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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口子
“当哩个当，当哩个当。虎头岩上飘红旗，大寨人英勇战斗创奇迹，七沟八梁换新貌，满坡的庄稼惹人喜。”见到王升安的第一顿饭，他就给我们表演起了山东快书。
“我俩年龄差4岁，身高差40厘米，曹老师10个月的工资才顶我1个月的，你不服没有办法。”王升安手拿馍馍，调侃老伴儿，“要不怎么我当校长她还没转正呢。”他哈哈大笑，茶色眼镜后面的双眼眯成一条线。
“你这个校长有多厉害，不也只管着我一个人。”曹桂英嗔怪地瞪了他一眼，说罢也笑了，眼角聚起粗重的鱼尾纹。
夫妻俩一个是踱着长腿慢慢悠悠；一个是急脾气，干起活来认认真真。一个大大咧咧，什么紧要关头都能开玩笑；一个处处为别人操心，习惯性地皱起眉头。一个饭量、酒量骇人，事情再繁杂也倒头就睡；一个一顿饭吃不下一个馍，不把教务和家务全都收拾妥帖就睡不着觉。
54岁的王升安从1978年开始在微西小学任教，住在八段河附近的渔民子弟全都在这里念小学。“我们的祖辈吃够了没文化的苦。”王升安告诉我们，目前，34个孩子在这读学前班、一年级和二年级。从三年级开始，他们自理能力稍强些了，会被送到永胜寄宿学校读书。
王升安兄弟四人，排行老三，他是典型的山东大汉，身高1.8米，爽朗热情。他的眼睛患结膜炎见不得光，其中一只眼几近失明，头发早已花白，大哥劝他染黑：“要不然咱俩谁是老大？”
曹桂英1986年从教，她的教学质量乡里闻名，得过的奖状满满一包。她是江苏姜堰人，尽管来微山湖30多年了，说话还带着扬州口音。曹老师短发，瘦削，手脚麻利，学什么活儿都快。二年级学生王瑞的头发就是她给剪的。“我看理发店这样弄的，我也学着剪，还挺好。”
王瑞一家四代都是王升安的学生。“从她爷爷的亲叔、她爷爷、爸爸到她，四辈人。”王校长伸出手指，“这一家子有20多个我的学生。”
今年8月，王升安夫妇接到央视邀请，赴北京参加教师节晚会。“船上学校”、离天安门最近的学校长安小学、沙漠中的学校新疆达里雅布依乡学校等被选为全国最特别的五所小学。
“从那以后一天到晚电话响。”王升安说自己脑袋都晕了，住得近的小儿子王力成了他的秘书。“明天还得提醒我收家长的户口本啊，要给孩子们办营养餐了。”曹桂英更是忙得团团转，“大儿子马上结婚了，我们什么都还没给儿媳妇准备呢，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教师。”说到这儿，她笑得合不拢嘴。
湖区学校
微西小学始建于1964年，最早是“鸭墩小学”，也就是方圆5米的一个墩台。当时，村民用几艘小船装上草，聚在一起，搭成了“水上学校”。改革开放后，八段河被分给微西村作为生产区域，于是，学校也随着渔民迁到了八段河道。这之后，学校换过小木船、12米长的水泥船和大运河里废弃的140多吨平板舶。出于学生的安全考虑，村里曾经上岸建校，但2003年的大水冲进了教室，校舍成了危房。不得已，小学继续回到船上。
王升安在此教学近35年，学生最多时6个年级有200多人。“船舱里坐满了，就到船舱盖上，天热的时候和学生一起顶着大太阳上课，那也没办法。”
现在，微西小学的水泥船长30米、宽8米，船上有两间教室，还有一间德育室，一间办公室。船体临河一侧印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靠岸一侧的彩绘上写着“孩子们的闪亮童年”。
水泥船依靠首尾两只铁锚固定在岸边，岸上一片空地就是孩子们的运动场，下课后，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跳绳、踢球。教室与岸之间搭着一片小桥板，仅容一人通过。上课铃一响，小朋友们撒腿就跑，鱼贯而入。
毕竟在船上上课，小朋友们把“泡子”穿在外套里面，一个个胖嘟嘟的，像笨拙的小鸭子。条件好些的家庭给孩子买正规的儿童救生衣，上面印着喜羊羊等卡通形象，多数孩子戴的“泡子”就是把方块状的泡沫塞在简易救生衣里。
微西村属于山东省济宁市高楼乡，这里的村民多以捕鱼、养蟹为生。他们一般早上四五点钟就到湖里“打网”，一天卖鱼的收入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秋天最忙的时候，为了螃蟹能运到早市卖个好价钱，家家户户两三点钟起床也是常事。
高楼乡教研室主任刘建华告诉我们，“打网”一出门至少要半天，一天四趟接送对于这里的家长而言并不现实。按照黑板上的作息时间表，9点10分开始上课，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大休息，孩子们吃自己带的牛奶、饼干、火腿肠等垫一垫，下午3点放学。回家以后，他们再和家人一起吃一天当中的第二顿饭。
两位老师分别带一个年级，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全都一肩挑。有时候王校长去乡里开会，就只剩曹老师一个人带着这34个六七岁的娃娃。
学前班和一年级共用一间教室，每人一个座位，竖4排，横6排。见外人来了，小朋友用手指着“a、o、e”，念得更加起劲。简易校舍用塑料材质的建材搭建，教室之间没有隔音，一个教室的孩子读书另一个教室听得真切。
虽然学校的船足够大，但每逢动力十足的快艇开过，船体依然左右摇摆。而穿梭于河道的运石船、捕鱼船的马达声大到教室里1米内不大声说话也听不清楚。“有船经过，我都会再讲一遍，或者让同学再回答一遍问题，太闹，实在听不到。”曹桂英说。
适逢阴天，教室里只有一个40瓦的灯泡，光线不足。“船高了容易晃，所以采光不够，窗户开得也不够大，当初主要是怕孩子们冬天冷。”王校长向我们介绍。
二年级的孟祥征个子矮，够桌子吃力，坐着写字写累了就干脆跪在长凳上写。他期末考试语文101分，数学104分（有附加题），是班里的佼佼者。在这样的办学环境下，经微西小学启蒙、培养出的大学生已经有30多个。
渔民娃娃
王升安正在给二年级的10位小朋友上语文课，课文题目是《北京》。“天安门前面是宽阔的广场。广场中间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学们读完这句，王升安问：“去过天安门的同学请举手。” 刘金烁、王瑞、刘丹、孟祥征、刘巨正5位同学举起手，他们9月刚随老师参加央视教师节晚会的录制，并被安排作为第一所学校代表上场。
“孩子们，你们看书本上画的图，这画的是什么？”
“立交桥。”异口同声的回答。
“我自己见过两次立交桥。”王校长向孩子们讲述，“第一次在上海，当时放秋假，我带着自家养的螃蟹去上海的水产市场卖。第二次就是去北京，见到了更宏伟的立交桥。”说话间，刘金烁一会儿扔橡皮，一会儿站起身，弄得桌椅吱嘎响。读课文时，他的声音也总拖在最后。
“这个小子最能捣了，但成绩不错。睡觉也不老实，我们去北京住一屋，一晚上得给他盖十几次被子。”这趟北京行，刘金烁的淘气曾吓了王升安夫妇一身冷汗。一天开车前，王升安眼看着刘金烁上了车，可出发前点名就没了人影儿，曹桂英说她当时就急哭了，跑到前车后车打听。慢脾气的王升安站在原地，又大声喊了几遍，刘金烁才从座位底下探出小脑袋。
渔民多住在船上，渔民娃娃从小就会划桨（当地人叫棹子），跟着大人捕鱼，他们比城里孩子好动，也更皮实。
因为放在家里没人带不放心，学前班刘凯的父母经常早上4点就带着他和姐姐刘治国出去“打网”，回家吃完早饭再送到学校。刘治国这几天生病，没来上课。曹桂英告诉我们，渔民不容易，一天到晚忙生产，也因为这，少有家长知道督促孩子做作业，辅导他们功课。
二年级的陈恒举告诉我们：“我今天又是第一个到学校的！”他和表弟徐保宜经常早上7点就到学校，因为家里要出去“打网”。陈恒举的妈妈说，开船到“鱼地”要1个多小时，如果不用接孩子放学，一天可以打四网，但为了不让孩子等着急，打两网就得往回赶。
放学时，孩子们个个希望父母早点来，不到3点，各色各样的船只从四面八方驶来，烧汽油的快艇、烧柴油的机船，还有划棹子的小木船围了学校一圈。随着清脆的下课铃，等候多时的家长们纷纷把各家迫不及待的娃娃抱上船。曹桂英则在一旁叮嘱：“明天别再忘了给孩子带着语文课本。”上船了的兴高采烈，没看到家长来的嘟着嘴。学前班的张延续冲着远处缓缓而来的奶奶跺脚大吼：“奶奶！你给我快点！每回你都最慢！”
即便如此，仍然常有家长赶不及接孩子的情况。这天，陈恒举和徐保宜的家长“打网”未归，两个小家伙跟着曹老师回家，安静地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王瑞的奶奶年龄大了，有时会忘记接孩子的时间，王瑞也经常在曹桂英家吃了饭才被接回家。
风雨同舟
“要是跟别人比，我得跳河去。”这是王升安开玩笑时常说的一句话。1982年，两人经人介绍结婚。4年后，曹桂英也来到微西小学任代课教师。30年同舟共济，夫妻俩最记忆犹新的就是艰苦的经济条件。
“1978年刚开始教书的时候，工资是13块5，很吃香，后来也涨到二三十块。但是一改革开放，渔民随随便便就赚成百，家里的条件就不行了。”王升安说。
工资低，加上在湖区教学生活不便，曾与王升安共事的教师纷纷调走。“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转行，大哥二哥都能帮上忙，让我去大运河跑运输。”王升安自己总结，“我吧，性格不够果断，用土话说就是‘黏糊’，几次想对学生们说这是给他们上的最后一课了，但终了还是没张开嘴。”
1985年到1995年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实在是太穷了，遭人白眼、冷遇”。那时候夫妻俩最大的盼头就是转正，那样不仅工资高些，有各种补贴，还受人尊重。1986年王升安符合政策要求，但最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他都跑疯了，到处打听，有时候待不住，上不下去课。”曹桂英说。这次打击压得这个教师之家喘不过气来，曹桂英劝导丈夫：“怎么了，不就是转正吗，咱也有一双手，不转正还活不了了？”
两人都是穷苦出身，王升安用他最喜欢的作家路遥的话说，“完全是叫花子状态”。两口子自食其力，保证备课上课、批作业等教学任务的同时另谋营生，养家糊口。
曹桂英笑着说：“我们下了班就把小孩都放他大婶子家，两人去割苇子，割到夜里，有时候早上三四点也爬起来干活。一捆能卖1块钱，一天能挣20块钱，20块钱啊，赶上一个月的工资了。那时候人家还说呢，你们当老师的，受那么大的罪能行吗？可是你说，不这样起早贪黑，日子怎么过啊。”
“放暑假我们就去摘莲蓬，那时候湖里都是野生的莲蓬，赤着脚就下水趟泥，一天也挣不少。”王升安补充道，“曹老师的腿整天泡在水里，后来就得了关节炎，只要一弯曲就疼。”
夫妻俩真正直起腰杆是1995年。那年前，家里欠了9万块钱的债。曹桂英说：“我们那一年心里急啊，干起活来也有劲，咱不能穷到让人家看笑话。”听说养螃蟹能挣钱，她跑到泗洪找本家的养殖专业户叔叔取经，不停地问，一直问到夜里零点，问得本家叔叔眼皮都打架了。这一年，她家的螃蟹爬满了塘，“叠着罗汉，多得看不见地底”。曹桂英说她一夜醒三五趟，睡一会儿就起来，把爬到塘沿的螃蟹拨回塘里。她说，也确实运气好，那一年“起了11万块钱的蟹”，两口子终于舒了口气。“从那以后，才不穿带补丁的衣服了。”王升安又爽朗地笑起来。
转正的事一拖就是15年，之后又有两批转正，但王升安不在政策对象之列，直到1999年他才得偿所愿，也评上了高级教师，近两年又调了工资每月拿到3 000多元，“总算和村里一般的渔民家收入差不多了”。
风风雨雨这些年，从联系装电线、修打铃的铃绳，到买红领巾、作业本，甚至有时打扫卫生、接送学生全部由夫妻俩亲力亲为。“现在小孩子娇贵了，以前5岁的孩子都是自己划船来。”王升安说，“不过一到冬天还得我们去接，大人都忙生产，湖里虽然结的冰厚，毕竟不安全。”
回忆起冬日里一同接学生的场景，王升安嘴角上扬：“那是我俩配合最好的时候，大清早就顶着风出门了，我在船尾开着机船，她在船头破冰，那真叫风雨同舟啊。”
称职与不称职
王升安和曹桂英一般早上8点划船来学校。这时候，家长陆陆续续把娃娃们送来。看到老师来了，已经在教室里玩耍的孩子纷纷探出脑袋，隔着老远就开始喊：“王老师好！曹老师好！” 曹桂英至今仍未转正，每月工资只有300多元。
“我两个孩子上学、结婚都得花钱，不如到外面打工！”曹桂英曾托在上海的亲戚介绍工作，有保姆加家教的岗位一个月3 000元，还包吃包住。她心里已经想好不教了，可到了上课时间马上收拾好教材，还催促王升安快走，别耽误了上课。王升安说：“你不是不教了吗？我心里也嘀咕，但整天和孩子接触已经习惯了，就跟到点儿就想吃饭一样。”
夫妻俩每次到乡里参加教育会议，单程都要2小时40分钟，先坐船穿过微山湖，再换车到乡里。其实，对于能吃苦又好强的曹桂英而言，转正并不仅是工资待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能让人看得起”。每次听到乡里领导的鼓励，她心里就舒坦些。“我虽然还是代课教师，可我学生的抽考成绩回回都是全乡前三名。”她很自豪地说。
尽管压力没那么大了，经济问题仍然是夫妻俩除了学校、除了孩子们以外最操心的事。“我2009年动了一次手术，现在人情礼节，看病花销，他3 000多块钱的工资连吃喝带还账，不到半个月也花得差不多了。”曹桂英告诉我们。
所以，除了当教师，王升安夫妇还有另一个身份：微山湖渔民。这从王升安的双手就能看出来——手掌纹里满满的粉笔灰和塞在指甲缝里的湖中淤泥。
刚到微西村的时候，曹桂英连划船都不会，现在除了“打网”这种与教学时间冲突的劳作，养蟹、种菱角、倒地笼、下栏网，真正干起来她样样不比本地渔民差。王升安夫妇并非像多数渔民一样住在船上，他家建在蟹塘前的空地上。门口就是个100米长、50米宽的塘，塘前的护篓里还装着十来只自家收获的螃蟹。微西村各户的蟹塘起码有一二十亩，多的有近百亩，年收入五六万元在这里属于中等水准。10月下旬，其他渔民家的蟹塘早就用白灰“清塘”，为正月里放苗子做准备了，他们只能等到星期六、星期天再动手。
“哗——哗——”曹桂英一躬一仰划着棹子。这天早上5点多，夫妻俩起床去倒地笼，这是他俩忙碌了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有空去看看。地笼是一种可常年置于水下捕捞的长筒状网兜，这里的渔民几乎两天就来查看一次。“人家渔民勤快的早上6点就回家来了，我们这么晚才出门，太丢人了。”王升安又开起了玩笑，“我干回渔民本行的时候，感觉就跟小偷似的。”
因为太久没来整理，地笼不仅破了个大洞，而且表面已经被淤泥糊住了。这一早上，他俩只收获了十几只青虾和三五只螃蟹。“鱼虾也喜欢往清爽敞亮的地方去。”王升安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拿出包针和绳线修补地笼上的窟窿。一个月前，小儿子王力蟹塘里的防潮布和地面被老鼠掏通了，跑了几百斤蟹。这也没有办法，王升安夫妇不可能像普通渔民一样有大段的时间修补地笼，照看蟹塘。
夫妻两人都说，教了这么多年书，对待微西村的娃娃们一直问心无愧，唯一觉得对不住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大儿子王会昆在泰安上学时生病住院，他们周四接到的电话通知，但两人一走学校就得停课，思前想后没办法，熬到周六才出门，星期天下午就往回赶。“我们儿子也没说过什么，谁让那边是孩子，这边也是孩子呢。”
“当哩个当，当哩个当。虎头岩上飘红旗，大寨人英勇战斗创奇迹，七沟八梁换新貌，满坡的庄稼惹人喜。”见到王升安的第一顿饭，他就给我们表演起了山东快书。
“我俩年龄差4岁，身高差40厘米，曹老师10个月的工资才顶我1个月的，你不服没有办法。”王升安手拿馍馍，调侃老伴儿，“要不怎么我当校长她还没转正呢。”他哈哈大笑，茶色眼镜后面的双眼眯成一条线。
“你这个校长有多厉害，不也只管着我一个人。”曹桂英嗔怪地瞪了他一眼，说罢也笑了，眼角聚起粗重的鱼尾纹。
夫妻俩一个是踱着长腿慢慢悠悠；一个是急脾气，干起活来认认真真。一个大大咧咧，什么紧要关头都能开玩笑；一个处处为别人操心，习惯性地皱起眉头。一个饭量、酒量骇人，事情再繁杂也倒头就睡；一个一顿饭吃不下一个馍，不把教务和家务全都收拾妥帖就睡不着觉。
54岁的王升安从1978年开始在微西小学任教，住在八段河附近的渔民子弟全都在这里念小学。“我们的祖辈吃够了没文化的苦。”王升安告诉我们，目前，34个孩子在这读学前班、一年级和二年级。从三年级开始，他们自理能力稍强些了，会被送到永胜寄宿学校读书。
王升安兄弟四人，排行老三，他是典型的山东大汉，身高1.8米，爽朗热情。他的眼睛患结膜炎见不得光，其中一只眼几近失明，头发早已花白，大哥劝他染黑：“要不然咱俩谁是老大？”
曹桂英1986年从教，她的教学质量乡里闻名，得过的奖状满满一包。她是江苏姜堰人，尽管来微山湖30多年了，说话还带着扬州口音。曹老师短发，瘦削，手脚麻利，学什么活儿都快。二年级学生王瑞的头发就是她给剪的。“我看理发店这样弄的，我也学着剪，还挺好。”
王瑞一家四代都是王升安的学生。“从她爷爷的亲叔、她爷爷、爸爸到她，四辈人。”王校长伸出手指，“这一家子有20多个我的学生。”
今年8月，王升安夫妇接到央视邀请，赴北京参加教师节晚会。“船上学校”、离天安门最近的学校长安小学、沙漠中的学校新疆达里雅布依乡学校等被选为全国最特别的五所小学。
“从那以后一天到晚电话响。”王升安说自己脑袋都晕了，住得近的小儿子王力成了他的秘书。“明天还得提醒我收家长的户口本啊，要给孩子们办营养餐了。”曹桂英更是忙得团团转，“大儿子马上结婚了，我们什么都还没给儿媳妇准备呢，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教师。”说到这儿，她笑得合不拢嘴。
湖区学校
微西小学始建于1964年，最早是“鸭墩小学”，也就是方圆5米的一个墩台。当时，村民用几艘小船装上草，聚在一起，搭成了“水上学校”。改革开放后，八段河被分给微西村作为生产区域，于是，学校也随着渔民迁到了八段河道。这之后，学校换过小木船、12米长的水泥船和大运河里废弃的140多吨平板舶。出于学生的安全考虑，村里曾经上岸建校，但2003年的大水冲进了教室，校舍成了危房。不得已，小学继续回到船上。
王升安在此教学近35年，学生最多时6个年级有200多人。“船舱里坐满了，就到船舱盖上，天热的时候和学生一起顶着大太阳上课，那也没办法。”
现在，微西小学的水泥船长30米、宽8米，船上有两间教室，还有一间德育室，一间办公室。船体临河一侧印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靠岸一侧的彩绘上写着“孩子们的闪亮童年”。
水泥船依靠首尾两只铁锚固定在岸边，岸上一片空地就是孩子们的运动场，下课后，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跳绳、踢球。教室与岸之间搭着一片小桥板，仅容一人通过。上课铃一响，小朋友们撒腿就跑，鱼贯而入。
毕竟在船上上课，小朋友们把“泡子”穿在外套里面，一个个胖嘟嘟的，像笨拙的小鸭子。条件好些的家庭给孩子买正规的儿童救生衣，上面印着喜羊羊等卡通形象，多数孩子戴的“泡子”就是把方块状的泡沫塞在简易救生衣里。
微西村属于山东省济宁市高楼乡，这里的村民多以捕鱼、养蟹为生。他们一般早上四五点钟就到湖里“打网”，一天卖鱼的收入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秋天最忙的时候，为了螃蟹能运到早市卖个好价钱，家家户户两三点钟起床也是常事。
高楼乡教研室主任刘建华告诉我们，“打网”一出门至少要半天，一天四趟接送对于这里的家长而言并不现实。按照黑板上的作息时间表，9点10分开始上课，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大休息，孩子们吃自己带的牛奶、饼干、火腿肠等垫一垫，下午3点放学。回家以后，他们再和家人一起吃一天当中的第二顿饭。
两位老师分别带一个年级，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全都一肩挑。有时候王校长去乡里开会，就只剩曹老师一个人带着这34个六七岁的娃娃。
学前班和一年级共用一间教室，每人一个座位，竖4排，横6排。见外人来了，小朋友用手指着“a、o、e”，念得更加起劲。简易校舍用塑料材质的建材搭建，教室之间没有隔音，一个教室的孩子读书另一个教室听得真切。
虽然学校的船足够大，但每逢动力十足的快艇开过，船体依然左右摇摆。而穿梭于河道的运石船、捕鱼船的马达声大到教室里1米内不大声说话也听不清楚。“有船经过，我都会再讲一遍，或者让同学再回答一遍问题，太闹，实在听不到。”曹桂英说。
适逢阴天，教室里只有一个40瓦的灯泡，光线不足。“船高了容易晃，所以采光不够，窗户开得也不够大，当初主要是怕孩子们冬天冷。”王校长向我们介绍。
二年级的孟祥征个子矮，够桌子吃力，坐着写字写累了就干脆跪在长凳上写。他期末考试语文101分，数学104分（有附加题），是班里的佼佼者。在这样的办学环境下，经微西小学启蒙、培养出的大学生已经有30多个。
渔民娃娃
王升安正在给二年级的10位小朋友上语文课，课文题目是《北京》。“天安门前面是宽阔的广场。广场中间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学们读完这句，王升安问：“去过天安门的同学请举手。” 刘金烁、王瑞、刘丹、孟祥征、刘巨正5位同学举起手，他们9月刚随老师参加央视教师节晚会的录制，并被安排作为第一所学校代表上场。
“孩子们，你们看书本上画的图，这画的是什么？”
“立交桥。”异口同声的回答。
“我自己见过两次立交桥。”王校长向孩子们讲述，“第一次在上海，当时放秋假，我带着自家养的螃蟹去上海的水产市场卖。第二次就是去北京，见到了更宏伟的立交桥。”说话间，刘金烁一会儿扔橡皮，一会儿站起身，弄得桌椅吱嘎响。读课文时，他的声音也总拖在最后。
“这个小子最能捣了，但成绩不错。睡觉也不老实，我们去北京住一屋，一晚上得给他盖十几次被子。”这趟北京行，刘金烁的淘气曾吓了王升安夫妇一身冷汗。一天开车前，王升安眼看着刘金烁上了车，可出发前点名就没了人影儿，曹桂英说她当时就急哭了，跑到前车后车打听。慢脾气的王升安站在原地，又大声喊了几遍，刘金烁才从座位底下探出小脑袋。
渔民多住在船上，渔民娃娃从小就会划桨（当地人叫棹子），跟着大人捕鱼，他们比城里孩子好动，也更皮实。
因为放在家里没人带不放心，学前班刘凯的父母经常早上4点就带着他和姐姐刘治国出去“打网”，回家吃完早饭再送到学校。刘治国这几天生病，没来上课。曹桂英告诉我们，渔民不容易，一天到晚忙生产，也因为这，少有家长知道督促孩子做作业，辅导他们功课。
二年级的陈恒举告诉我们：“我今天又是第一个到学校的！”他和表弟徐保宜经常早上7点就到学校，因为家里要出去“打网”。陈恒举的妈妈说，开船到“鱼地”要1个多小时，如果不用接孩子放学，一天可以打四网，但为了不让孩子等着急，打两网就得往回赶。
放学时，孩子们个个希望父母早点来，不到3点，各色各样的船只从四面八方驶来，烧汽油的快艇、烧柴油的机船，还有划棹子的小木船围了学校一圈。随着清脆的下课铃，等候多时的家长们纷纷把各家迫不及待的娃娃抱上船。曹桂英则在一旁叮嘱：“明天别再忘了给孩子带着语文课本。”上船了的兴高采烈，没看到家长来的嘟着嘴。学前班的张延续冲着远处缓缓而来的奶奶跺脚大吼：“奶奶！你给我快点！每回你都最慢！”
即便如此，仍然常有家长赶不及接孩子的情况。这天，陈恒举和徐保宜的家长“打网”未归，两个小家伙跟着曹老师回家，安静地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王瑞的奶奶年龄大了，有时会忘记接孩子的时间，王瑞也经常在曹桂英家吃了饭才被接回家。
风雨同舟
“要是跟别人比，我得跳河去。”这是王升安开玩笑时常说的一句话。1982年，两人经人介绍结婚。4年后，曹桂英也来到微西小学任代课教师。30年同舟共济，夫妻俩最记忆犹新的就是艰苦的经济条件。
“1978年刚开始教书的时候，工资是13块5，很吃香，后来也涨到二三十块。但是一改革开放，渔民随随便便就赚成百，家里的条件就不行了。”王升安说。
工资低，加上在湖区教学生活不便，曾与王升安共事的教师纷纷调走。“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转行，大哥二哥都能帮上忙，让我去大运河跑运输。”王升安自己总结，“我吧，性格不够果断，用土话说就是‘黏糊’，几次想对学生们说这是给他们上的最后一课了，但终了还是没张开嘴。”
1985年到1995年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实在是太穷了，遭人白眼、冷遇”。那时候夫妻俩最大的盼头就是转正，那样不仅工资高些，有各种补贴，还受人尊重。1986年王升安符合政策要求，但最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他都跑疯了，到处打听，有时候待不住，上不下去课。”曹桂英说。这次打击压得这个教师之家喘不过气来，曹桂英劝导丈夫：“怎么了，不就是转正吗，咱也有一双手，不转正还活不了了？”
两人都是穷苦出身，王升安用他最喜欢的作家路遥的话说，“完全是叫花子状态”。两口子自食其力，保证备课上课、批作业等教学任务的同时另谋营生，养家糊口。
曹桂英笑着说：“我们下了班就把小孩都放他大婶子家，两人去割苇子，割到夜里，有时候早上三四点也爬起来干活。一捆能卖1块钱，一天能挣20块钱，20块钱啊，赶上一个月的工资了。那时候人家还说呢，你们当老师的，受那么大的罪能行吗？可是你说，不这样起早贪黑，日子怎么过啊。”
“放暑假我们就去摘莲蓬，那时候湖里都是野生的莲蓬，赤着脚就下水趟泥，一天也挣不少。”王升安补充道，“曹老师的腿整天泡在水里，后来就得了关节炎，只要一弯曲就疼。”
夫妻俩真正直起腰杆是1995年。那年前，家里欠了9万块钱的债。曹桂英说：“我们那一年心里急啊，干起活来也有劲，咱不能穷到让人家看笑话。”听说养螃蟹能挣钱，她跑到泗洪找本家的养殖专业户叔叔取经，不停地问，一直问到夜里零点，问得本家叔叔眼皮都打架了。这一年，她家的螃蟹爬满了塘，“叠着罗汉，多得看不见地底”。曹桂英说她一夜醒三五趟，睡一会儿就起来，把爬到塘沿的螃蟹拨回塘里。她说，也确实运气好，那一年“起了11万块钱的蟹”，两口子终于舒了口气。“从那以后，才不穿带补丁的衣服了。”王升安又爽朗地笑起来。
转正的事一拖就是15年，之后又有两批转正，但王升安不在政策对象之列，直到1999年他才得偿所愿，也评上了高级教师，近两年又调了工资每月拿到3 000多元，“总算和村里一般的渔民家收入差不多了”。
风风雨雨这些年，从联系装电线、修打铃的铃绳，到买红领巾、作业本，甚至有时打扫卫生、接送学生全部由夫妻俩亲力亲为。“现在小孩子娇贵了，以前5岁的孩子都是自己划船来。”王升安说，“不过一到冬天还得我们去接，大人都忙生产，湖里虽然结的冰厚，毕竟不安全。”
回忆起冬日里一同接学生的场景，王升安嘴角上扬：“那是我俩配合最好的时候，大清早就顶着风出门了，我在船尾开着机船，她在船头破冰，那真叫风雨同舟啊。”
称职与不称职
王升安和曹桂英一般早上8点划船来学校。这时候，家长陆陆续续把娃娃们送来。看到老师来了，已经在教室里玩耍的孩子纷纷探出脑袋，隔着老远就开始喊：“王老师好！曹老师好！” 曹桂英至今仍未转正，每月工资只有300多元。
“我两个孩子上学、结婚都得花钱，不如到外面打工！”曹桂英曾托在上海的亲戚介绍工作，有保姆加家教的岗位一个月3 000元，还包吃包住。她心里已经想好不教了，可到了上课时间马上收拾好教材，还催促王升安快走，别耽误了上课。王升安说：“你不是不教了吗？我心里也嘀咕，但整天和孩子接触已经习惯了，就跟到点儿就想吃饭一样。”
夫妻俩每次到乡里参加教育会议，单程都要2小时40分钟，先坐船穿过微山湖，再换车到乡里。其实，对于能吃苦又好强的曹桂英而言，转正并不仅是工资待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能让人看得起”。每次听到乡里领导的鼓励，她心里就舒坦些。“我虽然还是代课教师，可我学生的抽考成绩回回都是全乡前三名。”她很自豪地说。
尽管压力没那么大了，经济问题仍然是夫妻俩除了学校、除了孩子们以外最操心的事。“我2009年动了一次手术，现在人情礼节，看病花销，他3 000多块钱的工资连吃喝带还账，不到半个月也花得差不多了。”曹桂英告诉我们。
所以，除了当教师，王升安夫妇还有另一个身份：微山湖渔民。这从王升安的双手就能看出来——手掌纹里满满的粉笔灰和塞在指甲缝里的湖中淤泥。
刚到微西村的时候，曹桂英连划船都不会，现在除了“打网”这种与教学时间冲突的劳作，养蟹、种菱角、倒地笼、下栏网，真正干起来她样样不比本地渔民差。王升安夫妇并非像多数渔民一样住在船上，他家建在蟹塘前的空地上。门口就是个100米长、50米宽的塘，塘前的护篓里还装着十来只自家收获的螃蟹。微西村各户的蟹塘起码有一二十亩，多的有近百亩，年收入五六万元在这里属于中等水准。10月下旬，其他渔民家的蟹塘早就用白灰“清塘”，为正月里放苗子做准备了，他们只能等到星期六、星期天再动手。
“哗——哗——”曹桂英一躬一仰划着棹子。这天早上5点多，夫妻俩起床去倒地笼，这是他俩忙碌了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有空去看看。地笼是一种可常年置于水下捕捞的长筒状网兜，这里的渔民几乎两天就来查看一次。“人家渔民勤快的早上6点就回家来了，我们这么晚才出门，太丢人了。”王升安又开起了玩笑，“我干回渔民本行的时候，感觉就跟小偷似的。”
因为太久没来整理，地笼不仅破了个大洞，而且表面已经被淤泥糊住了。这一早上，他俩只收获了十几只青虾和三五只螃蟹。“鱼虾也喜欢往清爽敞亮的地方去。”王升安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拿出包针和绳线修补地笼上的窟窿。一个月前，小儿子王力蟹塘里的防潮布和地面被老鼠掏通了，跑了几百斤蟹。这也没有办法，王升安夫妇不可能像普通渔民一样有大段的时间修补地笼，照看蟹塘。
夫妻两人都说，教了这么多年书，对待微西村的娃娃们一直问心无愧，唯一觉得对不住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大儿子王会昆在泰安上学时生病住院，他们周四接到的电话通知，但两人一走学校就得停课，思前想后没办法，熬到周六才出门，星期天下午就往回赶。“我们儿子也没说过什么，谁让那边是孩子，这边也是孩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