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以来，很多社会新闻之所以被关注被爆炒，都和道德、人格有关。很多人开始往前找，说“人心不古”。那么，关于此，古人最看重的是什么？
　　元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某天，他家里的一位乳母制作了一个圆转的玩具（可能类似于今天的陀螺）来引逗孩子，结果却惹祸了。他的朋友公植来访，看到以后，二话不说就把它烧了。并且教训元结说“使婴儿从小就喜欢圆，长大必定爱好圆。教婴儿学圆，已陷入不义；亲自玩圆，又丧失了正直的品德。回家喜欢婴儿玩圆，出外一定喜欢小人趋奉圆滑。我怎能知道你以后不是说话圆滑、行事圆滑、动也圆滑、静也圆滑地度过一生呢？我哪能做你的朋友呢”……
　　现在看来，这一番宏论简直是强词夺理，纯属扯淡，哪有这么联系的？可元结不这么认为，他对自己的堂弟说：
　　“我让婴儿耍戏圆转玩具，公植尚且这样骂我和我绝交，我与你如果圆滑应付事物，公植还不拿着矛或戟来把我们给杀了？”
　　元结是把这位公植老兄当作诤友来看待的，所以才从善如流，并且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估计两位的友谊还能够维持下去，因为元结只是“无心之过”。
　　从这个故事，我们能够看到古代文人对个人修养的重视，甚至是固执。显然，他们推崇把人格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其实，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很多人熟悉“割席断义”的故事。管宁和华歆年轻的时候在同一张席上读书，遇有达官贵人从门外经过，管宁不为所动，华歆却把书抛在一边，出去看热闹。于是，管宁便把席子割为两半，跟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北宋文人范仲淹和梅尧臣的故事也很典型。这二位本是关系很铁的同僚加文友，经常一起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其乐融融。但后来范仲淹领导“庆历新政”，二人由于政见不同，开始出现隔阂。随即就发生了导致革新派垮台的“奏邸之狱”，而告密的人恰恰是梅尧臣的手下李定，于是范仲淹对梅尧臣大为反感。梅尧臣一方面感到委屈，另一方面也认为范仲淹等人在用人或者自身行事上也颇多不检点之处。既然这样了，干脆绝交吧。于是两人各写了一篇表达断交意思的文章公布于世，一时朝野震动，知情者与不知情者均唏嘘不已。
　　清末时期，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与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故事同样耐人寻味。景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孙中山等投身革命，为开创中国新纪元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学、哲学、红学等方面也颇有造诣，与南方的章太炎齐名，时人称“南章北景”。1911年，章太炎与国民党分裂，自己组织了“统一共和党”，后来还成了袁世凯的宣传员。有一次，章太炎到北京，前往《国风日报》社访景。景梅九不耻于其亲袁行径，见到章后只点头哼了一声，连一句话也不说。坐在一边的景夫人见此情景开口说道：章先生啊！你做你的大官好了，咱们也不想沾你的光。章临走时叹息着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此后，景梅九与章太炎绝交。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虽然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了这些文人对自身独立人格的追求。他们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崇尚方正，鄙夷圆滑。一般自视甚高，瞧不起趋炎附势的行径，向往道德的自我完善。从屈原的“举世皆醉我独醒”，到陶渊明的“不为王斗米折腰”；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到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穿越历史的天空，我们分明看到了道德和人格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极高位置。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写的文人的映衬，那些毫无气节可言的宵小之辈才显得那么尴尬和委琐：千百年来一直跪在岳王坟前的秦桧，明末清初因“水太凉”而不能履行“为明朝殉节”诺言的钱谦益……中华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把有没有独立人格作为能否堂堂正正行走于社会的标志。
　　面对强权，有人豪言，“你可以污辱我的智商，但不能污辱我的人格”。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舍生取义”，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其实谈的就是人格尊严的问题。
　　当今世界，尽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条件与古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做人的一些准则并没有发生多大的“进化”。现代人，尤其是作为中国人，在为道德纠结的时候，还是应该多把目光投向我们的传统，重新找回做人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