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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爱醇酒
“新上海人”Eva是一个很高挑的法国美女，双腿修长，五官立体，眉宇间有些像法国影星奥黛丽·塔图。她有欧洲女人的考究，在上海的寒冬只穿一层薄薄的丝袜，绝不肯牺牲形象去屈就低温；也有欧洲女人的随意，身上的毛衣裙剪裁很简单，没有其他装饰。
她在一家法国葡萄酒代理公司ASC精品酒业任品牌经理，负责把宝祖利新酒推介到中国市场。因为宝祖利新酒的存在，11月的第三个星期四，成了世界各地宝祖利迷们欢呼雀跃的一天，刚刚酿成的近100万箱新酒就经宝祖利地区的数十个小村庄，穿越沉睡中的法国乡村，一路跋涉，抵达里昂、巴黎及法国其他航空口岸，被运送到世界各地翘首以待的葡萄酒爱好者手中。零点钟声敲响之后，葡萄酒经销商们争相向大家宣布：“宝祖利新酒到了！”
法国人想到宝祖利新酒，第一个念头就是狂欢。最初的起源是每年秋季农民们会庆祝丰收，宝祖利新酒就成了欢庆的宠儿。Eva在巴黎参加过宝祖利新酒的狂欢，当时一杯酒售价70欧元，但欢乐的人们依然慷慨地豪饮。当然宝祖利新酒在一般情况下很平价，它是使用当年的佳美（Gamay）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不耐久存，多数酒要在1-2年内喝掉，新酒更要在3个月内喝掉，否则就失掉了它应有的果香和新鲜风味。
“法国最贵的葡萄酒不是拉菲。”Eva不断强调，也不是拉图或木桶，而是勃艮第产区的罗马尼康帝。她很高兴越来越多中国人知道，在法国除了波尔多，还有其他地区出好酒，宝祖利新酒就是勃艮第的佳酿。和波尔多产区的葡萄酒不同，宝祖利新酒在橡木桶中呆的时间比较短，只有1-3个月，因为“年轻”所以口感清新，酸涩感少，带着浓郁的水果芳香，很适合年轻人，特别是女性。
在法国以外，究竟哪个国家的人们最先尝到新酒？这对于宝祖利粉丝是件非常重要的事。Eva告诉记者，答案是日本，因为根据时差，日本最先到达11月第三个星期四的凌晨。而中国人只比日本晚两个小时享受到新酒。但是新酒上市是在凌晨，当Eva和酒友在酒吧为宝祖利新酒狂欢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在梦乡里。不过她很高兴参加酒吧狂欢夜的粉丝越来越多。
进入中国市场后，宝祖利新酒通过和必胜客合作来扩大认知度。“必胜客的主要顾客是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到那里庆祝、聚会，现在他们可以在欢乐餐厅品尝到宝祖利新酒。必胜客的披萨、意大利面、牛排都很适合搭配宝祖利新酒。”Eva觉得，就像人们一开始不习惯用刀叉，不喜欢带奶油味的浓汤，但是对披萨和意面等西式餐饮慢慢从陌生到乐于接受，也会慢慢爱上宝祖利新酒。
Eva发现，葡萄酒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以前中国人把葡萄酒当做一件昂贵礼物，但现在买来自己喝的人越来越多，有很多葡萄酒价格并不贵，口感也容易接受，适合在聚会的时候和朋友分享。中国人注重面子，如果你请别人喝酒时能顺便说说酒背后的文化故事，会显得自己学识丰富，很有品位，所以中国人喜欢有故事的酒。”
“上海妈妈”的乖女儿
在和朋友同事去中餐馆吃饭时，Eva偶尔也会试试白酒。感觉怎么样？这个法国美女吐了吐舌头，“太太辣了。”不过她很喜欢中国的米酒，喝上去香甜醇厚，也不怎么醉人，就像个温柔的小姑娘。
在上海的几年中，Eva不仅适应了这里的食物和米酒，也习惯像一个本土上班族一样生活：每天挤地铁1号线去上班，在公司工作到晚上8点。“我在这里像中国人一样工作，但是会像法国人一样享受生活。因为我经常加班到很晚，但是下班后会找方法放松一下。”加班结束后Eva不会立刻回家，而是和朋友去喝杯鸡尾酒，聊聊天，9点再回到家里给自己做顿简单的晚餐，然后洗澡睡觉。
Eva说自己有两个妈妈，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上海。
法国妈妈已经70多岁了，生活在法国南部的小镇Frontignon，那里有薰衣草和普罗旺斯大区葡萄酒，还有许多来度蜜月的外国伉俪。法国妈妈每次打电话给Eva时，都会问她什么时候回家，这是Eva最大的牵挂。老太太来上海旅游过一次，Eva带她去了外滩，那里的法式建筑让她感觉亲切。不过对于其他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她可不怎么有兴趣。老太太不会讲一句英语，更不会中文，但并不妨碍她感受上海人的热情。
“上海妈妈”是Eva的邻居，一个50多岁的妇女。每次来Eva家里会很熟惯地坐到沙发上，跟自己弄点饮料，然后和她的“伊娃”（“上海妈妈”自觉地把Eva名字的发音本土化了）聊家常。虽然老人不会英语或法语，Eva的中文水平也仅限于便利店买东西的水平，但有趣的是她们总能通过肢体语言让对方明白自己在讲什么。Eva喜欢“上海妈妈”给她的“熊抱”，“上海妈妈”也喜欢法国女儿叫她“妈妈”。每次Eva回法国前，“上海妈妈”总会“吃醋”地问她：“你回去找你的法国妈妈了，不要你的中国妈妈了？”可惜的是，最近“上海妈妈”搬走了，她要去帮女儿照顾刚出生的外孙女。“她去照顾她的中国女儿，不要法国女儿了。”Eva开玩笑说。
信风水，不在乎“末日”
Eva喜欢上海的生活节奏，路上人们走路速度都很快，每个人都明白时间的意义，但又不显慌乱，默契地遵守着共同的规则秩序——比如在地铁站，上车的乘客在每道门边上排成两排，把中间走道留给下车乘客，地铁门打开时，进和出的人们迅速有序地交换空间。
“这座城市总是在变化，摩天大厦建起来的速度很快，每天路过的地方经常会发现开了新店。这和我出生的城市不同，和巴黎也不同，巴黎的一切感觉总是静止的，不会有很显著的变化，街头经常能看见存在了几百年的东西。”
不过Eva也带着法国人对传统和历史的自豪，比如巴黎地铁站虽然很旧，不过在靠近景点的地铁站点会有油画或其他艺术品装饰，还有人在那里表演行为艺术。“上海就像三四十年代的巴黎，努力在快速发展，扔掉了一些其他东西，以后会回过头花很长时间再把这些捡起来，包括城市的历史遗迹和环境。我们现在会花很多钱去维护历史建筑，不是把它们推倒重修，而是一点一点地修葺，这样花的成本更大。来巴黎的外国人都是来看我们的历史，不是摩天大楼。”巴黎不是有蒙巴纳斯大厦吗？“只有蒙巴纳斯。”Eva和很多法国人一样，提到这个孤立而不讨好的摩天大楼时感觉很无奈。“它破坏了巴黎的天际线。”
Eva从不相信“末日预言”，“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地方生活工作，一切都在起步，怎么会去相信尽头很快就会到来呢？而且法国人从来不迷信。”不过她对中国的“风水”之说却很感兴趣，在一个台湾朋友的怂恿下，她把卧室床的位置移到“适合磁场的方向”，“因此睡得非常安稳”。
她希望继续在这里工作，“就像在一趟高速行驶的列车上”，对未来怀着美好的设想——比如让更多人爱上法国葡萄酒。喝酒不止是解渴，是炫富，是交际，是商业文化，在法国人看来它是“l’art de vivre”，一门生活的艺术。艺术能给人带来“正能量”，让人升华自己，Eva希望葡萄酒也能给列车上的人们带来一些“正能量”，在都市的高压下喘口气，暂时忘记一米见方的写字台和3万/平方米的房价，放松地享受一下生活。
当然，她还有一个希望，和所有“漂”在这座城市的“新上海人”一样，就是经常有机会能和家人聚聚。
“新上海人”Eva是一个很高挑的法国美女，双腿修长，五官立体，眉宇间有些像法国影星奥黛丽·塔图。她有欧洲女人的考究，在上海的寒冬只穿一层薄薄的丝袜，绝不肯牺牲形象去屈就低温；也有欧洲女人的随意，身上的毛衣裙剪裁很简单，没有其他装饰。
她在一家法国葡萄酒代理公司ASC精品酒业任品牌经理，负责把宝祖利新酒推介到中国市场。因为宝祖利新酒的存在，11月的第三个星期四，成了世界各地宝祖利迷们欢呼雀跃的一天，刚刚酿成的近100万箱新酒就经宝祖利地区的数十个小村庄，穿越沉睡中的法国乡村，一路跋涉，抵达里昂、巴黎及法国其他航空口岸，被运送到世界各地翘首以待的葡萄酒爱好者手中。零点钟声敲响之后，葡萄酒经销商们争相向大家宣布：“宝祖利新酒到了！”
法国人想到宝祖利新酒，第一个念头就是狂欢。最初的起源是每年秋季农民们会庆祝丰收，宝祖利新酒就成了欢庆的宠儿。Eva在巴黎参加过宝祖利新酒的狂欢，当时一杯酒售价70欧元，但欢乐的人们依然慷慨地豪饮。当然宝祖利新酒在一般情况下很平价，它是使用当年的佳美（Gamay）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不耐久存，多数酒要在1-2年内喝掉，新酒更要在3个月内喝掉，否则就失掉了它应有的果香和新鲜风味。
“法国最贵的葡萄酒不是拉菲。”Eva不断强调，也不是拉图或木桶，而是勃艮第产区的罗马尼康帝。她很高兴越来越多中国人知道，在法国除了波尔多，还有其他地区出好酒，宝祖利新酒就是勃艮第的佳酿。和波尔多产区的葡萄酒不同，宝祖利新酒在橡木桶中呆的时间比较短，只有1-3个月，因为“年轻”所以口感清新，酸涩感少，带着浓郁的水果芳香，很适合年轻人，特别是女性。
在法国以外，究竟哪个国家的人们最先尝到新酒？这对于宝祖利粉丝是件非常重要的事。Eva告诉记者，答案是日本，因为根据时差，日本最先到达11月第三个星期四的凌晨。而中国人只比日本晚两个小时享受到新酒。但是新酒上市是在凌晨，当Eva和酒友在酒吧为宝祖利新酒狂欢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在梦乡里。不过她很高兴参加酒吧狂欢夜的粉丝越来越多。
进入中国市场后，宝祖利新酒通过和必胜客合作来扩大认知度。“必胜客的主要顾客是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到那里庆祝、聚会，现在他们可以在欢乐餐厅品尝到宝祖利新酒。必胜客的披萨、意大利面、牛排都很适合搭配宝祖利新酒。”Eva觉得，就像人们一开始不习惯用刀叉，不喜欢带奶油味的浓汤，但是对披萨和意面等西式餐饮慢慢从陌生到乐于接受，也会慢慢爱上宝祖利新酒。
Eva发现，葡萄酒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以前中国人把葡萄酒当做一件昂贵礼物，但现在买来自己喝的人越来越多，有很多葡萄酒价格并不贵，口感也容易接受，适合在聚会的时候和朋友分享。中国人注重面子，如果你请别人喝酒时能顺便说说酒背后的文化故事，会显得自己学识丰富，很有品位，所以中国人喜欢有故事的酒。”
“上海妈妈”的乖女儿
在和朋友同事去中餐馆吃饭时，Eva偶尔也会试试白酒。感觉怎么样？这个法国美女吐了吐舌头，“太太辣了。”不过她很喜欢中国的米酒，喝上去香甜醇厚，也不怎么醉人，就像个温柔的小姑娘。
在上海的几年中，Eva不仅适应了这里的食物和米酒，也习惯像一个本土上班族一样生活：每天挤地铁1号线去上班，在公司工作到晚上8点。“我在这里像中国人一样工作，但是会像法国人一样享受生活。因为我经常加班到很晚，但是下班后会找方法放松一下。”加班结束后Eva不会立刻回家，而是和朋友去喝杯鸡尾酒，聊聊天，9点再回到家里给自己做顿简单的晚餐，然后洗澡睡觉。
Eva说自己有两个妈妈，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上海。
法国妈妈已经70多岁了，生活在法国南部的小镇Frontignon，那里有薰衣草和普罗旺斯大区葡萄酒，还有许多来度蜜月的外国伉俪。法国妈妈每次打电话给Eva时，都会问她什么时候回家，这是Eva最大的牵挂。老太太来上海旅游过一次，Eva带她去了外滩，那里的法式建筑让她感觉亲切。不过对于其他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她可不怎么有兴趣。老太太不会讲一句英语，更不会中文，但并不妨碍她感受上海人的热情。
“上海妈妈”是Eva的邻居，一个50多岁的妇女。每次来Eva家里会很熟惯地坐到沙发上，跟自己弄点饮料，然后和她的“伊娃”（“上海妈妈”自觉地把Eva名字的发音本土化了）聊家常。虽然老人不会英语或法语，Eva的中文水平也仅限于便利店买东西的水平，但有趣的是她们总能通过肢体语言让对方明白自己在讲什么。Eva喜欢“上海妈妈”给她的“熊抱”，“上海妈妈”也喜欢法国女儿叫她“妈妈”。每次Eva回法国前，“上海妈妈”总会“吃醋”地问她：“你回去找你的法国妈妈了，不要你的中国妈妈了？”可惜的是，最近“上海妈妈”搬走了，她要去帮女儿照顾刚出生的外孙女。“她去照顾她的中国女儿，不要法国女儿了。”Eva开玩笑说。
信风水，不在乎“末日”
Eva喜欢上海的生活节奏，路上人们走路速度都很快，每个人都明白时间的意义，但又不显慌乱，默契地遵守着共同的规则秩序——比如在地铁站，上车的乘客在每道门边上排成两排，把中间走道留给下车乘客，地铁门打开时，进和出的人们迅速有序地交换空间。
“这座城市总是在变化，摩天大厦建起来的速度很快，每天路过的地方经常会发现开了新店。这和我出生的城市不同，和巴黎也不同，巴黎的一切感觉总是静止的，不会有很显著的变化，街头经常能看见存在了几百年的东西。”
不过Eva也带着法国人对传统和历史的自豪，比如巴黎地铁站虽然很旧，不过在靠近景点的地铁站点会有油画或其他艺术品装饰，还有人在那里表演行为艺术。“上海就像三四十年代的巴黎，努力在快速发展，扔掉了一些其他东西，以后会回过头花很长时间再把这些捡起来，包括城市的历史遗迹和环境。我们现在会花很多钱去维护历史建筑，不是把它们推倒重修，而是一点一点地修葺，这样花的成本更大。来巴黎的外国人都是来看我们的历史，不是摩天大楼。”巴黎不是有蒙巴纳斯大厦吗？“只有蒙巴纳斯。”Eva和很多法国人一样，提到这个孤立而不讨好的摩天大楼时感觉很无奈。“它破坏了巴黎的天际线。”
Eva从不相信“末日预言”，“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地方生活工作，一切都在起步，怎么会去相信尽头很快就会到来呢？而且法国人从来不迷信。”不过她对中国的“风水”之说却很感兴趣，在一个台湾朋友的怂恿下，她把卧室床的位置移到“适合磁场的方向”，“因此睡得非常安稳”。
她希望继续在这里工作，“就像在一趟高速行驶的列车上”，对未来怀着美好的设想——比如让更多人爱上法国葡萄酒。喝酒不止是解渴，是炫富，是交际，是商业文化，在法国人看来它是“l’art de vivre”，一门生活的艺术。艺术能给人带来“正能量”，让人升华自己，Eva希望葡萄酒也能给列车上的人们带来一些“正能量”，在都市的高压下喘口气，暂时忘记一米见方的写字台和3万/平方米的房价，放松地享受一下生活。
当然，她还有一个希望，和所有“漂”在这座城市的“新上海人”一样，就是经常有机会能和家人聚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