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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油画、水粉画、水彩画、版画、素描、速写，让读者看到的都是作画者的创意、构思、布局和技法。而唯有中国画却把画题、作者的心得甚至一些第二人乃至第三人的感受，直接写到画面上。文字和画面给了鉴赏者更加广阔的欣赏空间。
记得前年徐悲鸿《春山驴背图》曾亮相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春拍会上。这幅徐悲鸿创作于1932年的《春山驴背图》，不仅是他唯一一幅手卷作品，通高36．5厘米，长达455厘米，而且是截至目前，我所见到的唯一一幅徐悲鸿的山水水墨画。画面描绘精致，保存完美，并有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题“春山驴背图”引首，以及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篆刻家寿石工、美学家邓以蛰等名家的数百字题跋。这件珍贵作品曾漂流海外，今又以拍卖方式回流国内。(见图1)
悲鸿先生在题款中说明了此卷的创作背景：“途间忽忆翌日将应半农老友之命，为生平破天荒之工作，遂未能尽兴观山，匆匆而归，今日既画又窘思索，乃两失之，殊可笑也。”画卷引首是马衡篆书“春山驴背图”，长卷展开北京西山之金山风光，见一古装骑驴者和一荷担者正缓缓地步入深山，各种秀美景致随即在观者眼前铺陈开……饱览过这4米半的画卷，人们无不被那出神入化的北京西山美景带入一种欢欣愉悦的境界。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况是东北沦陷于日寇之手，华北、北平危急。作者在创作《春山驴背图》时，其心境实在难以做到与金山秀丽风光完美的统一；只得无奈地把日前所观处于危亡之际的祖国大好“春山”景色，通过“驴背”上的古装者，倒转时空数百年。
另有陈援《徐悲鸿画款轶闻》一文中提到，徐悲鸿先生在壬申岁春日还创作了一幅水墨画，长108厘米，宽53厘米。画的是故宫御花园的老柏。主干道劲，写出了几百年老树的沧桑；枝叶疏密有致，看得出松柏常青的寓意；树前树后的地面上，间或点缀的小草，与传统国画有所不同的是把西画透视理论有机地融进了中国水墨画。
这幅画上有款两则。一则是：“伯早仁兄雅赏。悲鸿写故宫老柏，不能忘马君叔平导游之惠也。壬申岁春日。”徐悲鸿钤了印章两枚。另一则是：“壬申暮春之初，余见悲鸿为于君右任画故宫老柏，尔甚佩之。此为伯早君作，余大畏之。一步一进何其速也。记之，以效悲鸿之后来。白石山翁齐璜。”并以印鉴。这幅画的两则题款向我们说明了此画的来历。1932年春，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先生陪同徐悲鸿参观游览了故宫后，徐悲鸿创作了《老柏图》。这幅原创画徐悲鸿送给了于右任先生。齐白石先生看了后“甚佩之”。几天后，徐悲鸿又画了一幅《老柏图》送给他在巴黎留学的同学陈绵(字伯早)，白石老人看了这幅作品，更是大加赞赏，于是欣然在画上落款，并说出了这幅《老柏图》是“效仿”送于右任那幅《老柏图》而作的来龙去脉。
《春山驴背图》和《老柏图》的现世和它们的故事，引起了我的诸多回忆。记得我在廖静文先生所著《徐悲鸿传》中，只看到作者对此画的创作仅一笔带过：“悲鸿在北平还结交了五四时期的著名白话诗人刘半农先生，为他画过《春山驴背图》的画卷。”而传主创作此画的年份(1932年)，及其是年的社会活动及创作活动均是空白。再查阅悲鸿先生年谱，1932年也同样无所记。也许我的一些回忆，可填补悲鸿先生这段历史空缺的遗憾吧。
由于与我有着总角之交的马思猛的关系，我有幸于童年时代就认识了他的爷爷一当年率领故宫人护卫故宫文物避寇万里大迁徙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结识了他的父亲——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先生，并与这个享誉浙江鄞县的马氏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更有幸的是我在马家亲眼观赏到徐悲鸿先生为马衡先生、马彦祥先生父子两代所作书画，除大饱眼福外，也从画中题款意会到徐悲鸿先生与马衡先生、马彦祥先生父子间，书画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在《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家风》一文中，曾回忆道：“那天，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幼小的我刚走进北屋马衡先生的‘凡将斋’里，迎面扑来书墨的清香，一排排装满线装书的书柜展现眼前；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的徐悲鸿、董希文两位画家为马衡先生画的肖像，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如此多的线装古籍和名家书画。”那是一幅与中国水墨画风格皆然不同的素描肖像画(见图2)，记得徐悲鸿先生的题款是：壬申春仲写，叔平老友。悲鸿。钤印：悲鸿。该画所钤之印正是马衡先生为其篆刻者。创作时间与《春山驴背图》、《老柏图》同为“壬申春仲”即1932年3月(农历2月)。
这幅素描肖像应是在马衡先生北京东城小雅宝胡同家中所作。图中的马衡先生侧坐在客厅的白沙发座椅上，右手搭扶于椅扶手，左手中、食指间夹着一支雪茄，双眼凝视，那神态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孰不知为避日寇劫掠，当时的马老先生正在忙于故宫古物馆文物装箱，准备国宝南迁一事。徐悲鸿先生笔下淡定的马衡先生，恐十白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后，竟临危受命，率领故宫同仁开始了历经12年的护宝万里大迁徙。在《马衡家风》一文中，我还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马彦祥先生家壁上所见徐悲鸿先生为马彦祥题写的楹联，上联是“谈笑发清秘”，下联为“耕耘获大奇”。题款日：彦祥世兄雅令，壬申危亡之际。悲鸿。钤印。(见图3)
这幅楹联当是悲鸿先生为马衡先生画像时，应在场的马彦祥先生之请即性而作，与前两幅画作所不同的是，作者终于愤笔道出了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之际”的忧国之情。纵观徐悲鸿先生于1932年3月间，所创作的三幅风格迥然的作品，一幅附有马衡篆书首引的山水长卷，清凉淡然；一幅素描人物，神情自若；一幅书法楹联，“谈笑”，“耕耘”行笔神韵如画。画家的造诣，诚如齐白石在《春山驴背图》题跋中说：“今悲鸿君足迹诸国归来，目之所见，胸中有之丛挥缣素，故能万怪千奇，无所不备”也。楹联款识称马彦祥“世兄”，表达了徐悲鸿与马衡、马彦祥父子交往关系。徐悲鸿与马衡先生、马彦祥先生父子可谓忘年交，是年，徐悲鸿37岁，马衡51岁，马彦祥25岁也。
1918年徐悲鸿与马衡二人同受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不期而遇，他们对彼此艺术方面的造诣与成就惺惺相惜。悲鸿先生的代表作“春山驴背图”引首由马衡老先生命名篆书，足见徐悲鸿先生与马衡老先生的深厚友谊。二位先生历经了内忧外患30年的风风雨雨，1949年1月，他们一起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们的态度也是完全一致；他们在北平围城期间，频繁互访，互通消息，并一起为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而极力劝说傅作义将军(参阅马衡日记)。
在《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家风》一文中，我还提到徐悲鸿先生另一幅《双飞神骏》图，这幅画作是徐悲鸿送给其世交好友马彦祥结婚时的祝福，应属悲鸿先生的晚期作品。(见图4)
徐悲鸿新中国建立初年主要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作画，以及为歌颂新中国成立展现出的新气象创作作品。
“双飞神骏”所描绘的两匹驰骋的骏马极为形象地表现了受赠新人当时的自 然状态。雄骏前躯精壮、臀背精干，四蹄飞踏有力，口鼻喷张，头鬃自然飘逸，尾鬃稍稍扬起，毫无夸张、造作情形。雄骏的力量感、抗争感突出，且展现出稳重、大方、得体之态势。从上述各部位显示这匹雄骏正值壮年，好比一位魅力十足，成熟稳重的中年男性。徐悲鸿先生如此细腻、全面地表现这匹雄骏，是缘于其对马彦祥的了解。马彦祥先生与徐悲鸿的友情绝不仅是缘于其父，两人的友情绝对可以说是在“战斗”中形成的。1928年，徐悲鸿与田汉、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1929年，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不久的马彦祥在其师洪深的引领下也参与其中，从事革命的文化运动。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在祖国危难时刻，徐悲鸿、马彦祥在文化界不同领域里发出了共同的心声。马彦祥应邀为南京业余剧人导演话剧《怒吼吧!中国》，遭到南京剧本审查机关的百般刁难，马彦祥坚决拒绝按国民党审查机关的意图导演，演出被取消。几乎与此同时，在白色恐怖的打压下，徐悲鸿欲创作的以商汤带兵讨阀夏桀暴君为题材的巨幅油画《徯我后》，也因张道藩的干涉而搁置。不久，徐悲鸿、马彦祥不约而同回到北京，才有机缘诞生了徐悲鸿先生一气呵成的“壬申春仲”三幅佳作。
1935年，田汉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解往南京，徐悲鸿为营救田汉四处奔走，最终和宗白华一起出面保释田汉出狱。是年11月，刚刚出狱的田汉即与马彦祥等主持成立了中国舞台协会，徐悲鸿亲往祝贺，并观看了由田汉构思，马彦祥编剧，洪深导演的话剧《械斗》。在被国民党政府压迫、打击时，他们之间彼此声援，互相支持。徐悲鸿先生是看着马彦祥成长起来的，马彦祥先生在中国戏剧创作、改进革命活动中从来是不畏强权、一马当先、永往直前的率真禀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徐悲鸿先生是先了解马彦祥为人，再为其作“马”，可以说画作中“雄骏”表现的风格即马彦祥先生之风格。再看雌骏，黄褐色的雌骏显得十分年轻，如果非要用拟人的手法形容它，那就只能把它比作一位可爱的年轻姑娘。它体态轻盈却不消瘦，显示身体康健，头鬃厚密、光亮，散发出无限的青春气息，尾鬃稍显夸张的拖曳势态，就好像年轻女性飘逸、柔顺的长发尾端。徐先生善画马，马之作不计其数，且广为流传。我以为这幅他晚年创作的《双飞神骏》，实乃其万马中之上乘也。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先生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按照先生生前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
此时的马衡先生正逢多事之秋，已年逾古稀。在他遗留的两篇日记中无奈地写道：廿七日(星期日)晴。夜雨至午而晴。旁晚又雷又雨旋晴。徐悲鸿于日前重患中风，昨晨二时逝世，余拟往吊，而不知设灵所在。甘八日(星期一)晴。骤凉。晚，履儿(马彦祥)言悲鸿设灵在美术学院，已于下午安葬。余为之惘然，卅余年老友竞未一吊，荒唐，荒唐!
1955年3月26日，马衡先生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1952年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青铜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他去世后，其家属又遵嘱将家藏书1600余部金石拓本12439件，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
1988年1月8日，马彦祥先生病逝，临终前将其收藏戏曲古籍数千册卷捐给北京首都图书馆。
回首徐悲鸿先生与马衡父子忘年交的故事，在感念他们将自己毕生收藏文物悉数捐赠国家的无私精神之余，却痛惜当今有此不计名利之高风亮节者已不多见矣!
记得前年徐悲鸿《春山驴背图》曾亮相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春拍会上。这幅徐悲鸿创作于1932年的《春山驴背图》，不仅是他唯一一幅手卷作品，通高36．5厘米，长达455厘米，而且是截至目前，我所见到的唯一一幅徐悲鸿的山水水墨画。画面描绘精致，保存完美，并有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题“春山驴背图”引首，以及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篆刻家寿石工、美学家邓以蛰等名家的数百字题跋。这件珍贵作品曾漂流海外，今又以拍卖方式回流国内。(见图1)
悲鸿先生在题款中说明了此卷的创作背景：“途间忽忆翌日将应半农老友之命，为生平破天荒之工作，遂未能尽兴观山，匆匆而归，今日既画又窘思索，乃两失之，殊可笑也。”画卷引首是马衡篆书“春山驴背图”，长卷展开北京西山之金山风光，见一古装骑驴者和一荷担者正缓缓地步入深山，各种秀美景致随即在观者眼前铺陈开……饱览过这4米半的画卷，人们无不被那出神入化的北京西山美景带入一种欢欣愉悦的境界。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况是东北沦陷于日寇之手，华北、北平危急。作者在创作《春山驴背图》时，其心境实在难以做到与金山秀丽风光完美的统一；只得无奈地把日前所观处于危亡之际的祖国大好“春山”景色，通过“驴背”上的古装者，倒转时空数百年。
另有陈援《徐悲鸿画款轶闻》一文中提到，徐悲鸿先生在壬申岁春日还创作了一幅水墨画，长108厘米，宽53厘米。画的是故宫御花园的老柏。主干道劲，写出了几百年老树的沧桑；枝叶疏密有致，看得出松柏常青的寓意；树前树后的地面上，间或点缀的小草，与传统国画有所不同的是把西画透视理论有机地融进了中国水墨画。
这幅画上有款两则。一则是：“伯早仁兄雅赏。悲鸿写故宫老柏，不能忘马君叔平导游之惠也。壬申岁春日。”徐悲鸿钤了印章两枚。另一则是：“壬申暮春之初，余见悲鸿为于君右任画故宫老柏，尔甚佩之。此为伯早君作，余大畏之。一步一进何其速也。记之，以效悲鸿之后来。白石山翁齐璜。”并以印鉴。这幅画的两则题款向我们说明了此画的来历。1932年春，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先生陪同徐悲鸿参观游览了故宫后，徐悲鸿创作了《老柏图》。这幅原创画徐悲鸿送给了于右任先生。齐白石先生看了后“甚佩之”。几天后，徐悲鸿又画了一幅《老柏图》送给他在巴黎留学的同学陈绵(字伯早)，白石老人看了这幅作品，更是大加赞赏，于是欣然在画上落款，并说出了这幅《老柏图》是“效仿”送于右任那幅《老柏图》而作的来龙去脉。
《春山驴背图》和《老柏图》的现世和它们的故事，引起了我的诸多回忆。记得我在廖静文先生所著《徐悲鸿传》中，只看到作者对此画的创作仅一笔带过：“悲鸿在北平还结交了五四时期的著名白话诗人刘半农先生，为他画过《春山驴背图》的画卷。”而传主创作此画的年份(1932年)，及其是年的社会活动及创作活动均是空白。再查阅悲鸿先生年谱，1932年也同样无所记。也许我的一些回忆，可填补悲鸿先生这段历史空缺的遗憾吧。
由于与我有着总角之交的马思猛的关系，我有幸于童年时代就认识了他的爷爷一当年率领故宫人护卫故宫文物避寇万里大迁徙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结识了他的父亲——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先生，并与这个享誉浙江鄞县的马氏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更有幸的是我在马家亲眼观赏到徐悲鸿先生为马衡先生、马彦祥先生父子两代所作书画，除大饱眼福外，也从画中题款意会到徐悲鸿先生与马衡先生、马彦祥先生父子间，书画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在《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家风》一文中，曾回忆道：“那天，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幼小的我刚走进北屋马衡先生的‘凡将斋’里，迎面扑来书墨的清香，一排排装满线装书的书柜展现眼前；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的徐悲鸿、董希文两位画家为马衡先生画的肖像，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如此多的线装古籍和名家书画。”那是一幅与中国水墨画风格皆然不同的素描肖像画(见图2)，记得徐悲鸿先生的题款是：壬申春仲写，叔平老友。悲鸿。钤印：悲鸿。该画所钤之印正是马衡先生为其篆刻者。创作时间与《春山驴背图》、《老柏图》同为“壬申春仲”即1932年3月(农历2月)。
这幅素描肖像应是在马衡先生北京东城小雅宝胡同家中所作。图中的马衡先生侧坐在客厅的白沙发座椅上，右手搭扶于椅扶手，左手中、食指间夹着一支雪茄，双眼凝视，那神态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孰不知为避日寇劫掠，当时的马老先生正在忙于故宫古物馆文物装箱，准备国宝南迁一事。徐悲鸿先生笔下淡定的马衡先生，恐十白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后，竟临危受命，率领故宫同仁开始了历经12年的护宝万里大迁徙。在《马衡家风》一文中，我还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马彦祥先生家壁上所见徐悲鸿先生为马彦祥题写的楹联，上联是“谈笑发清秘”，下联为“耕耘获大奇”。题款日：彦祥世兄雅令，壬申危亡之际。悲鸿。钤印。(见图3)
这幅楹联当是悲鸿先生为马衡先生画像时，应在场的马彦祥先生之请即性而作，与前两幅画作所不同的是，作者终于愤笔道出了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之际”的忧国之情。纵观徐悲鸿先生于1932年3月间，所创作的三幅风格迥然的作品，一幅附有马衡篆书首引的山水长卷，清凉淡然；一幅素描人物，神情自若；一幅书法楹联，“谈笑”，“耕耘”行笔神韵如画。画家的造诣，诚如齐白石在《春山驴背图》题跋中说：“今悲鸿君足迹诸国归来，目之所见，胸中有之丛挥缣素，故能万怪千奇，无所不备”也。楹联款识称马彦祥“世兄”，表达了徐悲鸿与马衡、马彦祥父子交往关系。徐悲鸿与马衡先生、马彦祥先生父子可谓忘年交，是年，徐悲鸿37岁，马衡51岁，马彦祥25岁也。
1918年徐悲鸿与马衡二人同受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不期而遇，他们对彼此艺术方面的造诣与成就惺惺相惜。悲鸿先生的代表作“春山驴背图”引首由马衡老先生命名篆书，足见徐悲鸿先生与马衡老先生的深厚友谊。二位先生历经了内忧外患30年的风风雨雨，1949年1月，他们一起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们的态度也是完全一致；他们在北平围城期间，频繁互访，互通消息，并一起为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而极力劝说傅作义将军(参阅马衡日记)。
在《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家风》一文中，我还提到徐悲鸿先生另一幅《双飞神骏》图，这幅画作是徐悲鸿送给其世交好友马彦祥结婚时的祝福，应属悲鸿先生的晚期作品。(见图4)
徐悲鸿新中国建立初年主要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作画，以及为歌颂新中国成立展现出的新气象创作作品。
“双飞神骏”所描绘的两匹驰骋的骏马极为形象地表现了受赠新人当时的自 然状态。雄骏前躯精壮、臀背精干，四蹄飞踏有力，口鼻喷张，头鬃自然飘逸，尾鬃稍稍扬起，毫无夸张、造作情形。雄骏的力量感、抗争感突出，且展现出稳重、大方、得体之态势。从上述各部位显示这匹雄骏正值壮年，好比一位魅力十足，成熟稳重的中年男性。徐悲鸿先生如此细腻、全面地表现这匹雄骏，是缘于其对马彦祥的了解。马彦祥先生与徐悲鸿的友情绝不仅是缘于其父，两人的友情绝对可以说是在“战斗”中形成的。1928年，徐悲鸿与田汉、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1929年，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不久的马彦祥在其师洪深的引领下也参与其中，从事革命的文化运动。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在祖国危难时刻，徐悲鸿、马彦祥在文化界不同领域里发出了共同的心声。马彦祥应邀为南京业余剧人导演话剧《怒吼吧!中国》，遭到南京剧本审查机关的百般刁难，马彦祥坚决拒绝按国民党审查机关的意图导演，演出被取消。几乎与此同时，在白色恐怖的打压下，徐悲鸿欲创作的以商汤带兵讨阀夏桀暴君为题材的巨幅油画《徯我后》，也因张道藩的干涉而搁置。不久，徐悲鸿、马彦祥不约而同回到北京，才有机缘诞生了徐悲鸿先生一气呵成的“壬申春仲”三幅佳作。
1935年，田汉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解往南京，徐悲鸿为营救田汉四处奔走，最终和宗白华一起出面保释田汉出狱。是年11月，刚刚出狱的田汉即与马彦祥等主持成立了中国舞台协会，徐悲鸿亲往祝贺，并观看了由田汉构思，马彦祥编剧，洪深导演的话剧《械斗》。在被国民党政府压迫、打击时，他们之间彼此声援，互相支持。徐悲鸿先生是看着马彦祥成长起来的，马彦祥先生在中国戏剧创作、改进革命活动中从来是不畏强权、一马当先、永往直前的率真禀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徐悲鸿先生是先了解马彦祥为人，再为其作“马”，可以说画作中“雄骏”表现的风格即马彦祥先生之风格。再看雌骏，黄褐色的雌骏显得十分年轻，如果非要用拟人的手法形容它，那就只能把它比作一位可爱的年轻姑娘。它体态轻盈却不消瘦，显示身体康健，头鬃厚密、光亮，散发出无限的青春气息，尾鬃稍显夸张的拖曳势态，就好像年轻女性飘逸、柔顺的长发尾端。徐先生善画马，马之作不计其数，且广为流传。我以为这幅他晚年创作的《双飞神骏》，实乃其万马中之上乘也。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先生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按照先生生前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
此时的马衡先生正逢多事之秋，已年逾古稀。在他遗留的两篇日记中无奈地写道：廿七日(星期日)晴。夜雨至午而晴。旁晚又雷又雨旋晴。徐悲鸿于日前重患中风，昨晨二时逝世，余拟往吊，而不知设灵所在。甘八日(星期一)晴。骤凉。晚，履儿(马彦祥)言悲鸿设灵在美术学院，已于下午安葬。余为之惘然，卅余年老友竞未一吊，荒唐，荒唐!
1955年3月26日，马衡先生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1952年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青铜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他去世后，其家属又遵嘱将家藏书1600余部金石拓本12439件，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
1988年1月8日，马彦祥先生病逝，临终前将其收藏戏曲古籍数千册卷捐给北京首都图书馆。
回首徐悲鸿先生与马衡父子忘年交的故事，在感念他们将自己毕生收藏文物悉数捐赠国家的无私精神之余，却痛惜当今有此不计名利之高风亮节者已不多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