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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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何其芳具有京派作家、川籍作家与延安作家这三重身份,并以多重地方经验建构成渝形象.他首先以京派情愫加工故乡万县,创造真实记忆与幻想糅合的梦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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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何其芳具有京派作家、川籍作家与延安作家这三重身份,并以多重地方经验建构成渝形象.他首先以京派情愫加工故乡万县,创造真实记忆与幻想糅合的梦景,“梦”醒后,何其芳介入现实,又以莱阳体验重新编码“真实”,改写故乡图景.抗战时期,成渝体验促使何其芳孤独感深化,随后在延安转向政治化的写作.延安作为新国家的实践空间具有评估成都与重庆的权力,评判模式从文化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成渝两地在何其芳的新一轮书写中从“我城”变为“他城”.何其芳的多重地方经验与成渝想象是考察“何其芳现象”的一条路径,由此不仅可以看取战时知识分子的群体心灵辙印图,还能进一步发现现代性转换与民族国家观念塑形下的战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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