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长和稳定的角度重新认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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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单纯经济增长到综合增长的转变。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确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从系统学角度看,增长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于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发展的机理,明晰了发展与增长的区别和联系,探讨了稳定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当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局限于“可持续增长模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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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报》(社科版)创刊50年了,我同它交往也是50年了。我对《学报》而言有三重身份:读者、作者和编者。我从《学报》诞生以来就是它的忠实读者,它是我获得各种新鲜的学术信息的重要源泉之一。我也是从它的诞生之日起成了它的作者的。《学报》1955年第1期上刊登了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三位先生和我共同撰写的文章。此后,除10年“文革”而外,我关于列宁的《辩证法的要素》的独创性理解,是20世纪60年代在《学报》上首先发表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学报》上发表了若干坚持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其中《必须坚持辩证唯
虽然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是,即使在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哲学家们也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哲学界的主导观点是把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整个世界及其规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一问题上又产生了严重观点分歧。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概括和评析。作者认为,哲学是一个学科群,一个以世界观或本体论为核心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的部门哲学群,部门哲学的数量虽然难以确定,但世界观、本体论是不可缺乏的。
从20世纪上半叶起,西方哲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尝试着从大量经典中梳理出“中国哲学”,他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构建了若干重要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内涵,在西方哲学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如果“中国哲学”受制于西方哲学框架的限制,便会失去其丰富的涵义。中国哲学要对世界哲学作出贡献,必须在立足中国自身的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当前西方哲学的新成果来影响世界的哲学界,使“中国哲学”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哲学中的特殊的名词概念也不必套用西方哲
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是通过市场和组织的不断改进而实现的。企业家创新仿佛生物学上的“突变”,无法事先预知,却能事后被理解。之所以无法预知,是因为开始时创新者总是拥有私人信息,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超额利润。之所以能事后被理解,是因为最后公众都会知晓这些创新,而创新的利润率也会渐趋于平均回报率。创新的这些特点,对旨在促进增长的法律和政策制订大有启发。特别是,政府官员不可能依赖公共信息来预测哪些公司或产业将获得快速增长。因此,旨在促进增长的产业政策也未必能获成功。产业政策的支持者们,犯了和历史上的重商主义者们同样
社会选择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什么是决定社会选择所需的信息?如何取得所需的信息?社会福祉函数应该采取何种形式?著者认为社会福祉函数应该是人们的基数效用或福祉的无权总和。排除基数效用或偏好的强度是阿罗(Arrow)不可能定理成立的关键。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是社会选择所须要有的信息,但这信息很难获得,因而有“人际可比基数效用的悖论”。以人们的支付意愿来衡量偏好的强度,以无权总和来进行决策。在个别问题上,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可以在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经济政策(甚至其他)领域解除这个悖论,并使社会
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对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起着关键的作用。本文研究了不同公共投资政策的福利成本。我们在一个存在基础设施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内生增长框架内,给出了计算经济从非均衡状态过渡到平衡增长路径这个过程中的社会福利的方法,比较了不同公共投资政策相对于帕累托最优经济而言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成本,并分析了影响福利成本的各种因素。政府的最优公共投资政策是使得福利成本最小的政策;在一定条件下,政府短期内可以采取推动型政策以有效地改变经济结构,从而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改善社会福利。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北京大学主办的大型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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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21日,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Fogel)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作了题为“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的演讲。这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为庆祝成立10周年举办的“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继Robert A.MundeU, James J. Heckman和Vernon L.Smith之后第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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