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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东后村调查时，发现这里很多种菜的农户都雇人干农活，特别是在农忙时节。清晨在后村村口的道上，可以看到很多等待着雇用的人，他们大多是周围村里来的中老年人。后村90%的农户都是专业蔬菜种植户，在自家的三至四亩承包地上种蔬菜，然后在后村村口卖给外地来的菜商。
这些专业种菜的农户，大部分都是老人在地里劳作，年轻人基本上都去城里打工了，这样的代际分工使得农民能尽可能的增加家庭年收入。但这样的劳动分工，也使得在种菜忙碌的时候劳动力缺乏。而此时，雇用工人在自己的地里劳动成为了大部分农民的选择。在后村，他们被称作“天工”，也就是以天来计算报酬。后村“天工”的价格是35元/天。这对于那些农闲在家又没法上城里打工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不错的收入。雇用工人为规模并不大的家户经济劳动，并给予报酬，是当下农村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它代表了一个新的群体的出现，我们称其为“农业工”。
农业工是在农村内部为农民打工的人群，他们依靠本身的劳动力和农业知识、经验为农民劳动，并按照某种协商的方式计算报酬。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与农业生产相关，更为重要的标准是他们工作的对象是农民，不论是一般农户还是从事规模种植的农业大户。
在鄂西北黄村，也有这样的农业工，他们在当地农民培育香菇的过程中，承接了很多活计，其中有的是按照工作量计算报酬，也有的是按照时间计算报酬，甚至还出现了“承包制”，即由组织农业工的负责人与农户协商，承包下一定的工作。农户将协商好的报酬付给负责人，他组织人来完成工作。而在豫东后村，种有10亩大棚蔬菜的包全营说，他每年都要雇很多人来大棚里工作，所以他有至少10个联系人——这些联系人帮助他从周边的农村找人来干活。对这些来干活的人，包全营负责他们的吃饭，但是他们都是自带诸如铲等工具，工作时间则是清早来，晚上回去。包全营家里，除了夫妻二人劳动之外，还有两个老人也能干活，但是这都不够，他的大棚里每天都有请的工人在干活。
后村种菜的农户大多数有雇用工人的现象，只是有的雇工多有的少，有的常年雇工，有的则是在农忙实在缺劳动力时雇工。这些农业工组成了乡村内部的劳动力市场。无论是鄂西北黄村还是豫东后村，这些为农民干活领取报酬的农业工，基本上都是外村的劳动力，这就使得这个乡村内的劳动力市场也就更加纯粹，因为雇主和雇工之间往往没有亲缘关系，也就不再是家庭之间的帮忙、帮工等包含人情性质的互助行为，而是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我们的调查也证实，雇主和农业工之间虽然关系融洽，但并不存在人情行为，他们实质上是市场中的雇佣关系。虽然这种乡村内部的市场发展得并不十分完善，但是已经基本成形。农民的生产不再单纯地依靠家庭劳动力或者通过村庄内部的互助来完成，而是引入了“农业工”成为农业生产中家庭劳动力的补充或者是主要的劳动力。这预示着农村内部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村庄中务工的先声。
农业工的兴起，与小农家庭经济的发展有关，特别是对于像后村这样专业种菜的农民家庭，他们比种粮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种菜的收入较高，也让他们有了支付工资的能力。在一些种粮的地区，也有这样的现象，但前提都是家庭收入足够他们支付雇用工人的工资。传统的小农经济在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时期的小农生产中，在农村内部造就了一个劳动力市场。与年轻人到城里打工变成农民工不同，这个农村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给那些有农闲时间的中老年人创造了更多充分就业的机会，无疑将对农民家庭经济模式和农村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与那些在利用农闲在农村内部打工的人不同，在皖北宋村，大量的村民每天都去村里一家蔬菜种植和加工企业打工，他们按天领报酬。宋村村民的土地都被流转给了大型蔬菜生产和加工企业，某种意义上他们实际上是“无地”农民，更像是企业的临时工。宋村的村民是否属于于农业工群体，尚不能轻易断定。因为他们的土地都已经被流转，他们打工的对象是企业，但都是在村里，从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劳动。相比前面所言的农业工，宋村的这些打工者其实担负着更大的风险，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这最后的保障线。
农业工的大量使用，与专业种菜这样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从事专业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户来说，往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现在在土地流转的前提下，不少种粮大户也需要大量的农业工从事生产。农业工群体的出现和壮大，其实与农业专业化生产有着紧密的关系。传统兼业模式的小农经济，只需家庭的劳动力就够用，而不需要额外雇用劳动力，也没有能力雇用。新形势下，农业专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内部农业工群体的壮大和农村内部劳动力的发展。这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将是重大而又深远的。
目前关于这个部分群体的研究并不多，政府的政策也极少涉及这部分群体，社会关注的程度也不高。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群体和农村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但随着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小农经济模式也将不断发生变化，而乡村内部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将更加迅猛。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这些专业种菜的农户，大部分都是老人在地里劳作，年轻人基本上都去城里打工了，这样的代际分工使得农民能尽可能的增加家庭年收入。但这样的劳动分工，也使得在种菜忙碌的时候劳动力缺乏。而此时，雇用工人在自己的地里劳动成为了大部分农民的选择。在后村，他们被称作“天工”，也就是以天来计算报酬。后村“天工”的价格是35元/天。这对于那些农闲在家又没法上城里打工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不错的收入。雇用工人为规模并不大的家户经济劳动，并给予报酬，是当下农村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它代表了一个新的群体的出现，我们称其为“农业工”。
农业工是在农村内部为农民打工的人群，他们依靠本身的劳动力和农业知识、经验为农民劳动，并按照某种协商的方式计算报酬。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与农业生产相关，更为重要的标准是他们工作的对象是农民，不论是一般农户还是从事规模种植的农业大户。
在鄂西北黄村，也有这样的农业工，他们在当地农民培育香菇的过程中，承接了很多活计，其中有的是按照工作量计算报酬，也有的是按照时间计算报酬，甚至还出现了“承包制”，即由组织农业工的负责人与农户协商，承包下一定的工作。农户将协商好的报酬付给负责人，他组织人来完成工作。而在豫东后村，种有10亩大棚蔬菜的包全营说，他每年都要雇很多人来大棚里工作，所以他有至少10个联系人——这些联系人帮助他从周边的农村找人来干活。对这些来干活的人，包全营负责他们的吃饭，但是他们都是自带诸如铲等工具，工作时间则是清早来，晚上回去。包全营家里，除了夫妻二人劳动之外，还有两个老人也能干活，但是这都不够，他的大棚里每天都有请的工人在干活。
后村种菜的农户大多数有雇用工人的现象，只是有的雇工多有的少，有的常年雇工，有的则是在农忙实在缺劳动力时雇工。这些农业工组成了乡村内部的劳动力市场。无论是鄂西北黄村还是豫东后村，这些为农民干活领取报酬的农业工，基本上都是外村的劳动力，这就使得这个乡村内的劳动力市场也就更加纯粹，因为雇主和雇工之间往往没有亲缘关系，也就不再是家庭之间的帮忙、帮工等包含人情性质的互助行为，而是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我们的调查也证实，雇主和农业工之间虽然关系融洽，但并不存在人情行为，他们实质上是市场中的雇佣关系。虽然这种乡村内部的市场发展得并不十分完善，但是已经基本成形。农民的生产不再单纯地依靠家庭劳动力或者通过村庄内部的互助来完成，而是引入了“农业工”成为农业生产中家庭劳动力的补充或者是主要的劳动力。这预示着农村内部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村庄中务工的先声。
农业工的兴起，与小农家庭经济的发展有关，特别是对于像后村这样专业种菜的农民家庭，他们比种粮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种菜的收入较高，也让他们有了支付工资的能力。在一些种粮的地区，也有这样的现象，但前提都是家庭收入足够他们支付雇用工人的工资。传统的小农经济在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时期的小农生产中，在农村内部造就了一个劳动力市场。与年轻人到城里打工变成农民工不同，这个农村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给那些有农闲时间的中老年人创造了更多充分就业的机会，无疑将对农民家庭经济模式和农村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与那些在利用农闲在农村内部打工的人不同，在皖北宋村，大量的村民每天都去村里一家蔬菜种植和加工企业打工，他们按天领报酬。宋村村民的土地都被流转给了大型蔬菜生产和加工企业，某种意义上他们实际上是“无地”农民，更像是企业的临时工。宋村的村民是否属于于农业工群体，尚不能轻易断定。因为他们的土地都已经被流转，他们打工的对象是企业，但都是在村里，从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劳动。相比前面所言的农业工，宋村的这些打工者其实担负着更大的风险，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这最后的保障线。
农业工的大量使用，与专业种菜这样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从事专业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户来说，往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现在在土地流转的前提下，不少种粮大户也需要大量的农业工从事生产。农业工群体的出现和壮大，其实与农业专业化生产有着紧密的关系。传统兼业模式的小农经济，只需家庭的劳动力就够用，而不需要额外雇用劳动力，也没有能力雇用。新形势下，农业专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内部农业工群体的壮大和农村内部劳动力的发展。这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将是重大而又深远的。
目前关于这个部分群体的研究并不多，政府的政策也极少涉及这部分群体，社会关注的程度也不高。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群体和农村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但随着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小农经济模式也将不断发生变化，而乡村内部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将更加迅猛。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