氏世家：自二氏外争，足利氏失权，而天下分矣。细川氏衰而三好氏兴，专中畿之政者数世，犹源氏之有北条氏，即列为世家不失体。（三氏合为一篇。）
三好氏世家：长曾我部氏附。以长曾我部为三好支属也，且以其霸有南海也。
伊势氏世家：小田原北条氏以后二三篇，虽非上将之统，然犹三国南北朝也，故列为世家。
毛利氏世家：△引文中“△”、“○”系原文所注，这里依原样保留。吉川、△小早川二氏附。
○上杉、武田氏世家。
东诸氏世家：△里见氏，△佐竹氏，△伊达氏，△今川氏，△朝仓氏，△斋藤氏。
西诸氏世家：△大内氏，△尼子氏，△大友氏，△岛津氏，△龙造寺氏。
织田氏世家：△丹羽、△柴田、△泷川、△池田诸氏附。
○丰臣氏世家：△加藤、△小西、△增田诸氏附。
合二三家为一世家，错综叙之，盖《史记》有之;大家之后附见小家，亦《史记》所有。“○”者系已成。世家之名，因叙其世代欤;有列传而名世家者，不必拘其体，萧、曹、陈、吴之类是也。此书本意，欲兼纪传、编年两体，使观者以次看过，乃得时变梗概焉耳，故不必具诸小家也乎。诸小家“△”者皆是。且触当世事者，不皆载也[5]760-763。
赖山阳春秋正富，屏居间修史自遣，认为“异日之所成，自意不止于此区区者也”[5]108，故著作虽草就多时，但结构松散，题名频更。以上布局，比后来《日本外史》恢弘得多，尤其自“山名、细川氏世家”以下，将战国大名悉数囊括。而比起他对《外史》“大家”、“小家”的取舍不定，《新策》（六略、八议、二十三论）的内容则始终如一。文化二年（1805年）十月十日山阳在给武元北林（君立）的信中，又把《隐史》改名为“新书”，再次介绍了内容：
……自平安之已失复得，以至前后镰仓、室町、安土、大坂，论其治乱，总之于终，目曰“八议”;叙舆地、封建、官制、兵制、财用、法律之沿革，目曰“六略”;官禄之政、农商之制、钱谷讼狱之利害，较之和汉，参之古今，备其论而拟其体，目曰“二十三策”——此三者才脱稿矣。
撮于保元、元中之际，综其事之本末，目曰“十八记事”;记北条、大江、武田、长尾、织田、丰臣之兴坏，目曰“六将传”——此二者未全成也。
总此五者，名曰“新书”，要之皆出于屏居无聊之余，考据未精，肆笔而成者，安足上齿牙也……[5]109-110
“十八记事”与“六将传”，当系《外史》草稿的再更名;“六略”、“八议”与“二十三论”则原封不动。在山阳史书中，《新策》定名最早，也最早成型。文化五年（1808年）山阳将著作中史论以“新策”为名整稿，并作例言四则：
贾生曰《新书》，陆生曰《新语》，谓之“新”者，谓其一人创意之私言，非天下素行之公议也，今亦以“新”名书，乃是意耳。然《新书》、《新语》，今也已为通行之名，莫以自别焉，故曰《新策》。“策”，书策、简策之策，非策略、筹策之策也。或曰：“书内多论载国事，则以为史策之策，如何？”吾对曰：“要之三义，吾随人人所取应之。”
六略，论本朝制度之沿革，综其概略，自便观省。但曩时乏书，率出诸臆;而后稍得故典籍考之，其无大差缪者，皆因其旧，不复改窜。
八议之首，《总议》一篇，十七岁时所作，文体晦驳，特以其足括余议，故辨其首。
二十三论，盖试拟场屋体，以泛论古今者，非敢为出位之言也，其详疏于其部首[5]142。
《新策》的单独成书，表明山阳“综合日本通史”（隐史、新书）计划的流产——他开始以文体为标准对著作区分对待。作为山阳前期史学的代表，《日本外史》与《新策》一个叙事、一个议论，以两本书的面貌分立开来：
……病废以来，以文墨自遣。最慕贾生、司马子长所为，窃欲拟之。尝读常藩大典，苦其浩瀚;又病室町后载籍纷杳，难得要领，因不自揣，断自源平氏，以至于今代，家别记之，为《外史》二十余卷;又梳其治乱之概、制度之略、兵食刑法之沿革，为拟策三十余篇。自便于观省，非可视他人者[5]151。（《答古贺溥卿书》，文化六年十二月）
当时年轻学者中修史的还有武元北林（名正恒，字君立），“尝读前志，病其多浮文谬说，有志于笔削”，乃著《史鉴》一书，“自人皇之始，至丰臣之兴，编年略纪效袁氏《纲鉴》，已成稿，但僻地乏书，未能更互紬绎，以纠事实，有待于他年，以为终身之事业也”[5]97。文化二年他38岁，从大榉子绳处听闻赖山阳屏居间“著述甚富”，手稿“积为卷帙”，乃“怃然自失”，于六月致书山阳，称“以足下之才，因尊大人之资，其为善史可知也”，乃“敢请所撰体裁及年代、卷数”，自言若所著不及则立即“绝笔焚书”[5]97。前引山阳向武元北林介绍“新书”的书信即缘起于此。武元还在信中勉励山阳道：
往岁足下之浪游也，途说纷纷，皆以足下为失心癫狂，恒独不信，曰：“我尝知斯人材器非常，龙驹适奔踶，不久自驯良而已。”……盖恒本与足下同病，故尝有私说，今且妄言之。 ……夫史之为业，难矣！大矣！虽才学识兼备者，非积以岁年，则不能成焉。今足下齿未满三十，虽才之敏，何其成之速也！
……丈夫生而无益于时，犹当殁而闻于后也。我曹业已不能宣气陈力于当世，则发之文章，以图名山之藏而已。闻足下禁锢未全解，是方史迁蚕室致力之秋也。冀勉旌自爱，毋易厥身……[5]95-97
山阳获信“且喜且愧”，以武元为“知心同类者”，回信相与互勉说：“我辈宜卓然自立，取法古人矣，眩于流俗，毁誉从众，岂丈夫之心哉！”[5]108-110遂与武元成为至交。武元北林的《史鉴》分初、中、后三编，于明治十五、十六年相继出版，后被近藤瓶城收入《史籍集览》中。山阳与武元北林的这段交往，也成为其学术人生里的一段佳话。
结语：时代先驱，引路先觉
赖山阳的学术“以汉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中心，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14]，其毕生成就主要有二：一是“比（荻生）徂徕、（中井）竹山都更精通汉文的规律和技巧”，“能得心应手地做文章”，“完成了汉文的日本化”[1]229-230;二是“充分利用不受仕途约束的自由境地，将修史视为最大事业”[6]187-188，“其事业与后期水户学相共鸣，成绩却远出其上”[6]188。他屏居时“偃蹇不屈，立言自期”[7]821，积极探索，笔耕不辍，其文“不袭古法而合于古法”[5]74;主著《日本外史》也在汲取古史精华的基础上，“匠心独苦”[5]414，富有创意，标志着他学术风格的基本成型。
身为儒者，赖山阳早年的狂行与幽禁长期被视为污点，“大节既亏缺”，“犹且以豪杰名士自居;气节忠孝，著诸文字，以自缘饰，孟子所谓‘穿窬’之类也”[10]89。天保十二年（1841年）山阳门人江木鳄水撰写《山阳先生行状》，以“先师所以为先师”为由，对此只字不提，受到师兄森田节斋诘难，更将筱崎小竹、后藤松阴等卷入，“展开一场大论争”[15]346。明治以后在森田思轩（1861—1897）、山路爱山（1864—1917）、德富苏峰（1863—1957）等大力宣扬下，人们的认识有了转变，又将山阳的狂放视为“国民的仰望、理想与激情”[1]192，称他是“国民精神自觉的先驱”[1]190。明治四十三（1910年）年六月，三宅雪岭为泉原井荻水译本《歌德言行录》作序说：“歌德的性格被英国人喜爱，正如山阳的性格被日本人喜爱;而对山阳言行感兴趣者，也一定对歌德的言行感兴趣。”[7]864大正八年（1919年）十月廿八日，栗原古城在《神人与魔人·文学者赖山阳》中说：
山阳有执掌大诸侯学政的父亲，母亲伯父又是圣堂（昌平坂）教授尾藤二洲，在立身处世上处于极有利的地位。对其才华深感欣慰的父亲早就把家督传给他;慈爱的母亲也为他迎娶佳偶，组建家庭。以山阳的才学，有大诸侯作后援，借助父亲毕生经营的名声地位，无疑有着理想的、令人艳羡的生活处境。
然而年轻的山阳确是烦闷的。作为学者和思想家，他为究竟该怎样生活而苦恼。对于思想家和文人，最重要的是自由。他思索自由、研究自由、议论自由、书写自由。为了微薄俸禄效力藩候，看达官贵人脸色行事，这都剥夺了自己最重要的自由，是他难以忍受的。他并非悖逆父母的不孝子，只是如笼鸟望云般渴望自由。背叛父母的他，继而背叛恩人菅茶山，在大坂一时放浪，在朋友帮助下移居京都。这里成为他找到自由发挥个性的地方。在32岁时，他终于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双脚站在大地上[7]877-878。
德富苏峰作为日本近代言论与思想界的巨擘，毕生对赖山阳“私淑情深”，称“这种情感是对长者先辈的情感，具体来说，和对胜海舟、新岛襄的感觉相似”[1]1。赖山阳、胜海舟（1823—1899）与新岛襄（1843—1890）都是特立独行的大学者，所不同的是，赖山阳又是后两人的先辈。山阳生于朱子学之家，不做道学先生，却想做中国古代的文士。他“膝不屈人坚如铁，何效苏张弄巧舌”[7]912，“隐居放言”[8]18，“以气节自持”[15]353，引领了时代风气，既是幕末思想家和维新志士们的精神导师，也为内忧外患之际国家社会的成功转型打下了思想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徳富猪一郎.頼山陽[M].東京：民友社，1926.
[2] 尾形仂，松田修，服部幸雄，前田愛.近世の文学（下）[M]//有斐閣選書：日本文学史5.東京：有斐閣，1977：235—236.
[3] 木崎爱吉.賴山陽全傳：上[M]//賴山陽全書：全傳上.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4] 伊藤有信，佐藤正英，峰島旭雄.日本の思想家名言事典[M].東京：雄山閣，1983：500.
[5] 賴山陽.賴山陽文集[M]//賴山陽全書：文集.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6] 张冬阳.赖山阳的汉学与史学[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
[7] 木崎爱吉.賴山陽全傳：下[M]//賴山陽全書：全傳下.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8] 賴山陽.書後并題跋[M]//賴山陽全書：文集.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9] 賴山陽.賴山陽詩集[M]//賴山陽全書：詩集.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10] 木崎爱吉.山陽文獻（外傳）：上[M]//賴山陽全書：全傳上.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11] 賴山陽.小文規則[M]//賴山陽全書：全集下.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12] 賴山陽.古文典刑[M]// 賴山陽全書：全集下.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5.
[13] 賴山陽.孟子評點[M]//賴山陽全書：全集下.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14] 张冬阳.赖山阳史学的整体考察报告[J].外国问题研究，2013（2）：55.
[15] 竹谷長二郎.賴山陽書画題跋評釈[M].東京：明治書院，1983.
[作者简介] 张冬阳（1986-），男，河南许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
① 针对广岛屏居时的赖山阳，坂本箕山《赖山阳》（启文社，1913年）、市岛春城《随笔赖山阳》（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25年）、德富苏峰《赖山阳》（民友社，1926年）和木崎爱吉《赖山阳的人与思想》（今日问题社，1943年）有专论。在国内，张冬阳《赖山阳史学的整体考察报告》（《外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对此略有涉及，其《赖山阳的汉学与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80～128页则专论此事。日本人的文章感情奔放，主观性强，并非严谨的学术论著;张冬阳的博士论文结构较松散，论点不够集中。
[内容摘要] 江户时代后期汉学家、史学家赖山阳，21岁因脱藩被软禁于广岛家中，在30岁前行动受限。期间他选编《古文典刑》与《小文规则》，评注《孟子》，完成了《日本外史》与《新策》的初稿。赖山阳的屏居主观上有效仿古圣贤罹难发奋的强烈意味，是他学术的奠基时期。更重要的是，作为“国民精神自觉的先驱”，他追逐自由、敢于挑战传统权威的精神也引领了时代风气，为幕末国家与社会的成功转型打下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 赖山阳;日本汉学;日本史学;日本外史;江户时代后期
[中图分类号] K313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2-0016-09
江户时代后期汉学家、史学家赖山阳（1780—1832，名襄，字子成，号山阳，通称久太郎），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是颇有争议的怪杰。他终身不仕，潇洒一生，是“学者中的浪人，抑或浪人中的学者”，是“一世的宠儿”[1]8。他二十几岁戴罪屏居时撰修《日本外史》一事，在后人富于诗意的描述下，已升华为“山阳传奇”中最重要的一环：
1800年9月，21岁的赖山阳因脱藩被软禁于广岛家中，是象征世纪之交日本思想史世代交替的重大事件。被软禁、废嫡、成为一介浪人的赖山阳，在幽居岁月里创作《日本外史》，标志着新的思想潮流的到来[2]。
赖山阳年轻时“豪侠狂妄”，“耽于浪游”，“恶行不断”[3]139-140，先后经历脱藩、幽闭、废嫡、离婚、再度脱藩等变故，“行为超出常轨极限，与亲朋好友恩断义绝”[4]。从宽政十二年（1800年）十一月五日被囚于一室，到文化二年（1805年）五月九日解除监禁，再到文化六年（1809年）十二月廿七日离开广岛，他“绝念功名，一意文章，屏居无事，俯仰百世，以其宿好论载国事”[5]109，不但选编《古文典刑》与《小文规则》，评注《孟子》，阐发自己的汉学心得;而且确立了一生的修史计划，完成了《日本外史》与《新策》的初稿。广岛屏居是“赖山阳学术的奠基期”[6]83，是他自我反省与人生定位的过程。鉴于国内相关研究的贫乏①，本文专门述论此事，以为嚆矢。
一、“累世箕裘学有源，壮年屏迹贲丘园”[7]921——戴罪屏居
山阳之父赖春水（1746—1816）本名惟完（初名惟宽），字千秋（初字伯栗），通称弥太郎，号春水（别号拙巢、和亭、霞厓），是安艺国广岛藩学头，当代大儒，“笃于友谊，交道极广”，“以道艺知名海内，所交皆一时贤豪，以名教为己任”[5]290。春水弟春风（名惟强，字千龄）与杏坪（名惟柔，字千祺，1756—1834）也是名士，时人以“四方春水、圆春风、三角杏坪”[1]55称其兄弟。弟兄三人中，春水与杏坪都在广岛藩任职，春风则在老家竹原行医不仕。山阳母亲梅飔（饭冈静，号梅飔）也是位才女，“善诵读，有阃仪”[5]292。作为家中独子，赖山阳从小接受严格教育，异常早慧。他12岁作《立志论》，称“吾党非传夫古帝王治天下民之术者乎，而徒拘拘然喧哗是审，寻章摘句，以为一生大业”，“其业虽贵，与庸俗奚择”，“男儿不学则已，学则当超群矣”，立志要“群古贤圣豪杰”[5]1-2。“十三岁时，先人（春水）只役江门（江户），家信中时有襄诗，诸老人偶见奖赏”[8]70。“十四五岁因曝书，见苏文史论，诧曰：‘天地间有如此可喜者！’乃窃诵习，手抄《范增论》及《倡勇敢策》贴壁日观之，自是遂有学文之志。”[8]91-9217岁又作《记保元战事》等14篇记叙文与《古今总议》等9篇史论，表现出对历史题材的浓厚兴趣。
赖山阳“有志于游久矣，未能得其十一”，常叹“夫天下士子非不众也，偷食安坐，章句是务，不经事之艰，不涉物之变，龌龊自足，而其气不振，是何望事业哉”，认为自己“亦其一也”[5]7。宽政九年（1797年）三月十二日他随叔父杏坪赴江户游学，沿路“目击心算，矢口成章”[9]18，作《东游诗卷》。在江户一年间，“宽政三博士”中的尾藤二洲（1747—1813）与柴野栗山（1736—1807）都对他言传身教。他也常以诗文与人较艺，“襄在江户昌平学，诸友试余，以线香一炷作四言三十首，其题则抡汉土将帅充之”[9]28，乃从姜尚至徐达，援笔立就，展现了史学与汉文的深厚功底。随着知识与阅历的增加，赖山阳像历代哲人一样，跟随心中的感觉，开始探寻人生的意义。在江户，他对个人命运的思索常不觉委诸笔端：
古之人，不必仕也，不必不仕也，遇如何已！大丈夫不仕则已，仕当得英主，展其所素负之才，行其尝所学之道，经其国家，济其民人，是古之人所以乐于仕也。若其所以乐于不仕，则无知己之主也，无展才之地也。乃决焉起，广游天下名山大泽，周交天下豪杰奇伟之士，舒其怀抱，以传其道于千载是已[5]40。（《与广濑以宁书》，宽政九年）
今也一世之人，皆妇女子耳。其从学者，或志文辞，或志实学，一则华靡无实，一则高妙无益。只有实有益者，有武学而已。武学者何也？一其气而已。气一则可为一世之男儿也。一则何？居高厦大屋无异居竹篱柴门，居干戈矢石之地无别居高厦大屋之中，所谓大丈夫不以贫福穷达改其节操者是也……故能一其气，则可以动天地万物也。男子生于天地之间，此为立志第一义也。元杰（山阳化名）之志与学，盖如此而已[5]41-42。（《呈平山子龙书》，宽政九年） 江户归来的山阳日益苦闷忧郁。宽政十一年（1799年）二月廿二日，受父母之命，山阳与本藩儒医御园道英女御园淳结婚。婚后他便很少在家，整日恣意游乐，“狂荡无检，借口张京兆、谢东山，或唱和于花烛影底，或求诗思于十二桥上豪饮，耳热倚柱，歌雨夜谣，使念奴、龟年辈仿高阡调，手执羯鼓，为遒上悲壮之声，声落大海，潮水为涌，左右顾眄，旁若无人，当此时，视一座笄黛，如奴隶然。”[5]49赖山阳“行检不谨，素讥乡党”[10]5，常因“夜归太迟”[3]125被春水禁足。春水与梅飔则“日夜危惧”[10]5，不但限制他外出，甚至将其书信扣押检查。宽政十二年（1800年）正月十五，山阳改名为“改亭”、“悔亭”，向父母表示悔过。
宽政十二年九月二日，春水大叔父赖传五郎在老家竹原逝世（75岁），翌日死讯传来，春水尚在江户。九月五日清晨，山阳以去竹原吊唁为名，冒雨离开广岛，并在途中将仆人太助遣回。九月八日传来消息：山阳并未去竹原，而是中途转向他往，不知所终。广岛藩法甚严，藩士嫡子脱藩要追讨（追打）到底，情节恶劣的格杀勿论。山阳出奔使赖家乱成一团，梅飔连夜不眠，已有身孕的淳跑回娘家。
九月十三日，赖杏坪在给菅野真斋的信中说：“家侄久太郎，同姓（指春水）东行以来，日益狂妄，恶行不断，本月五日出亡鄙邑，虽差数人寻找而不得”，想起去年在此求学的京都人福井新九郎与山阳有远行之约，认为山阳在京都的可能性最大，希望帮忙打探消息[3]139。十九日杏坪又向大坂篠田家（饭冈存斋）求助，去信说：“久太郎近年多有放纵，家兄留守时耽于浪游，亲朋恳切劝诫，不思悔改”，认为山阳“虽无犯法之念”，系“豪侠狂妄”使然，但藩法严厉，又是“宗家独子”，称事关“敝家存亡所系”，“于公于私，难以措置”[3]140。
经打探，自九月廿八日以来，山阳确实在京都，和福井新九郎在一起。十月七日，春风从竹原来广岛，与杏坪商讨对策。十三日，山阳跟随追讨他的手岛伊助与石井仪右卫门，离京西归，走到“播州鸠”地方时再次逃跑。十一月二日，几经周折，山阳终于被带回，三日后被囚于一室（名“圍”，音“かこひ”）。回想昔日快活光景，“往时楼下人见楼窗红满、人影缤纷，谓‘快活郎又来游也’”;“今也郎当，在此破窗竹屋，风雨萧然”，“西海鱼龙，久不闻我声”，遂叹“人心轻薄如敝屣耳”，失意之余，改称“怜二”[5]49-50。
时值赖春水事业巅峰期，当时“柴、尾、古三博士相踵登庸，执学柄于上游”，春水与“竹山、拙斋诸先生声气相应，卫正攘异，儒风一新。”[5]290-291宽政十一年（1799年）八月，由“林大学头、尾藤良佐、古贺弥助”连署推举，春水以“安艺守家来”的名义，被幕府赐银币五枚，在昌平坂开讲[3]122。如今嗣子脱藩戴罪，对他声誉是不小打击。春水自知对山阳娇惯太甚，至成野心狂性，脱藩系天性使然，遂打算将其出籍废嫡，收春风第二子景让为养嗣子，这样既可免与藩府公然对抗，也可庇护山阳，保本家不至破灭。
归藩后的山阳与淳离婚，后者于享和元年（1801年）二月产下一子（赖元协，字承绪，号聿庵），交给梅飔抚养。四月廿八日，山阳被从最初的囚室（“圍”）里转移，并获许使用笔砚和书籍。他将自己幽居处命名为“仁室”，开始专心读书著述。享和三年（1803年）八月，山阳被囚三年后，春水向藩里请愿解禁。十月八日，山阳被废嫡，春水收景让为养子。十二月七日，“仁室”撤废，山阳回到家中。文化二年（1805年）五月九日，藩里下达“屏居放免令”。五月十五日，“家内共庆，小酌及夜”[3]173，山阳舍弃“怜二”的假称，恢复旧名“久太郎”。由于“恶名昭彰”，实际在文化六年（1809年）十二月廿七日离开广岛投奔菅茶山（1748—1827）以前，他并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因脱藩被拘禁是山阳人生的转折点。明知将累及家人，自己也会被追讨治罪，甚至性命不保，仍然一意孤行，至受四年监禁，他内心也经历了由生入死、死而复生的过程。山阳自小蒙受武师筑山嘉平（捧盈）眷爱，此次大难不死，筑山为其出力不少。脱藩前为劝山阳改过恶行，父亲春水曾在家里召集亲友及同志藩士召开“辅仁会”，以筑山嘉平为盟主，所作诗文编成《辅仁会卷》。解禁后山阳睹卷思旧，想起师父筑山再生之恩以及众亲友关爱照顾，感触良多：
我师筑山君，有再生之恩于我者，顷来见我，赐我歌一章，语之曰：“喜汝不死，而复见我也”，余诵之泣……君又语之曰：“昔我清光公（浅野幸长）听藤原肃说《孟子》，至‘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叹曰：‘吾忧石田氏（石田三成）之谮我也，防人指目，自守大勤，当是时，身甚健;今石田氏已灭，将家遇我不下岛津、佐竹诸氏，而我衰矣。孟子之言信矣！’夫臣与君不可同年语也。然今汝之身，不死于四载忧患，自今以往，毋安乐而不生也。”余曰：“诺哉。”退而思之，遂书其卷后曰：
古人有言：“心死哀于身死。”我先公忧患兴国，使吾侪臣民安乐，而余背焉;我父忧患兴家，使吾侪子弟安乐，而余负焉，非心死乎！是以忧患四载，身殆乎死，而心乃再生矣。我师再生我心，又再生我身，复其安乐，自今以往，余不能保身之不死，而至若心，则亘千万载莫复有死矣！心死为不仁，心生为仁，余将用力于仁，亦有望乎我师友之辅云[5]45-46。
赖山阳屏居处（“仁室”）面对广岛国泰寺，即今天赖山阳史迹资料馆的中心景点“赖山阳居室”。作为《日本外史》起稿地，小屋一直受日本政府保护，1935年在原地建立赖山阳纪念馆，1936年被定为国家史迹，1945年被原子弹摧毁后，1958年又由县政府照原样重建。赖山阳就是在此收敛性情，专心治学，写出改变历史进程的巨著《日本外史》。
二、“文章得手风行水，荣辱无心鹤出樊”[7]921——汉学悟道
赖山阳自从屏居，“流俗之不相知者，加以纷纷之说，虽乡党人犹侧目焉”，心灰之余，自认“才质迂疏，百事毋晓，独以其家学，略窥于汉籍”，“偶读司马子长《答任安书》，慨然有自悟，于是乎绝念功名，一意文章，屏居无事，俯仰百世，以其宿好论载国事。”[5]108-109他以汉学为“家业”，“离群索居，唯著述是俦，亦古人‘为谁为之、谁令闻之’者”，其“平生心事”，唯欲“存其一家天地间”。作为日本人，赖山阳认为“文莫善于汉”[5]458，声明“不习礼若和字牍”，称“和文尤易失体”，“不若汉字之无虑”[5]91。文化二年（1805年）五月他与到访的大榉子节“论辩兰学、汉学大旨所分”时说： 仆性禀钝顽，百事不能，独以其家业，得窥古人糟粕，逢人辄开口漫说，一无耻小儿耳……然汉学乃仆所业，不敢辞而噤口焉耳……头巾腐论，为后人所唾必矣……[5]92
山阳屏居中“以其忧畏禁诗赋，五岁于此”，“穷居以来，独为文章”[9]45。在“一意文章”[5]108的历练下，在“床头独爱书千卷”[9]37的求索中，他也养成了个性化的文风，创立了独自的汉文理论。他此时辑注的《古文典刑》与《小文规则》，评点白本《孟子》，就是求道悟道的最好体现。
（一）探古文本源——《古文典刑》
《古文典刑》选注东汉前古文，原名《文章典刑》，约成于文化初年（廿五六岁）。赖山阳有选辑佳作反复把玩的习惯。他学习汉文“不敢仿汉人之选”，必“自选自读”方满其意[5]128。在这种批判性吸收的原则下，他随读随批了众多汉籍。屏居中，他对古文的见解趋于成熟，认为“文衰于东汉”[5]130，称“唐宋以后有意作文，两汉以上不然……大抵据事直叙，意到笔随。”[5]131他对日本文人一贯盲从中国的积习深恶痛绝，在《古文典刑凡例》中说：
今之造文者，视古书以为取材之府，不复察其行文，睹汉人诸选，搁置其前半，而先读其“韩云”、“柳云”者，积习所染，有不自知者。余有此选，欲蒙学因此以有悟，力探本源，会其神理，不徒猎其皮毛也[5]131-132。
赖山阳认为汉文是汉学的基础，所谓经、史、子、集，从文学意义看并无不同。他说：
今之所谓文者，非记则序，故其选文专取韩、柳以后……且八家之文，人“文”视之;周、秦之文，人“经”视之，而“史”、“子”视之而已。余有此选，使人亦文视之，以得其法也[5]129。
山阳认为经离文即非经，经也是文，中国人把汉代以前的文章称为经、史、子，自己则一视同仁，一概“以文视之”。他还批评了科举制，称“汉人之选，皆利举子”，“彼专为场屋”，而“我方无此事，可以肆意取舍，是余所以敢于自选，自选自读，满吾意而已”[5]128。《古文典刑》“力探本源，会其神理”，为“今之造文者”推崇的“韩云”、“柳云”找出处，可以视为“文章考古”。同时为了实用，与《典刑》一起脱稿的《小文规则》，则讨论小品文作法，研究文章“简明潇洒”[11]1、“用寡胜焉”[5]119之道。
（二）究短文作法——《小文规则》
《小文规则》原题《古文小品》、《大家小品》，选取唐宋四家（韩柳欧苏）古文，分成叙游、纪别、题名、书后、识事、简牍、铭赞七种文体加以注释，实用性强，与《古文典刑》互相补充。山阳自序说：
行文犹用兵也，所用益多，而其法益不可失。本邦人不善行大文，五六百言以往，乱杂焉耳。譬之庸将之统多兵，适足以自累也。夫唐宋四家，文之韩、白也，多多益善，而时用寡胜焉。今且取其用寡胜焉者，以为学者法。学者苟熟此法，能领一队，则异日登坛，千军万马，奇正阖闭，亦以此法推之而已[5]118-119。
文化三年正月赖春水为之序道：
文章之有小品，所贵简明也已，潇洒也已。人或谓：“是艺园余事、一时游戏也耳。”曰：“否否。”文记其事，言其实，而成大成小，其势也。人知大文之有结构，而不知小文亦有规则。故欲简明，而为冲决;欲潇洒，不免芜杂。或以一二俚葛藤取功，可丑。今抄韩、柳、欧、苏小品，编曰《规则》，儿襄勒焉。因题此语，以为发引[11]1。
《小文规则》的特色是依文体分目，体现了赖山阳“视题拟体”[12]的应用文思想。该书于嘉永五年由大坂龙章堂河内屋吉兵卫主持开版，附有跋文两篇，分由山阳两子及门人撰写。其中嘉永四年八月赖支峰与赖三树合撰跋文道：
《小文规则》及《古文典刑》，皆先人少时所辑，以置之家塾;后散落失处，先人不复收录，盖琐琐小著，不深留意也。然是著历征古今、审确体制，自选自习，又习之子弟，其用意之深，不独规范初学，亦足以见先人文笔所源矣。世议先人文者，徒见其奔放纵横，以为任气勇往，无所根底，甚则至于哂曰“英雄欺人”，皆坐未知有此等选耳。向获之一旧社，谨藏于家。近者浪华龙章堂主人因后藤先生请以寿木，乃欣然先付以轨则，刻成，因识此语卷尾[11]26。
“历征古今，审确体制”之语，是对《古文典刑》和《小文规则》的确评，观此两书，山阳“文笔之所由”，其治学方法与汉文理论，确能领略八九。赖山阳一生所作各种文章，包括纪传体的《日本外史》，编年体的《日本政记》，议论文如《新策》、《通议》，语录体如《书后》、《题跋》，抑或《文集》中的各种应用文，皆扎根渊源于此。也正因早年打下的根底，山阳日后创作才能“奔放纵横”，才能“体兼古今，调无唐宋”了[10]73。
（三）“以文视经”[8]28——《孟子评点》
赖山阳在诸经中最爱《孟子》，因其系“战国人言语”，“最为明快”[8]28。他治经的代表作之一，是二十九岁时完成的《孟子评点》。文化五年二月十九日他给石井丰洲去信称“近年就《孟子》白文批圈抹了，并加以评语”，唯欲“得一明快白文”[5]145。五月书成时山阳作序道：
世儒经视《孟子》，不敢文视《孟子》。夫未知其文而得其意，难矣哉！吾好《孟子》之文，日夕读之，偶会心者，则批焉、圈焉、勾截焉，加之评论，积为一书，非敢玩弄古经，亦欲因以得其意也。友人有见而好之者，吾乃授之，且告曰：
吾闻昔苏氏尝为斯举云，而后世无传，其传者伪也。假使其真者传乎，则与吾所为，异同果若何也？虽然，人之好恶同也，彼之所批而我圈之，我之所勾而彼截之，如此焉耳，宁有大异！且苏轼之子有言曰：“孟子真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其中，而溢其外，动其言，见其文章，而不自知也。然则能文视《孟子》，而拘拘于批圈勾截之异同者，亦非知其文者也[13]134。
赖山阳研读《孟子》的基本方针，是“尽去诸注”[8]27，不读后人解说注释，全靠自己感觉领会意思。这种精神与《古文典刑》和《小文规则》一脉相通，其借古讽今的用意也颇明显。如他批注《告子章句下》道： 孔孟立教，皆平易明白，岂如后儒致知存养，多少事目，艰深拒人哉[13]104！
文政元年（卅九岁）二月六日，赖山阳将《孟子评点》书稿授予门人牧百峰时又对创作主旨作了补充说明：
古语概平易明白，本不须注，须注者，名物度数而已。大抵注家，胸有成见，牵古语从之，后人未读正文，而先读注，处处碍心目，况甲是乙非，吾谁适从？故尽去诸注，如焚荆棘露松柏，姿仪呈露，脉理流通，古人之心，跃跃而出，是吾治经法也。古书最平易者《论语》，而《孟子》更明快，以其战国人言语也。余尝置《孟子》白文一本，每晨朗诵，随加点评。世传老苏批点本，恐属假托。余所为虽陋，乃吾真己。今以付輗（牧百峰，名輗），人必嗤其以文视经侮经也。则对之曰：经非文乎？舍文言经，经始为艰涩顽痹之物。此尊经也，非侮也[8]27-28。
除了“以文视经”的文学第一主义外，书中透过对《孟子》中史论、政论的批评抒发感慨，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赖山阳的史学思想，具有经学、文学、史学三位一体的特征。如《梁惠王章句上》行间评语，“万乘之国”右批“足利”，“千乘之国”右批“细川”，“百乘之国”右批“三好”，借孟子之口批评了三者的不仁不义。又如批《滕文公章句下·万章》“汤始征”一句说：“后世唯汉祖伐秦、唐祖伐隋、明祖伐元庶几似之;我邦神武征大和、桓武征陆奥、后醍醐征北条氏有此气象。”[13]51
史学、文章是赖山阳两大主业，他的汉籍研究与修史事业也是同步进行的。这种以汉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中心的努力，在他三十岁前，即以《日本外史》与《新策》的形式开花结果，一“记”一“论”，初步奠定了他的史学根基。
三、“纵横笔力数十篇，人道东邦司马迁”[7]923——撰论国史
江户后期史学勃兴，当时学者普遍表现出对本国历史的热切关怀。在水户藩，一度中断的《大日本史》的校订工作重新展开，并着眼于对志和表的编修;彰考馆总裁青山延于（1776—1843）还著有《皇朝史略》。在大坂，有中井竹山（1730—1804）的《逸史》和中井履轩（1732—1817）的《通语》。当时的文人团体如混沌社，每逢聚会，常就国史进行诗歌创作。赖春水未在广岛供职之前，也曾手抄《大日本史》献给藩主;执掌藩学后又组织人力编修史书，虽“废而不举”[5]110，但草稿尚存。赖山阳修史的动力，除了“好之不已”[5]151的兴趣使然外，也深受这股修史潮流的影响。
山阳素好“撰论和史”，认为是“我邦儒者之职分”，他早年撰写的大量和汉战记与史论，是其后来史书的根基[3]155。从屏居开始，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修史当中。享和元年（1801年）十二月六日，他对前来探望的石井仪说：
仆私史大略成规模，独净写之役，无为我出力者，故因循了，不复一一[5]50。
其母梅飔的日记记载道：
（享和二年）十二月十日，晴，仁室より著述物見せる。伊助（手岛）より取次ぐ[3]159。
至于阐明“私史”及“著述物”的究竟，详述其内容的，根据现存资料，是文化二年（1805年）三月廿日山阳给大榉平泉的书信。
大榉平泉（33岁）名清准，字子绳，通称民治，仙台人，时值游学长崎归途，宿于广岛，三月一日结识山阳。同月二十日，山阳致信大榉，请其为自著史书写序，列出了史著提纲：
隐史五种，仰愿赐题一言，因记其梗概，以污电瞩，览后覆酱是幸。
三纪：提起神武，至后阳成，大事为三卷，便童蒙也。凡以下诸书，皆为便蒙而作，非所以示大方也。
五书：舆地书，封建书，官制书，财用书，法律书。
九议：大势议，平安议，前镰仓氏议，后镰仓氏议，中兴议，室町氏议，安土氏议，浪速氏议，总议。
十三世家：藤原氏世家，平氏世家，源氏世家，北条氏世家，楠氏世家，新田、足利世家，足利氏世家，伊势氏世家，毛利氏世家，武田、长尾氏世家，织田氏世家，丰臣氏世家。
二十三策：君权内治，大臣监察，铨吏革弊，分禄选举，用方得失，均田厘籍，财利之计（六篇），务农富国，裁制商贾，平均米价，开垦新畲，水利河漕，金钱楮钞，铜铁之制，市肆征课，货权轻重，法律刑名，讼狱保甲。
右皆猥陋不足见者。独仆喜国志，卒得此数种，若其拟策，徒摸其文焉耳，非叨谈经济，为出位之言也。千万垂照[5]89-90。
开列提纲后，山阳进入主题，交代了写作思路和背景，并陈述了修改计划：
昨夜见枉，得闻砭耳之谈，鄙吝顿消，尔后尊侯万福。
所奉托鄙著昪言，尊稿已成，而又有所更改，已寝思之。足下胸中五凤楼已成矣，而后又欲更其柱础，而改其栋宇，何其无分别也。
仆盖欲更名三纪曰“统略”，并复五书，总名曰“六略”，以其事略，不谓之纪书也。
次十氏世家。源氏以下至丰臣氏，已成稿矣，而欲添藤、平二氏，以其触讳除之。
次十五记事。仆所用力，莫若十氏世家，至此记事，则弱冠时撮保元以下桶狭、山崎等天下最大战斗之事，为十五首，各纪本末，其文依仿左氏，乃游戏余技耳，尔后琢磨，不忍割爱。
次八议。次二十三策。最后附杂文一种，混而合之，号“隐史六种”，然后得足下已成之序并昪之，仆终身守之，为荣多矣。是胜更名文编，妨其成构者远矣。勿厌其烦而辞其劳。仆坎坷，思得旧友一言，常观以遣其闷也耳，千万怜察。
赖怜二再拜大榉子绳贤兄玉案下。三月廿日[5]88-89。
该体系贯通古今，叙论结合，具有“综合日本通史”的风貌;其“不忍割爱”的“十五记事”，即十八九岁时所作《记保元乱事》、《记平治乱事》诸篇。对照后来《日本政记》、《日本外史》、《新策》、《通议》四书，此时山阳倾力所为的“隐史”，主要是《日本外史》与《新策》的底稿。从“用力莫若十氏世家”之语，可见《日本外史》才是他最苦心孤诣的心血。这封信后不久，山阳在给叔父春风的信中，又单独给“世家”部分拟定“日本世史”、“十六世家”、“十三世家”、“霸史”、“本朝霸史”五个名称，指出“霸史”系出自杜佑《通典》，将其范围局限在“本朝将家诸氏”（不再包括藤原氏），阐述思路，讨求意见[5]760： 源氏世家：此书独叙武门兴衰，故以源氏为首，以其初开霸业也。《续文献通考》云：“日本有平、源、藤、橘四大姓，更相吞噬”，是我国大势以世家。
平氏世家：为史目。□信中缺此字，《赖山阳文集》以“□”替代。虽世次不顺，而以平氏冠书首，似失体矣。而缺平氏，终非全史，故附之于此。要与源氏世家参看，得其升降之机。
北条氏世家：北条氏乃源氏篡臣，然受王爵专天下，则列诸世家亦可。大凡虽混叙顺逆，而朝廷名分贯行其间。至若将家，则更有盛衰，不必论统也。
七将世家：霸之书叙官军诸将之事，似失体矣。然护良以征夷大将军职衔为诸将之首;楠氏诸人，据一方以抗足利氏者数世，是亦非霸者而霸者。皇子护良，楠氏，北畠氏，名和氏，儿岛氏，菊池氏，河野氏。（楠氏世家附录五氏，别立皇子护良世家，乃充十六氏之数。）圆括号“（）”内文字系原文中夹批小字，下同。
新田、足利氏世家：以一赞隔之，尔后单叙足利氏世家。
山名、细川氏世家：自二氏外争，足利氏失权，而天下分矣。细川氏衰而三好氏兴，专中畿之政者数世，犹源氏之有北条氏，即列为世家不失体。（三氏合为一篇。）
三好氏世家：长曾我部氏附。以长曾我部为三好支属也，且以其霸有南海也。
伊势氏世家：小田原北条氏以后二三篇，虽非上将之统，然犹三国南北朝也，故列为世家。
毛利氏世家：△引文中“△”、“○”系原文所注，这里依原样保留。吉川、△小早川二氏附。
○上杉、武田氏世家。
东诸氏世家：△里见氏，△佐竹氏，△伊达氏，△今川氏，△朝仓氏，△斋藤氏。
西诸氏世家：△大内氏，△尼子氏，△大友氏，△岛津氏，△龙造寺氏。
织田氏世家：△丹羽、△柴田、△泷川、△池田诸氏附。
○丰臣氏世家：△加藤、△小西、△增田诸氏附。
合二三家为一世家，错综叙之，盖《史记》有之;大家之后附见小家，亦《史记》所有。“○”者系已成。世家之名，因叙其世代欤;有列传而名世家者，不必拘其体，萧、曹、陈、吴之类是也。此书本意，欲兼纪传、编年两体，使观者以次看过，乃得时变梗概焉耳，故不必具诸小家也乎。诸小家“△”者皆是。且触当世事者，不皆载也[5]760-763。
赖山阳春秋正富，屏居间修史自遣，认为“异日之所成，自意不止于此区区者也”[5]108，故著作虽草就多时，但结构松散，题名频更。以上布局，比后来《日本外史》恢弘得多，尤其自“山名、细川氏世家”以下，将战国大名悉数囊括。而比起他对《外史》“大家”、“小家”的取舍不定，《新策》（六略、八议、二十三论）的内容则始终如一。文化二年（1805年）十月十日山阳在给武元北林（君立）的信中，又把《隐史》改名为“新书”，再次介绍了内容：
……自平安之已失复得，以至前后镰仓、室町、安土、大坂，论其治乱，总之于终，目曰“八议”;叙舆地、封建、官制、兵制、财用、法律之沿革，目曰“六略”;官禄之政、农商之制、钱谷讼狱之利害，较之和汉，参之古今，备其论而拟其体，目曰“二十三策”——此三者才脱稿矣。
撮于保元、元中之际，综其事之本末，目曰“十八记事”;记北条、大江、武田、长尾、织田、丰臣之兴坏，目曰“六将传”——此二者未全成也。
总此五者，名曰“新书”，要之皆出于屏居无聊之余，考据未精，肆笔而成者，安足上齿牙也……[5]109-110
“十八记事”与“六将传”，当系《外史》草稿的再更名;“六略”、“八议”与“二十三论”则原封不动。在山阳史书中，《新策》定名最早，也最早成型。文化五年（1808年）山阳将著作中史论以“新策”为名整稿，并作例言四则：
贾生曰《新书》，陆生曰《新语》，谓之“新”者，谓其一人创意之私言，非天下素行之公议也，今亦以“新”名书，乃是意耳。然《新书》、《新语》，今也已为通行之名，莫以自别焉，故曰《新策》。“策”，书策、简策之策，非策略、筹策之策也。或曰：“书内多论载国事，则以为史策之策，如何？”吾对曰：“要之三义，吾随人人所取应之。”
六略，论本朝制度之沿革，综其概略，自便观省。但曩时乏书，率出诸臆;而后稍得故典籍考之，其无大差缪者，皆因其旧，不复改窜。
八议之首，《总议》一篇，十七岁时所作，文体晦驳，特以其足括余议，故辨其首。
二十三论，盖试拟场屋体，以泛论古今者，非敢为出位之言也，其详疏于其部首[5]142。
《新策》的单独成书，表明山阳“综合日本通史”（隐史、新书）计划的流产——他开始以文体为标准对著作区分对待。作为山阳前期史学的代表，《日本外史》与《新策》一个叙事、一个议论，以两本书的面貌分立开来：
……病废以来，以文墨自遣。最慕贾生、司马子长所为，窃欲拟之。尝读常藩大典，苦其浩瀚;又病室町后载籍纷杳，难得要领，因不自揣，断自源平氏，以至于今代，家别记之，为《外史》二十余卷;又梳其治乱之概、制度之略、兵食刑法之沿革，为拟策三十余篇。自便于观省，非可视他人者[5]151。（《答古贺溥卿书》，文化六年十二月）
当时年轻学者中修史的还有武元北林（名正恒，字君立），“尝读前志，病其多浮文谬说，有志于笔削”，乃著《史鉴》一书，“自人皇之始，至丰臣之兴，编年略纪效袁氏《纲鉴》，已成稿，但僻地乏书，未能更互紬绎，以纠事实，有待于他年，以为终身之事业也”[5]97。文化二年他38岁，从大榉子绳处听闻赖山阳屏居间“著述甚富”，手稿“积为卷帙”，乃“怃然自失”，于六月致书山阳，称“以足下之才，因尊大人之资，其为善史可知也”，乃“敢请所撰体裁及年代、卷数”，自言若所著不及则立即“绝笔焚书”[5]97。前引山阳向武元北林介绍“新书”的书信即缘起于此。武元还在信中勉励山阳道：
往岁足下之浪游也，途说纷纷，皆以足下为失心癫狂，恒独不信，曰：“我尝知斯人材器非常，龙驹适奔踶，不久自驯良而已。”……盖恒本与足下同病，故尝有私说，今且妄言之。 ……夫史之为业，难矣！大矣！虽才学识兼备者，非积以岁年，则不能成焉。今足下齿未满三十，虽才之敏，何其成之速也！
……丈夫生而无益于时，犹当殁而闻于后也。我曹业已不能宣气陈力于当世，则发之文章，以图名山之藏而已。闻足下禁锢未全解，是方史迁蚕室致力之秋也。冀勉旌自爱，毋易厥身……[5]95-97
山阳获信“且喜且愧”，以武元为“知心同类者”，回信相与互勉说：“我辈宜卓然自立，取法古人矣，眩于流俗，毁誉从众，岂丈夫之心哉！”[5]108-110遂与武元成为至交。武元北林的《史鉴》分初、中、后三编，于明治十五、十六年相继出版，后被近藤瓶城收入《史籍集览》中。山阳与武元北林的这段交往，也成为其学术人生里的一段佳话。
结语：时代先驱，引路先觉
赖山阳的学术“以汉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中心，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14]，其毕生成就主要有二：一是“比（荻生）徂徕、（中井）竹山都更精通汉文的规律和技巧”，“能得心应手地做文章”，“完成了汉文的日本化”[1]229-230;二是“充分利用不受仕途约束的自由境地，将修史视为最大事业”[6]187-188，“其事业与后期水户学相共鸣，成绩却远出其上”[6]188。他屏居时“偃蹇不屈，立言自期”[7]821，积极探索，笔耕不辍，其文“不袭古法而合于古法”[5]74;主著《日本外史》也在汲取古史精华的基础上，“匠心独苦”[5]414，富有创意，标志着他学术风格的基本成型。
身为儒者，赖山阳早年的狂行与幽禁长期被视为污点，“大节既亏缺”，“犹且以豪杰名士自居;气节忠孝，著诸文字，以自缘饰，孟子所谓‘穿窬’之类也”[10]89。天保十二年（1841年）山阳门人江木鳄水撰写《山阳先生行状》，以“先师所以为先师”为由，对此只字不提，受到师兄森田节斋诘难，更将筱崎小竹、后藤松阴等卷入，“展开一场大论争”[15]346。明治以后在森田思轩（1861—1897）、山路爱山（1864—1917）、德富苏峰（1863—1957）等大力宣扬下，人们的认识有了转变，又将山阳的狂放视为“国民的仰望、理想与激情”[1]192，称他是“国民精神自觉的先驱”[1]190。明治四十三（1910年）年六月，三宅雪岭为泉原井荻水译本《歌德言行录》作序说：“歌德的性格被英国人喜爱，正如山阳的性格被日本人喜爱;而对山阳言行感兴趣者，也一定对歌德的言行感兴趣。”[7]864大正八年（1919年）十月廿八日，栗原古城在《神人与魔人·文学者赖山阳》中说：
山阳有执掌大诸侯学政的父亲，母亲伯父又是圣堂（昌平坂）教授尾藤二洲，在立身处世上处于极有利的地位。对其才华深感欣慰的父亲早就把家督传给他;慈爱的母亲也为他迎娶佳偶，组建家庭。以山阳的才学，有大诸侯作后援，借助父亲毕生经营的名声地位，无疑有着理想的、令人艳羡的生活处境。
然而年轻的山阳确是烦闷的。作为学者和思想家，他为究竟该怎样生活而苦恼。对于思想家和文人，最重要的是自由。他思索自由、研究自由、议论自由、书写自由。为了微薄俸禄效力藩候，看达官贵人脸色行事，这都剥夺了自己最重要的自由，是他难以忍受的。他并非悖逆父母的不孝子，只是如笼鸟望云般渴望自由。背叛父母的他，继而背叛恩人菅茶山，在大坂一时放浪，在朋友帮助下移居京都。这里成为他找到自由发挥个性的地方。在32岁时，他终于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双脚站在大地上[7]877-878。
德富苏峰作为日本近代言论与思想界的巨擘，毕生对赖山阳“私淑情深”，称“这种情感是对长者先辈的情感，具体来说，和对胜海舟、新岛襄的感觉相似”[1]1。赖山阳、胜海舟（1823—1899）与新岛襄（1843—1890）都是特立独行的大学者，所不同的是，赖山阳又是后两人的先辈。山阳生于朱子学之家，不做道学先生，却想做中国古代的文士。他“膝不屈人坚如铁，何效苏张弄巧舌”[7]912，“隐居放言”[8]18，“以气节自持”[15]353，引领了时代风气，既是幕末思想家和维新志士们的精神导师，也为内忧外患之际国家社会的成功转型打下了思想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徳富猪一郎.頼山陽[M].東京：民友社，1926.
[2] 尾形仂，松田修，服部幸雄，前田愛.近世の文学（下）[M]//有斐閣選書：日本文学史5.東京：有斐閣，1977：235—236.
[3] 木崎爱吉.賴山陽全傳：上[M]//賴山陽全書：全傳上.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4] 伊藤有信，佐藤正英，峰島旭雄.日本の思想家名言事典[M].東京：雄山閣，1983：500.
[5] 賴山陽.賴山陽文集[M]//賴山陽全書：文集.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6] 张冬阳.赖山阳的汉学与史学[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
[7] 木崎爱吉.賴山陽全傳：下[M]//賴山陽全書：全傳下.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8] 賴山陽.書後并題跋[M]//賴山陽全書：文集.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9] 賴山陽.賴山陽詩集[M]//賴山陽全書：詩集.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10] 木崎爱吉.山陽文獻（外傳）：上[M]//賴山陽全書：全傳上.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11] 賴山陽.小文規則[M]//賴山陽全書：全集下.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12] 賴山陽.古文典刑[M]// 賴山陽全書：全集下.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5.
[13] 賴山陽.孟子評點[M]//賴山陽全書：全集下.廣島：賴山陽先生遺跡顯彰會，1931.
[14] 张冬阳.赖山阳史学的整体考察报告[J].外国问题研究，2013（2）：55.
[15] 竹谷長二郎.賴山陽書画題跋評釈[M].東京：明治書院，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