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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媒体出版时代呼之欲出
2008年12月，长篇小说《非诚勿扰》以传统图书、互联网、手持阅读器、手机阅读等四种形式同步出版。2009年3月，英国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同名原著也以全媒体出版方式全球同步首发，实现多渠道同步出版。近年来，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全媒体出版方式借助电影播映热潮，把更多的人重新吸引到传统阅读中来，给图书市场带来新的活力。多部作品的成功运作让“全媒体出版”已经由新兴词汇转变为一个成熟的出版模式。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指出，除继续发展图书、报纸、期刊等纸介质传统出版产业外，还要大力发展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新兴出版产业。数字出版方兴未艾，全媒体出版时代呼之欲出。
全媒体出版是指图书一方面以传统方式进行纸质图书出版，另一方面以数字图书的形式通过互联网、手机、手持阅读器等终端数字设备进行同步出版。换言之，全媒体出版包括除传统纸质出版形式之外的各种出版形式的集合，强调多渠道的同步出版。一是时间维度，时间同步性；二是渠道维度，多种载体同时发布，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得任何内容”。全媒体出版为纸质书销售挖掘了潜在的读者群，做到读者覆盖面的最大化。由全媒体出版引发全媒体营销的持久思考，进而形成出版界可持续发展的长久动力和内在潜力。编辑活动在整个社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起着枢纽作用。因此。在这种全媒体出版的宏大时代背景下，编辑主体肩负着整理社会文化、传播科学新知、构建和谐社会、传承社会文明、推动历史进步的文化责任和伟大使命。
二 全媒体时代编辑主体的选择功能
编辑活动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社会实践形式，是一种独特的创造性的精神生产活动。编辑过程是编辑主体在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上，对编辑客体的文化价值进行审视与认同、选择与建构的过程。编辑以其对时代精神及文化命脉的深刻把握，对社会文化发展运动的方向起着重要的导引作用。作为编辑主体，最重要的功能特征是选择，即确定文化取向、选择文化课题、组织和汇集课题研究成果，对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起着引导、设计和组织建构等开发性作用。
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出版理念的不断更新，全媒体出版时代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编辑主体的信息把关和文化选择存在于一切媒体传播行为和出版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一本好书的出版，一档好节目的推出，一种文化理想的树立，都会给受众带来直观的传播效果，可能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出版人无法忽略自己的文化责任。出版使命永远跟文化责任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所看到编辑的主体功能随着出版模式的发展被不断强化，而不是被弱化；“新媒体技术对信息传播过程的简略化，只可能是一种传播工序的简约化，而不是对编辑主体的选择功能的省约”。
三 编辑选择是对传播信息和社会文化的选择
在整个文化传播过程中，编辑主体是代表社会进行文化选择的，极易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和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成为人们探索和前行的坐标和体系，在已有的主导文化背景和文化框架内对传播信息和文化产品进行理智的、自觉的、积极的探索和选择，并积极汲取传统的文化优势，从而为人类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的基础和条件。编辑出版这个特殊的社会职群通过控制传播信息而直接作用于社会，它通过各类出版物和数字产品直接与社会对话，发挥着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文化的职能。
全媒体出版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种内容，多种载体，复合出版”。在当前信息奔涌的网络时代，紧张忙碌的受众“需要一杯水，可面对的却是整个海洋”。受众的目光会由于太多的信息而变得迷离，受众的思想会因为太多的声音而感到困惑。信息数量的增多只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并不会必然增强受众对信息的选择能力，反而使选择能力不断弱化，使受众有限的生命、精力同阅读、观看和倾听无限的信息聚集物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突出。这就要求编辑必须充分发挥主体选择的能动作用，对传播信息和社会文化进行优化选择和层层把关，对经手的随机无序的原生信息进行整序清流的创造性劳动，从无序到有序，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规范到规范，把真正具有价值的文化精品筛选出来加工整理以供传播出版，进而为受众营造一个绿色健康的传播空间。
编辑主体在进行文化选择和信息把关时，要始终坚守“受众本位”“内容为王”的基本理念。“选择作为编辑主体实现编辑宗旨的重要手段对受众的消费有类别和层次的指向；而受众对编辑主体传播的文化信息拥有选择接受消费的自由”。如果不考虑受众的意见反馈和传受双方的互动交流，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和随意发挥，就会使编辑主体在进行信息选择时，因忽略受众的自身特点而具有盲目的主观设想性和超前预见性，难免会因缺乏理性的价值判断而曲解、偏离或违背受众原意。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选择就失去了意义。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热播之后，一大批号称“正说”的清史读物接踵而至，像《正说清朝三百年》《正说清朝十二后妃》等，甚至汉、唐、元、明等朝代皇帝都被冠上了“正说”之名被重新推介给读者。出版界盲目“跟风”似乎愈演愈烈，“正说”比“戏说”还泛滥。有什么样的编辑，就有什么样的受众。当然，以受众为本位，并不意味着要忽略编辑的主观价值判断而一味追求市场效应去迎合受众的阅读需求。编辑要有自己的思想参与，要以“客观、理性的态度面对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善于发现多元价值存在中的合理因素，并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取向”。这样才能为文化传播过程注入更为开放、更为合理的编辑价值因素，才能把最优质的内容提供给受众。
四 文化选择要体现连续性和创新性
全媒体出版时代，各类信息层出不穷，时代发展瞬息万变，知识更新异常迅速，这就要求编辑不能故步自封，而要与时俱进，以独特的职业敏锐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时、准确发现有价值的信息、把握社会所需要的信息，从社会生活的变动中发现新情况，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发现新领域，从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发现新成果，从国家政策的调整变化中发现新趋势，不断地运用新角度、新形式、新内容，为人类增添新的文化财富。
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文化选择更不例外。这种选择过程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动态过程，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文化创新。选择过程从数量上讲是文化减少，从质量上讲则是文化增值。一方面，这种文化选择不仅是从旧的文化中选择优秀的东西，而且也从新的文化产品中选择精粹的东西。相对来说，经过优择精选的东西数量少且价值高，更有利于保存和传播。另一方面，编辑主体的文化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初次被选择的，得以保存和传播，并不表明它的价值是永恒的，在社会变动发展中可能会渐渐失去原有价值，甚至最终被淘汰；未被选择的大量信息，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会增值，需要被重新选择。这就需要编辑主体独具慧眼，勿失卞和之玉。经过这样不断的反复选择，把那些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挑选出来提供传播，才能促进文化生态的新陈代谢，始终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鲜活性。
五 确立大编辑理念，建构新型“学习型编辑组织”
回顾中外历史，但凡文化出现高度发展与繁荣，也必是大编辑辈出的时候。所谓大编辑，“则是开宗风，导风潮，育才俊，还‘自开风气不为师’。他一定是站在一定的历史文化高度，对时代精神的培育、时代价值的构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删《诗经》、作《春秋》、序《周易》的孔子到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张元济、商务出版巨匠王云五，再到拓展进步新“生活”的邹韬奋和独具慧眼的文学编辑家赵家璧等，对于新文化之甄别引进、国学文化之批判传承，前辈们功莫大焉，皆可谓大编辑。全媒体出版时代尤应呼唤大编辑的出现。大编辑应高瞻远瞩，超越功利色彩，戒除浮躁心理，提高文化底蕴，形成良好的编辑传统，而这一切都归因于编辑出版界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学习型编辑组织”。
作为一种崭新的管理模式，在出版企业建立学习型编辑组织已成为编辑人员和传媒机构的共识。学习型编辑组织的真谛和核心特征在于所有组织成员在编辑选择实践中持续自主学习，进而实现自我管理，且善于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创造能量。学习型组织旨在强调“‘学习’在组织成长和达到组织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性，目的在于更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激发人的活力，充分挖掘人的潜能，从而不断保持组织的活力”。倡导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把工作当作学习，学习就是在工作。“学习”成为现代出版业担负社会文化选择使命的重要前提。
2008年12月，长篇小说《非诚勿扰》以传统图书、互联网、手持阅读器、手机阅读等四种形式同步出版。2009年3月，英国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同名原著也以全媒体出版方式全球同步首发，实现多渠道同步出版。近年来，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全媒体出版方式借助电影播映热潮，把更多的人重新吸引到传统阅读中来，给图书市场带来新的活力。多部作品的成功运作让“全媒体出版”已经由新兴词汇转变为一个成熟的出版模式。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指出，除继续发展图书、报纸、期刊等纸介质传统出版产业外，还要大力发展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新兴出版产业。数字出版方兴未艾，全媒体出版时代呼之欲出。
全媒体出版是指图书一方面以传统方式进行纸质图书出版，另一方面以数字图书的形式通过互联网、手机、手持阅读器等终端数字设备进行同步出版。换言之，全媒体出版包括除传统纸质出版形式之外的各种出版形式的集合，强调多渠道的同步出版。一是时间维度，时间同步性；二是渠道维度，多种载体同时发布，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得任何内容”。全媒体出版为纸质书销售挖掘了潜在的读者群，做到读者覆盖面的最大化。由全媒体出版引发全媒体营销的持久思考，进而形成出版界可持续发展的长久动力和内在潜力。编辑活动在整个社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起着枢纽作用。因此。在这种全媒体出版的宏大时代背景下，编辑主体肩负着整理社会文化、传播科学新知、构建和谐社会、传承社会文明、推动历史进步的文化责任和伟大使命。
二 全媒体时代编辑主体的选择功能
编辑活动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社会实践形式，是一种独特的创造性的精神生产活动。编辑过程是编辑主体在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上，对编辑客体的文化价值进行审视与认同、选择与建构的过程。编辑以其对时代精神及文化命脉的深刻把握，对社会文化发展运动的方向起着重要的导引作用。作为编辑主体，最重要的功能特征是选择，即确定文化取向、选择文化课题、组织和汇集课题研究成果，对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起着引导、设计和组织建构等开发性作用。
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出版理念的不断更新，全媒体出版时代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编辑主体的信息把关和文化选择存在于一切媒体传播行为和出版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一本好书的出版，一档好节目的推出，一种文化理想的树立，都会给受众带来直观的传播效果，可能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出版人无法忽略自己的文化责任。出版使命永远跟文化责任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所看到编辑的主体功能随着出版模式的发展被不断强化，而不是被弱化；“新媒体技术对信息传播过程的简略化，只可能是一种传播工序的简约化，而不是对编辑主体的选择功能的省约”。
三 编辑选择是对传播信息和社会文化的选择
在整个文化传播过程中，编辑主体是代表社会进行文化选择的，极易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和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成为人们探索和前行的坐标和体系，在已有的主导文化背景和文化框架内对传播信息和文化产品进行理智的、自觉的、积极的探索和选择，并积极汲取传统的文化优势，从而为人类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的基础和条件。编辑出版这个特殊的社会职群通过控制传播信息而直接作用于社会，它通过各类出版物和数字产品直接与社会对话，发挥着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文化的职能。
全媒体出版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种内容，多种载体，复合出版”。在当前信息奔涌的网络时代，紧张忙碌的受众“需要一杯水，可面对的却是整个海洋”。受众的目光会由于太多的信息而变得迷离，受众的思想会因为太多的声音而感到困惑。信息数量的增多只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并不会必然增强受众对信息的选择能力，反而使选择能力不断弱化，使受众有限的生命、精力同阅读、观看和倾听无限的信息聚集物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突出。这就要求编辑必须充分发挥主体选择的能动作用，对传播信息和社会文化进行优化选择和层层把关，对经手的随机无序的原生信息进行整序清流的创造性劳动，从无序到有序，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规范到规范，把真正具有价值的文化精品筛选出来加工整理以供传播出版，进而为受众营造一个绿色健康的传播空间。
编辑主体在进行文化选择和信息把关时，要始终坚守“受众本位”“内容为王”的基本理念。“选择作为编辑主体实现编辑宗旨的重要手段对受众的消费有类别和层次的指向；而受众对编辑主体传播的文化信息拥有选择接受消费的自由”。如果不考虑受众的意见反馈和传受双方的互动交流，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和随意发挥，就会使编辑主体在进行信息选择时，因忽略受众的自身特点而具有盲目的主观设想性和超前预见性，难免会因缺乏理性的价值判断而曲解、偏离或违背受众原意。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选择就失去了意义。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热播之后，一大批号称“正说”的清史读物接踵而至，像《正说清朝三百年》《正说清朝十二后妃》等，甚至汉、唐、元、明等朝代皇帝都被冠上了“正说”之名被重新推介给读者。出版界盲目“跟风”似乎愈演愈烈，“正说”比“戏说”还泛滥。有什么样的编辑，就有什么样的受众。当然，以受众为本位，并不意味着要忽略编辑的主观价值判断而一味追求市场效应去迎合受众的阅读需求。编辑要有自己的思想参与，要以“客观、理性的态度面对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善于发现多元价值存在中的合理因素，并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取向”。这样才能为文化传播过程注入更为开放、更为合理的编辑价值因素，才能把最优质的内容提供给受众。
四 文化选择要体现连续性和创新性
全媒体出版时代，各类信息层出不穷，时代发展瞬息万变，知识更新异常迅速，这就要求编辑不能故步自封，而要与时俱进，以独特的职业敏锐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时、准确发现有价值的信息、把握社会所需要的信息，从社会生活的变动中发现新情况，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发现新领域，从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发现新成果，从国家政策的调整变化中发现新趋势，不断地运用新角度、新形式、新内容，为人类增添新的文化财富。
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文化选择更不例外。这种选择过程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动态过程，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文化创新。选择过程从数量上讲是文化减少，从质量上讲则是文化增值。一方面，这种文化选择不仅是从旧的文化中选择优秀的东西，而且也从新的文化产品中选择精粹的东西。相对来说，经过优择精选的东西数量少且价值高，更有利于保存和传播。另一方面，编辑主体的文化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初次被选择的，得以保存和传播，并不表明它的价值是永恒的，在社会变动发展中可能会渐渐失去原有价值，甚至最终被淘汰；未被选择的大量信息，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会增值，需要被重新选择。这就需要编辑主体独具慧眼，勿失卞和之玉。经过这样不断的反复选择，把那些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挑选出来提供传播，才能促进文化生态的新陈代谢，始终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鲜活性。
五 确立大编辑理念，建构新型“学习型编辑组织”
回顾中外历史，但凡文化出现高度发展与繁荣，也必是大编辑辈出的时候。所谓大编辑，“则是开宗风，导风潮，育才俊，还‘自开风气不为师’。他一定是站在一定的历史文化高度，对时代精神的培育、时代价值的构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删《诗经》、作《春秋》、序《周易》的孔子到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张元济、商务出版巨匠王云五，再到拓展进步新“生活”的邹韬奋和独具慧眼的文学编辑家赵家璧等，对于新文化之甄别引进、国学文化之批判传承，前辈们功莫大焉，皆可谓大编辑。全媒体出版时代尤应呼唤大编辑的出现。大编辑应高瞻远瞩，超越功利色彩，戒除浮躁心理，提高文化底蕴，形成良好的编辑传统，而这一切都归因于编辑出版界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学习型编辑组织”。
作为一种崭新的管理模式，在出版企业建立学习型编辑组织已成为编辑人员和传媒机构的共识。学习型编辑组织的真谛和核心特征在于所有组织成员在编辑选择实践中持续自主学习，进而实现自我管理，且善于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创造能量。学习型组织旨在强调“‘学习’在组织成长和达到组织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性，目的在于更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激发人的活力，充分挖掘人的潜能，从而不断保持组织的活力”。倡导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把工作当作学习，学习就是在工作。“学习”成为现代出版业担负社会文化选择使命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