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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下了“联俄容共”的伪装，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分共”，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就在不到3个月前，汪精卫还出席中共五大会议现场，并发表讲话。而此时，他却悍然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作为国民大革命中心的武汉，最终也沦为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虎穴狼巢。
在这样的情况下，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照亮了黑暗中的革命之路。而8月7日在汉口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上山”的历史选择
1927年8月7日，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八七会议上，瞿秋白邀请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毛泽东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上山”主张：“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面对国民政府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掀起的血雨腥风，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要想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中生存发展十分艰难，唯有“上山”才能保存武力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局，“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按照八七会议的指示，秋收起义有两个目标，一是进攻大城市长沙，二是相机到湘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开始没有明确在井冈山扎根。”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刘宇祥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事实上，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一直被毛泽东视为“战争地势最为便利的地方”，加上远离政治中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军事力量，在湘南“上山”是他的首要选择。
但是，在南下转移的途中，秋收起义部队受到敌人的堵击。各部队在文家市集中时，队伍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师长余洒度等人仍然顽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而毛泽东则认为，各路部队均遭受巨大损失，敌军增援不断，坚持原计划完全有可能全军覆灭，只有散入农村才能保存力量，而罗霄山脉中段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刘宇祥告诉记者，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部队正式进驻古城镇，并召开会议，讨论了在井冈山附近开展游击斗争和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等问题。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曾说“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而袁文才、王佐正是他口中的“绿林朋友”。
井冈山斗争时期，绿林武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武装力量。袁文才和王佐分别在井冈山的茅坪和茨坪领导两支农民武装力量，互为犄角，起关键作用，争取袁、王二人加入党的队伍，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尤为重要。秋收起义部队初到茅坪时，就是在袁文才的支持下建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与王佐取得联系后，工农革命军正式准备进驻茨坪。10月24日进军途中，毛泽东在荆竹山雷打石上首次宣布了人民军队的“三项纪律”：行动要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3天后，工农革命军到达茨坪，革命的红旗插在了井冈山这片热土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由此展开。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
初夏的井冈山茨坪，阳光灿烂，游人如织。到了夜晚，四处灯火通明之处，总有红歌声声嘹亮。很难想象近百年前，这里条件还十分艰苦，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物资匮乏的井冈山军民难以维系正常生活。而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中，越是重视纪律。
“提出三项纪律是结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秋收起义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还是旧式军队的管理，非无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所以毛泽东提出第一条纪律就是行动听指挥。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有战士随手从路边老百姓的地里挖红薯吃，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老百姓应当秋毫无犯，便提出了第二条纪律——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部队需要通过打土豪的方式争取群众的支持、解决给养问题，这就要明确一切缴获归公，也就是第三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刘宇祥表示，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军纪军规。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李家坪又提出了工农革命军“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后四项注意较容易理解，前两项是从何而来呢？刘宇祥向记者解释说：“战士们到达驻地后有時候不会住在老百姓家里，而是向他们借门板，铺上稻草宿营。很多战士借了门板后不记得是谁家的，东家借了西家还，老百姓没办法把不合适的门板归位，渐渐有了点意见。用过的稻草有些战士也不重新捆好。鉴于这两种情况，毛泽东就将原来的‘还门板’改成了‘上门板’，提出要‘捆铺草’，要求战士们负责把还回去的门板归位，稻草整理好。”
在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惠运看来，这“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思想内容最早发源于三湾改编。“三湾改编时，针对村中群众上山躲避以及部队中发生的逃跑等现象，毛泽东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黄惠运认为，这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开始提出的雏形。
毛泽东分别在荆竹山、李家坪提出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是首次用通俗的语言明确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纪律，后来“三项纪律”经历演变，“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先后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先后改为“筹款要归公”“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则最终定型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八项注意。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对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铁的纪律”下星火燎原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尚在摸索中的党意识到了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发展过程中，军事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但“一齐军事化”并不意味着忽视党的建设和纪律检查。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村进行改编时，首次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将以前的一个团一个支部，改为班排有党小组、连队有党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的制度，形成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級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建在连队上，能够及时了解基层情况，有利于统一士兵思想，从而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重建边界各县党组织也是井冈山时期党的建设中重要的一项工作。1927年11月初，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就边界各县重新恢复和发展边界党组织、开展群众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讨论。毛泽东等人认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作为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会议号召湘赣边界党组织回到原地建立党组织，不久后，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红色政权相继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雏形初见。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一直是缠绕在许多人心中的疑问。1928年边界“八月失败”后，右倾悲观思想再度泛起。为了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边界军民的思想认识，增强党的战斗力，1928年10月4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茅坪步云山白云寺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提到，“‘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堡森严、步伐整齐地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纪律为改造与建设党中央的重要工作。”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的初步形成，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出现了新的局面。
严守纪律的廉洁之魂
但在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些反动阶级趁机混入了革命队伍。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建立了茶陵人民委员会，并指派谭梓生任县长。由于缺乏管理新生红色政权的经验，谭梓生将旧衙门的那套陈规陋习直接移用过来，击鼓升堂，升堂审案，收税完粮，一切按照旧政府的样子运转，这引起了工农群众的极大不满。而负责军事、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陈皓，则凭借手中的军政大权大吃大喝、私吞缴获的黄金细软。他不仅不去打土豪筹款子，还向商会索要经费、向中小工商业者摊派。有的战士不同意，反而被关了禁闭，影响十分恶劣。陈皓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廉洁自律，反而产生了投敌的想法，最终被公审枪决。
除此之外，还有宁冈县坝上乡工农兵政府主席李某，伙同秘书各贪污公款20块银元;古城区长溪乡工农兵政府军事委员、乡赤卫队队长谢某对关押的土豪女眷行为不轨，民愤极大。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查实案件后，立即撤消了这两个腐败分子的职务，向群众公布他们的丑行。
针对类似的情况，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些举措，如开展群众运动，在运动中纯洁组织、排查敌对分子;重组农民政权，剔除地主、富农，选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代表。工农革命军前委还成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各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每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时，“纪律检查组”成员就分头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防止部队有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
与陈皓等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余贲民等人的故事。对于余贲民，刘宇祥颇有感触。“秋收起义时，余贲民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师长，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到了井冈山，他成为了红军的‘大管家’。”后来，余贲民出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兼红四军军部财务总管，负责保管打土豪筹款子收缴的钱财。他始终严守纪律，面对大量金银不为所动，连一双6角钱的雨鞋都舍不得买，不管夏冬还是晴雨，都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
“在负责红军被服厂工作、为战士制作第一批棉衣的时候，有人考虑到余贲民身体不好，劝他给自己留一套，但他断然拒绝，坚持先将全部棉衣送到基层士兵的手里。”刘宇祥说，直到余贲民在寒冬中负伤，他身上仍然穿着单衣，不久后因伤势恶化去世。
像余贲民这样严守纪律、清正廉明的党员、干部，在井冈山时期还有很多，他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我们至今仍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以身作则感慨——八角楼一根灯芯的微弱灯光，照亮了革命的路;朱德扁担上“不准乱拿”的字样，诠释着官兵民平等的群众路线……
“山因革命而高”，而井冈山的革命星火也因铁的纪律终成燎原之势。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茨坪，向赣南进军，踏上了新的征途。
就在不到3个月前，汪精卫还出席中共五大会议现场，并发表讲话。而此时，他却悍然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作为国民大革命中心的武汉，最终也沦为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虎穴狼巢。
在这样的情况下，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照亮了黑暗中的革命之路。而8月7日在汉口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上山”的历史选择
1927年8月7日，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八七会议上，瞿秋白邀请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毛泽东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上山”主张：“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面对国民政府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掀起的血雨腥风，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要想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中生存发展十分艰难，唯有“上山”才能保存武力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局，“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按照八七会议的指示，秋收起义有两个目标，一是进攻大城市长沙，二是相机到湘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开始没有明确在井冈山扎根。”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刘宇祥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事实上，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一直被毛泽东视为“战争地势最为便利的地方”，加上远离政治中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军事力量，在湘南“上山”是他的首要选择。
但是，在南下转移的途中，秋收起义部队受到敌人的堵击。各部队在文家市集中时，队伍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师长余洒度等人仍然顽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而毛泽东则认为，各路部队均遭受巨大损失，敌军增援不断，坚持原计划完全有可能全军覆灭，只有散入农村才能保存力量，而罗霄山脉中段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刘宇祥告诉记者，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部队正式进驻古城镇，并召开会议，讨论了在井冈山附近开展游击斗争和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等问题。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曾说“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而袁文才、王佐正是他口中的“绿林朋友”。
井冈山斗争时期，绿林武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武装力量。袁文才和王佐分别在井冈山的茅坪和茨坪领导两支农民武装力量，互为犄角，起关键作用，争取袁、王二人加入党的队伍，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尤为重要。秋收起义部队初到茅坪时，就是在袁文才的支持下建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与王佐取得联系后，工农革命军正式准备进驻茨坪。10月24日进军途中，毛泽东在荆竹山雷打石上首次宣布了人民军队的“三项纪律”：行动要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3天后，工农革命军到达茨坪，革命的红旗插在了井冈山这片热土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由此展开。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
初夏的井冈山茨坪，阳光灿烂，游人如织。到了夜晚，四处灯火通明之处，总有红歌声声嘹亮。很难想象近百年前，这里条件还十分艰苦，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物资匮乏的井冈山军民难以维系正常生活。而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中，越是重视纪律。
“提出三项纪律是结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秋收起义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还是旧式军队的管理，非无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所以毛泽东提出第一条纪律就是行动听指挥。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有战士随手从路边老百姓的地里挖红薯吃，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老百姓应当秋毫无犯，便提出了第二条纪律——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部队需要通过打土豪的方式争取群众的支持、解决给养问题，这就要明确一切缴获归公，也就是第三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刘宇祥表示，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军纪军规。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李家坪又提出了工农革命军“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后四项注意较容易理解，前两项是从何而来呢？刘宇祥向记者解释说：“战士们到达驻地后有時候不会住在老百姓家里，而是向他们借门板，铺上稻草宿营。很多战士借了门板后不记得是谁家的，东家借了西家还，老百姓没办法把不合适的门板归位，渐渐有了点意见。用过的稻草有些战士也不重新捆好。鉴于这两种情况，毛泽东就将原来的‘还门板’改成了‘上门板’，提出要‘捆铺草’，要求战士们负责把还回去的门板归位，稻草整理好。”
在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惠运看来，这“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思想内容最早发源于三湾改编。“三湾改编时，针对村中群众上山躲避以及部队中发生的逃跑等现象，毛泽东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黄惠运认为，这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开始提出的雏形。
毛泽东分别在荆竹山、李家坪提出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是首次用通俗的语言明确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纪律，后来“三项纪律”经历演变，“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先后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先后改为“筹款要归公”“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则最终定型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八项注意。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对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铁的纪律”下星火燎原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尚在摸索中的党意识到了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发展过程中，军事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但“一齐军事化”并不意味着忽视党的建设和纪律检查。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村进行改编时，首次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将以前的一个团一个支部，改为班排有党小组、连队有党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的制度，形成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級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建在连队上，能够及时了解基层情况，有利于统一士兵思想，从而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重建边界各县党组织也是井冈山时期党的建设中重要的一项工作。1927年11月初，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就边界各县重新恢复和发展边界党组织、开展群众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讨论。毛泽东等人认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作为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会议号召湘赣边界党组织回到原地建立党组织，不久后，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红色政权相继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雏形初见。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一直是缠绕在许多人心中的疑问。1928年边界“八月失败”后，右倾悲观思想再度泛起。为了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边界军民的思想认识，增强党的战斗力，1928年10月4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茅坪步云山白云寺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提到，“‘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堡森严、步伐整齐地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纪律为改造与建设党中央的重要工作。”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的初步形成，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出现了新的局面。
严守纪律的廉洁之魂
但在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些反动阶级趁机混入了革命队伍。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建立了茶陵人民委员会，并指派谭梓生任县长。由于缺乏管理新生红色政权的经验，谭梓生将旧衙门的那套陈规陋习直接移用过来，击鼓升堂，升堂审案，收税完粮，一切按照旧政府的样子运转，这引起了工农群众的极大不满。而负责军事、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陈皓，则凭借手中的军政大权大吃大喝、私吞缴获的黄金细软。他不仅不去打土豪筹款子，还向商会索要经费、向中小工商业者摊派。有的战士不同意，反而被关了禁闭，影响十分恶劣。陈皓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廉洁自律，反而产生了投敌的想法，最终被公审枪决。
除此之外，还有宁冈县坝上乡工农兵政府主席李某，伙同秘书各贪污公款20块银元;古城区长溪乡工农兵政府军事委员、乡赤卫队队长谢某对关押的土豪女眷行为不轨，民愤极大。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查实案件后，立即撤消了这两个腐败分子的职务，向群众公布他们的丑行。
针对类似的情况，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些举措，如开展群众运动，在运动中纯洁组织、排查敌对分子;重组农民政权，剔除地主、富农，选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代表。工农革命军前委还成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各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每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时，“纪律检查组”成员就分头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防止部队有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
与陈皓等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余贲民等人的故事。对于余贲民，刘宇祥颇有感触。“秋收起义时，余贲民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师长，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到了井冈山，他成为了红军的‘大管家’。”后来，余贲民出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兼红四军军部财务总管，负责保管打土豪筹款子收缴的钱财。他始终严守纪律，面对大量金银不为所动，连一双6角钱的雨鞋都舍不得买，不管夏冬还是晴雨，都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
“在负责红军被服厂工作、为战士制作第一批棉衣的时候，有人考虑到余贲民身体不好，劝他给自己留一套，但他断然拒绝，坚持先将全部棉衣送到基层士兵的手里。”刘宇祥说，直到余贲民在寒冬中负伤，他身上仍然穿着单衣，不久后因伤势恶化去世。
像余贲民这样严守纪律、清正廉明的党员、干部，在井冈山时期还有很多，他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我们至今仍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以身作则感慨——八角楼一根灯芯的微弱灯光，照亮了革命的路;朱德扁担上“不准乱拿”的字样，诠释着官兵民平等的群众路线……
“山因革命而高”，而井冈山的革命星火也因铁的纪律终成燎原之势。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茨坪，向赣南进军，踏上了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