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在上海打工。6月10日，他领到5月的工资，所有收入合计4720元。扣除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合计806元。能交纳这些钱是幸运，表明他在一个相对正规的部门工作。扣除个人收入所得税156.4元，他的工资卡增加了3757.6元。
　　你觉得他怎么样？不错啊。他可能算是这个时代最优秀、最有上进心且运气不错的青年典型。他进入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收入已经超过这个城市大学生、研究生的“中位数”。2008年，上海月工资中位数“最高”的是研究生，为4634元；其次是大学本科，为3000元；大专和中职分别为2237元和2013元。他应该很满意、很幸福了。如果这么幸运的年轻人都不满意、不幸福，其他年轻人该怎么办呢？
　　他叫黄鹏。他的月支出中，租房1200元，为了节省，他住在郊区，否则，他将拿出一半以上的工资去租房；伙食费800元，对于一个独自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不能再省了；交通费、通信费300元，他必须少打电话，每天早晨7点前起床，去坐入城公交。这样，他的支出合计2300元左右，理论上，还剩1300元。下面是我的推论。
　　黄鹏应该有他的交际消费、文化消费和娱乐消费。他需要恋爱，需要请女朋友喝咖啡、看电影；他可能偶尔没有赶上公交，不得不打的；他还需要一部笔记本电脑，同时会产生上网费；他也应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回报一下父母。
　　这些开支，每个月同时发生一项以上，他的财务就会出现赤字。没有这些开支，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生活又怎么谈得上完整？
　　这就是今天中国都市里赤贫青年的生活。他们是所谓的“月光族”。他们辛苦工作，未来不知道在哪里。他们的状态还是身后大量年轻人的梦想。他们不能终止城市梦，事实上，也没有退路。
　　城市梦伴随绝望。黄鹏十个月不吃不喝，才能在上海中环买一平方米的房子。唯一的希望在于，社会许给他们一个收入有所节余的未来。目前的日子只能叫苦挨。“月光族”的收入已超过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黄鹏们正是为政府缴纳所得税的主力人群。
　　这是一代满怀理想、野心勃勃的优秀年轻人的命运。他们是按照教育阶梯拾级而上的幸运儿。每年的高考在为社会挑选年轻人生活的区间，从结果来看，也就是让年轻人选择不同成色的苦闷。
　　黄鹏的苦闷是发展的苦闷。也许在没有通过高考的年轻人看来，这是奢侈的，因为他们面临的是立足的艰难，除非他们出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绝无仅有、资源丰富的城市。当富士康聚集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时，中等文化水准以下的年轻人，只能散布在“主流社会”视野以外的空间。
　　今天，很难有一个年轻人可以说，他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华，顺利地进入城市，把握自己的命运。城市已经是一个稳固的利益格局，它首先以房价的狰狞面目，阻挡年轻人上进的步伐。城市让年轻人的生活失去尊严。
　　当然，还是有一些年轻人，以高额贷款和利息，把自己的下半生抵押给房地产商和银行。这个数字，往往跟他们的收入不成比例，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脆弱。现实教训了他们，当“房奴”要趁早，等你辛苦攒起首付，成倍上涨的房价，可能会给你增加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的负债，使你未来20年的劳动所得化为乌有。这样的经济剥夺，焉能不叫初涉人世的年轻人惊慌失措？
　　当前，全社会意识到社会公正的重要。当人们讨论这个事实时，出发点在于“社会稳定”，绕了一圈，归结到“社会稳定”。按照这些学说，如果有一种良策可以使得社会一直稳定，似乎没必要考虑社会公正。没人老老实实地指出，本身就是不可容忍的。不是为了避免社会风险和维护已然不公的利益格局的稳定，才需要考慮社会公正。
　　一个社会重返公正，是一个系统性的修复工程。即便万事紧迫，也不能对一代年轻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从前，说到年轻人的前途，往往特指政治前途，因为年轻人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理想。今天，我们不得不考虑年轻人的生存处境。尽管两者是分不开的，但生存的问题毕竟不能拖延。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2期图/杜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