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写可能性的
　　不错，这几乎已经是写入小说写作教科书中的结论——小说是写可能性的。于是，文清丽行使起小说家的特权，目光自由逡巡于那道生死之门的内外，以最大的耐心，企图穷尽酿成一场杀人事件的所有可能性：老太太的方言造成了报警有效性的延迟；偷情男女因了道德的亏欠，必然地退避不前；脾气暴躁的老头以“耳背”为由拒不承担道义；自称不在场的小伙子，“生活规律”入睡很早的女士，以康德之“善”赋予自己袖手理论的知识分子……
　　凡此种种，大约是小说家文清丽在书写一场道德坍塌的事件时，所能想象的全部可能性。在这其中，最令我感兴趣、并且认为在小说里最可能写出深刻性的，是那对偷情男女的抉择。是的，我使用了“抉择”，如果那栋楼里当晚的住户在面对一场杀戮时，各自在进行着内心的“选择”，那么，这对男女彼时心灵煎熬的程度，便堪称是“抉择”。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的“非常态”突然遭遇了更大的“非常态”，而是因为，作为小说家的文清丽，几乎凭着优秀小说家的本能，将这对男女中的男性，设置成了一名警察。由之，小说所追求的那个“可能性”，于此才有了一个真正的落脚点。
　　写入小说教科书中的“可能性”究竟应该是什么？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小学生撒谎时都能够杜撰出的那些东西，不是耳背的老头和说不好普通话的老太太，它就是一个正在偷情的警察突然不幸地遭遇了一场凶杀。
　　真的是不幸！你看——“男人本来计划是完事后就走的，可因为出了事，只好天亮才走。虽然时间呆得比计划的长，可什么事也没干成。外面哭声震天，谁还有那份精力投入地做事呀。男人一直抱着头，不停地说，我应当出去。”你再看——“男人最终听了她的话，躺在沙发上，跟她一起一首接一首地唱歌。从《热血颂》《少年壮志不言愁》《红梅赞》《送战友》，一直唱到《血染的风采》。”
　　这几乎是小说里最为精彩的一笔，它让一篇藉由社会新闻而来的小说，即刻成为了小说家不折不扣的创作。也许，在小说里，文清丽稍显轻易地放过了这一笔，可是也许，这一笔写到此处，就已经够了。余下的，作为有心的读者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体会一个失职警察谛听《热血颂》时的心情，而作为小说家，文清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想象的起点，或许已经足够了。
　　小说是写逻辑性的
　　不错，这几乎是对那个小说“可能性”铁律最为重要的限定——小说家的“可能性”必须建立在“逻辑性”的前提之下。对此，文清丽有着可以信赖的能力。她所要處理的，是无数可能性所必然导致出的那个结果，而这个“必然”，正是需要严密的逻辑才能够被确立。于是，小说中当事者所有的说辞、谎言，都在一种一目了然的“假”中，被我们“真”的理解。这个“假”里的“真”，恰是最大的不幸，其不幸的程度，还要大过一个真警察遇到了真凶杀；而这不幸的底色，恰是我们安身立命所在的这个荒谬的现实。
　　一栋楼，十五户人家，却任由一个姑娘死在了自己的眼皮下。这是小说家文清丽给我们算的一笔账。
　　难以理解吗？其实，扪心自问，我们能够轻易地理解。因为，它符合我们对于现实“逻辑性”的认知。于是，悖谬就这般达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原来符合我们的现实逻辑。由此，小说的那个“意义”也这般达成——它并非只是要讲给我们一个曲折的故事，它在“八卦”一般地絮叨中，在不可思议与符合逻辑的张力中，捶问我们的心灵。
　　诚然，小说也不会是简单的道德说教。你看——文清丽让那个灵魂最为煎熬的当事人耳鸣、消瘦，最终失踪了。在我看来，这不是“报应”，是一个成熟小说家所应当具备的同情心与理解力。恶人有恶报，这是无可辩驳的、正当的“逻辑性”，同样，同情与理解笔下所有的人物，也许是一个小说家更为无可辩驳的、正当的“逻辑性”。为此，文清丽不惜写出了“粉心公主”这样一个章节，让这篇实到不能再实的“新闻性”小说，突然混入了童话的质地。她让一个玩偶开口，这不仅仅是小说叙事的策略，更是“我为我主人不平”这句话，文清丽自己必须经由一个玩偶说出。
　　门仍如一面坚固的铜墙铁壁
　　论及小说，我习惯完整地称呼小说家其名，因为，无可救药，我视其为必要的郑重态度。现在，我要换个称呼——清丽。
　　清丽是我鲁院“回炉班”时的学姐，加之有同乡之谊，我们多了些同侪之外的友情。或许也因此，她对我也多了些宝贵的信任。她曾向我坦言：要写有难度的小说。在我理解，这“有难度的小说”，或许是清丽对于自己既往创作的不满，或许是她胸有高标，力图“难上加难”。以“难”为志向，在我看来，是鉴定任何一个行业中有抱负的从业者的基本指标，清丽知道赴艰蹈难，便已于此达标。
　　那么好了，既然我们立志于“难度”，我想跟清丽共勉的是——我们踏上的这条小说之路，前面的门仍如一面坚固的铜墙铁壁。它就像这篇小说中阻隔生死的那道门，需要我们以人性、智慧、勇气、力量乃至脆弱的肉身，在一个又一个的至暗时刻，不断地去冲撞。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