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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和北大这次玩儿得挺难堪。
表面上的“战局”收拾得挺快，高招的填报志愿已经结束，程序进入录取阶段，参加招生大战的各路军马大多已鸣金收兵，只待学生分批投到自己帐下。然而，6月底那场中国两所最知名院校间斯文扫地的明争暗战，如果其产生的根源不解决，那它就会如同刚刚过去的台风“灿鸿”，今年去了明年又来把我们一顿“撕扯”。况且，除了“清北大战”，全国不同层次千百所高校，其实都逃离不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高考招生这场仗，打的到底是啥？
第一梯队：“高手”交战，各有“绝招”
6月28日，清华、北大的四川招生组在微博上的隔空对战只持续了6个小时，就以各自全部删掉相关微博火速收场，但由此引爆的媒体关注和公众情绪却持久延续。除了微博上双方互指对方诋毁自己“用金钱收买考生”外，媒体还迅速扒出了这两家高校争夺考生的其他各种狗血剧情：6月25日，广州执信中学的一间办公室里，该校的高分考生正接受媒体采访，清华北大各一名男性招生老师，一左一右把持在门口等待。采访一结束，两人赶忙冲到一名考到广东理科前十名的女生面前，争相拉着她游说，甚至直接把她“壁咚”到墙角，让她无路可走。后来又有自称北大招生组工作人员在微信朋友圈爆料称，他们已经把一名考生接上车，结果遭到清华招生组拦车堵路，双方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其他令人大跌眼镜的招数依次曝光：有的学校采用“围猎术”，把目标考生请到学校参观，生活起居都在校园内，将其通信方式全部更换，在填报志愿的关键几天内让考生“失联”，让其他学校招生组找不到这个人，最后“瓮中捉鳖”。类似的是隔断术，北大招生组称，他们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招生最后一天的最后几个小时，所有招生老师的电话都占线，他们以为都是考生的咨询电话，其实是竞争对手冒充考生打电话，让真正需要咨询的考生无法与北大招生组取得联系。
面对旗下招生组的争斗，清华和北大官方都只是给出了“坚决反对不当招生”之类的声明，没有对彼此是否在招生中真的存在以上行为作出正面回应；而其他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在公开场合也大多处于沉默围观状态，“不评价同行”似乎成了潜规则。倒是很快又有自称是今年北大招生组成员的人士在微信公号发表文章《我目睹的清北招生怪相》，以一个熟悉清华的北大人身份，揭示了两校招生中的种种问题，并深表痛心。
“我们参加的招生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有过高校招生经历的李丽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她对清华北大如此互撕感到匪夷所思。李丽的博士研究生阶段在国内综合排名前五的某所高校完成，在就读时，曾连续两年参加该校在吉林省的高考招生工作。招生主要在长春的一家宾馆房间里完成，李丽和同事在这里24小时接待来自考生的咨询电话和面谈。“当然，我们也会争取一些分数比较高，并且有意向报考我们学校的考生。”李丽说，这种争取工作主要就是给考生打电话，询问意向、推荐报考和答疑解惑，频率是一天一次。电话有一部分是考生自愿留给他们的，还有些高分考生并不会轻易给他们留电话，但李丽并不否认他们学校也能在分数公布之前得到某些高分考生的分数和电话，对这些考生，他们就是直接照着单子的号码打过去问的。
如同清华北大，该校也有一个“假想敌”，在坊间也流传着许多互黑的段子；但在李丽那里，有一条红线不可逾越：招生时可以跟考生、家长多说自己学校的优势，有时甚至夸张一点也没关系，但是一定不能去贬低其他学校。“在招生工作开始之前的培训里，我们这组的负责人就多次强调这一点。”至于“重金诱惑”等其他手段，李丽表示她从来没用过，也不会去用。她对考生连任何包票都不敢打，但她说，有胆子大的同事就承诺考生“一定能录取，并且专业随意挑”，而实际上这只是个人之间的口头协议，或者说是招生人员的一种策略；如果实现不了，学校并不会对此负责。
清华大学在回应此次“互撕”时向媒体表示，校方明确规定招生工作人员不能私自以学校和招生组的名义发布消息，避免评议其他学校，更不得批评兄弟院校。而今年6月26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为各类单位的招生划定了红线，其中针对高校明确指出：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以“签订预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
在李丽看来，大约持续一周左右的招生工作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咨询量比较集中的几天，从早讲到晚，嗓子都哑了，确实比较累；有时也需要离开长春，到延边等地的高中做咨询。但总体而言，没有招生指标、没有压力，填报志愿系统关闭后就完事了，之后至少在她这个层面没有“成绩总结”和赏罚，除了出差时的饮食补贴和交通住宿报销外，她也没有其他的奖励。她和许多同事把招生当成一件美差，基本上就是可以顺带出去逛逛。
“带着对自己学校的认同，去招来些好学生，为学校发展得更好做贡献，也是愉悦和成就。”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第二梯队：目标清晰，守株待兔
李丽的高校和清华北大同属“国内顶尖大学”梯队，而这个梯队之外的本科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他们的经历又如何？
华东地区某“一本”高校的青年教师王艳颇为认同李丽的看法，在她眼里，被征召加入招生队伍，其实是获得了领导给予的一种福利，这种福利其实与经济利益无关，而是有机会到外地走走看看。她今年刚刚结束的招生经历也和王艳很相似，在省会摆摊设点参加集中咨询后，再到几个地级市定点走访。不过，因学校综合实力与李丽的高校有明显差距，王艳的任务显得更加轻松，基本上就是“守株待兔”做咨询，连争取高分考生意向的电话也几乎不用打。她认为，自己学校在当地的招生定位是相对明确的，历年考生的选择相对清晰，没有跟谁去“抢”的必要，实际上也并没有“假想敌”。“清华北大还是一直太跟对方较劲了，在什么时候都要分个高低，其实没必要。”她如此评论。 “我们现在招生完全是依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规定来做的，啥‘猫腻”也不敢整。”曾华对《新民周刊》坦言。他是西北某省一所“二本”高校党政办下属科室科长，曾参加过本校的招生宣传。在他供职的高校，招生工作由招生计划委员会、招生领导委员会、招生监督委员会这“三会”统领，每个委员会均由学校主要党政领导组成，全程按章办事。“前些我们还有‘点招’的名额，从去年开始，在教育部门严令禁止下，也全部取消了。”
曾华所在高校2003年才从专科升为本科，目前影响力主要局限在省内，这也反映在他们的招生计划中：今年约3100个招生名额中，只有200个是面向外省的。他们除了照例参加在省会举办的集中咨询会外，主要的宣传偏向学校所在地级市的高中，而在那个城市，本科院校只有他们一家，竞争为零。虽然在去年的招生简章里，他们还写入了“如考生分数达到一本线报考本校，奖励2万元”这样的条款；但曾华认为“写了也没用”，考上一本的不会来二本读。今年，这个政策在招生简章里消失了。
南方沿海某地级市一所民办“三本”独立学院的招生人员赵军对《新民周刊》表示他们的情况也类似。尽管也需要去当地的中学设点做咨询，但他们在招生方面其实毫无压力。赵军说，当地的中学教育水平一般，“每年的生源基本以当地城市的考生为主，有许多都是把我们报在第一志愿，招生计划常常超额完成。”他透露，以他任教的金融专业为例，因为比较热门，去年计划招生500人，最后录取了800多人。
虽然自己不在“争夺考生”的战场，但曾华很清楚，省内其他几所互为“假想敌”的高校一直在较劲，尤其是层次、优势专业都旗鼓相当的学校，拼得更狠。在省会的统一咨询会上，其他学校摊位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忙不迭地招揽考生和家长，分发资料；而那几所学校都是走走过场，就放块牌子，有人来问的话，工作人员努努嘴：“都在上面，自己看。”
“他们的暗战，可不是在这里展开。”曾华觉得，自己的学校若想长足发展，当然首先要夯实自己的内涵基础；可是也不应在“生源大战”里缺位，不能局限于本地考生，也要多沉下去“蹲点”，去更多地域争取优秀的考生。
“当然，不能用不正当手段。”他一再强调。
第三梯队：攸关生死，浴血拼杀
“清北大战”，在一些排名基本垫底的高校看来，就像是“神仙打架”，关乎的是清华北大的面子，而招生对这些处于弱势地位的高校来说，则关系到生死，他们也会为此展开博弈，是一场生存之战。
田明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办主任，他供职的学校和曾华的单位同处一个地级市，但“同人不同命”。曾华的招生工作只需要从邻近高考分数揭晓的时段启动，而田明的工作重担早在开春就压了下来。作为大专层次的高校，招生是个持续性的难题，去年计划1800人，最后只招来400人，田明被校领导批得抬不起头。今年春季一开学，校领导把田明叫到办公室，铁青着脸说：“给你钱，给你车，想要什么给什么，你一定给我把学生招来。”
田明和他的同事不可谓不努力。他们下到当地的每一个县每一个高三班，见学生、见老师、见家长，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平面、电视、公交、户外、新媒体，广告立体覆盖；招生人员进到社区、广场、超市、批发市场。顶着巨大压力，鞋底跑穿，嗓子喊哑。田明说，指标是有的，完成任务，奖励也是有的。但就是如此，今年的招生任务能完成多少，他心里还是没底。
“这些年的招生是越来越难做了。”田明说。在他眼里，农村学生人数的下降是招生难的根本原因。他常去招生的一个县城的高中，去年秋季本来计划开10个高一班，结果最后只招满4个班的学生。近些年，许多适龄孩子都跟着父母去城市务工，他们有的在城镇就读，有的直接辍学，这从源头上挤压了大专院校本就不多的招生空间。
其次，“高考指挥棒”的影响明显，田明称，如果学生考上本科，是当地官员的政绩；发展职业教育虽然是国家近年大力提倡的解决就业这个民生之本的政策，但政府的政策和资金依旧向本科院校倾斜，职院得不到充分的资源。不少家长同样认为，参加高考就是要上本科才算好，不然还不如不考。
田明承认，确实有些职业技术学院不兑现招生承诺，把学生招进去后不妥善教育管理，“害群之马”让整个大专层次的高等教育丧失了公信力。他说，其实随着现代学徒制的逐渐确立，高等职业院校对愿意提早就业的学生而言，有着掌握实在技术、对口就业、节省成本等诸多优势，并且近年来许多本科高校也面向大专对口专业的学生提供自主单招考试的机会，愿意继续深造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升入本科，乃至以后自行选择研究生教育，弥补了大专生在学历层次上的缺陷。
尽管如此，对他而言，招生压力这座大山，短期内是搬不掉的。
在高校招生的链条上，我们不妨再“脑补”一下另一个画面——2015年7月2日，江苏淮安市初高中新生自主招生报名首日，为了能顺利报上名，学生和家长冒着高温排起长队。一名学生家长因自己孩子考的成绩较高，生怕被低分学校录取，直接动手抢夺招生工作人员的电脑，上演了一幕令人尴尬的“抢机大战”，最后被现场的老师和保安制止并劝离现场。
高校和家长都在“打仗”，战火从高中、初中，甚至更早就开始燃烧。
你们为的是什么？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的高校工作人员均为化名）
表面上的“战局”收拾得挺快，高招的填报志愿已经结束，程序进入录取阶段，参加招生大战的各路军马大多已鸣金收兵，只待学生分批投到自己帐下。然而，6月底那场中国两所最知名院校间斯文扫地的明争暗战，如果其产生的根源不解决，那它就会如同刚刚过去的台风“灿鸿”，今年去了明年又来把我们一顿“撕扯”。况且，除了“清北大战”，全国不同层次千百所高校，其实都逃离不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高考招生这场仗，打的到底是啥？
第一梯队：“高手”交战，各有“绝招”
6月28日，清华、北大的四川招生组在微博上的隔空对战只持续了6个小时，就以各自全部删掉相关微博火速收场，但由此引爆的媒体关注和公众情绪却持久延续。除了微博上双方互指对方诋毁自己“用金钱收买考生”外，媒体还迅速扒出了这两家高校争夺考生的其他各种狗血剧情：6月25日，广州执信中学的一间办公室里，该校的高分考生正接受媒体采访，清华北大各一名男性招生老师，一左一右把持在门口等待。采访一结束，两人赶忙冲到一名考到广东理科前十名的女生面前，争相拉着她游说，甚至直接把她“壁咚”到墙角，让她无路可走。后来又有自称北大招生组工作人员在微信朋友圈爆料称，他们已经把一名考生接上车，结果遭到清华招生组拦车堵路，双方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其他令人大跌眼镜的招数依次曝光：有的学校采用“围猎术”，把目标考生请到学校参观，生活起居都在校园内，将其通信方式全部更换，在填报志愿的关键几天内让考生“失联”，让其他学校招生组找不到这个人，最后“瓮中捉鳖”。类似的是隔断术，北大招生组称，他们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招生最后一天的最后几个小时，所有招生老师的电话都占线，他们以为都是考生的咨询电话，其实是竞争对手冒充考生打电话，让真正需要咨询的考生无法与北大招生组取得联系。
面对旗下招生组的争斗，清华和北大官方都只是给出了“坚决反对不当招生”之类的声明，没有对彼此是否在招生中真的存在以上行为作出正面回应；而其他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在公开场合也大多处于沉默围观状态，“不评价同行”似乎成了潜规则。倒是很快又有自称是今年北大招生组成员的人士在微信公号发表文章《我目睹的清北招生怪相》，以一个熟悉清华的北大人身份，揭示了两校招生中的种种问题，并深表痛心。
“我们参加的招生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有过高校招生经历的李丽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她对清华北大如此互撕感到匪夷所思。李丽的博士研究生阶段在国内综合排名前五的某所高校完成，在就读时，曾连续两年参加该校在吉林省的高考招生工作。招生主要在长春的一家宾馆房间里完成，李丽和同事在这里24小时接待来自考生的咨询电话和面谈。“当然，我们也会争取一些分数比较高，并且有意向报考我们学校的考生。”李丽说，这种争取工作主要就是给考生打电话，询问意向、推荐报考和答疑解惑，频率是一天一次。电话有一部分是考生自愿留给他们的，还有些高分考生并不会轻易给他们留电话，但李丽并不否认他们学校也能在分数公布之前得到某些高分考生的分数和电话，对这些考生，他们就是直接照着单子的号码打过去问的。
如同清华北大，该校也有一个“假想敌”，在坊间也流传着许多互黑的段子；但在李丽那里，有一条红线不可逾越：招生时可以跟考生、家长多说自己学校的优势，有时甚至夸张一点也没关系，但是一定不能去贬低其他学校。“在招生工作开始之前的培训里，我们这组的负责人就多次强调这一点。”至于“重金诱惑”等其他手段，李丽表示她从来没用过，也不会去用。她对考生连任何包票都不敢打，但她说，有胆子大的同事就承诺考生“一定能录取，并且专业随意挑”，而实际上这只是个人之间的口头协议，或者说是招生人员的一种策略；如果实现不了，学校并不会对此负责。
清华大学在回应此次“互撕”时向媒体表示，校方明确规定招生工作人员不能私自以学校和招生组的名义发布消息，避免评议其他学校，更不得批评兄弟院校。而今年6月26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为各类单位的招生划定了红线，其中针对高校明确指出：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以“签订预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
在李丽看来，大约持续一周左右的招生工作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咨询量比较集中的几天，从早讲到晚，嗓子都哑了，确实比较累；有时也需要离开长春，到延边等地的高中做咨询。但总体而言，没有招生指标、没有压力，填报志愿系统关闭后就完事了，之后至少在她这个层面没有“成绩总结”和赏罚，除了出差时的饮食补贴和交通住宿报销外，她也没有其他的奖励。她和许多同事把招生当成一件美差，基本上就是可以顺带出去逛逛。
“带着对自己学校的认同，去招来些好学生，为学校发展得更好做贡献，也是愉悦和成就。”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第二梯队：目标清晰，守株待兔
李丽的高校和清华北大同属“国内顶尖大学”梯队，而这个梯队之外的本科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他们的经历又如何？
华东地区某“一本”高校的青年教师王艳颇为认同李丽的看法，在她眼里，被征召加入招生队伍，其实是获得了领导给予的一种福利，这种福利其实与经济利益无关，而是有机会到外地走走看看。她今年刚刚结束的招生经历也和王艳很相似，在省会摆摊设点参加集中咨询后，再到几个地级市定点走访。不过，因学校综合实力与李丽的高校有明显差距，王艳的任务显得更加轻松，基本上就是“守株待兔”做咨询，连争取高分考生意向的电话也几乎不用打。她认为，自己学校在当地的招生定位是相对明确的，历年考生的选择相对清晰，没有跟谁去“抢”的必要，实际上也并没有“假想敌”。“清华北大还是一直太跟对方较劲了，在什么时候都要分个高低，其实没必要。”她如此评论。 “我们现在招生完全是依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规定来做的，啥‘猫腻”也不敢整。”曾华对《新民周刊》坦言。他是西北某省一所“二本”高校党政办下属科室科长，曾参加过本校的招生宣传。在他供职的高校，招生工作由招生计划委员会、招生领导委员会、招生监督委员会这“三会”统领，每个委员会均由学校主要党政领导组成，全程按章办事。“前些我们还有‘点招’的名额，从去年开始，在教育部门严令禁止下，也全部取消了。”
曾华所在高校2003年才从专科升为本科，目前影响力主要局限在省内，这也反映在他们的招生计划中：今年约3100个招生名额中，只有200个是面向外省的。他们除了照例参加在省会举办的集中咨询会外，主要的宣传偏向学校所在地级市的高中，而在那个城市，本科院校只有他们一家，竞争为零。虽然在去年的招生简章里，他们还写入了“如考生分数达到一本线报考本校，奖励2万元”这样的条款；但曾华认为“写了也没用”，考上一本的不会来二本读。今年，这个政策在招生简章里消失了。
南方沿海某地级市一所民办“三本”独立学院的招生人员赵军对《新民周刊》表示他们的情况也类似。尽管也需要去当地的中学设点做咨询，但他们在招生方面其实毫无压力。赵军说，当地的中学教育水平一般，“每年的生源基本以当地城市的考生为主，有许多都是把我们报在第一志愿，招生计划常常超额完成。”他透露，以他任教的金融专业为例，因为比较热门，去年计划招生500人，最后录取了800多人。
虽然自己不在“争夺考生”的战场，但曾华很清楚，省内其他几所互为“假想敌”的高校一直在较劲，尤其是层次、优势专业都旗鼓相当的学校，拼得更狠。在省会的统一咨询会上，其他学校摊位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忙不迭地招揽考生和家长，分发资料；而那几所学校都是走走过场，就放块牌子，有人来问的话，工作人员努努嘴：“都在上面，自己看。”
“他们的暗战，可不是在这里展开。”曾华觉得，自己的学校若想长足发展，当然首先要夯实自己的内涵基础；可是也不应在“生源大战”里缺位，不能局限于本地考生，也要多沉下去“蹲点”，去更多地域争取优秀的考生。
“当然，不能用不正当手段。”他一再强调。
第三梯队：攸关生死，浴血拼杀
“清北大战”，在一些排名基本垫底的高校看来，就像是“神仙打架”，关乎的是清华北大的面子，而招生对这些处于弱势地位的高校来说，则关系到生死，他们也会为此展开博弈，是一场生存之战。
田明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办主任，他供职的学校和曾华的单位同处一个地级市，但“同人不同命”。曾华的招生工作只需要从邻近高考分数揭晓的时段启动，而田明的工作重担早在开春就压了下来。作为大专层次的高校，招生是个持续性的难题，去年计划1800人，最后只招来400人，田明被校领导批得抬不起头。今年春季一开学，校领导把田明叫到办公室，铁青着脸说：“给你钱，给你车，想要什么给什么，你一定给我把学生招来。”
田明和他的同事不可谓不努力。他们下到当地的每一个县每一个高三班，见学生、见老师、见家长，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平面、电视、公交、户外、新媒体，广告立体覆盖；招生人员进到社区、广场、超市、批发市场。顶着巨大压力，鞋底跑穿，嗓子喊哑。田明说，指标是有的，完成任务，奖励也是有的。但就是如此，今年的招生任务能完成多少，他心里还是没底。
“这些年的招生是越来越难做了。”田明说。在他眼里，农村学生人数的下降是招生难的根本原因。他常去招生的一个县城的高中，去年秋季本来计划开10个高一班，结果最后只招满4个班的学生。近些年，许多适龄孩子都跟着父母去城市务工，他们有的在城镇就读，有的直接辍学，这从源头上挤压了大专院校本就不多的招生空间。
其次，“高考指挥棒”的影响明显，田明称，如果学生考上本科，是当地官员的政绩；发展职业教育虽然是国家近年大力提倡的解决就业这个民生之本的政策，但政府的政策和资金依旧向本科院校倾斜，职院得不到充分的资源。不少家长同样认为，参加高考就是要上本科才算好，不然还不如不考。
田明承认，确实有些职业技术学院不兑现招生承诺，把学生招进去后不妥善教育管理，“害群之马”让整个大专层次的高等教育丧失了公信力。他说，其实随着现代学徒制的逐渐确立，高等职业院校对愿意提早就业的学生而言，有着掌握实在技术、对口就业、节省成本等诸多优势，并且近年来许多本科高校也面向大专对口专业的学生提供自主单招考试的机会，愿意继续深造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升入本科，乃至以后自行选择研究生教育，弥补了大专生在学历层次上的缺陷。
尽管如此，对他而言，招生压力这座大山，短期内是搬不掉的。
在高校招生的链条上，我们不妨再“脑补”一下另一个画面——2015年7月2日，江苏淮安市初高中新生自主招生报名首日，为了能顺利报上名，学生和家长冒着高温排起长队。一名学生家长因自己孩子考的成绩较高，生怕被低分学校录取，直接动手抢夺招生工作人员的电脑，上演了一幕令人尴尬的“抢机大战”，最后被现场的老师和保安制止并劝离现场。
高校和家长都在“打仗”，战火从高中、初中，甚至更早就开始燃烧。
你们为的是什么？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的高校工作人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