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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氏兄弟简介】钞子艺、钞子伟，河南南阳人，当代陶艺家
在陶瓷作品中，钞氏兄弟的作品有着特别的时代感觉。这种带有特定年代的“红色作品”是他们当年共同的某个想法，在漫长的创作生涯探索中终于发展壮大；无论是老式门楼，还是“红色时代”背景下的老物件和工业机械产物，那些带着朴质陶土本色的作品成为兄弟俩独树一帜的标识。
陶瓷表现建筑精髓
虽然钞氏兄弟是前后脚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但两人的创作理念却一直在磨合交融。弟弟钞子伟比兄长早数年入学，1998年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那时期正是制作“红色作品”的萌芽阶段。“我们两人出生在河南南阳，对童年最直接的回忆除了文革末期的社会政治氛围，就是当时的南阳古城墙所保留下来的历史。”无论是早请示晚汇报的语录生活抑或是物质匮乏的背景，兄弟俩和当年许多人一样对“红色背景”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用陶瓷表现东方红拖拉机，是因为对那种代表机械生产最高力量的近乎神圣的童年崇拜情结，也是一种潜在的对过去生活的怀旧情感。”
当年，雕塑系的第四工作室为陶瓷材料工作室，带领人吕品昌教授吸纳喜欢陶瓷材料的学生一起实践材料。钞子伟顺理成章地加入创作组，同时邀请兄长一起参与其中。在早期，他们大量地做门和车——代表特定年代记忆符号的板车和故居门楼。钞子伟说：“我觉得用陶瓷表现建筑精髓是很有意味的，门是家庭的象征，在安徽一代还保留很多古民居，都有非常华丽的门面装饰，这是建筑精华所在。”
2000年前后，北京进行大规模改造，后海、德胜门、大前门……这些被老北京熟悉的地区，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都在商品房的开发下迅速消失，现代城市的进程也对人们的生活和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太多老的建筑被拆掉了，胡同、四合院……我那时候整天骑着单车，在老胡同里转，”钞子伟说，“老北平的建筑非常漂亮精美，看着在城市改造的进程中被拆掉，实在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事实上，在上世纪5、60年代，已经有多次大规模的改造运动，历史总是重复的。”为了给这些永久损失的老建筑留个纪念，他开始用陶瓷烧制四合院建筑，后拓展到各种大小门楼。届时，哥哥钞子艺也考入了中央美院，兄弟俩真正在一起创作，开始大量创作怀旧题材的陶艺作品。
钞氏兄弟创作理念一致，又明晰了自己的主题，他们的作品逐渐开始成熟；在举办了几次展览之后，钞氏兄弟已在业内小有名气，而自2002年创作陶艺作品《消逝的家园》在全国第七届陶瓷艺术展上获得金奖，兄弟俩的名字开始在陶艺乃至雕塑界崭露头角并受到关注，他们的作品得到圈内人士的认可。兄弟俩早期的自娱自乐，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渐进入到学术层面。
1999年，钞氏兄弟开始试验“造房计划”，以写实性和表现性相互融合的语言，再现中国传统建筑的人文意涵与现实命运，作品的选题几乎包容了南北方主要的建筑形式，从北京做到山西，再到南方的吊脚楼，他们选择了门楼作为民居建筑的独立典型，着意表现其历经沧桑的表情。象征性意蕴中，历史的肌体凝固，而其灵魂在诉说。
这一系列作品摈弃了惯常观念中陶瓷的光鲜艳丽，显得黯沉朴实，颇有悲剧色彩。泥板成型传统技法与现代工艺结合，材料选择上用陶土烧制，并加入化妆土、色剂、化工原料以及食盐草木灰。钞氏兄弟力争保持泥土固有的特性，使作品以一种朴素、自然的状态呈现出来。
记忆和未来
2003年之后，《东方红》系列作品（又名“红色机器”），则是钞氏兄弟们最为典型个人风格的成熟作品。“东方红”是“红色时代”的符号和标志象征，拖拉机和火车头就是这一时期工业发展的典型代表。钞氏兄弟们用陶瓷表现了机械的强大力量和锈蚀之感，为中国特定年代的工业历史做肖像。火车头和拖拉机升华为特写，于工业废墟中再现了毛泽东时代集体主义的感性情结。象征，抑或是反讽？钞子伟说，他不想带有任何倾向，只是期待这样一个客观事物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东方红拖拉机是中国农业开始走向机械化作业道路的象征，它寄托着一代中国人的希望、智慧与梦想。”兄长钞子艺对这一符号采用写实的手法再现，“我们用陶瓷材料，是因为陶本身具有的原始、古朴，加上泥土在熔炉烧炼过程中产生的神秘窑变效果，则更适于表现这一主题的沧桑。”
当代纪念物可贵之处是其反思性和实验性，历史的“过去未来性”，也就是当代人对历史思考的意义维度。但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实验，纪念性雕塑是以整体观之，首要目的是引发观者反思或沉思。2006年后，对单体的老物件的塑造成为钞氏兄弟的新主题，同样为历史形态的符号象征。一个物品和另一个物品开始了联系，新旧的对比成为了新的念头。“这是对特定时期形成联想，这里面有历史的代价。昨天和今天的映射，我们用陶瓷表现军用大头鞋和军装，体现过去和现在的变化对比，把童年所经历的生活状态和今天发生联系，但是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标志。”钞子艺表示，他们的艺术创作到底还是严肃的态度，不带政治倾向，把看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不用批判，只需要反思即可，很多东西都是殊途同归。
钞氏兄弟们同样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地震、车祸等社会现实，“比如法拉利撞了警车、陶瓷碗中放置的倒塌的学校和寺庙，这些都是直面的社会矛盾。也许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权势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些在我们的作品中都有涉及。”
钞氏兄弟钟爱陶瓷，他们认为通过手工，火烧的出来的东西才是最自然的。“泥巴本身的味道是最贴近人本身的，泥土是自然流动的，制作时带有手指的痕迹，更有自然的气息，制作陶瓷的过程极具愉悦感。”钞子伟说，他们看中泥土的形态，同时也有技术的难点，陶瓷要表现质感很难，需要对材料充分了解和掌握。
钞子艺表示自己只要虔诚地对待一件事情即可，而这件事情正是和弟弟共同喜好的。对他而言，陶瓷材料也许并不是唯一的创作材料，无论是陶瓷、玻璃钢抑或木雕，手法只是一种媒介，但对他们兄弟俩人而言，陶瓷这种材料用得最多，最为熟悉，也有独特的艺术魅力。“陶瓷经过人为的感受提炼，而烧制则是上帝之手，其不定性非其他种类的艺术能及。”而在他看来，最原生的东西也最适合陶瓷表达，天性的感觉一直保存。
钞氏兄弟表示，今后也会将当代艺术的新材料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金属和木头的结合，多媒体的展示，我们会将作品和影像组合到一起，组成装置艺术。这能让我们的作品以立体全方位的感觉呈现。”而弟弟表示陶瓷还值得更多的挖掘，可让其发挥到极限，这种研究的精神，像农民播种耕耘一般，积累到一定的时刻，一定会有收获。
图说：
1.震殇
2.
3.毛泽东号
4.昨天
5.事件
6.上山下乡
7.老房子系列一
8.老房子系列二
9.东方红舰队
10.东方红系列
在陶瓷作品中，钞氏兄弟的作品有着特别的时代感觉。这种带有特定年代的“红色作品”是他们当年共同的某个想法，在漫长的创作生涯探索中终于发展壮大；无论是老式门楼，还是“红色时代”背景下的老物件和工业机械产物，那些带着朴质陶土本色的作品成为兄弟俩独树一帜的标识。
陶瓷表现建筑精髓
虽然钞氏兄弟是前后脚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但两人的创作理念却一直在磨合交融。弟弟钞子伟比兄长早数年入学，1998年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那时期正是制作“红色作品”的萌芽阶段。“我们两人出生在河南南阳，对童年最直接的回忆除了文革末期的社会政治氛围，就是当时的南阳古城墙所保留下来的历史。”无论是早请示晚汇报的语录生活抑或是物质匮乏的背景，兄弟俩和当年许多人一样对“红色背景”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用陶瓷表现东方红拖拉机，是因为对那种代表机械生产最高力量的近乎神圣的童年崇拜情结，也是一种潜在的对过去生活的怀旧情感。”
当年，雕塑系的第四工作室为陶瓷材料工作室，带领人吕品昌教授吸纳喜欢陶瓷材料的学生一起实践材料。钞子伟顺理成章地加入创作组，同时邀请兄长一起参与其中。在早期，他们大量地做门和车——代表特定年代记忆符号的板车和故居门楼。钞子伟说：“我觉得用陶瓷表现建筑精髓是很有意味的，门是家庭的象征，在安徽一代还保留很多古民居，都有非常华丽的门面装饰，这是建筑精华所在。”
2000年前后，北京进行大规模改造，后海、德胜门、大前门……这些被老北京熟悉的地区，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都在商品房的开发下迅速消失，现代城市的进程也对人们的生活和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太多老的建筑被拆掉了，胡同、四合院……我那时候整天骑着单车，在老胡同里转，”钞子伟说，“老北平的建筑非常漂亮精美，看着在城市改造的进程中被拆掉，实在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事实上，在上世纪5、60年代，已经有多次大规模的改造运动，历史总是重复的。”为了给这些永久损失的老建筑留个纪念，他开始用陶瓷烧制四合院建筑，后拓展到各种大小门楼。届时，哥哥钞子艺也考入了中央美院，兄弟俩真正在一起创作，开始大量创作怀旧题材的陶艺作品。
钞氏兄弟创作理念一致，又明晰了自己的主题，他们的作品逐渐开始成熟；在举办了几次展览之后，钞氏兄弟已在业内小有名气，而自2002年创作陶艺作品《消逝的家园》在全国第七届陶瓷艺术展上获得金奖，兄弟俩的名字开始在陶艺乃至雕塑界崭露头角并受到关注，他们的作品得到圈内人士的认可。兄弟俩早期的自娱自乐，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渐进入到学术层面。
1999年，钞氏兄弟开始试验“造房计划”，以写实性和表现性相互融合的语言，再现中国传统建筑的人文意涵与现实命运，作品的选题几乎包容了南北方主要的建筑形式，从北京做到山西，再到南方的吊脚楼，他们选择了门楼作为民居建筑的独立典型，着意表现其历经沧桑的表情。象征性意蕴中，历史的肌体凝固，而其灵魂在诉说。
这一系列作品摈弃了惯常观念中陶瓷的光鲜艳丽，显得黯沉朴实，颇有悲剧色彩。泥板成型传统技法与现代工艺结合，材料选择上用陶土烧制，并加入化妆土、色剂、化工原料以及食盐草木灰。钞氏兄弟力争保持泥土固有的特性，使作品以一种朴素、自然的状态呈现出来。
记忆和未来
2003年之后，《东方红》系列作品（又名“红色机器”），则是钞氏兄弟们最为典型个人风格的成熟作品。“东方红”是“红色时代”的符号和标志象征，拖拉机和火车头就是这一时期工业发展的典型代表。钞氏兄弟们用陶瓷表现了机械的强大力量和锈蚀之感，为中国特定年代的工业历史做肖像。火车头和拖拉机升华为特写，于工业废墟中再现了毛泽东时代集体主义的感性情结。象征，抑或是反讽？钞子伟说，他不想带有任何倾向，只是期待这样一个客观事物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东方红拖拉机是中国农业开始走向机械化作业道路的象征，它寄托着一代中国人的希望、智慧与梦想。”兄长钞子艺对这一符号采用写实的手法再现，“我们用陶瓷材料，是因为陶本身具有的原始、古朴，加上泥土在熔炉烧炼过程中产生的神秘窑变效果，则更适于表现这一主题的沧桑。”
当代纪念物可贵之处是其反思性和实验性，历史的“过去未来性”，也就是当代人对历史思考的意义维度。但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实验，纪念性雕塑是以整体观之，首要目的是引发观者反思或沉思。2006年后，对单体的老物件的塑造成为钞氏兄弟的新主题，同样为历史形态的符号象征。一个物品和另一个物品开始了联系，新旧的对比成为了新的念头。“这是对特定时期形成联想，这里面有历史的代价。昨天和今天的映射，我们用陶瓷表现军用大头鞋和军装，体现过去和现在的变化对比，把童年所经历的生活状态和今天发生联系，但是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标志。”钞子艺表示，他们的艺术创作到底还是严肃的态度，不带政治倾向，把看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不用批判，只需要反思即可，很多东西都是殊途同归。
钞氏兄弟们同样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地震、车祸等社会现实，“比如法拉利撞了警车、陶瓷碗中放置的倒塌的学校和寺庙，这些都是直面的社会矛盾。也许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权势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些在我们的作品中都有涉及。”
钞氏兄弟钟爱陶瓷，他们认为通过手工，火烧的出来的东西才是最自然的。“泥巴本身的味道是最贴近人本身的，泥土是自然流动的，制作时带有手指的痕迹，更有自然的气息，制作陶瓷的过程极具愉悦感。”钞子伟说，他们看中泥土的形态，同时也有技术的难点，陶瓷要表现质感很难，需要对材料充分了解和掌握。
钞子艺表示自己只要虔诚地对待一件事情即可，而这件事情正是和弟弟共同喜好的。对他而言，陶瓷材料也许并不是唯一的创作材料，无论是陶瓷、玻璃钢抑或木雕，手法只是一种媒介，但对他们兄弟俩人而言，陶瓷这种材料用得最多，最为熟悉，也有独特的艺术魅力。“陶瓷经过人为的感受提炼，而烧制则是上帝之手，其不定性非其他种类的艺术能及。”而在他看来，最原生的东西也最适合陶瓷表达，天性的感觉一直保存。
钞氏兄弟表示，今后也会将当代艺术的新材料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金属和木头的结合，多媒体的展示，我们会将作品和影像组合到一起，组成装置艺术。这能让我们的作品以立体全方位的感觉呈现。”而弟弟表示陶瓷还值得更多的挖掘，可让其发挥到极限，这种研究的精神，像农民播种耕耘一般，积累到一定的时刻，一定会有收获。
图说：
1.震殇
2.
3.毛泽东号
4.昨天
5.事件
6.上山下乡
7.老房子系列一
8.老房子系列二
9.东方红舰队
10.东方红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