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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初中生普遍容易产生生活无意义感。初中生的学习生活压力比较大，课程学习所占时间比例较大，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较少。在现实生活当中，学习的压力和来自父母和老师的压迫感引发了很多初中生产生“无所事事”之感，空虚和空洞的生活进而引发其生活无意义感。很多研究者都在关注这一问题，但基本是从以对学校生命教育的启示等外部条件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的。我们认为，生命意义感更多的是内心的体验与感受，应从初中生个体的角度出发，启迪其主动寻找生命意义。
关键词：初中生;生命意义感;因素
一、生命意义感
生命意义感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奥地利学家Frankl（1962）在《活出意义来》书中第一次以心理学的概念将其提出。他认为生命意义对人类来说是必需的，人类也在不断追寻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会在不同的时间段认知到不同的生命意义和价值。随后国内外学者都根据各自的理解对生命意义感的概念做出了不同的定义，但是目前学者们对于生命意义感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一）国外生命意义感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生命意义感的研究起步较早，不同的学派对于生命意义感有着不同的界定。Wong（1987）认为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基于文化而构建的认知系统，它会对个体行为或目标的选择产生影响，赋予个体生活目的感和成就感，让个体认为生活是有价值的。Steger（2006）等人认为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自我重要性和存在意义性的感知，将生命意义感划分为两个维度：拥有生命意义感和寻求生命意义感。前者指个体感受到人生意义的程度（结果），后者指个体寻求生命意义的积极性（过程）。
（二）国内生命意义感的相关研究
随着对于生命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也更多的人注意到了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入到生命意义感的研究中，在借鉴可参考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对生命意义感的概念版展开深入的研究。
何英奇（1987）将生命意义感定义为个体感受到生命目的和意义的过程。黄惠秋（2002）提出生命意义感是一项“独特的使命”，它是由个人给予的，能够引导个体对生命的感悟，并为实现使命拥有正确的人生态度。随后，吴淑华、李桂仙和罗素兰（2006）也提出了对生命意义感的理解，同意“独特的使命”这
一阐释。张利燕（2010）提出生命意义感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涵：首先，从内容角度来说，生命意义感包含目标、统合及实现感三个核心特征;其次，从结构角度来看，生命意义感具有多维度结构，认同Wong将生命意义感可分为情感、认知和动机三部分。最后，生命意义的感受因个体特征差异而不同，但同时具有相对稳定性。
二、关于生命意义感现状的研究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对于生命意义感，也对某些人群的生命意义感做了详细的调查，在早年的一些研究中，多数人群的生命意义感较低，例如在周娟（2008）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生命意义感的调查中，根据高职院校学生《生活目的测试》量表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职院校的学生处于生命意义和目的不明确状态，高职院校的学生处于生命无意义、无目的状态，说明高职院校学生的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在刘明娟（2009）的研究中，初中生中有接近80%的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与前几年的数据相符合。近年来，随着对生命教育的重视，各类人群中的生命意义感逐渐提升，但是仍然还是需要生命教育的继续实施改变，在贾逸夫（2017）的研究中对郑州市的初中生进行调查，得出结论，性别和年级因素是影响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因素，女生在初中阶段，生命意义感及寻求意义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年级因素显著的影响了拥有意义感得分及生命意义感总分，呈现出初二年级学生意义感低下，初一、初三学生生命意义感得分及拥有意义感得分显著高于初二学生的结果。在李文（2020）的《父母教养方式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自我超越的中介效应》中对于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做了一个详细调查，通过相关数据的分析得出，在基本情况上，性别，是否是独生子女以及是否是班干部并不会影响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虽然高中生面临着升学压力，家庭期望，但是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较高，他们会积极地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在张丹（2020）的《初中住校生生命意义感现状调查》的研究生，其对于某所寄宿学校的初中住校生的生命意义感进行调查，发现该校住校生中有接近半数的住校生生命意义感偏低，在日常生活中，负面情绪较多，生活态度消极等，而且在调查中发现，男生相比于女生生命意义感较高，年龄越大，生命意義感越低。
三、关于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创伤性事件影响
创伤性事件指人类经验范围以外的，并且明显使大部分人沮丧的事件，包括突发性的、灾难性的、人为的和非人为的生活事件（倪旭东，2018）青少年突然遭遇具有威胁性和灾难性的事件，不仅会使其身体上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还会产生极大的情绪波动，如果没有及时正确认识创伤性事件，并调整心理状态，就会深陷痛苦之中，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尤其对于青少年和儿童，创伤性事件会导致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惊恐不安、失眠焦虑，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王文超等学者研究表明，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震区青少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发生率最高的时期能达到78.3%，其警觉性、注意力和兴趣爱好都受到极大影响。
而在当前疫情下，心智还不完全成熟的初中生们一方面对疫情的理解多来源于家长的讲述和周围环境的变化，家长对疫情的不当认识以及生活空间的突然缩小都会造成初中生们出现焦虑情绪，变得脆弱、粘人、容易哭泣等。另一方面，心智稍成熟的青少年则会出现和成人相似的应激反应，他们受大量真假难辨的新闻数据和被感染人群的自述冲击，无法客观地认识疫情，导致陷入随时随刻的恐慌中，只要身体稍微出现不适或是周围的人咳嗽，就会联想到疫情，并幻想自己可能会被感染以及感染后的悲惨情境。 （二）工具理性的蔓延
工具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是指通过实践确认工具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实现人的某种功利目的服务（张蓝，2020）。随着后现代否定性、不确定性、多元性等社会思潮开始流行，人们受其影响开始怀疑一切，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确定和把握的，每个人都成了封闭的个体。加上数学方程和形式逻辑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具理性的社会认可度开始超越价值理性，并演变成统治人、压制人的工具。工具理性的快速蔓延促使社会上享乐主义盛行，权利、地位、金钱等成为青少年的追求。但是这些东西只是身外之物，并不能给青少年带来真正的价值思考。
一方面，教师教学以传授知识、提高成绩为主要目标，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无法得到青少年真正的认同。当考试成绩成为学生、家长和老师主要的关注对象，本来应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场所，变成致力把学生培养成接受机械化、结构化知识的“工具人”的“牢笼”。另一方面，受超前消费观念和品牌符号价值影响，青少年的物质欲望增强。他们在没有预估自己消费能力的前提下，使用花呗、借呗、白条等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甚至通过高利贷等非法筹款途径享受消费带给自己的刺激，这会造成青少年自我约束能力降低，并使他们过于注重消费带给自己的快乐，忽视充实精神世界，导致生命意义感降低。
（三）高度聚焦自我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虽然有生活追求，却以利己为活动核心，这反映了当代人高度聚焦自我、个人利益至上的特点。青少年在家庭和学校中接受的教育也多是管好自己就行，使得青少年只关注到自己的感受和目标，而忽视与他人和集体的联系，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要说主动为集体和社会作贡献，这会导致自我超越感的缺失，从而导致生命意义感缺失。一方面，对青少年来说，长时间的知识学习无疑是枯燥、乏味的，当他们高度聚焦自我的感受时，是不愿意忍受学习的苦和累的，因此部分青少年选择暂时的享乐而放弃学业。但是学校考试是无法逃避的，因此部分青少年为了取得理想的成绩，会蔑视规则，选择考试作弊。另一方面，部分青少年受传统思想和当前社会现实影响，认为成绩就是一切，导致因为成绩不理想而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自杀的事件频繁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的生活中只有学习，缺乏对生活其他方面的感悟及对生命的思考。
随着对生命意义教育的重视，各类人群的生命意义感都逐渐提高，在学生人群中，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相对较高，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寻找生命意义的心理，但是面临着学习以及家长的期待，也还是有不少的人生命意义感相对较为薄弱，不知道如何寻找生命意义，不太有目标。近年来，青少年自杀事件的频繁发生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放在了中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上，在疫情下，面对着疾病的发生，相对封闭的空间，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下，这种生活方式也在影响着中学生的生命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当前还没有过多的学者再关注该情况下的中学生的生命意义感的情况，是否是发生了转变，其是否会使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去研究的现象。
参考文献
[1]倪旭东，唐文佳.生命意义的缺失与追寻[J].心理学，2018，38（6）：497- 503
[2]何英奇.大专学生之生命意义感及其相关：意义治疗法基本概念之实证性研究[J]教育心理学报1987，20（1）：87-186.
[3]维克多·弗兰克尔（著）.何忠强，杨凤池（译）.（2003）.追寻生命的意义.北京：新华出版社.
[4]黄惠秋.认识自我生命教育课程对国中生自我概念、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之实验研宄[D].慈济大学教育研宄所，2002.
[5]吴淑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之研究[D].台湾嘉义台湾嘉义大学?2005.
[6]张蓝，郝振君.实施生命教育，提升生命意義感[J].中国德育，2020（15）： 14-18.
[7]张利燕，谢佳，郭芳姣.生命意义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的适用性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06）：698-700.
[8]张丹.初中住校生生命意义感现状研究[J].校园心理，2020（4）：320- 322.
[9]刘明娟.初中生生命意义感的调查与干预研究[D].山西大学，2009.
[10]周娟.高职院校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研究初探[D].南京师范大学，2008.
[11]贾逸夫.初中生生命意义感与学习动机的关系与干预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7.
[12]李文.父母教养方式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自我超越的中介效应[D].西北师范大学，2020.
[13]Pan，J.Y.，Wong，D. F. K，Chan，C. L. W，& Joubert，L. Meaning of life as a protective factor of positive affect in acculturation： A resilience framework and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08，32，505–514.
[14]Steger，M. F..Structural validity of the Life Regards Index.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2007，40，97–109.
[15]Steger，M. F.Meaning in life.In S. J. Lopez，（Ed.），Encyclopedia of positive psychology，. Oxford，UK： Blackwell Publishing.2009，605–610.
姓名：廖希诺，1993年，女，汉族，籍贯：湖南益阳，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儿童保护与家庭教育服务，单位：中华女子学院，
项目名称：新冠疫情下初中生生命意义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三所中学为例，项目编号：ZKY201010403。
关键词：初中生;生命意义感;因素
一、生命意义感
生命意义感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奥地利学家Frankl（1962）在《活出意义来》书中第一次以心理学的概念将其提出。他认为生命意义对人类来说是必需的，人类也在不断追寻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会在不同的时间段认知到不同的生命意义和价值。随后国内外学者都根据各自的理解对生命意义感的概念做出了不同的定义，但是目前学者们对于生命意义感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一）国外生命意义感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生命意义感的研究起步较早，不同的学派对于生命意义感有着不同的界定。Wong（1987）认为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基于文化而构建的认知系统，它会对个体行为或目标的选择产生影响，赋予个体生活目的感和成就感，让个体认为生活是有价值的。Steger（2006）等人认为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自我重要性和存在意义性的感知，将生命意义感划分为两个维度：拥有生命意义感和寻求生命意义感。前者指个体感受到人生意义的程度（结果），后者指个体寻求生命意义的积极性（过程）。
（二）国内生命意义感的相关研究
随着对于生命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也更多的人注意到了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入到生命意义感的研究中，在借鉴可参考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对生命意义感的概念版展开深入的研究。
何英奇（1987）将生命意义感定义为个体感受到生命目的和意义的过程。黄惠秋（2002）提出生命意义感是一项“独特的使命”，它是由个人给予的，能够引导个体对生命的感悟，并为实现使命拥有正确的人生态度。随后，吴淑华、李桂仙和罗素兰（2006）也提出了对生命意义感的理解，同意“独特的使命”这
一阐释。张利燕（2010）提出生命意义感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涵：首先，从内容角度来说，生命意义感包含目标、统合及实现感三个核心特征;其次，从结构角度来看，生命意义感具有多维度结构，认同Wong将生命意义感可分为情感、认知和动机三部分。最后，生命意义的感受因个体特征差异而不同，但同时具有相对稳定性。
二、关于生命意义感现状的研究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对于生命意义感，也对某些人群的生命意义感做了详细的调查，在早年的一些研究中，多数人群的生命意义感较低，例如在周娟（2008）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生命意义感的调查中，根据高职院校学生《生活目的测试》量表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职院校的学生处于生命意义和目的不明确状态，高职院校的学生处于生命无意义、无目的状态，说明高职院校学生的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在刘明娟（2009）的研究中，初中生中有接近80%的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与前几年的数据相符合。近年来，随着对生命教育的重视，各类人群中的生命意义感逐渐提升，但是仍然还是需要生命教育的继续实施改变，在贾逸夫（2017）的研究中对郑州市的初中生进行调查，得出结论，性别和年级因素是影响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因素，女生在初中阶段，生命意义感及寻求意义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年级因素显著的影响了拥有意义感得分及生命意义感总分，呈现出初二年级学生意义感低下，初一、初三学生生命意义感得分及拥有意义感得分显著高于初二学生的结果。在李文（2020）的《父母教养方式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自我超越的中介效应》中对于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做了一个详细调查，通过相关数据的分析得出，在基本情况上，性别，是否是独生子女以及是否是班干部并不会影响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虽然高中生面临着升学压力，家庭期望，但是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较高，他们会积极地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在张丹（2020）的《初中住校生生命意义感现状调查》的研究生，其对于某所寄宿学校的初中住校生的生命意义感进行调查，发现该校住校生中有接近半数的住校生生命意义感偏低，在日常生活中，负面情绪较多，生活态度消极等，而且在调查中发现，男生相比于女生生命意义感较高，年龄越大，生命意義感越低。
三、关于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创伤性事件影响
创伤性事件指人类经验范围以外的，并且明显使大部分人沮丧的事件，包括突发性的、灾难性的、人为的和非人为的生活事件（倪旭东，2018）青少年突然遭遇具有威胁性和灾难性的事件，不仅会使其身体上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还会产生极大的情绪波动，如果没有及时正确认识创伤性事件，并调整心理状态，就会深陷痛苦之中，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尤其对于青少年和儿童，创伤性事件会导致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惊恐不安、失眠焦虑，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王文超等学者研究表明，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震区青少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发生率最高的时期能达到78.3%，其警觉性、注意力和兴趣爱好都受到极大影响。
而在当前疫情下，心智还不完全成熟的初中生们一方面对疫情的理解多来源于家长的讲述和周围环境的变化，家长对疫情的不当认识以及生活空间的突然缩小都会造成初中生们出现焦虑情绪，变得脆弱、粘人、容易哭泣等。另一方面，心智稍成熟的青少年则会出现和成人相似的应激反应，他们受大量真假难辨的新闻数据和被感染人群的自述冲击，无法客观地认识疫情，导致陷入随时随刻的恐慌中，只要身体稍微出现不适或是周围的人咳嗽，就会联想到疫情，并幻想自己可能会被感染以及感染后的悲惨情境。 （二）工具理性的蔓延
工具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是指通过实践确认工具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实现人的某种功利目的服务（张蓝，2020）。随着后现代否定性、不确定性、多元性等社会思潮开始流行，人们受其影响开始怀疑一切，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确定和把握的，每个人都成了封闭的个体。加上数学方程和形式逻辑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具理性的社会认可度开始超越价值理性，并演变成统治人、压制人的工具。工具理性的快速蔓延促使社会上享乐主义盛行，权利、地位、金钱等成为青少年的追求。但是这些东西只是身外之物，并不能给青少年带来真正的价值思考。
一方面，教师教学以传授知识、提高成绩为主要目标，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无法得到青少年真正的认同。当考试成绩成为学生、家长和老师主要的关注对象，本来应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场所，变成致力把学生培养成接受机械化、结构化知识的“工具人”的“牢笼”。另一方面，受超前消费观念和品牌符号价值影响，青少年的物质欲望增强。他们在没有预估自己消费能力的前提下，使用花呗、借呗、白条等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甚至通过高利贷等非法筹款途径享受消费带给自己的刺激，这会造成青少年自我约束能力降低，并使他们过于注重消费带给自己的快乐，忽视充实精神世界，导致生命意义感降低。
（三）高度聚焦自我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虽然有生活追求，却以利己为活动核心，这反映了当代人高度聚焦自我、个人利益至上的特点。青少年在家庭和学校中接受的教育也多是管好自己就行，使得青少年只关注到自己的感受和目标，而忽视与他人和集体的联系，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要说主动为集体和社会作贡献，这会导致自我超越感的缺失，从而导致生命意义感缺失。一方面，对青少年来说，长时间的知识学习无疑是枯燥、乏味的，当他们高度聚焦自我的感受时，是不愿意忍受学习的苦和累的，因此部分青少年选择暂时的享乐而放弃学业。但是学校考试是无法逃避的，因此部分青少年为了取得理想的成绩，会蔑视规则，选择考试作弊。另一方面，部分青少年受传统思想和当前社会现实影响，认为成绩就是一切，导致因为成绩不理想而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自杀的事件频繁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的生活中只有学习，缺乏对生活其他方面的感悟及对生命的思考。
随着对生命意义教育的重视，各类人群的生命意义感都逐渐提高，在学生人群中，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相对较高，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寻找生命意义的心理，但是面临着学习以及家长的期待，也还是有不少的人生命意义感相对较为薄弱，不知道如何寻找生命意义，不太有目标。近年来，青少年自杀事件的频繁发生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放在了中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上，在疫情下，面对着疾病的发生，相对封闭的空间，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下，这种生活方式也在影响着中学生的生命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当前还没有过多的学者再关注该情况下的中学生的生命意义感的情况，是否是发生了转变，其是否会使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去研究的现象。
参考文献
[1]倪旭东，唐文佳.生命意义的缺失与追寻[J].心理学，2018，38（6）：497-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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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惠秋.认识自我生命教育课程对国中生自我概念、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之实验研宄[D].慈济大学教育研宄所，2002.
[5]吴淑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之研究[D].台湾嘉义台湾嘉义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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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利燕，谢佳，郭芳姣.生命意义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的适用性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06）：698-700.
[8]张丹.初中住校生生命意义感现状研究[J].校园心理，2020（4）：320- 322.
[9]刘明娟.初中生生命意义感的调查与干预研究[D].山西大学，2009.
[10]周娟.高职院校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研究初探[D].南京师范大学，2008.
[11]贾逸夫.初中生生命意义感与学习动机的关系与干预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7.
[12]李文.父母教养方式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自我超越的中介效应[D].西北师范大学，2020.
[13]Pan，J.Y.，Wong，D. F. K，Chan，C. L. W，& Joubert，L. Meaning of life as a protective factor of positive affect in acculturation： A resilience framework and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08，32，505–514.
[14]Steger，M. F..Structural validity of the Life Regards Index.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2007，40，97–109.
[15]Steger，M. F.Meaning in life.In S. J. Lopez，（Ed.），Encyclopedia of positive psychology，. Oxford，UK： Blackwell Publishing.2009，605–610.
姓名：廖希诺，1993年，女，汉族，籍贯：湖南益阳，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儿童保护与家庭教育服务，单位：中华女子学院，
项目名称：新冠疫情下初中生生命意义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三所中学为例，项目编号：ZKY20101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