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用“摇号新政”限制车辆上路，而这一招，早在去年4月就遭到成都人的反对。摇号是否是一剂良药还不得而知，另一味药方—车牌拍卖，在上海实行了16年之后依旧未摆脱合法性的质疑。北京、上海、成都，看中国三大“堵城”突围运作，背后则是三地政府的不同治理方式。
　　
　　几年前，中国人以为，治堵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超大都市的专属。转眼间，拥堵却成为中国普遍的“城市病”。可能你还对北京立交桥上被堵两三个小时动弹不得的经历心有余悸，转身，回在杭州，你依旧被堵在回家的路上。
　　拥堵从北京、上海、广州，如病菌传播般，正向成都、杭州、西安、南京、长春这样的省会级城市蔓延，速度越来越快，触角甚至伸向了汕头、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的二三线城市。
　　为什么一座座城市成了堵城？
　　在千篇一律的建筑包装下，全国的城市越来越趋同，普遍缺乏长远规划，城市摊大饼式发展。行政区、商业区、工作区域高度集中。开发商力量远超过了规划力量，大规模的商业楼盘出现在城市的周边地带，却如“睡城”般寂静。工作与生活区的剥离，不得不依赖交通工具，但是道路设计不科学，轨道交通发展过慢，公交网络不合理等等因素下，人们将解决之道转向了拥有自驾车。
　　但是，一场小雨、一场小雪，甚至一辆小车在路上抛锚了，都会引起整个城市交通路段的瘫痪。如何治堵，成了中国最大的公共民生难题之一。
　　在中国，北京、上海、成都是车辆保有量位居前三的城市，我们以三个城市作为样本，看在堵与治的突围当中，三地政府有着怎样的治理方式。
　　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公布了治堵新政，旋即引发抢购风潮。北京人惊奇地发现，所有表面的疯狂背后都有一个理性的逻辑，每一个小道消息被证实真实过后，丧失的都是对公权的信任。而梳理每一次北京治堵政策的出台，都会让生活在这座巨大型城市人们深深地忧虑：那些指标不治本的办法用尽之后，还如何面对它的拥堵问题。
　　上海以“拍卖”形式控制汽车上牌，实行16年后，法律依据始终模糊，黄牛操控价格，拍卖的资金去向成谜。在确实有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控制了机动车保有量之后，人们追问的是其合法性，而不是它的效率性。
　　好在还有成都这样的城市。在面对大都市病时，这个城市的政府展现了对民意真诚的尊重，这个城市的市民体现了公众参与的热忱和能力。这让人深感安慰，公众参与从来都是现代城市决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没有两个城市是一模一样的，学习哪个经验，规避哪种恶果，也许每个城市的选择都会不同。但是，选择一种更公开、更透明、更民主化的路径逃离拥堵，却是共同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