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道光皇帝午门阅兵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吗？你听说过光绪皇帝在北海坐冰撬的故事吗？你可见过圆明园内的清漪园被毁前的模样……
　　作为明清两代皇都的老北京，在历史上30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及其带来的外交冲突。许多在欧洲出版的书报中记录了这一段历史，而这些出版物中常配有生动的画面，描绘了那个时代老北京的风貌。
　　李弘收藏的西方版画，从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团觐见顺治皇帝，到20世纪初清廷的没落，一幅幅古旧的西洋版画中既有描绘皇室的荣耀，也有体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穿过时光隧道，以西方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品味明清老北京的人文风情与变迁。
　　对于李弘来说，收藏版画这件事完全可以用“无心插柳柳成荫”来形容。“收藏吧，你很难说事先想好了，设计好了再去做。之前，我就有收藏的癖好，如陶瓷、黄花梨之类的。”李弘说。
　　1998年，李弘和丈夫一起在香港的某家旧货商店里，被丈夫劝说买下了几幅在当时看来“不土不洋”、“不中不西”的版画。“我当时觉得这几幅版画很奇怪，里面的中国人被画成了高鼻子深眼窝的模样，画面的背景明明是中国，却又添加了很多西洋景……”回到北京，这几幅版画被安置在家中的墙壁上，看着看着，李弘萌发了想进一步了解这几幅版画到底画的是什么，便按照版面下方的说明，开始寻找相关的书籍。
　　在寻找的过程中，李弘从中体会到许 多乐趣。收藏版画引发了她更多的思考：一幅版面反映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又因何被记录下来？这些零零散散的信息让李弘如获至宝。最早，许多版面的文字说明是拉丁文，或者法文、荷兰语，身边无人懂这些语言，李弘只能再寻找同一主题的英文资料，在大量中外史籍中寻找线索：是记录哪个使团？他们在中国游历了哪些地方？
　　“通常版面的制作过程是，先由画师将图像素描下来，然后再请工匠雕刻在木板、铜板，或是腐蚀版上，印刷出来后由公司将它们分发到读者手中，也许他们出现在图书中，也有些被装帧在单独的画册里面。”李弘强调，在照相技术发明之前，绘画是最重要的记录形象的载体，而版画由于其便捷与可复制性，又相较于其他画种更为普及。
　　李弘历时十余年海外寻宝。尽管这些版画成千上万，但零散地失落在海外的边边角角。虽然最初的绘画原作多已踪迹难寻，但通过刻板印刷术，许多早期的版画流传下来。它们把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传播给了当时的西方世界，而中国人自己对它们却知之甚少。
　　李弘是在北京长大的，眼看着北京日益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版画中承载的几百年来西方探险家、商人、艺术家描绘的老北京，如同一扇窗口，让人重新审视历史。
　　李弘最喜欢讲的3个故事，分别对应了3张版画。第一幅画作于1656年，作者是荷兰商团里的一个随团文书Nieuhof，尽管他并不专业，技法也很粗糙，但从画中可以看出，从几十里地外的东郊向北京城望去，一排高大的建筑沿着中轴线依次排开——城门、宝塔，还有紫禁城里的宫殿。远望过去，空气清新透亮，城外农民耕作的方块田。
　　第二张，与前一张相比，时间跨度上差不多晚了一百多年，创作于18世纪末期，这幅画描画的是北京西直门外的景色。画面上有城墙、箭楼、西直门、闸楼、角楼、护城河、跨河的大桥、破败的牌楼，加上城门外各色人物，任何对老北京略有印象的人都会忍不住在这张画前驻足惊叹。“现实中，这种真实的场景已无处寻觅，老照片中也找不到画面如此宽广的全景。尽管这幅画有许多细节是失真的，但这样的艺术加工更让我们感受到当年的城门、城墙在西方人眼中的雄伟恢弘。”李弘说。
　　第三幅画，则创作于1870年，依旧是一张西方人在北京城外描绘的景色。这幅画是李弘的最爱，因为上面涵盖了时间、地点、人物、场景等诸多信息。“你注意看这幅画的时间，在1860年英法联军占据了北京之后，外国人是可以在北京开公使馆，他们可以在北京驻留，所以他们有机会去观察这些老北京的人。跟前两幅画相比，这些人就画得更加生动，更加真实。由于整个护城河冰冻三尺，就天然地形成了‘高速路’。从南到北，在冰上滑行可比在城里坐轿子快多了。”李弘说。
　　对今天的中国观众而言，这些西方版画不仅能勾起每个亲历者对故人昔年的追忆，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去审视和思考那段中国历史 。通观这些版画，作者都是西方人，有些是传教士，有些是外交使团的文职官员，有的是艺术家，他们关于北京的影像记录反映了他们对这个神秘东方帝国的看法，他们眼中的北京形象，是带着感情色彩的。
　　“这批版画既可被看做是展示旧北京风貌的史料价值，面画也好，说明文字也罢，都可以成为补充和修正史料的素材；此外，这批版画也是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证明，这种交流并不仅仅是过去历史教科书上所强调的战争与对抗，其间也有学习与借鉴。”李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