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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钢铁侠》中，有一幕是美国总统穿着机械战甲被吊在半空等死。在美国政治漫画网上，也有一张奥巴马身穿钢铁战衣的漫画，他被一块磁铁牢牢吸住了，磁铁上的字是“关塔那摩”。
关塔那摩监狱位于古巴东南端。2002年1月初美国在此设立监狱，临时关押在阿富汗抓获的恐怖嫌疑人。随着美军一系列虐囚事件曝光，关塔那摩监狱恶劣状况受到国际关注。自今年2月以来，关塔那摩监狱100名犯人绝食抗议的报道让这个黑暗监狱再度回到公众视野。奥巴马在纪念连任100天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再度表示，“监狱亟需被关闭，我现在需要重新处理这个问题。”
其实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就表示要全面改革美国对待恐怖犯罪嫌疑人的政策，包括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禁止对恐怖犯罪嫌疑人使用酷刑等。但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美国对恐怖分子嫌疑人使用酷刑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披露了出来，人们不禁感叹，除了武器装备之外，美国军方在严刑拷打方面也是全球领先的。
以酷刑对付恐怖分子
2001年11月13日，美国前总统布什签署了一项有关“在反恐战争中拘留、对待和审讯非美国公民”的军事法令，其中条款规定，非美国公民的恐怖分子嫌疑人要拘留在由国防部指定的合适地点。要由军事委员会审理和宣判，该委员会的成员中不需要有律师，审理过程不适用普通军法、战争法，也不适用任何美国传统法律。
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在读完法案草稿之后说，“这简直是开玩笑”。他发现，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中辩方和控方代理人都是由国防部选出的。根据草案，恐怖分子嫌疑人可以随意被监禁，对他们的审讯和判决不需要遵循任何既定的规则。
本来美国官方认可的对恐怖分子进行拷问的方法就极其不人道，其中包括脱光嫌犯的衣服，用极度的高温或低温让他们就范，使用强光晃眼，以家人作为威胁，在审讯过程中使用凶猛的狼狗等。
阿尔及利亚人Lakhdar Boumediene就是这种拷问方式的受害者之一。2001年他与另5名阿尔及利亚人在波斯尼亚被捕，被怀疑参与一次针对美国驻萨拉热窝使馆的爆炸阴谋。从2002年1月开始，他就被关押在关塔纳摩基地。他后来说，美国人连续审问了他六天六夜，“他们连续很多天不让我睡觉，并且迫使我保持痛苦的姿势，我不想回忆这些，真希望能够忘掉。”
美国对付恐怖分子的审问技巧中，“水刑”最惨无人道：把嫌犯牢牢绑在倾斜的板凳上，把腿抬得比头高，用衣服盖住头部，持续往犯人嘴里和鼻子里灌水，让其产生要溺毙的感觉，然后停一会，让疑犯呼吸两三口气，然后继续灌水。
美国人说这些拷问方法都是通过朝鲜战争学到的。1957年，美国空军对战争期间被俘受审的美军战俘进行了一次调查，之后就宣布总结出了“共产党国家从空军被俘人员口中诱供的若干方法”。
之后，美军就在世界各地开始尝试这些审讯方法。在越南，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在关塔那摩，酷刑导致嫌犯死亡的例子屡见不鲜。
关塔那摩就像300年前的纽约地牢
曾经有人说美国的审讯方法前无古人，这就有些言重了。法庭审判的历史一向离不开拷打和各种阴险的招数，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为这些方式冠以“神判法”的名字。在中世纪的英国，流行的方式是让原告和被告都站着，把胳膊伸向天空，坚持时间长的一方被认为是得到了神的庇护，因此是说真话的。或者让申诉人抓住烧红的铁棒，在此之前法官先向上帝祈祷：如果这个人是无辜的，那他抓住烧红的铁棒就不会受伤，如果有罪，就让惩罚降临到他身上。
1215年，基督教会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之后，这些“神判法”开始被逐渐废除。美国耶鲁法学院教授约翰·兰博约认为，放弃神判法导致了审判危机，因为疑犯的命运不再由上帝决定而是到了人的手中。在欧洲大陆，神的考验被人的拷打代替，为了收集证据，法庭开始严刑审讯疑犯。拷打的法理学来自罗马的铜表法：只有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才能确定嫌疑人的罪行，这意味着嫌疑人必须自愿认罪，或者是有两个以上的目击证人作证。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比如说只有一个目击证人时，嫌疑人就免不了要遭到拷打。
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西欧世界对犯人的惩罚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血腥惩罚（砍手剁脚和砍头）开始被各种形式的奴役和监禁取代，证据不足的嫌疑人判决相对要轻，奴役期限和监禁时间相对要短，严刑拷打被明文禁止。
在英国，犯人可以依靠人身保护权避免被随意监禁。人身保护权的出现背后还有一个故事：1627年，为了偿还三十年战争的债务，英王查理一世利用皇家特权，将5个不肯执行“强制借款”的人不经审判就投进了监狱，造成了“五骑士事件”。1628年，国会提出了权利请愿书，其中要求国王“不能未经正常程序就将公民投入监狱”，查理一世只得批准了请愿书，把人身保护权从一种特权变成了公民权。
在欧洲，国家法律延伸为国际战争法。最有影响的法理学家，荷兰的胡果·格劳秀斯写作《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的时候正处于西欧惩罚革命的时代。圣战的概念随着中世纪结束了，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战争并不能就被认定是正义的，战争中的对立方不能不择手段，战争手段要受到限制，在格劳秀斯看来，战争像国内审判犯罪一样，不是由上帝决定的，也不是由人来评判的，而是要由法律来衡量。
到了18世纪，在欧洲，任何人，即使是国王，也不能没有理由就囚禁一个人，严刑拷打不符合法理学，而且被认为是反文明的下流行为。法制、杜绝拷打和血腥体罚、讲究证据成了西方先进国家和荒蛮国家的区别。
但是故事并未结束，1741年，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纽约，人们怀疑城里的奴隶阴谋烧毁城市，杀死只占1/5人口的自由白人。于是100多个黑人被投入纽约市政厅的地牢，在那里他们被审讯了几个月。严刑拷打之下，很多人认罪了，没经过法庭审判，17人被绞死，13人被烧死，剩下的大多数被流放到加勒比海岛上。
一些美国媒体指出，现在的关塔那摩就像当年纽约市政厅的地牢。一度标榜法制的美国，以战争的名义扭曲了法律，甚至把法律变成了战争的工具，这座长期受到人权组织和外国政府批评的监狱，尽管一直在玷污美国的声誉，但血腥的拷打依然没有结束。
关塔那摩监狱位于古巴东南端。2002年1月初美国在此设立监狱，临时关押在阿富汗抓获的恐怖嫌疑人。随着美军一系列虐囚事件曝光，关塔那摩监狱恶劣状况受到国际关注。自今年2月以来，关塔那摩监狱100名犯人绝食抗议的报道让这个黑暗监狱再度回到公众视野。奥巴马在纪念连任100天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再度表示，“监狱亟需被关闭，我现在需要重新处理这个问题。”
其实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就表示要全面改革美国对待恐怖犯罪嫌疑人的政策，包括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禁止对恐怖犯罪嫌疑人使用酷刑等。但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美国对恐怖分子嫌疑人使用酷刑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披露了出来，人们不禁感叹，除了武器装备之外，美国军方在严刑拷打方面也是全球领先的。
以酷刑对付恐怖分子
2001年11月13日，美国前总统布什签署了一项有关“在反恐战争中拘留、对待和审讯非美国公民”的军事法令，其中条款规定，非美国公民的恐怖分子嫌疑人要拘留在由国防部指定的合适地点。要由军事委员会审理和宣判，该委员会的成员中不需要有律师，审理过程不适用普通军法、战争法，也不适用任何美国传统法律。
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在读完法案草稿之后说，“这简直是开玩笑”。他发现，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中辩方和控方代理人都是由国防部选出的。根据草案，恐怖分子嫌疑人可以随意被监禁，对他们的审讯和判决不需要遵循任何既定的规则。
本来美国官方认可的对恐怖分子进行拷问的方法就极其不人道，其中包括脱光嫌犯的衣服，用极度的高温或低温让他们就范，使用强光晃眼，以家人作为威胁，在审讯过程中使用凶猛的狼狗等。
阿尔及利亚人Lakhdar Boumediene就是这种拷问方式的受害者之一。2001年他与另5名阿尔及利亚人在波斯尼亚被捕，被怀疑参与一次针对美国驻萨拉热窝使馆的爆炸阴谋。从2002年1月开始，他就被关押在关塔纳摩基地。他后来说，美国人连续审问了他六天六夜，“他们连续很多天不让我睡觉，并且迫使我保持痛苦的姿势，我不想回忆这些，真希望能够忘掉。”
美国对付恐怖分子的审问技巧中，“水刑”最惨无人道：把嫌犯牢牢绑在倾斜的板凳上，把腿抬得比头高，用衣服盖住头部，持续往犯人嘴里和鼻子里灌水，让其产生要溺毙的感觉，然后停一会，让疑犯呼吸两三口气，然后继续灌水。
美国人说这些拷问方法都是通过朝鲜战争学到的。1957年，美国空军对战争期间被俘受审的美军战俘进行了一次调查，之后就宣布总结出了“共产党国家从空军被俘人员口中诱供的若干方法”。
之后，美军就在世界各地开始尝试这些审讯方法。在越南，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在关塔那摩，酷刑导致嫌犯死亡的例子屡见不鲜。
关塔那摩就像300年前的纽约地牢
曾经有人说美国的审讯方法前无古人，这就有些言重了。法庭审判的历史一向离不开拷打和各种阴险的招数，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为这些方式冠以“神判法”的名字。在中世纪的英国，流行的方式是让原告和被告都站着，把胳膊伸向天空，坚持时间长的一方被认为是得到了神的庇护，因此是说真话的。或者让申诉人抓住烧红的铁棒，在此之前法官先向上帝祈祷：如果这个人是无辜的，那他抓住烧红的铁棒就不会受伤，如果有罪，就让惩罚降临到他身上。
1215年，基督教会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之后，这些“神判法”开始被逐渐废除。美国耶鲁法学院教授约翰·兰博约认为，放弃神判法导致了审判危机，因为疑犯的命运不再由上帝决定而是到了人的手中。在欧洲大陆，神的考验被人的拷打代替，为了收集证据，法庭开始严刑审讯疑犯。拷打的法理学来自罗马的铜表法：只有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才能确定嫌疑人的罪行，这意味着嫌疑人必须自愿认罪，或者是有两个以上的目击证人作证。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比如说只有一个目击证人时，嫌疑人就免不了要遭到拷打。
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西欧世界对犯人的惩罚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血腥惩罚（砍手剁脚和砍头）开始被各种形式的奴役和监禁取代，证据不足的嫌疑人判决相对要轻，奴役期限和监禁时间相对要短，严刑拷打被明文禁止。
在英国，犯人可以依靠人身保护权避免被随意监禁。人身保护权的出现背后还有一个故事：1627年，为了偿还三十年战争的债务，英王查理一世利用皇家特权，将5个不肯执行“强制借款”的人不经审判就投进了监狱，造成了“五骑士事件”。1628年，国会提出了权利请愿书，其中要求国王“不能未经正常程序就将公民投入监狱”，查理一世只得批准了请愿书，把人身保护权从一种特权变成了公民权。
在欧洲，国家法律延伸为国际战争法。最有影响的法理学家，荷兰的胡果·格劳秀斯写作《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的时候正处于西欧惩罚革命的时代。圣战的概念随着中世纪结束了，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战争并不能就被认定是正义的，战争中的对立方不能不择手段，战争手段要受到限制，在格劳秀斯看来，战争像国内审判犯罪一样，不是由上帝决定的，也不是由人来评判的，而是要由法律来衡量。
到了18世纪，在欧洲，任何人，即使是国王，也不能没有理由就囚禁一个人，严刑拷打不符合法理学，而且被认为是反文明的下流行为。法制、杜绝拷打和血腥体罚、讲究证据成了西方先进国家和荒蛮国家的区别。
但是故事并未结束，1741年，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纽约，人们怀疑城里的奴隶阴谋烧毁城市，杀死只占1/5人口的自由白人。于是100多个黑人被投入纽约市政厅的地牢，在那里他们被审讯了几个月。严刑拷打之下，很多人认罪了，没经过法庭审判，17人被绞死，13人被烧死，剩下的大多数被流放到加勒比海岛上。
一些美国媒体指出，现在的关塔那摩就像当年纽约市政厅的地牢。一度标榜法制的美国，以战争的名义扭曲了法律，甚至把法律变成了战争的工具，这座长期受到人权组织和外国政府批评的监狱，尽管一直在玷污美国的声誉，但血腥的拷打依然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