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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个在当代颇具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在传统的观点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之间，他一方面继续坚持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同时对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建立反思现代性的口号。其中，对于科学与民主关系的认识很有新意，值得关注。
风险社会与科学
贝克认为，当代社会与过去的工业化社会不同，他称之为风险社会。今天，财富短缺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被降低，风险问题的重要性则上升。如果说工业社会中考虑的重点是财富分配，那么风险社会中关键的是风险如何分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来自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当今风险社会中，风险不再是个人的风险，而是全球性、结构性现象，例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之类的环境危机等等，更不用说核军备竞赛、恐怖主义。过去风险与个人的勇气相关，今天则涉及到人类的生存。如果说，过去人们所苦恼的是来自自然和传统的束缚，那么今天则正在为技术－经济发展本身的风险所取代。
和过去主要来自于自然的风险不一样，今天风险不再是表面可以被把握的，而是更加的隐蔽和危险，往往需要科学方法测定才能发现。例如，难以降解的DDT的长期富集，电池中所含有的重金属污染的危害，等等。而且由于风险的扩散速度加快，风险不再仅限于产生风险的地方，无法做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无论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还是二恶英污染的传播，都会让原本毫不相干的人深受痛苦。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太复杂、不确定因素太多，一般的科学计算方法对于风险评估无能为力。因此，当今社会中，不明的、无法计算的、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
由于污染和风险，不像收入和教育那样可以直接感知，它要依赖于科学的感知来确定。所以面对风险，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非常无助，就是因为风险的确定具有知识依赖性和不可见性，这种不可见但却能带来巨大危险的存在使理论变成了构建现实的重要因素。
贝克认为，正是风险的考虑，迫使科学和工业问题再度成为伦理、民主讨论的对象。因为科学本身在评估风险问题上的内在局限性，风险评估永远无法排除伦理、政治、经济、文化的考量，这使得理性摆脱了科学的垄断，也使得科学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更加深入、复杂。
从独断的科学到反思的科学
按贝克的观点，工业社会并非现代性的唯一表现形式，它仅是现代性不完整的表现，在许多方面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不够彻底。他认为在工业社会中，科学就像手电筒，批判反思的矛头从来都没有指向自身。一些科学领域成为政治和伦理批判范围之外的独立王国。这种独断的科学不适应风险社会的需要，必须将科学的批判和理性精神贯彻到底，发展为反思的科学。
工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初级的科学化，从传统与现代、普通人与专家的对立中获得其权威地位。按照这种科学理念，人们遭受的疾病、危机和灾难，都是来自于野蛮的、不可理喻的自然，以及顽固保守的传统的束缚。所有的问题和过失，都是由于科学还不够发达所致，只有科学的威力尚未到达的领域中才会隐藏着风险，只要科学足够发达，知识的光芒将会驱散一切灾难。显然，这种态度是与科学还没有明显地覆盖其应用领域这一事实密切相关的。因此，人们总是可以想象科学真正发达和普及之后的那种理想状态是多么的美好。
正因为如此，这种初级的科学在风险问题上常常表现出无能为力。在复杂的作用网络中，越是将风险界定为严格的因果联系，风险就越是难以确定，这是由风险本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所以，风险社会中对科学和技术日益增长的批判，并非来源于批评者的非理性，而恰恰是由于科技理性在面对文明的风险和威胁不断增长着的失败时才产生的。这种失败并非偶然的无能和缺陷，而是制度性的。因为，科学往往首先关注生产力，而对于风险一般是推后考虑。生产力的提高足以为科学提供合法性支持，而产生的所有负面影响却总是被认为与科学无关，仅仅是不当使用所致，或者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
时至今日，当代科学往往不能解决风险问题，因为治理的费用不断高涨，因此，工程科学必须要重构。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人为对立必须要取消，自然不能放在社会之外孤立地去考虑。“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已经成为在数字掩饰下的政治学、伦理学、商业和司法实践的分支，尽管处在它们所有的表面客观性的保护下”。
这就是说，科学开始将反思批判的矛头对准自身，或者说科学自身也要成为社会理性批判的对象。科学越来越不能满足消费者和公众的安全感需要。伴随着公众对于科学本身易错的认识，进行怀疑的主体从科学一方转换到实践者一方。科学提供种种数据和论证，但是最终进行决策者不是遵守科学的训令，而是将其作为各种相互竞争的论证手段来加以利用，在此过程中这些手段也会受到批评和评估。
可见，随着科学在现代社会的应用，科学技术系统产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扩散到科学之外的社会领域上。如此一来，政治、商业和公共领域中受到科学后果影响的公众就与科学技术的应用者一道，共同参与对知识的界定。对于社会公众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者来说，这种“反思的科学”模式，开启了在科学成果的生产和应用过程中新的影响和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新发展，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包含了将社会实践从科学的垄断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科学知识可能成为经济政治利益和“新教条”的仆从。所以，“反思的科学”更加需要民主和政治批判。
科学成为民主政治的对象
现代社会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就是民主政治的原则。然而，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中这一原则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在民主政治中对于批评的高度敏感性与技术－经济领域中对批评的相对免疫性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比。而在风险社会中，民主政治的适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包括了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应用的工商业领域。
以医学为例，医学自身的进步被当作可以不经普通公众的社会生活状况所认可的活动。而这一寂静无声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结果、目标和危险的问题，只是在事后才必须接受社会公众的批判性探究。例如，克隆技术应用于高等动物生命的无性繁殖，相关研究是完全独立于社会公众的民主政治讨论的。只是这一技术研发成功后，它所引发的关于人的生命是否克隆问题，牵涉到异常复杂的社会伦理问题时，社会公众才得以参加讨论、立法，等等。
因此，在内部医学实践的决策力量与外部争议和控制之间，长期保持着一种彻底的不平衡性。因为，对于这些变化，公众以及政治领域必然总是 “不知情的”，总是无奈地、被动地跟在发展状况的后面，根据变化所带来的道德和社会后果进行思考。这种不平衡性还表现在，政治活动总是存在着监督、修正和缓解的可能性，而这些传统政治之外的科学进步则享有一种无需曲折复杂程序才能实施的直接性。
如果以传统政治的三权分立来类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医学实践者那里立法和行政的力量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毫无分权的制约，也无需民主授权，所产生的影响事后才被受影响的群体所知晓，并且是没有选择地被迫认可。
所以，风险社会中的困境在于，科学和商业的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受到这种影响的公众却无法通过相关的活动对这样的决策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施加影响。因此，传统认为科学活动、工商业活动都是高度自主、独立的领域，不受公众影响，这种观念现在必须改变。
按照贝克的观点，风险社会是一个自我学习的社会，风险是社会批判的基本参照点和前提。科学研究不再是封闭独立的领域，它应该接受那些反馈的有关威胁和风险的报告。这些报告对科学活动提出挑战，促进它的工作的再组织。这就使得科学研究领域成为民主政治原则发挥作用的范围，这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
风险社会与科学
贝克认为，当代社会与过去的工业化社会不同，他称之为风险社会。今天，财富短缺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被降低，风险问题的重要性则上升。如果说工业社会中考虑的重点是财富分配，那么风险社会中关键的是风险如何分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来自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当今风险社会中，风险不再是个人的风险，而是全球性、结构性现象，例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之类的环境危机等等，更不用说核军备竞赛、恐怖主义。过去风险与个人的勇气相关，今天则涉及到人类的生存。如果说，过去人们所苦恼的是来自自然和传统的束缚，那么今天则正在为技术－经济发展本身的风险所取代。
和过去主要来自于自然的风险不一样，今天风险不再是表面可以被把握的，而是更加的隐蔽和危险，往往需要科学方法测定才能发现。例如，难以降解的DDT的长期富集，电池中所含有的重金属污染的危害，等等。而且由于风险的扩散速度加快，风险不再仅限于产生风险的地方，无法做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无论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还是二恶英污染的传播，都会让原本毫不相干的人深受痛苦。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太复杂、不确定因素太多，一般的科学计算方法对于风险评估无能为力。因此，当今社会中，不明的、无法计算的、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
由于污染和风险，不像收入和教育那样可以直接感知，它要依赖于科学的感知来确定。所以面对风险，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非常无助，就是因为风险的确定具有知识依赖性和不可见性，这种不可见但却能带来巨大危险的存在使理论变成了构建现实的重要因素。
贝克认为，正是风险的考虑，迫使科学和工业问题再度成为伦理、民主讨论的对象。因为科学本身在评估风险问题上的内在局限性，风险评估永远无法排除伦理、政治、经济、文化的考量，这使得理性摆脱了科学的垄断，也使得科学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更加深入、复杂。
从独断的科学到反思的科学
按贝克的观点，工业社会并非现代性的唯一表现形式，它仅是现代性不完整的表现，在许多方面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不够彻底。他认为在工业社会中，科学就像手电筒，批判反思的矛头从来都没有指向自身。一些科学领域成为政治和伦理批判范围之外的独立王国。这种独断的科学不适应风险社会的需要，必须将科学的批判和理性精神贯彻到底，发展为反思的科学。
工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初级的科学化，从传统与现代、普通人与专家的对立中获得其权威地位。按照这种科学理念，人们遭受的疾病、危机和灾难，都是来自于野蛮的、不可理喻的自然，以及顽固保守的传统的束缚。所有的问题和过失，都是由于科学还不够发达所致，只有科学的威力尚未到达的领域中才会隐藏着风险，只要科学足够发达，知识的光芒将会驱散一切灾难。显然，这种态度是与科学还没有明显地覆盖其应用领域这一事实密切相关的。因此，人们总是可以想象科学真正发达和普及之后的那种理想状态是多么的美好。
正因为如此，这种初级的科学在风险问题上常常表现出无能为力。在复杂的作用网络中，越是将风险界定为严格的因果联系，风险就越是难以确定，这是由风险本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所以，风险社会中对科学和技术日益增长的批判，并非来源于批评者的非理性，而恰恰是由于科技理性在面对文明的风险和威胁不断增长着的失败时才产生的。这种失败并非偶然的无能和缺陷，而是制度性的。因为，科学往往首先关注生产力，而对于风险一般是推后考虑。生产力的提高足以为科学提供合法性支持，而产生的所有负面影响却总是被认为与科学无关，仅仅是不当使用所致，或者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
时至今日，当代科学往往不能解决风险问题，因为治理的费用不断高涨，因此，工程科学必须要重构。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人为对立必须要取消，自然不能放在社会之外孤立地去考虑。“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已经成为在数字掩饰下的政治学、伦理学、商业和司法实践的分支，尽管处在它们所有的表面客观性的保护下”。
这就是说，科学开始将反思批判的矛头对准自身，或者说科学自身也要成为社会理性批判的对象。科学越来越不能满足消费者和公众的安全感需要。伴随着公众对于科学本身易错的认识，进行怀疑的主体从科学一方转换到实践者一方。科学提供种种数据和论证，但是最终进行决策者不是遵守科学的训令，而是将其作为各种相互竞争的论证手段来加以利用，在此过程中这些手段也会受到批评和评估。
可见，随着科学在现代社会的应用，科学技术系统产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扩散到科学之外的社会领域上。如此一来，政治、商业和公共领域中受到科学后果影响的公众就与科学技术的应用者一道，共同参与对知识的界定。对于社会公众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者来说，这种“反思的科学”模式，开启了在科学成果的生产和应用过程中新的影响和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新发展，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包含了将社会实践从科学的垄断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科学知识可能成为经济政治利益和“新教条”的仆从。所以，“反思的科学”更加需要民主和政治批判。
科学成为民主政治的对象
现代社会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就是民主政治的原则。然而，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中这一原则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在民主政治中对于批评的高度敏感性与技术－经济领域中对批评的相对免疫性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比。而在风险社会中，民主政治的适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包括了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应用的工商业领域。
以医学为例，医学自身的进步被当作可以不经普通公众的社会生活状况所认可的活动。而这一寂静无声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结果、目标和危险的问题，只是在事后才必须接受社会公众的批判性探究。例如，克隆技术应用于高等动物生命的无性繁殖，相关研究是完全独立于社会公众的民主政治讨论的。只是这一技术研发成功后，它所引发的关于人的生命是否克隆问题，牵涉到异常复杂的社会伦理问题时，社会公众才得以参加讨论、立法，等等。
因此，在内部医学实践的决策力量与外部争议和控制之间，长期保持着一种彻底的不平衡性。因为，对于这些变化，公众以及政治领域必然总是 “不知情的”，总是无奈地、被动地跟在发展状况的后面，根据变化所带来的道德和社会后果进行思考。这种不平衡性还表现在，政治活动总是存在着监督、修正和缓解的可能性，而这些传统政治之外的科学进步则享有一种无需曲折复杂程序才能实施的直接性。
如果以传统政治的三权分立来类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医学实践者那里立法和行政的力量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毫无分权的制约，也无需民主授权，所产生的影响事后才被受影响的群体所知晓，并且是没有选择地被迫认可。
所以，风险社会中的困境在于，科学和商业的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受到这种影响的公众却无法通过相关的活动对这样的决策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施加影响。因此，传统认为科学活动、工商业活动都是高度自主、独立的领域，不受公众影响，这种观念现在必须改变。
按照贝克的观点，风险社会是一个自我学习的社会，风险是社会批判的基本参照点和前提。科学研究不再是封闭独立的领域，它应该接受那些反馈的有关威胁和风险的报告。这些报告对科学活动提出挑战，促进它的工作的再组织。这就使得科学研究领域成为民主政治原则发挥作用的范围，这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