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公众对话的国际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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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媒时代,政府、公众、科学共同体和媒体融通于“公众参与科学”的对话模式.解构“公众对话”内涵,比较丹麦、荷兰、美国等八国公众对话模式的分析维度、类型与媒介策略.从整体性发展、主体专业化与数字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我国公众参与科学对话机制的建议,以期优化科学决策过程和助益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其他文献
“铁道”等译词的历史起源与传播轨迹反映了近代中国与 日本铁路认知互动情形的复杂性.中国的铁路认知起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早于日本,且以“铁路”等译词影响后者.“铁道”在中国源自1866年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和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但于洋务运动时期使用频率很低.“铁道”在日本源自1860年玉虫左太夫的《航米日录》,随着明治维新时期铁路事业的飞跃而成为通用词.明明“铁道”在两国各有源头,后来却往往被误以为是日式译词.借助计量分析可知,“铁道”在甲午战争后逐渐流行于中国,形成与“铁路”两者并用的局面并延续至今.
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专家阶层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与日俱增.然而,已有研究却存在着主体与结构的双重缺失,无法有效解释专家阶层在国家治理中的整体性功能.基于此,本文试图找回专家阶层,提出专家阶层在国家治理中的双向嵌入性自主的结构属性.双向嵌入性厘定了专家阶层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功能,而嵌入性与自主性之间内在张力的调和则为实现整体性治理功能提供了逻辑依归.这一逻辑要求在嵌入性与 自主性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机制,该平衡机制应当从学术共同体自身、边界组织、合法性审查机制、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建设.
哈维发现血液循环通常被看作近代生理学的开端,其中《心血运动论》中的定量实验被认为是哈维的方法论革命.而量化的逻辑前提是质的统一,动脉血和静脉血的同质化是血液循环得以发现的重要前提.因此,哈维需要革新盖伦生理学遗留的精气观念.盖伦认为精气是灵魂驱动身体的中介,哈维则论证血液才是灵魂的载体,从而取消了精气的地位;在对心脏机械化的描述中,哈维进一步否认了动脉血中含有作为气体的精气.由此,哈维从功能上和物理形态上统一了动脉血和静脉血的本质,使定量实验成为可能.这一血液观乃至灵魂论的革命是理解哈维方法论革命的观念前
STS第三波已逐步发展成熟,作为理论基础的专长类别已经由交互专长和贡献专长,发展成为系统的专长周期表.但其在贡献专长概念、交互专长与贡献专长的进阶关系、泛在默会专长的分类与进阶等方面存在局限性.因此,文章通过严格定义贡献专长、提出泛在—专门、交互—贡献两个维度的分类框架,修正完善现有专长分类体系,以期为STS第三波的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张载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关学学派的创立者,其思想体系蔚为大观,然而其独特的天文思想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太虚即气”这一重要命题的具体内涵长久以来未有定论.从宇宙结构、宇宙运动以及宇宙动因三个方面探讨张载的天文学思想并且明确“太虚”与“气”在天文学中的具体内涵和关系,能够对理解张载“太虚即气”命题的内涵和成因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此外,通过分析《尚书·考灵曜》“双重天球”模式和“地动说”对张载天文思想的影响,是对张载天文思想研究的推动.
新冠疫情爆发后,基于对“例外状态”的错位理解,阿甘本等西方生命政治理论家们几乎以一种反智主义态度拒斥政治权力.这种哲学上对于生命的僭越与他们所担忧的政治对生命的僭越同样危险.在这种死亡向的生命政治批判中,生命的真实存在被自由观念所遮蔽,政治的可能也同样被警惕.对当下这一外部性、整体性、非政治的例外状态下的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反思,让技术膺服于生命及其可能,或有助于我们对生命—政治,乃至后疫情时代的政治、技术及其可能探明方向.
皮埃尔-约瑟夫·马凯是18世纪后半叶法国最重要的化学家之一,其化学的形而上学与英国化学多有不同,其亲合法则具有鲜明的演绎特征,在硬瓷、染料等领域的实践深入而持久.马凯化学的理论板块紧密地与实践板块结合在一起,与形而上学板块保持一致而不紧密的联系,其形而上学板块内部却呈现不一致的状况.因此,马凯化学总体上呈现出元素论化学的风格,而马凯是不是牛顿主义者并非一个显著的问题.马凯化学的总体图景也例示了形而上学、化学理论和化学实践三者互动的一种形式.
分配正义是关于人类基因干预的重要议题.分配正义原则规范着人类基因干预如何促进社会正义.目前国外学界针对人类基因干预所构建的分配正义原则主要有三种,即基因的适当最小化原则、基因差异原则、充足与优先混合原则.但是,这三种原则均面临着理论困难.在基因的适当最小化原则中,基因的最低界限代表着人的正常功能,但这种正常无法面对文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基因差异原则无法确立基因最弱势者的标准,且未能解决其与生育自由的矛盾.充足与优先混合原则试图超越前两种原则,但忽视了基因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以及基因干预中自由与责任的
无人驾驶的发展伴随着算法设计的诸多道德争议.电车难题是其面临的关键道德困境之一.功利主义作为电车难题中最为大多数所接受的选择,是最受期待的算法之框架.但根据伯尼法等学者的调查,功利主义尽管最符合大众偏好,在购买调查中,使用该算法的无人驾驶车却乏人问津.究竟是被试的道德偏好有所转变,抑或是道德偏好独立于选择偏好之外?电车难题的功利主义偏好是否应成为算法设计的依据?针对以上疑问,我们设置了选择与道德接受度并行的三情境实验,发现被试的选择与道德偏好并不构成连动关系,电车难题的既有偏好不足以作为无人驾驶采取功利主
倾向性归属分析就是明确倾向性的显现和显现条件,有简单条件分析法和一系列复杂分析法.前者面临着破坏、遮蔽、模仿和解毒剂等反例的困扰,后者如改进的条件分析法同样面临着遮蔽和解毒剂等反例的困扰,而非条件分析法如“习惯”分析法又面临着习惯与倾向性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如将倾向性理解为自然类倾向性(DK),与显现相关的本质也为类本质(PK),那么,类倾向性在个体化时其显现只具有自然必然性,能容许反例.因此,倾向性归属分析中出现的反例似乎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