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中的《周易》美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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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周易》思想博大精深,对古代文学影响深远。《周易》所蕴含的的美学思想,对汉赋文本创作的沾溉非常显豁。主要表现在神仙之美,刚柔之美及言意之美。
  关键词:汉赋;《周易》;美学观念
  陈良运先生认为:“《周易》的审美意识,以‘立象以尽意’为主要表述手段,发端于《易经》,发挥于《易传》,阐述了从‘天文’(自然美)到‘人文’(人事美)的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主要包括神仙之美,刚柔之美,言意之美。作为汉代一代文学形式汉赋,深受这些《周易》美学思想的影响。
  神仙之美。神学作为汉代学术的最高代表,是将文艺观建立在了“天人感应”的神学基础之上。因此,作为神学之象征符号的《周易》深深镌刻于汉赋之内,也就不足为奇。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阐述了“人类哲理探索源于对自然万物的神秘”的观点。这种“未知的神秘”类同于中国古代的“玄道”。中国道家老子就认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静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并将其称之为“大道”。在古代人们探索“道”的过程中,各种无法理解的现象,导致了内心对神秘主义的崇拜。一种形而上的被寄予厚望的图腾——神,便诞生了。而千百年来被人们作为神秘文化象征的《周易》,被孔子在《易传》中赋予了太多的神学色彩,成为后世神文化之重要源泉。《易传·系辞》中有“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等等有关神的叙述。作为《周易》发展最为重要的大汉王朝,其汉赋中对于神仙的描写俯拾皆是,构成汉赋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内容。汉赋中对神的描写分为两种,一是类比于《周易》而仅从宏观角度侧重神仙之道,标榜圣人之德。如贾谊在《吊屈原赋》中有“夫岂从虾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董仲舒在《士不遇赋》中写道:“鬼神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孔臧在《鸮赋》中写道:“变怪生家,谓之天神”。还有一种是虚构细写神仙之生活与形态。如司马相如在《大人赋》中有“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揽欃枪以为旌兮,靡屈虹以为绸。红杳渺以眩湣兮,猋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蠖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虫幽蟉蜿蜒”,描写了“大人”神仙遨游天庭时的自在逍遥。黄香也在《九宫赋》中描写了天神太一所住中宫的状况以其九宫之行。天神之宫“握璇玑而布政,总四七而持纲,和日月之光耀,均节度以运行”;天神之行“跖昆仑而蹈碣石,跪底柱而跨太行;时熊耳而据桐柏,介嶓冢而持外方;浣彭蠡而洗北海,淬五湖而漱华池……使织女骖乘。王良为之御;三台执兵而奉引,轩辕乘駏驉而先驱”。类似这种神仙生活的描写,在汉赋之中十分普遍。
  刚柔之美。《周易》中充满了乾坤刚柔之美,这也是事物发展二维性的表现。在浩如烟海的汉赋之中,刚柔之美是一抹永恒而鲜艳的色彩。《易传》强调“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并进一步得出“一阴一阳之为道”的结论。而万光治先生认为:“汉赋注重纵向铺叙和横向铺陈的结果,求得了时间的完整和空间的完整,从而构成它图案美的基本要素。但是,仅仅具有经纬的交织,得到的既可能质朴如布赫,也可能斑斓似锦绣。所以汉赋在艺术上具有图案的另外两个因素,夸张与繁富”[1]。万先生在这里提出了汉赋之美两个重要因素,夸张与繁富。而这两种美本质上即为刚柔之美。夸张,象征着积极向上的乾大;繁富,象征着广阔厚德的坤柔。卷帙浩繁的汉赋中,刚柔之美充斥其中。如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描写天子校猎时:“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这样的描写,极尽夸张之能事,乾刚之美。又如在《子虚赋》中极力铺陈云梦大泽的状况:“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可谓极尽繁富,方方面面尽得展现,若坤柔之美。还有一些赋文全篇之中即体现刚柔之美。东汉之初的杜笃以赋体而上奏国事,将经国大事与审美文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在《论都赋》中既描写了高祖刘邦的“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的霸气,,又有武帝“席卷漠北,叩勒祁连,横分单于,屠裂百蛮”的武威。而在文末点明自己主张移都西京(长安)时,又婉柔而赞当朝帝王“谦让而不伐勤”,国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时风显宣”,并在结尾借易理“阳盛则运,阴满则亏”来增强理由。全赋以韵文为主,前部分大气磅礴,充显阳刚之气;后文则平柔低势,彰显阴柔之美。此赋非常完美的展现了《周易》中的乾刚坤柔。
  言意之美。言意之美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范畴。追溯言意关系,最早应定位在《周易·系辞上》。《系辞上》第八章有“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在第十二章中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2]”书不尽言而系辞以尽言,强调抓住问题主旨的系辞对于表达的重要性。只要精准的表达还尚且不够,仍不能完全用心领悟真实之“意”。于是,圣人做出了八卦之象,立象而尽意。象也成为了“言”与“意”之间的桥梁。在此之后的庄子,认为“言”为表“意”,但“意”所依随的“道”是不可言的。庄子在外篇《天道》中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的意思是说,世间最能体现“道”的东西就是书,而书不外乎就是语言所成。语言最看重的是本旨之意,而这种“意”又是“道”的体现,是不能用语言所描述而传的。就像我们看到物体形色,闻到物体名声就以为可以推察到它的本情,这是不可能的。“言不尽意”的美学形式,也深深地影响了汉赋。骚体赋、大赋和抒情赋是汉赋发展三个阶段的特色型文体。其中,骚体赋及抒情赋较多的篇章非常完美地体现了“言不尽意”之美学观念。如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等等,言未尽其意,然而其所留余之暇空,足以让后人扼腕叹息。
  【参考文献】
  [1]万光治.汉赋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89:260
  [2]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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