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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群人，正奔忙于北京的民间融资市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怀揣着厚厚的项目策划书，还有企业的营业执照、财务报表、税务证明，他们描述着项目的前景，希望能够打动投资者，为企业注入启动或发展资金。
陈广也是其中一员。他来自河北省衡水市，因农业项目需要融资，今年初加入了北京寻资的队伍。跑了几家外国投资公司后，他发现融资“要钱的地方多得不得了”，差钱的他在一开始就碰了壁。
碰壁之后，他并没有离开，而是守在投资公司的外面，拦下同样来找资金的兄弟。他试图弄明白，在这里究竟能不能融到资？
馅饼并非免费
徐铭是在德国AIG阿拉格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德国AIG公司”）门外被陈广拦下的。之所以愿意和陈广谈谈，是因为他已经开始厌倦过去一个多月无休止的投入。
他们有着同样的开始：经中介公司介绍，找上德国AIG公司，经过不到半个小时的简短洽谈，就签订一份《项目融资备忘录》。
“当时简直晕了，没想到1000万这么容易到手。”陈广回忆说。徐铭同样沉浸于难以置信中，他要投资矿山项目，融资金额达1.2亿元人民币。
这份许给两人美好前景的《项目融资备忘录》，约定了双方合作期限为5年，融资方每年年终支付红利6.7%，期满一次性返还本金。陈广提供的文件中，德国AIG公司使用的是商务专用章，说明这只是一份法律约束力很低的约定，而非合同。
根据《项目融资备忘录》的约定，陈广和徐铭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提交中英文的《项目稳定回报论证报告》。
“德国AIG公司提出，需要找一家他们承认的有资质的机构来做。”徐铭说。初到北京的两人，听都没有听过这个报告，不作二想，爽快地接受了德国AIG公司推荐的公司。陈广去了中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谈好价格为8500元，交了1500元订金。徐铭则去了北京聚慧佳数据分析有限公司，讨价还价后定价为5万元，预付了3万元。
陈广很快遇到麻烦。几天后，他取到的《项目稳定回报论证报告》只有中文版，没有盖章。中介公司告诉他，增加英文版和盖章要加几万元。他拒绝付款。随后致电德国AIG公司，对方强调必须是中英文版，必须盖章。
陈广的融资梦仅仅几天就破灭了。
徐铭则进展顺利。快递了相关资料后，一天半时间，材料形成，又半天，英文成本，5万元花出去。他暗暗庆幸，“天子脚下的人工作效率就是高”。
《项目稳定回报论证报告》通过后，德国AIG公司派了两人前往徐铭位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的公司进行考察。徐铭支付了头等舱机票，安排了县城最好的宾馆，花了7000元。
随后双方签订《合作意向书》，徐铭又成功地向前迈进一步。
这份《合作意向书》更具体地约定了项目合作方式为“债权式合作”，“年终支付红利”则变成“支付固定投资收益”，同时提出了新要求，徐铭要出具《法律认定书》，供德国AIG公司对投资进行最终决策分析。
“他们一开始让我自己找律师，要求是懂得英法德法系的律师。”徐铭一头雾水，最后还是拜托德国AIG公司推荐，去了北京锦佳律师事务所。这回共花费9.3万元。
《律师见证报告》送去的当天下午，徐铭终于等到梦寐以求的那句话，“项目通过了，你来签订正规合同吧”。
徐铭说，合同文本拿来后，“出了一头汗”。他来之前了解到，外币是不能直接投放中国市场的，并且国家工商行政部门正在清理，但这份合同上，约定的合作方式是“融资借贷”，投放的是欧元。
德国AIG公司的财务总监“休伯特·王”告诉徐铭，签约的4个专家要从德国过来，路费是需要花钱的，8万。“那8万元之后呢”？徐铭急不可耐地问，“再也没有了”，对方回答。这句话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是免费的，徐铭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已经投入了15万。
陈广说，拦下徐铭的那个上午，走进德国AIG公司的风尘仆仆的融资者不少于10人。
合同不是终结
陈广的截堵很快被德国AIG公司发现并阻挠。之后，他转移了场地，前往德国斯诺格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德国斯诺格公司”）。在这里，他拦下了王彦。
王彦已经成功地与德国斯诺格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在这之前，他先后到德国斯诺格公司推荐的公司做了3份报告：《经济强度分析专案》（北京中嘉恒泰国际商务顾问有限公司）、《项目风险评估报告》（北京中企佳程数据分析有限责任公司）、《托管经营报告》（北京瑞诚信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分别花费12万、30万、10万，“再加上后面的手续费以及过节送礼，至今花了近82万。”王彦说。
《借款合同》约定投放的币种是欧元，并约定“这种非国家金融机构、非财团或金融组织的民间借贷不需要中国政府、银行担保，完全由中外双方企业自己承担一切风险”。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规定，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直接投资，借用外债，均要到外汇管理机关进行登记。
合同签订于2011年1月23日，至今已4个多月，由于无法突破外汇管理的瓶颈，资金迟迟没有到位。
面对困境，德国斯诺格公司向王彦推荐了声称经常合作的YDPGSS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该公司以自身资产担保，先后向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申请委托贷款5000万给王彦，但由于向银行提出诸如“受托银行有权限期追回贷款”等苛刻条件，未获银行同意。
“向银行委托贷款的理应是‘德国斯诺格公司’，而非‘YDPGSS公司’。顾问公司一般只负责代办，收取服务费，不会以自身担保向银行申请委托贷款，但这并不违法，只能说不合常理。”昆仑东方律师事务所的许玉祥律师分析。
在这条没有走通的路上，王彦预付了27.5万元的手续费。
德国斯诺格公司指给王彦的下一步是，到香港注册一个公司，再与国内企业办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企业，让资金合法流入。这次开出的价码是60万。然而许多资料显示，注册一个香港公司，较低花费只需要几千元，而且北京就有不少公司可以代办。
许玉祥律师认为这种方式风险依然很大，“即使在香港办了公司，也必须有国家审批的项目，资金才能进来。”
但在《借款合同》中，风险已被完全归为王彦一方。合同约定了“若因债务方项目自身原因或在政策法律上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债务方自负一切后果”。
“根据中国法律，投资公司系非金融机构，不具备发放贷款的经营范围。德国斯诺格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违反国家有关金融法规，基本可判定为无效合同，里面的条款也是无效的。”许玉祥律师说。
王彦前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银行进行咨询，被告知办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是唯一途径。王彦对本刊记者说，企业急需这笔资金，所以还是决定一试到底。
承诺不等于现实
这两家德国公司是否真如他们所怀疑的，是披着华丽外衣混迹江湖的骗子？5月23日，本刊记者以客户身份探访了这两家神秘的德国公司。
德国AIG公司位于繁华的王府井新东安广场第1座8层829室。因没有指定要找的人，前台小姐拒绝了我们的拜访。正僵持不下时，旁边沙发上坐着的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询问项目情况后，给我们指定了“王总”。前台小姐问，“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中年男人说，“高个的”。
登记了姓名、公司名称和电话号码后，接待小姐手拿两杯水，把我们带进一个装饰豪华的办公室，墙柜放置了超过5座真赝难辨的玉石摆件，窗口处安置了一个大金鱼缸。
握手寒暄后，王总走出办公室取来名片。虽然是中国人，但名片上的名字为“迈克尔·王”，职务是项目部总监。
王总侃侃而谈：“除了矿山和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项目，我们外资无法涉足外，其他项目都可以做。”徐铭的项目恰是投资矿山。
问及融资过程会产生什么费用时，王总明确表示：“你们的来回车费要自己负责，除此以外，估计不会产生什么费用。大家是合作关系，你们产生费用，我们也会产生。我们公司会聘请9~13名各领域专家对项目进行审核，每名专家大约支付5000元到1万多元，但专家团队同时审核几个项目，这部分费用没法分割，所以全部由我们来承担。”
我们表示担心外币进入中国市场问题，王总强调，你们只需要提供一个中国银行的账户，其他的我们来做。
当继续追问公司注册情况、授信额度和成功案例时，王总开始避而不答，略微不悦地回问我们，“我知道你们公司多少？”
记者查阅德国AIG公司的德国网站，发现它并未如一些著名投资公司一样，乐于展示自己的成功案例，而只有简单笼统的企业介绍。
同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904室的德国斯诺格公司。在这里，记者同样被拦截于登记台之外。借用了报料人提供的中介名字，等待了近5分钟后，我们终于获准登记姓名、公司名称和电话。然后同样有一位小姐手拿两杯水，将我们带进一间办公室。气氛和流程之相似，让人误以为回到了德国AIG公司。
我们穿过格子间办公区域，这里大约有10个位子，只坐着两三个人。德国斯诺格的办公室气派略输德国AIG公司，只有简单的办公用品，桌面摆放着一尊装饰的小印度象。
与我们接洽的是投资总监宋成福，他说话开门见山：“我把风险说在前面，我们提供的外币无法直接进入中国，这是合作的最大瓶颈。变通的办法是到香港注册一个公司，我们只负责提供渠道，具体你们自己操作，你们要确认自己能够解决。”据王彦回忆，他第一次接触德国斯诺格公司的姚总时，对方并未告知外币进入问题，而是在签订合同后才获知。
“（整个过程）只需要做一个《资产评估报告》，只需要产生这样一个费用。”宋成福强调。但在办公室进门左侧的桌面上，立放着一排文件，其中就有《经济强度分析专案》。“做报告的公司你们自己找，或者你们提出两三家，我们指定一家。只有一个要求，这个公司要有涉外资质，即有外国使馆认证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可以做。”
对于记者感兴趣的成功案例问题，宋成福以业务保密为由拒绝回答，只透露了德国斯诺格公司在中国的授信额度为8000万欧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如此计算，仅王彦一个项目就占去其可投资总额将近80%。
“这不符合投资公司风险分散的原则，但并非不可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应用金融系教授、北京市政府金融顾问刘曼红分析，“仅凭态度很难判断是否骗子公司，但可以肯定的是，正规投资公司不会指定做报告的机构。”
事后记者分别拨打德国AIG公司与德国斯诺格公司的公开电话。德国AIG公司以业务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德国斯诺格公司的电话为总机号码，其分机号未公开，无法直接取得联系。
真相依然模糊
德国斯诺格公司的宋成福并不讳言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贷款，德国AIG公司的迈克尔·王更明示债权式合作就是“明投暗贷”。
“这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许玉祥律师说，“在融资关系中，这种不论经营项目盈亏，出资方均按期收回本息或按期收取固定利润，即出资人不承担亏损的保底条款，被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定为借贷关系。”
本刊记者通过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系统，获知两家德国公司北京办事处的经营范围规定为：从事总公司投资、贸易方面的业务联络（不得开展经营活动收取费用），并不包括借贷业务。
至于陈广、徐铭和王彦提供的其他公司，在工商行政系统都可以查询到注册信息。经记者向行内人士咨询，这些报告并无固定收费标准，就投资金额对应的报告价格而言，文内涉及的费用并无特别不合理之处，报告的质量则难以一一核定。
但这些并不存在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之处的大笔费用，只给陈广、徐铭、王彦换来一叠叠的文件和看上去似乎越来越近的承诺。如果融资不成，几万甚至几十万一份的材料马上变身一堆废纸，承诺也顷刻化为乌有。
司法途径似乎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毕竟融资者付出的是真金白银。不过曾经手国内融资纠纷案件的胡益华律师坦言，这类官司很麻烦，即使打赢了，跨国追讨赔偿也很困难。
徐铭算了一笔账：如果真的有公司利用法律漏洞骗取评估费，按每天大约有20个人上当计算，平均每人支付10万元，按内部人士透露，它从数据分析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提成60%，一天就是120万元。再加上直接骗取的外国专家往返机票费用8万元，20家就是160万元。这样计算，一年骗取金额可能达到几亿元。
“骗取评估费是老办法，以前是借台湾公司和香港公司进行诈骗。在中国人看来，德国人的信誉还是较高的，有人利用这一点也不奇怪。”刘曼红说，“中国严厉的外汇管理，使得外国资金很难进来，有些人钻了空子，加上中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监管不够健全，使利用外资诈骗的方式变得可行。”
据称，在北京繁华商业区的高级写字楼，隐藏着上千家这样的外资公司。早在几年前，媒体就做过相关调查报道，网络举报也相当之多，然而相似的戏码仍不断上演。
“根本原因还在于供需失衡，中小企业太饥饿了，饥不择食，看到资金就想都不想地扑上去。国家应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要光说不做。”刘曼红说，“外资本来是很好的渠道，但如果沦为骗局，这么多中国人帮着外国人来骗自己的同胞，则是很可悲的事。”
在这场资金的游戏中，融资方无论什么时候退出，都是输家。那么，赢家是谁？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广、徐铭、王彦为化名）
陈广也是其中一员。他来自河北省衡水市，因农业项目需要融资，今年初加入了北京寻资的队伍。跑了几家外国投资公司后，他发现融资“要钱的地方多得不得了”，差钱的他在一开始就碰了壁。
碰壁之后，他并没有离开，而是守在投资公司的外面，拦下同样来找资金的兄弟。他试图弄明白，在这里究竟能不能融到资？
馅饼并非免费
徐铭是在德国AIG阿拉格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德国AIG公司”）门外被陈广拦下的。之所以愿意和陈广谈谈，是因为他已经开始厌倦过去一个多月无休止的投入。
他们有着同样的开始：经中介公司介绍，找上德国AIG公司，经过不到半个小时的简短洽谈，就签订一份《项目融资备忘录》。
“当时简直晕了，没想到1000万这么容易到手。”陈广回忆说。徐铭同样沉浸于难以置信中，他要投资矿山项目，融资金额达1.2亿元人民币。
这份许给两人美好前景的《项目融资备忘录》，约定了双方合作期限为5年，融资方每年年终支付红利6.7%，期满一次性返还本金。陈广提供的文件中，德国AIG公司使用的是商务专用章，说明这只是一份法律约束力很低的约定，而非合同。
根据《项目融资备忘录》的约定，陈广和徐铭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提交中英文的《项目稳定回报论证报告》。
“德国AIG公司提出，需要找一家他们承认的有资质的机构来做。”徐铭说。初到北京的两人，听都没有听过这个报告，不作二想，爽快地接受了德国AIG公司推荐的公司。陈广去了中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谈好价格为8500元，交了1500元订金。徐铭则去了北京聚慧佳数据分析有限公司，讨价还价后定价为5万元，预付了3万元。
陈广很快遇到麻烦。几天后，他取到的《项目稳定回报论证报告》只有中文版，没有盖章。中介公司告诉他，增加英文版和盖章要加几万元。他拒绝付款。随后致电德国AIG公司，对方强调必须是中英文版，必须盖章。
陈广的融资梦仅仅几天就破灭了。
徐铭则进展顺利。快递了相关资料后，一天半时间，材料形成，又半天，英文成本，5万元花出去。他暗暗庆幸，“天子脚下的人工作效率就是高”。
《项目稳定回报论证报告》通过后，德国AIG公司派了两人前往徐铭位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的公司进行考察。徐铭支付了头等舱机票，安排了县城最好的宾馆，花了7000元。
随后双方签订《合作意向书》，徐铭又成功地向前迈进一步。
这份《合作意向书》更具体地约定了项目合作方式为“债权式合作”，“年终支付红利”则变成“支付固定投资收益”，同时提出了新要求，徐铭要出具《法律认定书》，供德国AIG公司对投资进行最终决策分析。
“他们一开始让我自己找律师，要求是懂得英法德法系的律师。”徐铭一头雾水，最后还是拜托德国AIG公司推荐，去了北京锦佳律师事务所。这回共花费9.3万元。
《律师见证报告》送去的当天下午，徐铭终于等到梦寐以求的那句话，“项目通过了，你来签订正规合同吧”。
徐铭说，合同文本拿来后，“出了一头汗”。他来之前了解到，外币是不能直接投放中国市场的，并且国家工商行政部门正在清理，但这份合同上，约定的合作方式是“融资借贷”，投放的是欧元。
德国AIG公司的财务总监“休伯特·王”告诉徐铭，签约的4个专家要从德国过来，路费是需要花钱的，8万。“那8万元之后呢”？徐铭急不可耐地问，“再也没有了”，对方回答。这句话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是免费的，徐铭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已经投入了15万。
陈广说，拦下徐铭的那个上午，走进德国AIG公司的风尘仆仆的融资者不少于10人。
合同不是终结
陈广的截堵很快被德国AIG公司发现并阻挠。之后，他转移了场地，前往德国斯诺格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德国斯诺格公司”）。在这里，他拦下了王彦。
王彦已经成功地与德国斯诺格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在这之前，他先后到德国斯诺格公司推荐的公司做了3份报告：《经济强度分析专案》（北京中嘉恒泰国际商务顾问有限公司）、《项目风险评估报告》（北京中企佳程数据分析有限责任公司）、《托管经营报告》（北京瑞诚信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分别花费12万、30万、10万，“再加上后面的手续费以及过节送礼，至今花了近82万。”王彦说。
《借款合同》约定投放的币种是欧元，并约定“这种非国家金融机构、非财团或金融组织的民间借贷不需要中国政府、银行担保，完全由中外双方企业自己承担一切风险”。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规定，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直接投资，借用外债，均要到外汇管理机关进行登记。
合同签订于2011年1月23日，至今已4个多月，由于无法突破外汇管理的瓶颈，资金迟迟没有到位。
面对困境，德国斯诺格公司向王彦推荐了声称经常合作的YDPGSS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该公司以自身资产担保，先后向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申请委托贷款5000万给王彦，但由于向银行提出诸如“受托银行有权限期追回贷款”等苛刻条件，未获银行同意。
“向银行委托贷款的理应是‘德国斯诺格公司’，而非‘YDPGSS公司’。顾问公司一般只负责代办，收取服务费，不会以自身担保向银行申请委托贷款，但这并不违法，只能说不合常理。”昆仑东方律师事务所的许玉祥律师分析。
在这条没有走通的路上，王彦预付了27.5万元的手续费。
德国斯诺格公司指给王彦的下一步是，到香港注册一个公司，再与国内企业办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企业，让资金合法流入。这次开出的价码是60万。然而许多资料显示，注册一个香港公司，较低花费只需要几千元，而且北京就有不少公司可以代办。
许玉祥律师认为这种方式风险依然很大，“即使在香港办了公司，也必须有国家审批的项目，资金才能进来。”
但在《借款合同》中，风险已被完全归为王彦一方。合同约定了“若因债务方项目自身原因或在政策法律上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债务方自负一切后果”。
“根据中国法律，投资公司系非金融机构，不具备发放贷款的经营范围。德国斯诺格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违反国家有关金融法规，基本可判定为无效合同，里面的条款也是无效的。”许玉祥律师说。
王彦前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银行进行咨询，被告知办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是唯一途径。王彦对本刊记者说，企业急需这笔资金，所以还是决定一试到底。
承诺不等于现实
这两家德国公司是否真如他们所怀疑的，是披着华丽外衣混迹江湖的骗子？5月23日，本刊记者以客户身份探访了这两家神秘的德国公司。
德国AIG公司位于繁华的王府井新东安广场第1座8层829室。因没有指定要找的人，前台小姐拒绝了我们的拜访。正僵持不下时，旁边沙发上坐着的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询问项目情况后，给我们指定了“王总”。前台小姐问，“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中年男人说，“高个的”。
登记了姓名、公司名称和电话号码后，接待小姐手拿两杯水，把我们带进一个装饰豪华的办公室，墙柜放置了超过5座真赝难辨的玉石摆件，窗口处安置了一个大金鱼缸。
握手寒暄后，王总走出办公室取来名片。虽然是中国人，但名片上的名字为“迈克尔·王”，职务是项目部总监。
王总侃侃而谈：“除了矿山和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项目，我们外资无法涉足外，其他项目都可以做。”徐铭的项目恰是投资矿山。
问及融资过程会产生什么费用时，王总明确表示：“你们的来回车费要自己负责，除此以外，估计不会产生什么费用。大家是合作关系，你们产生费用，我们也会产生。我们公司会聘请9~13名各领域专家对项目进行审核，每名专家大约支付5000元到1万多元，但专家团队同时审核几个项目，这部分费用没法分割，所以全部由我们来承担。”
我们表示担心外币进入中国市场问题，王总强调，你们只需要提供一个中国银行的账户，其他的我们来做。
当继续追问公司注册情况、授信额度和成功案例时，王总开始避而不答，略微不悦地回问我们，“我知道你们公司多少？”
记者查阅德国AIG公司的德国网站，发现它并未如一些著名投资公司一样，乐于展示自己的成功案例，而只有简单笼统的企业介绍。
同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904室的德国斯诺格公司。在这里，记者同样被拦截于登记台之外。借用了报料人提供的中介名字，等待了近5分钟后，我们终于获准登记姓名、公司名称和电话。然后同样有一位小姐手拿两杯水，将我们带进一间办公室。气氛和流程之相似，让人误以为回到了德国AIG公司。
我们穿过格子间办公区域，这里大约有10个位子，只坐着两三个人。德国斯诺格的办公室气派略输德国AIG公司，只有简单的办公用品，桌面摆放着一尊装饰的小印度象。
与我们接洽的是投资总监宋成福，他说话开门见山：“我把风险说在前面，我们提供的外币无法直接进入中国，这是合作的最大瓶颈。变通的办法是到香港注册一个公司，我们只负责提供渠道，具体你们自己操作，你们要确认自己能够解决。”据王彦回忆，他第一次接触德国斯诺格公司的姚总时，对方并未告知外币进入问题，而是在签订合同后才获知。
“（整个过程）只需要做一个《资产评估报告》，只需要产生这样一个费用。”宋成福强调。但在办公室进门左侧的桌面上，立放着一排文件，其中就有《经济强度分析专案》。“做报告的公司你们自己找，或者你们提出两三家，我们指定一家。只有一个要求，这个公司要有涉外资质，即有外国使馆认证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可以做。”
对于记者感兴趣的成功案例问题，宋成福以业务保密为由拒绝回答，只透露了德国斯诺格公司在中国的授信额度为8000万欧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如此计算，仅王彦一个项目就占去其可投资总额将近80%。
“这不符合投资公司风险分散的原则，但并非不可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应用金融系教授、北京市政府金融顾问刘曼红分析，“仅凭态度很难判断是否骗子公司，但可以肯定的是，正规投资公司不会指定做报告的机构。”
事后记者分别拨打德国AIG公司与德国斯诺格公司的公开电话。德国AIG公司以业务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德国斯诺格公司的电话为总机号码，其分机号未公开，无法直接取得联系。
真相依然模糊
德国斯诺格公司的宋成福并不讳言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贷款，德国AIG公司的迈克尔·王更明示债权式合作就是“明投暗贷”。
“这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许玉祥律师说，“在融资关系中，这种不论经营项目盈亏，出资方均按期收回本息或按期收取固定利润，即出资人不承担亏损的保底条款，被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定为借贷关系。”
本刊记者通过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系统，获知两家德国公司北京办事处的经营范围规定为：从事总公司投资、贸易方面的业务联络（不得开展经营活动收取费用），并不包括借贷业务。
至于陈广、徐铭和王彦提供的其他公司，在工商行政系统都可以查询到注册信息。经记者向行内人士咨询，这些报告并无固定收费标准，就投资金额对应的报告价格而言，文内涉及的费用并无特别不合理之处，报告的质量则难以一一核定。
但这些并不存在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之处的大笔费用，只给陈广、徐铭、王彦换来一叠叠的文件和看上去似乎越来越近的承诺。如果融资不成，几万甚至几十万一份的材料马上变身一堆废纸，承诺也顷刻化为乌有。
司法途径似乎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毕竟融资者付出的是真金白银。不过曾经手国内融资纠纷案件的胡益华律师坦言，这类官司很麻烦，即使打赢了，跨国追讨赔偿也很困难。
徐铭算了一笔账：如果真的有公司利用法律漏洞骗取评估费，按每天大约有20个人上当计算，平均每人支付10万元，按内部人士透露，它从数据分析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提成60%，一天就是120万元。再加上直接骗取的外国专家往返机票费用8万元，20家就是160万元。这样计算，一年骗取金额可能达到几亿元。
“骗取评估费是老办法，以前是借台湾公司和香港公司进行诈骗。在中国人看来，德国人的信誉还是较高的，有人利用这一点也不奇怪。”刘曼红说，“中国严厉的外汇管理，使得外国资金很难进来，有些人钻了空子，加上中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监管不够健全，使利用外资诈骗的方式变得可行。”
据称，在北京繁华商业区的高级写字楼，隐藏着上千家这样的外资公司。早在几年前，媒体就做过相关调查报道，网络举报也相当之多，然而相似的戏码仍不断上演。
“根本原因还在于供需失衡，中小企业太饥饿了，饥不择食，看到资金就想都不想地扑上去。国家应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要光说不做。”刘曼红说，“外资本来是很好的渠道，但如果沦为骗局，这么多中国人帮着外国人来骗自己的同胞，则是很可悲的事。”
在这场资金的游戏中，融资方无论什么时候退出，都是输家。那么，赢家是谁？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广、徐铭、王彦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