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本来是尧舜时代，不过上古的事，暧昧难征，好比有雷锋而无日记，要大家如何学起?吴兢编《贞观政要》，便强调择善而从，“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不只吴兢，后代许多人，都以为唐太宗时的朝政，可为楷模。不止一个皇帝说过，自己不敢想比肩文武，能仿佛唐太宗，就心满意足了。
　　贞观政治，自然不像正史里讲的那么美好，但依照古代的政治设计，贞观年间，确实是光辉时刻。那种政治所要求的君明臣贤，尽备于一朝，而且唐人承北朝风气，胸怀宽广而乐观，不必非以自相倾轧为乐。李世民本为好名之士，又有个不光彩的玄武之变，更加战战兢兢，慎言慎行。他自己完备了起居注记制度，借外力制衡人君。
　　他的感想是，在朝中每说一句话，都要想到传出去后别人怎么看，后人怎么想。在这里，不要追索他的动机，是发乎本心还是受制于风俗制度，这一点并不重要而且难于证实，关键在于他确实在说明理的话，在做明理的事。
　　起居注，就是史官(太索时叫起居郎)跟在皇帝身边，随时记录皇帝的言行。记来记去，太宗好奇心起，想讨要起居注，看看里边到底记了自己一些什么事情。他的话说得漂亮，叫“用知得失”，意思是想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以便改正。其实他最关心的，是对玄武门事件的记录。商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反驳，说您老人家看看是可以的，但恐此例一开，后世君主不像您这么英明——
　　“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已，唯当致怨史官。……(史官)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朱子奢以后世君主为辞，点破了太宗的用心，太宗，只好作罢。过了几年，太宗又提出来看起居注，被褚遂良堵回。太宗只好向房玄龄讨要根据起居注编的国史，便是《今上实录》了。房玄龄率两个助手，用心删略，把编好的实录交给皇帝。李世民看到记玄武门事的部分，语多隐晦，便说我杀建成、元吉，可比周公之诛管蔡，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话说得高明，其实是嫌实录的文章做得不够彻底。几个大臣自然明白，又改了一遍，太宗终于满意。预修实录的许敬宗，最能体会上意，此人修史，胆子大，脸皮厚，惯能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太宗伟大形象的确立，他是一大功臣。
　　那么，官史如此，就不怕民间史册有相反的记载吗?原来，中国修史的制度，到唐太宗完成了一大变。以前修史，或是个人的私学，或是史官的家学，至隋文帝禁绝私史，并无实效，唐代正式设立官方的史馆，垄断了档案，虽未禁私史而私史几于绝矣。像起居注这类原始史料，民间无得闻焉，想写本朝的国史也写不成。这是贞观政治的另一大经验，要形成一种声音，只靠压制意见是不行的，还得在原始档案上下功夫。
　　昊兢是唐中宗、玄宗时的史官，见过一些档案。他编的《贞观政要》，是给皇帝的政治教科书。他抬出贞观政治，作为一种样本，采撷的自然都是好人好事——当然，贞观政治确是大有可采之处，但《贞观正要》提供的朝政图景，又是非常简化的，它的观念结构，只有君、臣、百姓这三层，一个听劝，一个多劝，君臣共以百姓为念，然后天下大治，这离实际的政治，差得就十分远了。
　　后代君臣读《贞观政要》，据说是要学习太宗和那时的一批谏臣，这是不靠譜的事情，因为君要纳谏：臣要敢诛，这是自古相传的为政之道，已经被唠叨过几百万遍了，非得远游唐代去取经吗?只是《贞观政要》中有许多漂亮的例子，漂亮的话，不妨记下来，随时取用。
　　百姓读《贞观政要》，也有被感动的，恨不往生东土大唐极乐世界，这个也只能想想而已，幸好也只能想想而已。
　　
　　刀尔登：六十年代生人，北大中文系出身，做过行政，研究，编辑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