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一直认为到了夜间发出异香的晚香玉，是古已有之的中国花卉。后读徐珂的《清稗类钞》，才知道此花并非中土产物，是康熙时引进的，洋名叫“土必盈斯”。
　　玄烨在位六十一年，是有清一代的鼎盛时期。执政晚年，吏治松弛，纲纪紊乱，出多入少，以致国力大降。但比之别的朝代那些上了年岁的统治者，还算差强人意。考其一生治绩，应该说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从夜来香这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一枝来自外邦的花，康熙准许在禁苑中种植，说明这位皇帝不顽固守旧，不拘泥陈习，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度量，展开胸怀，拥抱世界。据说，当时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曾将西方音乐献演于这位皇帝陛下，那是巴洛克音乐在中国的首次演奏，当乐声飘扬在整个紫禁城时，对持“夷夏之别”的人士来说，该是多么骇人听闻啊！然而，御座上的康熙却听得很在意、很入神，这自是他不小气、不狭隘、不封闭、不排外的精神状态了。
　　国强，信心强，意气风发；国弱，信心也就弱，谈夷色变，这是必然的规律。现在常说的“汉唐气象”， 就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的大气度、大手笔、大胸怀和大家风范；应该具有对于外来事物那不卑不亢的自信以及接纳和宽容。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辗转十数年之久；东汉班超率三十六骑，打通丝绸之路。诸多带“胡”字的事物，如胡椒、胡琴、胡葱、葫芦、胡瓜、胡豆、胡桃、胡萝卜，乃至于菠菜、玉米、番茄、番石榴等物品，都是他们引进中原，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到了唐代，开放格局更为可观。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诗，其中“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句，可知彼时的都城里，还有西域女郎经营的“酒吧”呢！唐代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要大若干倍，为世界级大都会。中亚人、南亚人、波斯人、罗马人、以色列人，还有渡海而来的日本“遣唐使”，加在一起，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多得多。当时，国力之强大，人口之众多，民生之富庶，经济之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国富民强、蒸蒸日上，无论对内对外，无论统治者还是百姓，都会表现出一种坦然的自信。
　　我始终弄不懂，康熙敢在御花园里种“土必盈斯”，可当下的故宫，却容不下星巴克咖啡店，到底给排挤出去。那么，英国的白金汉宫，会因为茶叶乃中华文明之一脉，而取消他们的下午茶么？这种可笑的狭隘、小气，使人不禁想到了康熙后代的后代，被列强的坚船利甲、洋枪火炮，吓得魂不附体、六神无主。将洋人洋货视作洪水猛兽，防范堵拒于国门之外，便成了他们的基本国策。于是，清代末季的咸、同、光、宣，更是江河日下，国势衰颓，一个赛一个不成气候，精神上的忌畏退缩，行为上的闭关自守，思想上的防微杜渐、恐外排外、惧洋畏洋、躲之唯恐不及，再也找不到康熙大帝那份胸怀和气度了。
　　玄烨对西方世界固然不甚了解，但好学敏求，对于西人之代数几何、天文历法、舆地测量，都下功夫钻研过。有一次太皇太后病了，中药不见效，他敢悖祖宗的规矩，让传教士进宫为他老奶奶诊病，毫无戒备防范之意，这种气派，让人佩服。
　　相比之下，清末那位名叫徐桐的大学士，就显得滑稽可笑了。此人家住京师崇文门，也就是哈德门。往东走，为耶稣会教堂，经常有信徒礼拜，胸画十字；往西走，为东交民巷，乃使馆区，全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往北走，悉皆做洋人生意的小店铺，有点像秀水街，挂着琳琅满目的洋货，这都是他老人家“惨不忍睹”的。可他每天要上朝，因为他是老佛爷和保守顽固派的精神智囊，是那个不成器的大阿哥的师傅，不能不恪尽其职。于是，他让他的轿夫，抬着他出门往南，绕菜市口，转前门大街，经棋盘街，再拐进紫禁城去，成为京师一大笑话；但他宁肯在轿子里颠得老骨头散架，也不变初衷地躲着鬼子走。
　　从夜来香的来历，便觉得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多么高明的识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