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天门哪，门朝天哪，齐心协力把货拉啊……”
　　一群纤夫拉着纤绳，喊着号子，向着陡峭的石板梯攀去。石板梯的尽头，朝天门城楼高高矗立……
　　2016年3月30日，话剧《朝天门》在北京上演。台上，演员倾情演绎，渝味四溢。台下，观众神情专注，如痴如醉。观众中，惊现一位耄耋老者——著名表演艺术家郑榕。
　　多年之后，重庆本土话剧重登首都舞台，他怎能错过。
　　“重庆，曾经是中国话剧的圣地。”郑榕有些激动，“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难忘岁月。”
　　言语间，时光一点一点被撬动。
　　生根发芽
　　1945年，初夏。21岁的郑榕刚到山城，就被扑面而来的话剧热潮所裹挟。
　　在戏剧界庆祝抗战胜利集会上，他第一次见到郭沫若、曹禺、宋之的、夏衍、陈白尘……抗战八年，他们一直生活在重庆，可算半个重庆人。
　　曹禺的《家》，夏衍的《法西斯细胞》，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众多传世佳作都在雾都诞生。
　　那时候，重庆像一座积蓄了太多岩浆的火山，迸发出源源不断的能量。创作剧本、组建剧社、排练演出，充盈着文人的生活。
　　文人多了，作品多了，文化味愈浓。生活的潜移默化，令痴迷话剧的情愫渐渐溶进这座城市的细胞里。
　　如果沿着细胞末梢梳理，时光一路向前，可以追溯到1938年的深秋。
　　重庆国泰大戏院，描写爱国百姓破获日本间谍的话剧《全民总动员》正在上演。
　　山城步道里的老作坊，东家带着伙计，关掉门店，参加演出；剧作者曹禺、宋之的停下笔墨，走出幕后，登台表演……一部话剧，200余人参演，一家报纸这样形容：“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
　　《全民总动员》连续公演了三天，戏院内观众爆棚，戏院外人声鼎沸。在热闹澎湃的气氛中，重庆第一届戏剧节拉开了帷幕。
　　戏剧节是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怒潮剧社的专业演员、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爱好者、求精中学的表演队、社会青年自发演出团……500余名专业剧人，1000余名业余剧人参演。前前后后，23天，一部接一部的话剧轮番上演。
　　一字一句，一颦一笑，重庆的家国情怀，尽在话剧中。
　　一字一句，一顰一笑，话剧的家国情怀，化入山城里。
　　后有人评论，文人作剧，剧迷演戏；文人演戏，剧迷观戏。痴的是表演，迷的是倾诉。
　　生长蔓延
　　“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
　　1942年，初春的嘉陵江水跟他内心一样澎湃。身穿长袍，挥舞双手，著名话剧演员金山站在江畔，朗诵着郭沫若创作的经典台词。
　　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即将参演的话剧《屈原》会成为“雾季公演”的丰碑；他更没想到，重庆的“雾季公演”会造就一个时代。
　　话剧《屈原》上演之际，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重庆饱受日本飞机的轰炸。
　　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是重庆的雾季，日本飞机轰炸频度相对减少。于是，戏剧界文人、山城百姓便利用这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话剧演出，从1941年持续到1944年，史称“雾季公演”。
　　《棠棣之花》《大地回春》《天国春秋》《大雷雨》……四年间，大型话剧公演103出，独幕剧公演7出，堪称中国话剧之最。
　　播种、生根、发芽，是万物生长的轨迹。两届戏剧节，在山城播下了话剧的种子，扎下了痴迷话剧的根，而“雾季公演”则让这种“痴迷”生长蔓延，成为时尚。
　　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戏院连续公演15天。与金山搭档演出的著名话剧演员张瑞芳，在其回忆录里写道：“话剧出演，场场爆满。许多人抱着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待第二天售票。甚至，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
　　不只是在剧场门口打地铺，不只是《屈原》才火爆。“雾季公演”期间，重庆有90万人口，超过九分之一的重庆人看过演出，排队看戏成为街头一道美丽的风景。
　　那时候，日本飞机轰炸越猛烈，话剧演出越精彩。城市的刚毅被雕刻在话剧中，戏迷爱剧，百姓爱剧，话剧与生活水乳交融。
　　1945年，郑榕眼里的话剧热潮是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重庆已是“戏剧重镇”。
　　延续繁荣
　　郑榕在重庆生活了五年，1950年北上，进入北京人艺，从事戏剧工作。
　　他离开时，郭沫若、曹禺、金山、张瑞芳等话剧界的大腕早已离开山城。山城的年轻剧人开始接棒话剧工作，不料，却遭遇当头一棒。
　　1951年，在全国文工团会议上，山城话剧第一次吃零蛋，没有鲜活的原创剧本，拿不出新时期的经典作品。会议结束，风言四起。一些人议论，“缺少璀璨星光的山城，话剧再无‘黄金时代’，或将死亡”。
　　重庆人骨子里爱着话剧，哪受得了这般委屈。市委立下军令状：“市文工团关门一年，也要拿出自己的作品，口碑享誉全国。”
　　抗战时期，曹禺、宋之的的《全民总动员》，与时代精神紧紧相扣；郭沫若的《屈原》，与抗战时局息息相关。佳作，都来自原汁原味的生活。
　　于是，年轻剧人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走进工厂车间，走向田野乡村……
　　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任白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戏迷。在一次汇报会上，他听到话剧史家石曼、剧场工作人员石玺在101厂（现重钢）的体验经历，觉得可以写成钢铁厂修建成渝铁路的故事。
　　那年，成渝铁路刚好铺轨至永川。任白戈跟着剧团作者一起撰写剧本。《四十年的愿望》初稿形成后，他找到老作家沙汀，雕琢人物个性。
　　1952年，盛夏。任白戈、沙汀等六位创作者坐在抗建堂剧场外的地板上，赤膊上阵，喝着凉白开，字斟句酌。 　　汽笛长鸣，浓浓的白烟从幕布中徐徐涌来，成渝铁路通车了……
　　《四十年的愿望》在山城演了150余场，被15个省市剧团拿去排演，被贺龙带到國外演出……
　　“中国十大话剧之城”“西南话剧老大”，人们开始这样称呼这座城市。云南、贵州等地的同行纷纷跑到重庆来取经。
　　重庆再掀话剧热潮，打造“新黄金时代”，一路繁花似锦。
　　十字路口
　　一方剧台，一叠脚本，一束灯光，一席布景……话剧就像一幅水墨，简单隽永、韵味悠长。水墨出彩，笔韵丰腴，故事无穷，赏者不绝；话剧繁荣，人才辈出，作品叠新，观众无数。
　　20世纪90年代后，重庆话剧走到十字路口，跌跌撞撞，低迷徘徊。人们感叹老戏骨的移情别恋，却道不出光阴荏苒的无奈。
　　每一个年代都有几部经典之作，构成独特记忆。30年代是《家》，40年代是《白毛女》，50年代是《茶馆》……90年代是《旋风小子》《东邪西毒》。
　　90年代后，人们的独特记忆不再是话剧。电影、电视剧、网络娱乐的兴起，传播途径、传播速度的差异，令话剧变成了小众文化。
　　1995年，重庆市话剧团从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招收的三批话剧演员，有近三分之二的人或转战电影，或转战电视剧，走进“话剧养人，影视用人，成名后走人”的怪圈。
　　怪圈会产生蝴蝶效应，演员走了，剧作者跟着离开。一部话剧，需要剧作者一年、两年，甚至数十年的打磨。一部影视剧，一年、半年，甚至一周就能写完。如今，耐得住寂寞的剧作者越来越少。
　　即使是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剧作者，他们的作品也往往因为距离生活太远，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有时候，就算是免费送票，也没有多少人来看。原来的30多个剧场，最后只剩下抗建堂和文化宫两处。
　　十字路口的重庆话剧，明天将走向何方？
　　重寻痴迷
　　2016年3月30日，话剧《朝天门》公演现场。郑榕坐在轮椅上看完了整出剧，“这部作品有张力，有厚度，展现出话剧的无尽魅力”。
　　重庆话剧有了新名片，山城剧人正在重寻“痴迷”。像20世纪30年代的曹禺、40年代的金山、50年代的任白戈……
　　构建剧情时，制片人郝鹏寿跑到上海，与著名作家幕容雪村、著名青年编导杨昕巍探讨；
　　落笔编写时，主笔剧作者王逸虹闭关谢客，含英咀华，反复修改剧本十余稿；
　　排演剧情时，主角、配角悉心排练，寻找、感知人物内心深处的喜悦与悲伤；
　　…… ……
　　佳作多了，演员多了，文化味愈浓。生活潜移默化，跟着专业剧人一起躁动的是年轻戏迷。
　　南坪文化创意园里，自发剧社的青年人正紧锣密鼓地排演新剧；
　　重庆师范大学校园里，热爱话剧的师生在搭建舞台的布景；
　　…… ……
　　演员演戏，戏迷观剧；戏迷演戏，百姓看剧，重庆话剧正从小众文化汇成大众潮流。重庆大剧院、重庆国泰艺术中心、施光南大剧院、巴渝剧院……那些曾经被拆掉的剧场又重新拔地而起。
　　专业剧人兢兢业业，业余剧人陶醉投入，有人说，重庆开始回归老戏骨的风范。
　　时光流逝，城市在变，但重庆的性格不变。它一直追着话剧，一直爱着话剧，只是爱得深沉：有灿烂，有曲折，有美好，有迷茫。现在，水到渠成，剧味香浓。
　　演一出剧，道一座城。演不尽重庆话剧的跌宕剧情，道不完话剧之城的矢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