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东北林木与中国北方市场的木材贸易竞争

来源 :清史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tujiangbo110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晚清时期,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开禁推动了长白山森林资源的开发,大量长白山原木经由大东沟输往关内外,"大东沟木材"一度成为中国北方市场上重要的木材来源.然而,由于华商经营的大东沟木材加工工艺落后,市场潜力较为有限.甲午战争以后,清朝铁路事业的兴起尽管造成铁路枕木等工业制材的市场需求急剧增加,但却未能带动大东沟木材贸易的发展.东北木材在中国北方与日本北海道木材和美洲木材的枕木市场竞争中实际处于下风.日俄战争后,日本凭借其工业和军事力量加强了对长白山地区林木资源的控制,并通过其控股的采木公司等实现了"大东沟材"向"鸭绿江制材"的转变.鸭绿江制材的开发和利用是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和资源掠夺的体现,其结果是拓宽了东北木材在中国北方市场的销路,同时也压缩了日本北海道木材和美洲木材在中国北方的市场份额.
其他文献
人工智能教育是当前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但是机器人产品化过程困难重重,创客存在商科教育+工科支持的全新教育需求.文章通过5 W1 H六个维度详细对比了大众创业教育与机器人创客教育的区别,提出了机器人创客教育的需求转变.在机器人创客教育的新需求背景下,以契合创客的机器人产品化过程为目标,从主体框架、流程与结构三个角度探索机器人创客教育的新范式,以期深入理解机器人创客教育的本质,并为教育实践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导.
满洲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时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红色旅游资源蕴含集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于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当前满洲里红色旅游存在红色景区精神内涵挖掘不充分、精品旅游产品欠创新、从业人员素质欠专业、传播推介力度欠深入等现实问题,应从挖掘红色景区精神内涵、创新红色旅游精品产品、优化红色旅游人员素质、提升红色旅游传播效果等方面,助力满洲里红色旅游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
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推进民办应用型本科实验室建设是实现应用型育人目标的重要举措,而民办应用型本科实验室管理与信息化建设相结合能创新现代管理模式,不断释放实验室动能与价值.文章在阐述民办应用型本科实验室重要育人意义基础上,从制度落实不到位、体系布局不合理、手段落后、效能低下几方面分析了实行信息化管理模式对于民办应用型本科实验室管理的必要性.最后,从推动信息化管理有效落地、完善信息化管理体系、采取“集成式”管理手段,打造高水平信息化管理团队几方面提出了推进民办应用型本科实验室信息化管理模式创新发展的
本文基于浚浦局档案,还原了清末黄浦江治理之争和浚浦局设立的历史过程.在浚浦局开设过程中,中国官民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存在着中外各利益相关方复杂的博弈,《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官员为防止航政主权旁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成功将浚浦局收回自办.1910年浚浦局的破产,暴露出官办机构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和资金问题,同时作为公共事业近代化的一个试错,浚浦局的两度设立也展现出公共物品提供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合作治理模式的过程.
天津平原低平临海,水质咸涩,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不堪饮用.1860年天津开埠建立租界,受全球流行性疾病和卫生革命影响,租界中的西方人出于自身卫生安全而在天津寻找新的清洁水源.他们改革了天津的供排水设施,建立了第一套自来水系统,随后又引入机器钻井技术,发掘深层地下水.然而在新水源投入使用八年后,租界出现儿童氟齿病例,调研显示病因为井水氟化物超标,自此天津成为地域性氟病高发区.这一典型案例体现了全球化对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的影响,其中由人为造成的意外后果,正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与人类目标"完全不同的、
一、引言:基于海关资料的全球历史研究清朝咸丰时期的1853年,海关(又称洋关)成立,自1870年代以来,海关在清朝的洋务政策下扩大了各个领域的活动范围.从那时起,大约90年里,海关资料的数据不断被记录和出版.19世纪下半叶清朝的贸易政策从长期的朝贡贸易政策转向海关管理的贸易和税收政策,这是清代海洋政策和海事管理政策的历史性转变.此外,这种海洋政策的变化,不仅在清朝,而且从东亚到东南亚,也带来了海上贸易和利用沿海贸易港口的海上管理的变化.
土引是清代独有的国家茶叶分配制度,只发行于四川西部天全一州,在打箭炉定点销售.它出现于清康熙年间,清朝正式将打箭炉地区编入《一统志》之后,卫藏营官控制打箭炉茶叶贸易结束."土引行土司",清代发行土引的初衷具有较为明显"羁縻安抚"的政治意图.雍正朝改土归流和乾隆朝大小金川战役后,西南边疆地区逐渐稳定,土引在经济上的作用开始显现.但因发引数量和茶叶生产能力不符,土引也引发了诸多弊端.文章在对清代四川县志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结合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对打箭炉一带考察的资料,对土引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考证,力图勾
乾隆二十八年,在湖广总督李侍尧和两淮盐政高恒的共同提议下,朝廷开始对江广盐价推行最高限价下的逐年奏报制度.这一制度表面上是盐政和督抚会商产生,实际推动者则是乾隆帝.这一制度的选择,既出于皇帝对盐商利益的维护,又体现出其对食盐专营属性和市场供求关系的认识.而在制度推行过程中,成本加成定价逻辑与市场供需关系之间的根本矛盾,造成官价与市价的脱节,导致该制度逐渐走向失效并最终停止实行.由此说明,在清代的食盐垄断体系下,皇权虽然可以左右定价制度,但是无力改变垄断市场的供需关系,从而无法有效控制食盐市场.乾隆中后期江
领导风格作为影响领导实践的重要因素,在领导实践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领导者需要在领导实践中根据不同情境、不同阶段选择与之相匹配的领导风格.本文基于领导实践过程,对在决策的制定、权力的掌控、政策的执行中的领导风格进行分类,进而强调,实践过程中领导风格的运用,应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领导风格要与领导情境相适应,要综合运用多种领导风格才能达到最佳领导效能.
咸同时期捐输形式逐渐多样化,既有传统的各省自行收捐,也出现了隔省办捐.从咸丰元年至同治六年湖南本省捐输筹措了717万两的财政收入,成为维系湖南财政运转的重要来源,同治以后,贵州、云南、甘肃、安徽等省在清廷的授权下相继来到湖南开办捐局,抵充协饷,湖南虽希望通过统收米捐来抵制,但收效甚微.同时湖南也以援黔军务为由从江西统捐中获得分成,并直接派遣委员前往福建办理援黔捐输.多种捐局开设反映咸同战时财政体制下,捐输作为传统财政收入成为协饷制度的有效补充,但各省捐局之间互相竞争,也导致捐税征收的混乱与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