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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11日，宁静的冬日周末。美国卫生局局长路德.L.特里博士此刻却是忐忑不安，由肯尼迪总统倡议、他亲自领导的卫生局顾问委员会今日将向全国发表他上任后的第一份政府研究报告，题为《吸烟与健康》。在这毫不起眼的标题下，其实掩藏着一条即将引发全美舆论地震的重要信息。正是为了将影响降至最低，用心良苦的特里破天荒地选择非工作日来发表政府报告，并希望借用周日作为缓冲。身兼医学家与政府决策人的他正陷在焦灼之中：既期待着将信息尽快公之于众，又不断想象着事后那铺天盖地的压力与麻烦。
这条信息的内容是：吸烟，是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
今天看来，这只是一条人尽皆知的健康常识；但据1961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只有不到44%的美国人相信“吸烟不利健康”。当时的人们并未意料到：1964年1月的这份报告，将彻底终结三百多年来流传的“吸烟无害”论；今天的人们也难以意料到：一条常识的建立，需要经历多少个百年的波折与艰辛。
早在1604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便发表过一篇反对烟草的短文，在缺乏医学实证的条件下，他甚至得出了类似当今所说的“二手烟亦有害健康”的结论。但国王的先见之明不久便被烟草工业史上第一个黄金浪潮所淹没：1607年，维吉尼亚公司开始向整个欧洲供应烟草；18世纪，尽管基督教会对烟民赋予了“轻微不道德”的“美名”，烟草制品由于利润丰厚。
仍然受到西方各国鼓励；19世纪，卷烟的发明使烟草更为精致、廉价，吸烟迅速从上流社会走向大众，美国烟草公司顺势推出第一则香烟广告。与手杖、礼帽一样，香烟也成为了当时绅士的象征。
潮流必然伴随着逆流：最早的禁烟运动同样起源于19世纪，在医学尚不发达的年代，宗教道德是约束烟民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绳索。然而在宗教力量式微的大环境中，直至20世纪，禁烟团体根本无法与烟草集团分庭抗礼。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上台后，烟草业成为其“反托拉斯”行动的首个重灾区，但此举反而促进烟草制品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香烟的泛滥在两次大战时期达到顶峰，烟草甚至被政府列为军需之一，欧洲战场美军总指挥约瑟.潘兴将军就曾说过：“打赢这场战争最需要什么。我的答案是香烟，要跟子弹一样多！”
大战结束后，千万老兵顶着胜者的光环以及长年吸免费烟形成的巨大烟瘾回归社会，成为战后经济复苏的主力军。禁烟团体的呼声在他们听来是如此的不和谐，自然而然也被整个社会舆论嗤之以鼻。然而正在这个年代，烟草与呼吸道疾病之间的研究也悄悄起步，道德与吸烟之间的对决旋即被医学与吸烟的对决所取代。20世纪30年代初，艾尔通.欧兹勒博士首次
提出吸烟与肺癌之间存在因果联系。50年代，《读者文摘》刊出《烟盒引发的癌症》一文，引发不小的恐慌。但烟草公司也随机应变，“过滤嘴香烟”的发明随即挽救了销售的下滑。
真正的角斗才刚刚开始，烟草集团意识到，真正的敌人不再是那些悲天悯人却苦无凭证的宗教团体，而是主导理性且掌握实证的研究机构：美国癌症协会于1954年承认吸烟与肺癌“存在联系”，消费者协会于1958年呼吁政府开展吸烟危害研究，联邦贸易委员会裁定烟草公司的广告存在“误导嫌疑”，国家卫生局公开声明“烟草可能提高癌症风险”。1961年，沉浸在吸烟危害之争中的美国迎来了他们的新总统肯尼迪——抗癌运动积极分子、公民健康团体的代表人物。随后，国家卫生局发生了两件大事：首先，肯尼迪亲自任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教授路德.L.特里博士为局长；其次，成立由局长领导的吸烟与健康顾问委员会并展开调查：烟草公司与科研团体，究竟谁在说谎？
历经3年时间，以7000多份医学文件为基础的《吸烟与健康》报告于1964年1月11日出炉，成为禁烟运动史上的里程碑，美国政府首次以官方名义宣布：吸烟会导致严重的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属于肺癌与心脏病的直接原因之一，须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政府将对此采取适当补救措施。当然，考虑到烟草业的利益，报告并未将吸烟称为“瘾”，而是“一种难以戒除的长期习惯”，毕竟顾问委员会中1/5的代表来自烟草公司，3/4的成员都是烟民。
特里博士依然低估了该报告的“震级”，在他刻意安排的1月12日星期天“缓冲期”，舆论丝毫没有闲着，而是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报告内容和相关评论，民众对烟草公司的愤怒充分发酵。周一开市，烟草类股票几乎全军覆没，烟草集团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谩骂，行内人士将报告的发表称为“烟草业的海啸”。一年后，联邦贸易委员会投票通过《香烟标签与包装法》，要求香烟盒上必须标明“国家卫生局证实：吸烟有害健康”字样；两年后通过《香烟广告法》，所有相关广告除标明警告字语外，还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误导与欺骗。1968年，盖洛普调查显示：相信“吸烟有害健康”的民众已从7年前的不到44%上升至78%。1970年，政府禁止电视广播媒体播放任何形式的香烟广告。
烟草集团自然不会坐以待毙。1965年“水洗标签”问世，“吸烟有害健康”字样可以遇水即溶；
1966年各烟草公司联合成立院外游说集团，以政党赞助、选举经费及高额利税为诱饵，将禁烟运动上纲上线，推至“影响国家经济”的高度；同时，集团高薪聘请的律师队伍也就“吸烟权”问题提出“车轮式”诉讼，极力阻止政府就禁烟进行立法。在20世纪70-90年代的相关案件中，许多烟草公司老板不惜现身说法，力证吸烟无害。禁烟问题已经不再交给宗教裁判所，也不再交给医学实验室，而是走向了法庭。
时至今日，人们铭记1月11日这个警钟敲响的日子，也不会忘记那条建立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健康常识依然在立法之路上蹒跚前行，它的同路人还包括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等众所周知的议题。从道德战、科学战再到司法战，在生活质量与经济利益的对抗中，既可看到人类对利益之偏执，更可看到人类为求生存而谋变革之良心。
这条信息的内容是：吸烟，是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
今天看来，这只是一条人尽皆知的健康常识；但据1961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只有不到44%的美国人相信“吸烟不利健康”。当时的人们并未意料到：1964年1月的这份报告，将彻底终结三百多年来流传的“吸烟无害”论；今天的人们也难以意料到：一条常识的建立，需要经历多少个百年的波折与艰辛。
早在1604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便发表过一篇反对烟草的短文，在缺乏医学实证的条件下，他甚至得出了类似当今所说的“二手烟亦有害健康”的结论。但国王的先见之明不久便被烟草工业史上第一个黄金浪潮所淹没：1607年，维吉尼亚公司开始向整个欧洲供应烟草；18世纪，尽管基督教会对烟民赋予了“轻微不道德”的“美名”，烟草制品由于利润丰厚。
仍然受到西方各国鼓励；19世纪，卷烟的发明使烟草更为精致、廉价，吸烟迅速从上流社会走向大众，美国烟草公司顺势推出第一则香烟广告。与手杖、礼帽一样，香烟也成为了当时绅士的象征。
潮流必然伴随着逆流：最早的禁烟运动同样起源于19世纪，在医学尚不发达的年代，宗教道德是约束烟民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绳索。然而在宗教力量式微的大环境中，直至20世纪，禁烟团体根本无法与烟草集团分庭抗礼。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上台后，烟草业成为其“反托拉斯”行动的首个重灾区，但此举反而促进烟草制品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香烟的泛滥在两次大战时期达到顶峰，烟草甚至被政府列为军需之一，欧洲战场美军总指挥约瑟.潘兴将军就曾说过：“打赢这场战争最需要什么。我的答案是香烟，要跟子弹一样多！”
大战结束后，千万老兵顶着胜者的光环以及长年吸免费烟形成的巨大烟瘾回归社会，成为战后经济复苏的主力军。禁烟团体的呼声在他们听来是如此的不和谐，自然而然也被整个社会舆论嗤之以鼻。然而正在这个年代，烟草与呼吸道疾病之间的研究也悄悄起步，道德与吸烟之间的对决旋即被医学与吸烟的对决所取代。20世纪30年代初，艾尔通.欧兹勒博士首次
提出吸烟与肺癌之间存在因果联系。50年代，《读者文摘》刊出《烟盒引发的癌症》一文，引发不小的恐慌。但烟草公司也随机应变，“过滤嘴香烟”的发明随即挽救了销售的下滑。
真正的角斗才刚刚开始，烟草集团意识到，真正的敌人不再是那些悲天悯人却苦无凭证的宗教团体，而是主导理性且掌握实证的研究机构：美国癌症协会于1954年承认吸烟与肺癌“存在联系”，消费者协会于1958年呼吁政府开展吸烟危害研究，联邦贸易委员会裁定烟草公司的广告存在“误导嫌疑”，国家卫生局公开声明“烟草可能提高癌症风险”。1961年，沉浸在吸烟危害之争中的美国迎来了他们的新总统肯尼迪——抗癌运动积极分子、公民健康团体的代表人物。随后，国家卫生局发生了两件大事：首先，肯尼迪亲自任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教授路德.L.特里博士为局长；其次，成立由局长领导的吸烟与健康顾问委员会并展开调查：烟草公司与科研团体，究竟谁在说谎？
历经3年时间，以7000多份医学文件为基础的《吸烟与健康》报告于1964年1月11日出炉，成为禁烟运动史上的里程碑，美国政府首次以官方名义宣布：吸烟会导致严重的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属于肺癌与心脏病的直接原因之一，须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政府将对此采取适当补救措施。当然，考虑到烟草业的利益，报告并未将吸烟称为“瘾”，而是“一种难以戒除的长期习惯”，毕竟顾问委员会中1/5的代表来自烟草公司，3/4的成员都是烟民。
特里博士依然低估了该报告的“震级”，在他刻意安排的1月12日星期天“缓冲期”，舆论丝毫没有闲着，而是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报告内容和相关评论，民众对烟草公司的愤怒充分发酵。周一开市，烟草类股票几乎全军覆没，烟草集团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谩骂，行内人士将报告的发表称为“烟草业的海啸”。一年后，联邦贸易委员会投票通过《香烟标签与包装法》，要求香烟盒上必须标明“国家卫生局证实：吸烟有害健康”字样；两年后通过《香烟广告法》，所有相关广告除标明警告字语外，还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误导与欺骗。1968年，盖洛普调查显示：相信“吸烟有害健康”的民众已从7年前的不到44%上升至78%。1970年，政府禁止电视广播媒体播放任何形式的香烟广告。
烟草集团自然不会坐以待毙。1965年“水洗标签”问世，“吸烟有害健康”字样可以遇水即溶；
1966年各烟草公司联合成立院外游说集团，以政党赞助、选举经费及高额利税为诱饵，将禁烟运动上纲上线，推至“影响国家经济”的高度；同时，集团高薪聘请的律师队伍也就“吸烟权”问题提出“车轮式”诉讼，极力阻止政府就禁烟进行立法。在20世纪70-90年代的相关案件中，许多烟草公司老板不惜现身说法，力证吸烟无害。禁烟问题已经不再交给宗教裁判所，也不再交给医学实验室，而是走向了法庭。
时至今日，人们铭记1月11日这个警钟敲响的日子，也不会忘记那条建立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健康常识依然在立法之路上蹒跚前行，它的同路人还包括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等众所周知的议题。从道德战、科学战再到司法战，在生活质量与经济利益的对抗中，既可看到人类对利益之偏执，更可看到人类为求生存而谋变革之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