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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约在2000年左右，我写过一些痛苦不堪的诗，其中有一首叫《银币》的，开头是这样：
必须穿过隧道回家的人并不理会冰块
在热水中的爆裂声……
其间的诗，大多用了类似的长句，决意要一气道尽心头事般的。当时我还在报馆做财经编辑。每天下午四点要到九龙湾，直到晚上十二点半，发完稿，下班到家通常是凌晨一点半。那种昼夜颠倒，上半夜公司，下半夜失眠的日子，竟持续了三年之久。换算下来，大约就是我的一千零一夜了。若要一笔带过，应该是这个样子：“夜夜恭候总是迟到的瞌睡虫。”
然而，有天夜里瞌睡虫居然变了花样似的，在后阳台门外学起了猫叫！
开门，见到一只唐猫，饥寒交迫直发抖，正眼巴巴望着我。后阳台与走火通道相连，还以为是邻居的猫，我便收留了。心想，天亮送回去就是。于是用纸箱做了窝，牛奶面包当猫粮，她居然毫不客气地享用起来。第二天，头等大事，就是抱着猫咪去敲邻居们的门。结果全是摇头者。
我收留的居然是只流浪猫。
这令我非常非常失望。无奈之下，便为她取了个猫名“非”。就是“猫可猫，非常猫”的意思。香港是双语社会，于是就有了个洋名VERY。也不知VERY个啥？形容词或副词就不可以作猫名吗，难道？
VERY，仿佛一种惊讶，张大嘴却只发了第一个音节，留下了悬念！不料，这悬念在三个月后终于露出了真相。惊讶令人发出了第二个音节。不假思索般的，VERY一口气便生下了四只小猫。分别是：非常黑（1号，2号，二只），非常花（一只），非常小（典型唐猫，一只）！
一变五。于是有人就开我玩笑，说，四川人养猫得多个心眼。千万别养虎为患啥的，为什么呢？五对一。幸好当今诸猫志在讨人欢心，全然不务正业（捉川耗子）。
从此我就养起了猫来。而且，当惊讶发出第三个音节时，我居然写起了猫诗。
二
人类养猫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一万年前的新月沃土地区。古埃及人的养猫记，也有三千多年。《诗经·大雅·韩奕》：“有熊有罴，有猫有虎”，是汉字“猫”的最早出处。
然而，《诗经》中家喻户晓的诗不是猫诗，而是鼠诗，就是那首《硕鼠》。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所谓的“硕鼠”到底有多大？没有量化数据。香港有种沟鼠，又称挪威鼠，身长35cm到45cm，比普通唐猫还大，算不算硕鼠？还有一种“天鼠”，身长37cm到45cm，是可以爬电线杆，走电线上高楼的，算不算硕鼠？
自然，《诗经》中的《硕鼠》是言鼠患的。《相鼠》是开恶毒诅骂先河的。《韩奕》和《七月》呢，则是言逐鼠、灭鼠的。
得闲写部猫鼠人关系史，一定有趣得很。从养猫治鼠，猫不捕鼠，到鼠大过猫，一路写去。你会发现，以人为本是主要的写法。以猫为本，则有所不同。而以老鼠为本呢？就完全不同了。
人本主义者养猫，主要是捕鼠，顺便捉蛇，其次才是当作宠物与人为伴。对他们来说，所谓养猫，即是为老鼠养了个凶神、恶煞、天敌、克星。
而本文似乎是以猫为本的。行笔至此，才有了题目“捕鼠器邀宠记（全本）”，所谓猫的一生即是。
据说，到了南宋，猫鼠人关系史就变了调。某些猫开始不捉老鼠了。偏安一隅时期，达官贵人时兴养一种长毛宠物猫，叫“狮猫”，是完全不捕鼠的。捕鼠事务也随之变调，得上新手段了。一种手工业供应链逐渐变得清晰：笼捕、药毒、烟熏、胶粘，甚至用人手捉。
1890年代，在香港捉老鼠，理论上甚至是可以发家致富的。当时为灭鼠防疫，港英政府曾高价悬赏收购老鼠，每只二至五个先令，结果有人居然从外地弄来老鼠换钱。
南宋亡命岭南时，本地猫或许也是受到“狮猫”感染，以致于代代相传，历元明二朝，到了满清，就连连爆发大规模鼠疫。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897年，令香港人口由二十三万剧减至九万，经济全部停顿。不见了十四万，就是总人口的60.8%啦！很有点像全球当下及前些日子。当时的鼠疫重灾区叫太平山街，离我在香港的第二个家仅隔三个街区。好在已有百多年的时差。
三
我学生时代曾办过两份诗报，其间发表过两首猫诗：郑愁予先生的《猫与红叶》和陈敬容先生的《猫》。刊发郑先生的诗并未征得同意。因为喜欢，就直接从一本美国杂志上抄下来用了。那时代还有鸿雁传书，和我通信的，很多是诗人。所以，取信时往往会心一笑：
那猫，自窗之明台一跃着地——
诗人来信了。
《貓与红叶》说的是，端午的青枫红于重阳，飘然落下的一瞬，在诗人心中激起的反响。
那年我20岁，正值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年龄。我不仅编发了这首诗，还大胆改了陈敬容先生的猫诗，把猫有七条性命，直接升级到九条。事后老先生非但不计较，还特别透过诗人柏桦致谢，想来真是惭愧。
行一命制的俗人，若修行得道成佛，轮回转世，多半以三生为限。但猫行的却是九命制。如此神秘的存在，造就古今中外的猫痴和猫诗，可谓代代相沿，层出不穷矣。
四
时人养猫，多半已不再是用来捉老鼠的了。在香港，拒绝生育的年轻人，甚至会把猫当成自己的第一胎孩子来养。这又算不算猫鼠人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呢？
其实，猫的捕鼠和邀宠，也并非一半一半那么平均，可以功能分离的。比如，纯粹做捕鼠器，也可以是取悦主人的有效方式。但北宋的猫主要还是捕鼠的，所以苏东坡和黄庭坚也算是半个猫迷。东坡云：“养猫以捕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显然这是颇为“人本主义者”的观点。山谷老人的立场，也是站在人和猫一边的。他有《乞猫》诗一首，是这样写的：“秋来鼠辈欺猫死，窥瓮翻盘搅夜眠。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所谓捕鼠器邀宠，是自始至终的，重点偶有不同而已。
然北宋亡后，风气就变了。所以才会有陆游那样的“猫本主义者”出现。他写过不少赠猫诗，其中也有赞扬捕鼠猫的：“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新猫因护书得宠，也算是北宋遗风了。 起初的朗诵时间并不固定，要视乎大家的时间。最后才固定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晚上8点。完全开放，欢迎任何人。只需向当晚主持人登记一下，就可以朗诵自己或他人的诗作，还可以即场售卖自己的诗集。
诗是大家的入场券，名片，无形资产，竞争力，表达才能。除了读诗，大家还有一个习惯，尽可能把约会安排在同一时间，以鼓人气。既可以见朋友，喝一杯，又可以听诗，听音乐，买诗集，当场索签名等等。
其间，有两三年，还有乐队客串。如此，经过十几年的诗酒会，到后来，自然而然，OUT
大约在2000年左右，我写过一些痛苦不堪的诗，其中有一首叫《银币》的，开头是这样：
必须穿过隧道回家的人并不理会冰块
在热水中的爆裂声……
其间的诗，大多用了类似的长句，决意要一气道尽心头事般的。当时我还在报馆做财经编辑。每天下午四点要到九龙湾，直到晚上十二点半，发完稿，下班到家通常是凌晨一点半。那种昼夜颠倒，上半夜公司，下半夜失眠的日子，竟持续了三年之久。换算下来，大约就是我的一千零一夜了。若要一笔带过，应该是这个样子：“夜夜恭候总是迟到的瞌睡虫。”
然而，有天夜里瞌睡虫居然变了花样似的，在后阳台门外学起了猫叫！
开门，见到一只唐猫，饥寒交迫直发抖，正眼巴巴望着我。后阳台与走火通道相连，还以为是邻居的猫，我便收留了。心想，天亮送回去就是。于是用纸箱做了窝，牛奶面包当猫粮，她居然毫不客气地享用起来。第二天，头等大事，就是抱着猫咪去敲邻居们的门。结果全是摇头者。
我收留的居然是只流浪猫。
这令我非常非常失望。无奈之下，便为她取了个猫名“非”。就是“猫可猫，非常猫”的意思。香港是双语社会，于是就有了个洋名VERY。也不知VERY个啥？形容词或副词就不可以作猫名吗，难道？
VERY，仿佛一种惊讶，张大嘴却只发了第一个音节，留下了悬念！不料，这悬念在三个月后终于露出了真相。惊讶令人发出了第二个音节。不假思索般的，VERY一口气便生下了四只小猫。分别是：非常黑（1号，2号，二只），非常花（一只），非常小（典型唐猫，一只）！
一变五。于是有人就开我玩笑，说，四川人养猫得多个心眼。千万别养虎为患啥的，为什么呢？五对一。幸好当今诸猫志在讨人欢心，全然不务正业（捉川耗子）。
从此我就养起了猫来。而且，当惊讶发出第三个音节时，我居然写起了猫诗。
二
人类养猫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一万年前的新月沃土地区。古埃及人的养猫记，也有三千多年。《诗经·大雅·韩奕》：“有熊有罴，有猫有虎”，是汉字“猫”的最早出处。
然而，《诗经》中家喻户晓的诗不是猫诗，而是鼠诗，就是那首《硕鼠》。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所谓的“硕鼠”到底有多大？没有量化数据。香港有种沟鼠，又称挪威鼠，身长35cm到45cm，比普通唐猫还大，算不算硕鼠？还有一种“天鼠”，身长37cm到45cm，是可以爬电线杆，走电线上高楼的，算不算硕鼠？
自然，《诗经》中的《硕鼠》是言鼠患的。《相鼠》是开恶毒诅骂先河的。《韩奕》和《七月》呢，则是言逐鼠、灭鼠的。
得闲写部猫鼠人关系史，一定有趣得很。从养猫治鼠，猫不捕鼠，到鼠大过猫，一路写去。你会发现，以人为本是主要的写法。以猫为本，则有所不同。而以老鼠为本呢？就完全不同了。
人本主义者养猫，主要是捕鼠，顺便捉蛇，其次才是当作宠物与人为伴。对他们来说，所谓养猫，即是为老鼠养了个凶神、恶煞、天敌、克星。
而本文似乎是以猫为本的。行笔至此，才有了题目“捕鼠器邀宠记（全本）”，所谓猫的一生即是。
据说，到了南宋，猫鼠人关系史就变了调。某些猫开始不捉老鼠了。偏安一隅时期，达官贵人时兴养一种长毛宠物猫，叫“狮猫”，是完全不捕鼠的。捕鼠事务也随之变调，得上新手段了。一种手工业供应链逐渐变得清晰：笼捕、药毒、烟熏、胶粘，甚至用人手捉。
1890年代，在香港捉老鼠，理论上甚至是可以发家致富的。当时为灭鼠防疫，港英政府曾高价悬赏收购老鼠，每只二至五个先令，结果有人居然从外地弄来老鼠换钱。
南宋亡命岭南时，本地猫或许也是受到“狮猫”感染，以致于代代相传，历元明二朝，到了满清，就连连爆发大规模鼠疫。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897年，令香港人口由二十三万剧减至九万，经济全部停顿。不见了十四万，就是总人口的60.8%啦！很有点像全球当下及前些日子。当时的鼠疫重灾区叫太平山街，离我在香港的第二个家仅隔三个街区。好在已有百多年的时差。
三
我学生时代曾办过两份诗报，其间发表过两首猫诗：郑愁予先生的《猫与红叶》和陈敬容先生的《猫》。刊发郑先生的诗并未征得同意。因为喜欢，就直接从一本美国杂志上抄下来用了。那时代还有鸿雁传书，和我通信的，很多是诗人。所以，取信时往往会心一笑：
那猫，自窗之明台一跃着地——
诗人来信了。
《貓与红叶》说的是，端午的青枫红于重阳，飘然落下的一瞬，在诗人心中激起的反响。
那年我20岁，正值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年龄。我不仅编发了这首诗，还大胆改了陈敬容先生的猫诗，把猫有七条性命，直接升级到九条。事后老先生非但不计较，还特别透过诗人柏桦致谢，想来真是惭愧。
行一命制的俗人，若修行得道成佛，轮回转世，多半以三生为限。但猫行的却是九命制。如此神秘的存在，造就古今中外的猫痴和猫诗，可谓代代相沿，层出不穷矣。
四
时人养猫，多半已不再是用来捉老鼠的了。在香港，拒绝生育的年轻人，甚至会把猫当成自己的第一胎孩子来养。这又算不算猫鼠人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呢？
其实，猫的捕鼠和邀宠，也并非一半一半那么平均，可以功能分离的。比如，纯粹做捕鼠器，也可以是取悦主人的有效方式。但北宋的猫主要还是捕鼠的，所以苏东坡和黄庭坚也算是半个猫迷。东坡云：“养猫以捕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显然这是颇为“人本主义者”的观点。山谷老人的立场，也是站在人和猫一边的。他有《乞猫》诗一首，是这样写的：“秋来鼠辈欺猫死，窥瓮翻盘搅夜眠。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所谓捕鼠器邀宠，是自始至终的，重点偶有不同而已。
然北宋亡后，风气就变了。所以才会有陆游那样的“猫本主义者”出现。他写过不少赠猫诗，其中也有赞扬捕鼠猫的：“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新猫因护书得宠，也算是北宋遗风了。 起初的朗诵时间并不固定，要视乎大家的时间。最后才固定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晚上8点。完全开放，欢迎任何人。只需向当晚主持人登记一下，就可以朗诵自己或他人的诗作，还可以即场售卖自己的诗集。
诗是大家的入场券，名片，无形资产，竞争力，表达才能。除了读诗，大家还有一个习惯，尽可能把约会安排在同一时间，以鼓人气。既可以见朋友，喝一杯，又可以听诗，听音乐，买诗集，当场索签名等等。
其间，有两三年，还有乐队客串。如此，经过十几年的诗酒会，到后来，自然而然，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