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早，约3世纪上半叶的佛经中就已使用“慈善”一词。然而，作为一项扶贫济困的事业，“慈善”一词被大规模使用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在古代，人们常用善行义举来形容慈善活动，慈善机构名称也多使用善、义、仁等字。古代慈善机构名称不仅准确表达了机构的职能、宗旨等信息，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积善堂是古代较常用的慈善机构名称，“积善”二字出自《周易》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意为经常行善的人家，必然会有更多的福报。积善堂之名蕴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表达了善有善报的理念。古代劝善书多宣扬善恶有报的理念，宋代劝善经典《太上感应篇》中开篇即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的理念并非民间劝善书臆想杜撰，其在道教的“承负说”和佛教的“业报论”等宗教思想中都能找到源头。不可否认，事物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但善行与善报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和直接的因果联系？这难以统计也并非关键，因为强调善有善报理念的意义不在于报应不爽的概率高低，而在于其在传统社会能够有效地培植人心善念，导人行善，教化世人。另外，积善堂之名还强调了善需积累的理念。《周易》中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意在强调善虽小却值得去做，需点滴累积;恶虽小却必须时刻远离，应防微杜渐。对比当下，一些突发灾害或事件常会引发人们的关注，激发人们的捐赠热情，事件结束后人们的慈善热情往往也随之减退。在此，我们不妨借鉴“积善”的理念，将慈善当作一种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让其随时可做，随处可为，点滴累积自己的慈善行为。
　　宝善堂之名源自《国语》中的一段记载，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王孙圉在晋国访问时，晋定公设宴招待他。晋国大夫赵简子向王孙圉炫耀自身佩戴的美玉并问王孙圉：“楚国的美玉白珩还在吗？”王孙圉回答说：“在。”赵简子说：“它是宝物，价值多少啊？”王孙圉说：“楚国没将它当成宝。楚国所当成宝的是贤臣观射父、左史倚相和出产众多物资的地区，是一切足以使国家获得福利，消弭灾祸之财物，而不是那些玩饰之物。”后来，《礼记》引用《国语》的这段记载，并将其概括为“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意为楚国以善为宝，将善这一美德作为珍宝。春秋是诸侯割据争霸的时期，礼崩乐坏，当时的楚国却将善作为至宝。这正如老子所说“大道废，有仁义”，当一个社会的底线不断被突破，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时，这样的时代才会更加凸显出道德的珍贵。因此，以善为宝的典故广为后世传诵，“积德胜遗金处世当遵司马训，惟善以为宝持身宜省楚书言”不仅成为人们的座右铭，也常被制成楹聯悬挂于民居宅第中，以警醒和教育后世子孙。
　　兼善堂之名出自《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为困窘时要独善修身，止恶律己;得志时要心系苍生，惠泽普施于天下。兼善天下既反映了儒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也反映了家国情怀是我国传统慈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基督教文化讲“平等、博爱”，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倡导仁爱，仁爱并不排斥博爱，而是主张爱有差等和次第，我们要先做好自己并从身边的人开始关爱，然后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慈善理念明显更接地气，也更符合我国的人伦常情。
　　乐善堂的名称源自“为善最乐”，意指行善是最快乐的事情，出自 《后汉书》。汉明帝刘庄曾问宪王刘苍在家中何事最快乐？刘苍回答说：“为善最乐。”乐善堂之名有两层含义，一是“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的理念，自愿是慈善的前提，乐意为之则体现了慈善的更高境界。二是说明行善是付出，也是收获，善能够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晚清著名善人余治所著《得一录》中提道：“心乎善则所行皆善，而心为之愉快，即此是福。天下之膺备福者，其究不过愉快而已。”
　　同善堂之名源自《孟子》：“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朱熹对“善与人同”的解释为：“己未善，则无所系吝而舍以从人;人有善，则不待勉强而取之于己。”说明慈善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它一方面依靠个体内省，及时更正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另一方面要努力向他人学习，将“人之善”积极转化为“己之善”。以“同善”二字命名的还有明清时期著名的慈善机构同善会，浙江嘉善同善会创办人陈龙正曾这样阐释“同善”的含义：“舍者亦善，受者亦善，方是同善。……行者亦善，闻者亦善，方为同善。”“行者亦善”容易理解，“受者亦善”意为受助者需具有良好的品行，嘉善同善会曾规定对“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不予资助。同善会通过定期组织演讲，吸纳会员，筹集会费，无锡同善会创办人高攀龙曾在该会演讲时说：“这个同善会，今日是第十四次了，会友有百余人，皆出自心自愿。”行者和闻者共同向善，这也是同善的含义。以“同善”二字作为慈善机构名称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渊源，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虽然观点教义有别，但都崇善扬善，引人向善。据《北史》记载，北朝时期名士韦夐志存高远，淡泊名利，当时北周武帝宇文邕认为佛、道、儒三教各有不同，曾诏令韦夐辨其优劣，韦夐认为：“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其迹似有深浅，其致理如无等级”，意为儒释道三教虽然教义观点不同，但在导人向善方面可谓殊途同归，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古代以善堂作为慈善机构名称的还有很多，如敦善堂、资善堂、兴善堂、继善堂、孜善堂、崇善堂、广善堂、恒善堂、永善堂、修善堂、济善堂、迁善堂等，这些机构名称虽一字之差，却都有对善念善行的独到理解。
　　和“善”一样，以“义”命名慈善机构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义田，《越绝书》中有“富中大塘者，句践治以为义田，为肥饶，谓之富中”的记载。义田是为了救济贫穷者而置的田地，据《国语》记载，勾践为复兴霸业与百姓同苦乐，“越国之中，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富者吾安之，贫者吾与之，救其不足，裁其有余，使贫富皆利之。”到了宋代，钱公辅在《义田记》中详细介绍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此处的义田主要是为了救济贫苦的范氏族人。 　　义仓是传统社会备荒救灾的重要慈善设施。隋朝度支尚书长孙平向隋文帝上奏提议在全国各州县广置粮仓，“输之当社，委社司检校，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又说：“名之以义，则寓致公之用;置之于社，则有自便之利。”说明义仓之名在于其“致公之用”，即维护公共利益。当然，义仓为笼统称呼，许多地方的义仓有其个性名称，如陕西大荔县的丰图义仓，“丰图”二字出自《晋书》：“图匮于丰，防俭于逸”，意为在物资丰富的时候要居安思危，筹划可能出现匮乏;在安逸的时候要未雨绸缪，预防发生贫困。
　　义庄是古代重要的宗族慈善组织，通过置买义田，收取租赋，赡养抚恤族人。自宋代范仲淹创设范氏义庄后，后世许多官绅效仿，通过设立义庄，养赡族人。据学者统计，明代全国约有义庄200个，清代则达数以千计。义渡局是明清以来在濒江临湖地区设立的机构，主要为渡江涉湖的过往行人、商旅提供便利，免费摆渡。清代《桃江义渡义路合志》序言中提道：“夫公事莫难于创，非众力无由建立也;亦莫难于继，非实心无以振兴也。”说明了义渡是一项源于“众力”的“公事”。以义命名的古代慈善设施还有义井、义桥、义冢等，这类慈善活动有不少是受到佛教的影响。西晋时期的《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就指出“安设桥梁，过渡羸弱;近道作井，渴乏得饮”，这些都是人们广种福田的重要途径。
　　如果从字源上理解，“义”也具有“善”的涵义。“义”的繁体字为“義”，《说文解字》中对“义”的解释为：“己之威仪也，从我羊”，宋代徐铉对义注释为：“此与善同义，故从羊”，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也认为义从羊，与善、美具有相同的涵义。传统文化推崇义，并常将义与利并论，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利思义”“舍生而取义”等，说明获取财富应通过正确的途径，不能违背社会正义和道德。同时，当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时应思考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更多地从事合乎道义的活动。虽然古代常用善行义举来表示慈善活动，但善和义还是有些区别的，一是善是以救助弱势群体为主的活动，义则多为维护一定范围内公共利益的活动，带有普惠的性质;二是善是个体的自愿行为，义则有一定的强制色彩。如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都体现了义是一种道德底线，不容推辞。善和义的这些差别也体现在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词语中，如我们常说“义不容辞”，而没有“善不容辞”;可以说“为善最乐”，而不说“为义最乐”;常说“急公好义”，少用“急公好善”等。
　　除了将善、义作为机构名称，古代还有一些慈善机构名称颇有特点，如悲田养病坊、福田院、一命浮图会等。“福田”之名源于佛经，意为行善可得福报，如农人种田，春播秋收。悲田为福田之一，主要救助贫苦人群，所谓：“供父母曰恩田，佛僧曰敬田，贫穷曰悲田”。除了受佛教影响，儒家文化也体现在慈善机构名称中，如恻隐堂取自“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老老院出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里仁堂取自“里仁为美”等。还有一些慈善机构如六疾館、孤独园、及幼堂、惠民药局、漏泽园等，这些机构名称不仅表明其救助范畴，同时也一定程度体现了对受助者的同情和尊重。
　　慈善机构的名称不应仅具有标识地域和资助领域的基础功能，还应反映一个机构的精神和信仰。通过简单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古代慈善机构名称多样，所表达的机构宗旨准确，并且还具有丰富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这些具有温度和情怀的机构名称显然更有利于激发人的同理心，有效传播慈善文化，无形中影响和教化世人。最后需要提及的是，从古至今，慈善虽名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种利他活动，其行为离不开思想的支撑和文化的引领，而思想和文化的形成又非一朝一夕。当代慈善界常呼吁打通中国善道，要从传统慈善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指导和促进当代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或许，古代慈善机构的名称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