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天津卫的移民与向巴达维亚的移民并没有天壤之别，尽管两者的人文环境和权力阶层的构成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凭借宗亲血缘团体和方言区社团所提供的组织资源，移民们大体能以同样的方式加以应对，尤其考虑到所谓现代“民族国家”还远在天边
　　“海洋中国”概念的提出一向被认为是费正清于海外汉学的一大贡献，这为理解近世中国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二元性提供了一个新鲜而深具洞察力的视角。
　　构成“海洋中国”的主体人群是中国沿海地带具有冒险精神的“不安分”的民众及移民海外的广大华侨，他们的故事既构成了海洋中国史的主旋律，也折射出整个亚太经济圈悲欢离合的发展进程。
　　关于华侨或中国海外移民的著作很多，其叙事的逻辑大体如下：西风东渐导致国门渐开，侨民为寻生计播迁于南洋和西洋，然后回馈于祖国大陆，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作为“中国中心论”史观的扛旗人物，孔飞力自然更多倾向于从中国内部以及移民族群自身去发现移民史的真髓。他所撰写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既非仅着眼于移民的筚路蓝缕发家史，也非仅强调华侨对落后母国的引领作用，与其他著作相比更能兼顾华侨与移出地和移入地社区的平行双向互动，也因此更为客观全面，也更能颠覆人们关于华侨史的一些“成见”。
　　华侨者，中国海外移民也，但移民不自近代始。孔飞力强调指出，远在“出海”之前，中国国内的移民便已蔚为大观，这也为移民海外做了各种准备。通过将移民的历史前移到“湖广填四川”时期，孔飞力更好地把握了移民的动力机制、行为模式和组织资源，以及它们对海外移民的影响。
　　国内和海外移民的相似性很好地解释了华侨们在东南亚事业的成功，先辈们在国内移民时所使用过的机制、模式和资源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可以应用于海外环境当中：向天津卫的移民与向巴达维亚的移民并没有天壤之别，尽管两者的人文环境和权力阶层的构成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凭借宗亲血缘团体和方言区社团所提供的组织资源，移民们大体能以同样的方式加以应对，尤其考虑到所谓现代“民族国家”还远在天边。
　　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移民能够在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之后的情境中展现出很强的适应能力。与其说是欧洲殖民者“开启”了东南亚的移民时代，不如说是欧洲殖民者“加入”了已有的由原住民和中国移民所构成的社会。新来的殖民者所要求他们扮演的包税商等角色，他们之前在当地酋长或王公贵族手下已操练多时。
　　由此一个长期笼罩在华侨社群身上的“迷思”也得以被打破：华侨社群特立独行的身份构建，也即面对当地社会的低融入度，到底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性甚至优越性所致，还是因为华侨们特有的“爱国心”？相较于这种“文化决定论”的视角，孔飞力更多从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出发进行解读。
　　从殖民者的角度而言，维持一个华人中间层的存在可以达到双重目的，其一是实现委托治理，从而大大节省统治成本；其二是能够利用华人与中国大陆的特殊渠道开展贸易，这一点在中华帝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前尤为重要。换言之，华侨社群的身份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殖民者主动界定的结果。
　　而对于华人社群来说，对这种身份的接纳和维系当然也不乏主动性。身为殖民者的包税商和贸易中间人自然获利甚丰，而华侨社群本身的维系与壮大也需要不断从母国源源不断地引入人力、商品与金融资源，这就令维持针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双重边缘身份充满了诱惑性。
　　当然，海外华人的这种殖民者“帮办”的角色以及和原住民社区相对区隔的身份构建策略，在后来东南亚地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并面临当地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又迎来新的巨大挑战，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进行新一轮调适和应对。
　　总之，通过 “在中国发现历史”，孔飞力更好地向人们展示了历史的内在连续性，从而给出了一个更为源远流长、全面客观和丰富生动的华人移民画卷。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作者： [美]孔飞力
　　译者： 李明欢
　　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
　　定价：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