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工人老大哥，吃饭用钵钵”，这是孩提时传唱的歌谣。歌谣中包含有两个信息，一是工人们盛饭用的器皿是钵子，二是那个时代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乃至农村都建有食堂。食堂大多采用甑子蒸饭，蒸饭的器皿就是钵子，或是大锅煮饭，分饭时也用钵子来盛。
所谓钵子，其实均是些“瓦货”，初期的钵子为黝黑色，非常粗糙，后期的钵子有些改进，感观呈深黄色，再后来也有陶瓷的钵子，质地相对细腻了不少。钵子的容积有大有小，机关学校的钵子容量，一般为二两、三两，鲜有四两的，而工矿企业一般为三两、四两，甚至半斤，鲜有二两的，这与职业定额供应的粮食有关。
自1958年开始，中国农村普遍成立了人民公社，全国人民一个劲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阔步迈进，旋后就是以队为单位办起了公共食堂，其口号是“吃饭不花钱，努力搞生产”。生产队集体行动，社员们下工后统一就餐。队办食堂一般设在人口集中的自然村落，在堂屋里垒大灶，大灶上放置大铁锅，铁锅上叠甑子，甑子里放钵子。取下几块门板当案几，灶里烧大柴，利用铁锅蒸汽煮饭。
做饭的过程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用竹甑、木甑蒸，甑子分若干层，用升子量米，依次倒入钵子里；一种是先煮大锅饭，饭熟后根据定量的多少用秤称好放入钵子里。分群体配额（16两一斤），老人每天大约8两米，妇女儿童12两米，壮劳力接近16两米。吃饭要登记，普遍实行两餐制，一般早饭定在9点左右，晚饭定在下午3点左右，社员自嘲为“四天八餐”。大家一边进行着集体劳作，一边享受着食堂的钵子饭，热热闹闹过了近一年。
可是好景不长，因上年度政府号召搞建设，青壮年社员大多被抽去炼钢铁、修水利了，没有精力及时收回粮食，翌年又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口粮显然就青黄不接了，全国开始进入“过苦日子”的时代，钵子饭随之严重缩水。区区二三两米饭何以抵挡住强体力劳动的折磨，何以填饱辘辘饥肠呢？于是有人便发明了“双蒸饭”，即初次饭熟时，米粒不够膨胀，于是在熟饭里再加些水，第二次蒸发饭粒膨胀，体积增大，成了满满一钵子。然而，吃下不久，肚子仍然空空如也，不得不上山找些野菜、挖些能吃的树根来充饥。
“三两米，用甑蒸，肚子饿了刨树根，小孩吃了黄哼哼，妇女吃了不怀孕，农民吃了鼓干劲，干部吃了拉猪粪”，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从中也不难看出，当时社员对队干部的意见不少，因为他们掌握粮食，且大多将亲属安排在食堂工作，虽然没条件吃香喝辣，但“天旱三年，饿不到伙头军”，填饱肚子还是没问题。其他社员就没有这般福气了，请假外出要停饭，偷懒违命要扣饭，忍饥挨饿过日子，乃至发生饿死人的事件。
因食堂钵子饭实在无法填饱肚子，于是挖的挖野菜，刨的刨树皮。我祖父为了求生存，也发明了用盐水汤来充饥的土方法，几碗盐水汤下肚，暂时缓解了饥饿。孰不知这是一种慢性伤害，不多久就遍体浮肿，直到腿肚子肿得有小水桶那么粗，医生看了无奈，只能用银针放水，不久祖父就离世了。
中央鉴于全国的实际情况，在1961年上半年宣布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农村的钵子饭就此消失。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国家对干部、工人的口粮实行定量供给。机关干部和教师、医务人员一般每月27斤，乡镇干部每月32斤，工矿企业分工种定额粮食，一般在32斤以上，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煤矿工人等，定额在45斤左右。机关、学校、工矿企业等单位，大多建有食堂，由司务人员统一到粮站购买大米回来，再由炊事员整成钵子饭。县直机关一般实行三餐制，乡镇机关采取二餐制。虽然没有农村那么轰轰烈烈，但持续时间长，并经历过“过苦日子”、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
在“过苦日子”的时代，机关干部的粮食指标缩减至24斤，那时，我跟随父母生活在县城，一起渡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母亲回忆说，因为大家吃不饱，干部也褪却斯文，变成了“饿老虫”。一次外婆来县城看我这个大外孙，特意带来几个鸡蛋，父亲刻意放在角落边，期为牙牙学语的我补充一点营养，不料被几个“狗鼻子”叔叔发现了，继而一抢而光，如果不是饿得不行了，他们绝对不会在孩子口里夺食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经常到父亲供职的县委、县革委食堂蹭饭吃。那时的食堂，采用锅炉蒸汽煮饭，闻着饭香，不由得垂涎欲滴。6人一桌，凭票就餐，一色的钵子饭，用的是公筷，舀汤用调羹。生活条件开始改善，桌子上有了两菜一汤，每餐都还有点肉末。桌子旁边虽然置有条凳，一些干部还是习惯站着吃，或靠近大门蹲着吃。吃完晚饭后，居住在县委大院的叔叔们，一般围着食堂对面的那蓬大竹林，看林中的莺歌燕舞。当时感觉食堂饭菜美滋滋的，可惜在20世纪90年代机关食堂消失殆尽了。
我上中学时，学校有寄宿生，他们自带大米和钵子，有些同学吃不饱，便悄悄通融炊事员，在钵子上放个红薯什么的，后来被更多的同学所知晓，每到上甑时分，便有鱼贯的队伍去加餐。
我工作的第一站是工厂，吃的就是典型的食堂钵子饭。几口大灶上，一排的方型木甑子，叠着有近一个人高，甑子宽有1.2米，每层0.2米，灶口烧着煤。一班小青工，自备筷子，捧着钵子饭，就着一菜一汤，吃得风卷残云，有时心血来潮，煽动伙伴敞开肚皮吃他三四钵，害得炊事员莫奈何。每到星期六打牙祭，一小钵蒸肉肉香四溢，需要多出一角五分钱。
改革开放后翌年我上大学了，每月34斤米，在司务处兑换成饭票，其实还是吃的食堂钵子饭，只是盛饭的钵子换成了自带的洋瓷碗，筷子变成了金属叉子或调羹而已，从窗口排队领饭菜。这时的菜肴渐渐丰富起来，一排排地摆在案几上，有时还眼花缭乱，不知如何取舍，有段时间为了攒些生活费，还與同学合购五分钱的汤。校园生活几年了，就是弄不明白“辣椒炒肉”和“肉炒辣椒”的真正区别。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材料的改进，工矿企业、学校食堂大多采用电力蒸饭，甑子已被铝合金饭盆所取代。铝合金饭盆分成多个小格子，蒸饭盛饭便不再使用钵子了。就餐人员不是自带的精致碗筷，就是食堂提供的瓷碗，或金属托盘，钵子饭就此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取消了口粮计划供给，县直机关的食堂随之基本解散了，纵使那些没有解散的食堂，也进行了改革，一般实行个人承包，每餐配有多个菜，有荤有素，讲究营养搭配，菜肴花样翻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钵子饭了。
进入新时期，不知是对过去生活的怀念，还是对自身营养的需要，大街小巷的酒家饭铺又复现了钵子饭。虽然是钵子，但钵子质地考究，饭香菜美，与当年食堂时期的钵子饭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区别。
到了2012年，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大多数机关单位又恢复了内部食堂，采取铝合金盆子蒸饭。年长的人却发觉，虽然还是食堂，但没有当年钵子饭的味道了。
所谓钵子，其实均是些“瓦货”，初期的钵子为黝黑色，非常粗糙，后期的钵子有些改进，感观呈深黄色，再后来也有陶瓷的钵子，质地相对细腻了不少。钵子的容积有大有小，机关学校的钵子容量，一般为二两、三两，鲜有四两的，而工矿企业一般为三两、四两，甚至半斤，鲜有二两的，这与职业定额供应的粮食有关。
“四天八餐”的农村钵子饭
自1958年开始，中国农村普遍成立了人民公社，全国人民一个劲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阔步迈进，旋后就是以队为单位办起了公共食堂，其口号是“吃饭不花钱，努力搞生产”。生产队集体行动，社员们下工后统一就餐。队办食堂一般设在人口集中的自然村落，在堂屋里垒大灶，大灶上放置大铁锅，铁锅上叠甑子，甑子里放钵子。取下几块门板当案几，灶里烧大柴，利用铁锅蒸汽煮饭。
做饭的过程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用竹甑、木甑蒸，甑子分若干层，用升子量米，依次倒入钵子里；一种是先煮大锅饭，饭熟后根据定量的多少用秤称好放入钵子里。分群体配额（16两一斤），老人每天大约8两米，妇女儿童12两米，壮劳力接近16两米。吃饭要登记，普遍实行两餐制，一般早饭定在9点左右，晚饭定在下午3点左右，社员自嘲为“四天八餐”。大家一边进行着集体劳作，一边享受着食堂的钵子饭，热热闹闹过了近一年。
可是好景不长，因上年度政府号召搞建设，青壮年社员大多被抽去炼钢铁、修水利了，没有精力及时收回粮食，翌年又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口粮显然就青黄不接了，全国开始进入“过苦日子”的时代，钵子饭随之严重缩水。区区二三两米饭何以抵挡住强体力劳动的折磨，何以填饱辘辘饥肠呢？于是有人便发明了“双蒸饭”，即初次饭熟时，米粒不够膨胀，于是在熟饭里再加些水，第二次蒸发饭粒膨胀，体积增大，成了满满一钵子。然而，吃下不久，肚子仍然空空如也，不得不上山找些野菜、挖些能吃的树根来充饥。
“三两米，用甑蒸，肚子饿了刨树根，小孩吃了黄哼哼，妇女吃了不怀孕，农民吃了鼓干劲，干部吃了拉猪粪”，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从中也不难看出，当时社员对队干部的意见不少，因为他们掌握粮食，且大多将亲属安排在食堂工作，虽然没条件吃香喝辣，但“天旱三年，饿不到伙头军”，填饱肚子还是没问题。其他社员就没有这般福气了，请假外出要停饭，偷懒违命要扣饭，忍饥挨饿过日子，乃至发生饿死人的事件。
因食堂钵子饭实在无法填饱肚子，于是挖的挖野菜，刨的刨树皮。我祖父为了求生存，也发明了用盐水汤来充饥的土方法，几碗盐水汤下肚，暂时缓解了饥饿。孰不知这是一种慢性伤害，不多久就遍体浮肿，直到腿肚子肿得有小水桶那么粗，医生看了无奈，只能用银针放水，不久祖父就离世了。
中央鉴于全国的实际情况，在1961年上半年宣布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农村的钵子饭就此消失。
单位钵子饭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国家对干部、工人的口粮实行定量供给。机关干部和教师、医务人员一般每月27斤，乡镇干部每月32斤，工矿企业分工种定额粮食，一般在32斤以上，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煤矿工人等，定额在45斤左右。机关、学校、工矿企业等单位，大多建有食堂，由司务人员统一到粮站购买大米回来，再由炊事员整成钵子饭。县直机关一般实行三餐制，乡镇机关采取二餐制。虽然没有农村那么轰轰烈烈，但持续时间长，并经历过“过苦日子”、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
在“过苦日子”的时代，机关干部的粮食指标缩减至24斤，那时，我跟随父母生活在县城，一起渡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母亲回忆说，因为大家吃不饱，干部也褪却斯文，变成了“饿老虫”。一次外婆来县城看我这个大外孙，特意带来几个鸡蛋，父亲刻意放在角落边，期为牙牙学语的我补充一点营养，不料被几个“狗鼻子”叔叔发现了，继而一抢而光，如果不是饿得不行了，他们绝对不会在孩子口里夺食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经常到父亲供职的县委、县革委食堂蹭饭吃。那时的食堂，采用锅炉蒸汽煮饭，闻着饭香，不由得垂涎欲滴。6人一桌，凭票就餐，一色的钵子饭，用的是公筷，舀汤用调羹。生活条件开始改善，桌子上有了两菜一汤，每餐都还有点肉末。桌子旁边虽然置有条凳，一些干部还是习惯站着吃，或靠近大门蹲着吃。吃完晚饭后，居住在县委大院的叔叔们，一般围着食堂对面的那蓬大竹林，看林中的莺歌燕舞。当时感觉食堂饭菜美滋滋的，可惜在20世纪90年代机关食堂消失殆尽了。
我上中学时，学校有寄宿生，他们自带大米和钵子，有些同学吃不饱，便悄悄通融炊事员，在钵子上放个红薯什么的，后来被更多的同学所知晓，每到上甑时分，便有鱼贯的队伍去加餐。
我工作的第一站是工厂，吃的就是典型的食堂钵子饭。几口大灶上，一排的方型木甑子，叠着有近一个人高，甑子宽有1.2米，每层0.2米，灶口烧着煤。一班小青工，自备筷子，捧着钵子饭，就着一菜一汤，吃得风卷残云，有时心血来潮，煽动伙伴敞开肚皮吃他三四钵，害得炊事员莫奈何。每到星期六打牙祭，一小钵蒸肉肉香四溢，需要多出一角五分钱。
改革开放后翌年我上大学了，每月34斤米，在司务处兑换成饭票，其实还是吃的食堂钵子饭，只是盛饭的钵子换成了自带的洋瓷碗，筷子变成了金属叉子或调羹而已，从窗口排队领饭菜。这时的菜肴渐渐丰富起来，一排排地摆在案几上，有时还眼花缭乱，不知如何取舍，有段时间为了攒些生活费，还與同学合购五分钱的汤。校园生活几年了，就是弄不明白“辣椒炒肉”和“肉炒辣椒”的真正区别。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材料的改进，工矿企业、学校食堂大多采用电力蒸饭，甑子已被铝合金饭盆所取代。铝合金饭盆分成多个小格子，蒸饭盛饭便不再使用钵子了。就餐人员不是自带的精致碗筷，就是食堂提供的瓷碗，或金属托盘，钵子饭就此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取消了口粮计划供给，县直机关的食堂随之基本解散了，纵使那些没有解散的食堂，也进行了改革，一般实行个人承包，每餐配有多个菜，有荤有素，讲究营养搭配，菜肴花样翻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钵子饭了。
进入新时期，不知是对过去生活的怀念，还是对自身营养的需要，大街小巷的酒家饭铺又复现了钵子饭。虽然是钵子，但钵子质地考究，饭香菜美，与当年食堂时期的钵子饭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区别。
到了2012年，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大多数机关单位又恢复了内部食堂，采取铝合金盆子蒸饭。年长的人却发觉，虽然还是食堂，但没有当年钵子饭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